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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美国《异议》杂志2008年夏季号
2008年春，位于英国伦敦郊外赫特福德郡的一所豪华酒店见证了一场宣扬世界自我进步的盛会。与会的中左民主力量成员主要来自欧洲，仅有少数来自于拉美和世界其他地方。他们在这里共同讨论“全球化和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
富国与会者的心情出人意料地乐观和自信，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依然相信他们仍拥有着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
诚然，部分与会者，如最近刚当选澳大利亚工党主席的陆克文(Kevin Rudd)及其同行新西兰的海伦·克拉特(Helen Clark)。还有智利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都表示他们各自的政党在最近的大选中取得了成功。但如果这些来自欧洲社会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和官员仍然坚信，二战后西欧长期的空前繁荣与和平是由其自信和乐观的政治思潮所带来的，那他们简直就是在自欺欺人。
的确，西班牙社会工人党在3月大选中再次赢得了胜利。法国社会民主党同样也赢得了重大的胜利（尽管两者有所不同），2008年春，法国社会民主党在图卢兹、卡昂和斯特拉斯堡这些城市的地方委员会竞争中取得了胜利，这些都暗示着欧洲社会民主力量再次登上舞台。在瑞典，在野的社会民主工人党和左翼党派结成的同盟在民意测试中所获得的选票已经远远超过非社会主义党派，只不过瑞典的大选要到2010年9月才开始。
欧洲这些普遍的政治情况并不意味着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就能重新赢回它先前的地位。在意大利4月大选中，左翼党就遭遇到了羞辱性失败，名声极差的右翼政客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戏剧性地夺回了权力。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领导的英国工党制定的规章也获得了很不好的民意评价，这是自25年前继左翼党派迈克尔·福特(Mivhael Foot)之后获得的最差评价。
在2007年丹麦大选中，社会民主党损失惨重，所得票数仅仅相当于总票数的1/5。纵观整个欧洲中东部（除匈牙利之外），社会民主党的前景并不被看好。在这些国家中，有些社会民主党不能执政；在某些国家中，比如波兰，他们甚至不能算是主要的在野党派之一。而欧洲两位非常重要的政治领袖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奇都非常坚定地支持民主党右翼。北欧地区也只有挪威的民主政党统治过国家，建立过工党。虽然社会民主党是德国、比利时、荷兰、保加利亚以及立陶宛这些国家联合政府的成员，但是在联合政府中，他们并不能成为主导者。
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衰败来得既突然又有些出乎意料。就像政策网的罗杰·莱德勒(Roger Liddle)报道的那样，组织赫特福德会议的新工党智囊团指出，直到2000年，当时欧盟15个成员国中至少还有11个国家拥有社会民主党或左派的总理或首相，如今却只有4个国家了。
欧洲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所遇到的挫折不会消失，除非在短期内，浮躁和不稳定的选民会改变他们的暂时性选择。但事实却是，社会民主党成员如今过分重视意识形态上的防御性。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已经戏剧性地无情向右倾斜了。相反，社会民主党应该关注的是突如其来出现的严重威胁左派的新力量。
在德国，左翼党(Die Linke)——性质类似于英国工党，成为继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后的全国第三大党。这个党由原东德共产党和德国前财政部长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领导下的脱离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人士共同组成。在2008年春的地方选举中，该党获得了15%的选票，并且成为柏林和汉堡这些城市以及黑森州的主要政治力量。
在社会民主党衰败时期，一个类似的左翼潮流出现在了丹麦。2007年丹麦大选中，社会党左翼牢牢地抓住了丹麦人手中13%的选票。在荷兰，社会民主党左翼在大选中的获胜趋势则显得更加戏剧性，因为在2006年的大选中，荷兰社会党左翼仅赢得了1/6的选票，次于荷兰劳工党。而劳工党因为失去了1/4的主要支持力量仅获得只有20%的选票而宣告失败。
左翼党在选举上的重要突破，实在让欧洲社会民主党困扰和眼花缭乱。社会民主党的很多领导人对左翼党仍持否定态度，继续谴责和嘲笑新左翼不负责任的简单化民主政治和民粹主义。其中部分领导人甚至严重限制新左翼的发展。
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判断中，如果你忽略或妖魔化新左翼，它将会消失不见。但还有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情况例外。瓦特·博斯(Wouter Bos)是荷兰劳工党的主席，最近又当选为上次荷兰大选之后新成立的联合政府的财政部长。这是一位从两年前开始就奉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布朗为典范的执迷不悟的现代化主义者。他一直在长期艰难地思考社会民主党的困境。总之，他关心的不仅仅是所在政党遭受来自左翼的威胁，他还在为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未来政治方向担忧。博斯在赫特福德会议上提出的分析报告，其价值要远远超过在选举时所表现出来的茫然承诺，同时也跨越了选举时所显露出来的肤浅。在报告中，博斯表示用“危机”这个词来形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景还是有点夸张和强烈，但社会基础和经济发展趋势表明，如果它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强大而有效地复出，那么它将要面临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博斯指出，在现代形势下，欧洲社会民主党迄今面临着一场新的艰巨政治挑战，那就是欧洲大陆的左翼力量威胁到了传统的统治力量。博斯所关注的是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即欧洲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分化和多元。人们在各自兴趣领域内彼此的距离越来越大，这并不仅仅是阶级和性别的原因，而且也为种族、宗教、教育、家庭、工作和职业发展模式所影响，而他们的收入数额和所享财富和权力的多少也会带来影响。由于资本、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以及大量劳力的迁移，欧洲各国的边界虽然在表面上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各国之间真正的内在联系却越来越少。
在国家决策的制定和国内道德观念的阐述上，争议和分歧也越来越大。这是欧洲社会和经济深层次转变的结果。博斯认为： “曾经将我们的社会凝聚在一起的传统机制已经变得不是那么有效和具有吸引力，并且正在被分裂势力而不是统一力量所取代。”
像博斯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曾经称赞过这些感知力量，说他们是独立并分散的个人主义，并且他们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的欧洲社会和经济的戏剧性转变。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里，制造业已经不再占据主要地位，因此传统工人阶级即手工业工人阶级的规模越来越小。小企业如今成了最主要的雇主，尽管他们有时只存在于网络和转包合同链中，曾经大规模的公共部门现在都开始缩小规模，其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由国家出售或者出租给私人业主或公共服务部门，甚至学校和医疗场所也开始缩小规模。妇女和移民在数量和比例上的急剧增长使其成了欧洲劳动大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大陆许多地方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老人和年轻人很难找到并保住一份有前途的好工作。除了近期的北欧地区以外，其他地区资本的力量变得更加积极和自信，同时工会和工人的力量也减弱了。
当代的这些发展趋势看来是不可逆转的了，这种趋势正在缔造一个新的复杂的工人阶级，它将以内部分歧为特点，而不重视分享集体意识的意义，这对于社会民主党未来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威胁。从历史上来看，欧洲民主党中的左翼联盟曾经在二战期间赢得过政权，特别是在1945年之后，他们因在选举中提出极受欢迎的口号——建立有广泛基础的“人民政党”——而大获胜利，这个口号在组织工人阶级作为其核心支持力量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也因为吸收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价值观，并与自身的运作程序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获得胜利。而社会民主党所强调和实行的社会凝聚力、团结一致以及集体主义，也让他们成为欧洲民主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力量。他们创造了自主自愿的机构，如工会、合作社、互助社会等，在与一个开明国家进行友好谈判时，这些机构就成为公认的社会力量，在友好合作的民主主义系统里，它们的确是负责任的雇主。在社会税收再分配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社会公益基金，在市场经济的大规模管理和调节中建立劳资双方的社会伙伴关系，这些都是类似于房屋产权这样政策的结果。在二次战后的最初30年里，这种经济和社会力量上的平衡是西欧“黄金时代”稳定和进步的保证，而此时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这大部分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在20世纪的上半叶，欧洲遭遇了两场可怕的战争和大萧条。而在下半叶，西欧社会民主党在精明地平衡了社会公正和市场效率、政治自由和利润动机后，获得了绝对权力。甚至是拥有多数立法权的党派，如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和英国的保守党也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听从了他们对政治及经济的意见，并据此重整了他们的章程和价值观。
现在则变得大不相同了。社会的越发支离破碎和分歧的大量出现，以及价值和利益的冲突，都使得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民主政党更加困难，因为这支政党要有利于由零散群体组成的同盟。所以，如今缺乏的是一种很难将欧洲社会民主党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宏伟蓝图，或者说是缺乏一个统一的目标。
这些不利情况尤其容易发生在工作场所。如今，要想在工人之间找到共同的目标或者促进工会团结，那要比以往困难得多，因为社会民主党及其工会联盟想再次获得同胞们肯定、支持的能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差。不同的文化习惯和标准已经使得曾经自觉地将工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资本和社会意识开始分崩瓦解。现代的欧洲社会与以往相比已不能让人产生强烈的信任感了，结果就会发现更多的疏远异化、地方本位主义、竞争以及利益至上的意识形态，它们已经取代了劳动和劳动过程最重要这种意识形态。
博斯认为，工作场所的所有这些变化趋势都在产生他所谓的“一种新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存在于全球化下的民主欧洲中的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没有人能否认全球化的发展变化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了许多的机会。而博斯认为，正是这些机会为穷人提供了繁荣前景，也为被压迫者提供了自由。但全球化也有其阴暗一面，就是它造就了数百万的受害者，特别是那些手工业阶层，从历史上看，正是他们才把社会民主党看作是可以将他们从不公正的和垄断的经济体系所造成的不安全和剥削中解救出来、保护并解放他们的政治组织。
这个过程对美国人来说是很熟悉的。当公司雇佣了那些手工劳动者，却因为在与国外竞争或缩减生产规模失败而破产后，那些手工劳动者（无论有否技术）都将会失去他们的工作。工会在谈论失业时，发现他们的集体力量正在受到侵蚀，与此同时，从1920年开始，公司高管就粗鲁和不负责任地积累大量财富。过去20年，除了北欧地区，欧洲其他地区的工会成员急剧下降。在德国，目前只有不到1/5的工人加入了工会，而英国的情况还不如德国。在法国，工会的情况更加软弱，私人部门的工会成员下降到不到3%。随着权利和影响力的下降，那些曾经作为社会党代表的工人如今已经丧失了他们曾经拥有的谈判资本，而这种能力曾使他们能够组织资本去控制和调节因不受控制而遭破坏的市场。妇女、移民和儿童可能会在为取得合法权利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中取得胜利，但在欧洲，他们的立场却变得越发危险，这些危险主要来自于那些在此定居的外来种族，这些男性体力劳动者因对多元化的道德价值观缺乏忍耐性，因对其他民族怀有更多的敌对情绪而感到四面楚歌，他们对犯罪和恐怖主义的恐惧和经验也更有可能使他们去袭击那些较有优势却也并非很富裕的人群。
所有这些变化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触动都要比其他政治组织来得更加深刻，因为他们不得不减少他们通常所认同的那种由进步政策带来的效率感知。它打击了为跨越内部分歧而保持和建立的社会思想和政治联盟的努力，而且，它还弱化了左翼提出的为共同价值观而团结国际主义者的呼吁。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宗教或者文化上，而不仅仅是放在他们传统上所关心的平等工作和收入上，从而确保自己可以跟上时代的发展。
那么还有什么是可以做的呢？一场广泛的关于欧洲社会民主党未来的公开讨论已经开始，在这个政治衰败的动乱时代，相信任何关于某人或某组织已经找到信服答案的建议，那都是愚蠢的。
博斯希望能重新使用“回到未来”这个口号，主张回归早期欧洲社会民主党先驱提倡的道德观念。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少些专家学者，多些普通民众”。对他来说，就是要把那些政治关键词，如统一性、同情心、信任和安全作为新的政治语言放在社会民主党宣传的核心地位。他希望社会民主党左翼通过认识和回应对安全和差异的真正担心而与他们的核心选民再次联系起来。在质疑将合并市场、私有化、自由贸易、全球化、权力赋予和个人选择融入社会民主思想方面是否能走得更远，博斯并非唯一深思熟虑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现在必须重新估价其基本原则。在分配和平等、保护工人和社会正义等老问题上，欧洲左翼需要将其重新纳入主流政治思想中。就像博斯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在这个过程中为获得新的支持者而放弃我们传统的思想基础”。
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派喜欢自诩为先进的现代者，但他们似乎并不能很好的应对上述不利信息。这就反映了欧洲左翼的新情况，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低估了紧张态势，就是出现在现代化和再分配及雇员保护等更加传统的目标之间的紧张态势。欧洲社会民主党更迫切需要的是将“信心、信任和安全”提上最近的政治议程。
现代化对左翼来说往往意味着放权管理和私有化走进了死胡同。很多人用不同程度的热情去适应和容纳全球资本主义。他们继续把市场看作是永恒的压倒性力量。在英国，同时也包括欧洲的其他地方，社会民主党放弃或弱化了其关于公共利益的概念，以及把民主国家作为一个改变者同时也是一个保护者的概念。常常有种说法，前进的唯一方法就是放弃平等和博爱的观念，要服务于个人主义的进步。同时要弱化国家资本的优势力量。
2008年全球经济发生的可怕事件正在破坏这种自满。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大部分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如今不仅影响到了得益于战后以来长期繁荣的西方人的生活水平，而且开始摧毁社会民主主义的道德和体制基础——就是创造和承担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就对冲基金经理、私人股本公司、银行以及国家基金通过全球经济系统消耗掉自己的问题，左翼党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复。贸易保护制度和经济民族主义的诱惑是骄傲自大和无能的表现，这种反应毁灭了那些投机者和在借贷中表现轻率的人。到目前为止，社会民主党缺乏一个可信的解释，就是民主社会如何应付这种复杂的全球经济秩序混乱，这次混乱有可能是自1929年华尔街崩溃和两次大战期间大萧条之后最可怕的混乱。
针对环境污染和全球预警，各社会民主党派也没有准备好任何答案。2008年3月，欧盟委员会出版了一份令人恐惧的报告，描绘了一幅可怕的景象：由于气候变化，宗教原教旨主义和不断蔓延的国际恐怖主义，数以百万计的绝望者为了追求一种更好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从中东和非洲逃到欧洲大陆，这将使欧洲变成一个四面楚歌、封闭型的欧洲。一些人为了附和这一报告而夸张地表示，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已经加快步伐联合入侵欧洲大部分地区，但过去那种恐怖的时代危机的确也不会轻易消失。社会民主党在此刻自然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答复：是去寻找一种针对自由散漫市场的良药，还是使用更加教条化的承诺。
很多欧洲中左翼政党正在试图重新审视自己关于劳动力转移的观点，因为工人阶级核心支持者都转而敌视那些外来务工者，他们声称（不论对错）这些外来者影响到了他们的工资和就业环境。现在已经不能简单地去指责这些欧洲白人工人为种族歧视者，而急需寻找一种管理移民的先进策略，但如果只是简单地认为，社会民主党将要面临的是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和权力上的新的不平等，那么这种认识是并不很充分的。
劳资双方过去的意识形态斗争已很难成为欧洲党派拉票的主流意识形态，因为他们看起来似乎属于日益缩小的和无意义的中间地带。劳资双方政治观点的不同，主要源于他们的演讲技巧或官僚主义问题，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愿望和抱负。至少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人已经逐渐认识到，仅有实用主义议程是不能够保证他们在今后的大选中获胜的。
这种情况并不十分糟糕。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了在不同的元素之间找到共同点并统一它们，成立了两个彼此独立的组织。面对不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态势，两个组织都在重新审视自己的状况。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的组织仍然是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工会联合会(ETUC)。在秘书长英国人约翰·蒙克斯(John Monks)的领导下，该组织已经开始动员力量去重建欧洲福利社会，并反击日益严重的新自由主义趋势。在欧洲很多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宏观管理中，曾经存在的社会对话和合作关系如今已不像过去那样有力和有效，但在蒙克斯领导下的ETUC仍然享有独特的优势。它借助欧盟委员会制定的公共政策方向和内容，仍能行使真正的影响力。其专职官员仍然在曲折的布鲁塞尔决议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欧洲资本家相比，ETUC可以享有的影响力比以往小得多，但它的存在就意味着，在制定详细法规和宏观经济政策上，工人依然可以保持真正的影响力。
2007年5月在塞尔维亚举行的代表大会上，ETUC一致提出了“考虑进攻”的口号。但自此以后，很多事情的发生却把欧洲工会推向了不得不防御的状态。其中最能威胁到工会地位的是来自欧洲法院的3起出人意料的不利法律裁定。对于法院会威胁到欧洲闻名的社会市场模式的未来，威胁到工会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蒙克斯和其他人感到恐惧。判决公然宣称，欧盟要求创建单一商品市场、单一服务市场、单一人才市场和单一资金市场来取代任何国家内的劳资合约。作为回应，蒙克斯警告说：“工会和工人要支持单一市场，必须首先要支持有福利社会保障的欧洲。”如果发达国家的公司低价雇佣外来劳力和东欧国家的廉价劳力，并采用这些国家的强有力工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那么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将无法成功。为防止这种事情发生，ETUC希望将强有力的社会进步条款引入公共协议。但欧盟委员会和公司同盟中的很多人仍然致力于谋求新自由主义议程，这些议程会威胁到ETUC推翻不合理法院判决的任何尝试。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ETUC与欧洲其他社会民主党派、欧盟议会中的社会主义组织紧密合作的原因。目前，ETUC已经开始准备下一年欧洲议会大选的宣言，其他社会民主党派都会为了共同的目的而走到一起，尽管欧洲新工党对此仍持怀疑，但还是会签署宣言。这份文件将提供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欧洲社会民主党左翼仍然会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这份宣言草案的副本已经分发给各成员，同时也传播到了互联网上。社会主义组织声称，欧盟“不仅是一个市场，而且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项目”，它应该像关注经济繁荣一样去关注和平与民主。而社会民主党应该限制自由市场的运行。他们准备支持制定一个基本社会权利的纲领，这个纲领可以加强欧盟已承诺的基本政治权利。虽然，该草案的制定目前只能是一组醒目的头条新闻，但它的规模却是相当可观的，包括所有的权利和义务，如充分就业、再投资、全球范围的儿童保护、人权平等、环境可持续发展、全民欧洲的形成。
草案唯一缺少的是，对欧洲社会民主党如何更新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和思想并没有任何明确的评估。虽然这类看似有效的草案总能成为左翼政党的祸根，但由于当代充满着危机和不确定性，所以还不能做出过多具有政治意义的方案。也许这就是博斯为何要给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找寻一个可以保证其前进方向的原因。
正如他在赫特福德郡对那些听众解释的那样：“我们不仅要使我们的政党现代化，也要使我们的社会现代化。这就意味着不落下一个，一起前进。为每个人提供前进的机会。现在，我们可能是最先承受社会越加多元化、越加分散和越加全球化的人，但一旦我们的社会再次成功地确立信心、信任和安全，我们也将成为最先受益之人，毕竟这一直都是我们工作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