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文化因素”下的日本战略调整与中日“邻国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邻国论文,日本论文,中日论文,困境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1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2)06-0051-15
权力的冲突与转移一定会在特定的国际体系与时局中完成，但不完全是由国际体系、国际时局变化而决定的。大多数观点认为，权力的冲突与转移取决于权力的本质。正如摩根索所说：“国际政治，像所有政治一样，是追逐强权的斗争。不管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强权总是其直接目的。”①对权力的追求，是国际政治中不可回避的铁的规律。当一个国家从权力巅峰跌落，就会担心其他国家接过其全球霸主的权杖。丧失霸权的国家不仅要承受一去不复返的权力丢失的失落，还要承担霸权过渡的“恐惧症”的后果，应对过渡中国际体系剧烈的动荡。值得注意的是，权力转移更多地体现为权力的使用与权力的本质，但权力冲突还可能与一个国家的“情感文化因素”这一自变量因素息息相关。权力在“情感文化因素”别具特色的浩大的土壤中不断“生息”，“即便最肥沃的土壤也可能孕育出最危险的冲突与毁灭”②。
近年，日本政府不断推动国家战略调整，坚持保守立场，利用国民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理，煽动国民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近期的野田政府，公然实施钓鱼岛“国有化”，企图达到长期窃取中国领土的目的。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中日关系。本文以“情感文化因素”的视角，希冀借用这一概念，诠释中日关系的现实与未来。
一、全球化下的“情感文化因素”
在全球化时代，要想理解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情感因素不可或缺。它既反映着全球化，又对全球化作出反应，反过来还会影响地缘政治。③
(一)“情感文化因素”的内涵
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外情绪，将会影响到该国的对外政策。法国政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在《情感的地缘政治学》一书中指出，“9·11”事件之后的世界，已经不是只被国家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别这条界线所分割。当今的地缘政治格局表现出“情感的冲突”的特征，“恐惧、屈辱与希望”三种情感文化因素重塑着我们的世界。
这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情感文化因素”，会对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产生影响，分别表现出不同的战略及其对外政策倾向。如下表所示，“恐惧”情感会导致自信心的缺失，对外关系上更多地使用“遏制战略”，通过结盟，对假想敌进行围堵与封锁，以实现维持权力优势的现状目标；“屈辱”情感则是长期堆积下来的民族自尊心受伤的历史与心理作用的结果，在无望实现民族复兴的背景下，对报复目标进行恐怖活动、革命，以至于发动不对称的战争，实现打破国际体系现状的目标；与此相反，一个民族如果被“希望”情感所感染，整个国家将会处于自信向上的氛围中，其对外政策目标更多的是“维持现状”，实施“赶超”的国家战略。当然，三种“情感文化因素”会相互转换或者同时存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不同时期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情感文化因素”。但是，某个时期的“过多的恐惧、过多的屈辱及其希望不足则对所有社会构成极大的危险，因为这种状况将导致极大的不稳定与局势紧张”。④
(二)“情感文化因素”的表现
恐惧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他们害怕其他力量，也害怕失去自己的国家身份和目标。恐惧与憎恶情感又密不可分。正如莎士比亚所说，我们常常恐惧的东西迟早会遭到我们的憎恶。恐惧既表现为对他国历史文化的无知，也反映出对一个国家不同的价值体系的憎恶，更是对当今政治经济新的权力出现的惧怕。目前，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等意识形态及其发展模式，面临着中国及其他新型国家的治理模式的挑战。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的特点，试图摸索新的政治与经济治理形式，不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与发展规则，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国家秩序的权力的崛起。尽管西方仍处于权力中心地位，但面对全球权力的“再分配”，很难适应即将失去权力中心地位的现实，极力维护现有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存在，以不断变换联盟、实施均势等重要手段，维持西方的权力中心地位。日、美、欧已经被恐惧的情感所主导，在当今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全球化世界中，这种排斥多极化与多元性、不承认其他方式的治理模式，只是一味地坚持“霸权稳定”、“民主和平”等主张，恰恰是缺少包容、不自信的“恐惧情感”的表现，很难赢得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当然也不会有一个安定的“地缘政治”秩序。
“屈辱”与“仇恨”情感相伴而生，大多数伊斯兰与其他新兴国家历史上遭受了屈辱，一些国家在全球化的经济繁荣中被排除在外，国内与世界各地的宗教冲突，使这种“屈辱情感”迅速发展为“仇恨情感”。相对于伊斯兰世界，亚洲地区则充满着“希望的情感”。很多人认为，世界的中心正在从欧美向亚洲转移，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的实力逐渐能够开始与美欧抗衡，今后亚洲必将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⑤中国为首的一些亚洲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抓住经济主导权，集中精力建设美好的未来，从而创造了一种“希望”。正是这种“希望情感文化因素”，促成了这些亚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的情绪被“希望情感”所感染，就会努力追赶，会与世界积极互动，深信能够赶超发达国家。
“情感文化因素”深刻影响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这种影响还表现为“社会控制”方面。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离不开社会控制。社会控制是“通过某种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它“既指整个社会，或社会中的群体、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指导、约束、制裁，也指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影响、相互监督、相互批评”。⑥一般而言，社会控制要借助于某种政治组织来维持和运行，并采取不同的社会控制手段加以实施。政治组织是“社会借以维持社会秩序并减少社会失序的手段，它可以是相对不太集权化的和非正式的，也可以是比较集权化的和正式的……它在世界的不同民族中具有不同的形式”。而社会控制手段分为“内化控制”和“外化控制”，前者“植入”个体的习惯和潜意识的心路历程中，“依靠诸如个人屈辱感、对超自然惩罚的恐惧之类的威慑力量来实行”，后者是社会依靠外在力量约束其成员遵守社会规范的形式。⑦换言之，无论是“内化控制”还是“外化控制”，都与“情感文化因素”相关，自古及今，许多国家借用这种“情感文化因素”，寻求内部凝聚与对外政策的转换。
二、“情感文化因素”与日本战略调整
日本作为亚洲的一种例外，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不期而至的地震、火山、台风等自然灾害不断地侵袭这个岛国，自古以来“恐惧与危机感”的岛国危机意识渗透到日本人的心中。历史上，日本当权者时常利用日本民众内心的恐惧感，从而达到“内化与外化控制”目标。如果说传统的“恐惧感”仅仅局限于自然灾害，那么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长期经济低迷，日本出现了“衰落、内省、焦虑和沉迷自我的倾向”⑧。2011年3月的东日本大地震，造成近两万人丧生，福岛核电站危机更是将传统与现代的“恐惧感”一起推向这个岛国：地震与核泄漏、人口老龄化、巨额财政赤字、贫富差距扩大、功能失调的政治体制等，致使日本社会的“自我怀疑”情绪蔓延。“经济的低迷”与“政治的贫困”，导致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与不信任增加，社会凝聚力下降，社会不稳又导致政治上的民粹主义的恶性循环，陷入动荡之中的社会体系演变成“民主的危机”。⑨
(一)“内化控制”下的日本社会右倾化
战后，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国内始终存在否认和美化侵略的势力，鼓吹“侵略有功”、“审判无效”，内阁要员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日本改善和发展与邻国关系的主要障碍；在领土的问题上，日本三面出击，日俄、日韩、日中的领土争端同时发生，这在东北亚国家关系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日本一面希望成为“正常国家”，一面又不断地与本地域其他国家发生纠纷，这种做法似乎有悖常理，日本做出失信伤害邻国的事情，当然会引起本区域国家的反抗，这种情绪被日本政府有意地通过传媒手段进一步扩大化，挑起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修改宪法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日本利用一些事件，制造出“威胁源”，强化国民的危机意识。如，由于朝鲜导弹试射、核武器开发问题，随之而起的是“朝鲜威胁论”宣传；近年伴随中国的发展，“中国威胁论”也甚嚣尘上，为日本迅速增强军事实力、实现战略转变制造借口。可以说，日本巧妙地以“朝鲜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等“恐惧情感”推动国家安全的战略转变。巨大的“恐惧感”开始动摇日本体制基础，催生日本价值观与社会规范的变革。⑩
在日本大国主义呼声高涨背景下，日本政党政治右转。就日本政党政治生态而言，全面保守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过去制约日本右倾化的政治力量左翼政党正在衰微，左翼的议会席位大幅下降。左翼的衰微使得日本政坛的平衡被彻底打破，导致了日本政治生态整体向右转。日本的和平宪法面临严重危机。左翼是日本和平宪法的最基本维护力量，由于其力量日渐衰微，修宪已在日本成为无法阻挡的趋势。民主党、自民党、公明党等总体右倾；参拜靖国神社、右翼教科书、领土争端、急切修改和突破和平宪法……日本政治生态明显向右转已是不争事实。
日本右倾保守化可以分成两大势力：一部分是右翼，另一部分是右派。日本的右翼是指坚持“皇国史观”、歌颂对台湾的殖民历史，否认对华及亚洲的侵略战争，宣扬种族歧视、主张日本摆脱美国，成为独立军事大国，并以武力解决日本与邻国的领土争端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右派，通常称为保守派，分为鸽派与鹰派。从意识形态上，右派往往与右翼的意见、立场相似，尤其是鹰派大多会持有美化侵略历史的倾向。在具体事件中的表现与右翼没有多大区别，本质上是保守的，但其基本主张为修改宪法、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发挥更大的自主的军事作用，外交上主张务实同时又有所突破，维持或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维持与邻国的关系，强调势力均衡。今天民主党、自民党、公明党的主流都基本持此观点。
(二)“外化控制”下的日美保守势力的合流
回顾历史，日本最善于利用国民的“恐惧感”，借用外部压力，实现国家重大变革。可以说，日本是最善于“外化控制”的国家。19世纪中期，日本武士阶级利用美国海军马修·佩里的黑船强行“开放”的威胁，完成了明治维新变革，日本一跃而成为军事强国；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又成功地利用了美国占领军的压力，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战后改革，实现了经济大国的目标。可以看出，日本两次“开国”，都是借助外部的压力，在外力作用下，利用国民的“恐惧”，通过内部驱动，实现国家发展的转型目标。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想将日本定位为“亚洲的英国”。一方面，美日分属太平洋的两侧，日本成为美国延展其战略触角的天然基地，亚洲地区一旦有事，美军会从驻日基地出发，迅速到达事发现场；另一方面，美国还有更深一层战略考虑，即利用、扶持日本来平衡东亚的中、俄等国，达到战略均衡的目的。美国各个政治派别基本认同这一战略目标，形成一套环绕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部署，防止任何欧亚战略集团对抗美国在全球主导的“一超”地位。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到拉姆斯菲尔德、切尼、阿米蒂奇、伯尔顿这样的政治鹰派，从共和党到民主党，这个大原则都秉承下来，他们之间的政策差别仅限于具体策略而已。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美国政府，大量地重用了新保守主义者，这些新保守主义者抱有强烈的冷战思维，主张美国必须倾其全力来防止世界任何地区出现力量对手，不管这一对手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美国决心将日本变成“远东的英国”，来对付朝鲜和制衡中国，利用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获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之际，鼓励日本重新武装自己。在这个战略大框架下，美国利用了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的焦虑和担忧，煽动亲美反华的“新民族主义”情绪。它导致了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安全发展的不稳定性。
但是，日本并不是被动地“锁进”日美同盟的框架中，日本的国家战略主张从来都是基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一方面，日本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利用美国的巨大军事存在对抗东亚可能的“军事威胁”，如朝鲜或中国。同时，日本提出的“民主价值同盟”，与澳大利亚签订军事协定，背后的含义是利用澳大利亚与美国的盟国关系，一起中和中国在亚洲崛起的影响。这种保守主义与国内民族主义的结合，导致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日本的外交与安保政策强硬化的态势。尤其体现在中日关系上，日本的保守主义势力与美国的保守势力合流，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合作，在钓鱼岛方面全面出击，制造对中国的“恐惧”，完成日本“正常国家”的战略目标。
美国的这一做法，为日本国家战略调整营造了较大的战略性空间，直接导致日本“大国欲望”的膨胀，借此不断拓展军事活动空间，军事能力上的独立性日增，出现了外交政策强硬化的特征。如伊拉克海外派兵、强化日美安保军事关系、推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伙伴军事合作“多边化”(multilateralize)。日本军事实力发展到今天羽翼渐丰，已经开始更多地介入国际事务，步入更多灰色地带。
(三)中国“恐惧症”下的日本的战略调整
日本对于中国的恐惧首先表现在“地缘政治影响”扩大方面。近代以来，日本是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亚洲强国。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的影响逐渐扩大。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亚洲“优等生”的日本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无所适从。
尤其是安全方面的“威胁”，让日本的一些民众更愿意接受美军的存在，“面对中国的扩张，开始担心外部的威胁”(11)。冷战结束后，日本视中国为东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认为今后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增加，军费增多以及追求超级大国的野心，决定了中国将会成为东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世界主要国家出现裁军发展趋势，但中国逆国际潮流，推进军事扩张。日本与周边的诸多国家围绕岛屿归属问题，存在矛盾与争执”，对于日本而言“海洋形势非常严峻，不容乐观”。(12)
日本对于中国的恐惧，除了“地缘政治恐惧症”之外，还表现为对于中国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的恐惧与憎恶。由于中国对于西方的民主传播、资本主义制度与加入西方大国俱乐部不感兴趣，日本等西方国家便在人权、环保及外交政策等方面进行指责，公开推行所谓的“民主和平论”，对中国等一些非西方民主政体的国家妖魔化，极力宣传非自由民主政体国家的“威胁性”，主张自由民主国家组成自由安全共同体来加以遏制与制衡。
当前，美国正在构筑“中国的包围网”，日本正处于关键位置。一些日本右翼学者认为，为促使美国维持并发展“亚太地区最优先”战略，决不允许亚太地区出现取代美国的霸权国家。(13)为应对中国的“军事膨胀”，主张必须摆脱东京审判的历史观，废除“村山谈话”，修改宪法不保持战力的第九条，修改“无核三原则”与“专守防卫”原则，“为表现对日美同盟的忠诚，日本放开了武器出口的决定”。(14)针对中国的“威胁”，日本修改了《新防卫计划大纲》，增加潜艇数量，部署新型战斗机，并在太空相关法案中删除了和平使用条款，为开发导弹防御系统开辟道路。同时，在《原子能基本法》中新增原子能开发“为保障国家安全做贡献”的内容，被国际社会看做“正在打开核武装大门”，其目的在于牵制中国。(15)
战后日本“被实现”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一员。所不同的是，日本同时也被套上了宪法第九条枷锁——“放弃战争的权力”。某种意义上，这是国际社会对日本的“预先社会化”的角色定位。所谓的“预先社会化”是预先将一个国家的国际社会角色进行的定位，而“再社会化”则是摒弃旧的社会定位并接受新的社会角色的认定。(16)冷战后，日本一直试图改变“预先社会化”的“屈辱”角色定位，完成日本的战略调整“再社会化”目标。
日本野田政府利用国民的“恐惧感与屈辱感”，正在解除“封印”，为行使集体自卫权做出决断。(17)可以说，奉行了几十年的和平主义的日本安全战略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日本正在为今后几十年里改变亚洲军事关系，取得地区安全领导地位方面，创造条件。(18)民粹主义下的“日本丸”正在驶向前所未有的危险区域。这种危险性也引起日本有识之士的质疑，指出：“日本外交的中心应放在增进相互信赖方面，而不是放宽武器出口；应通过不断的对话和相互依赖的加深来增进地区间的信任。”(19)
三、“情感文化因素”与中日“邻国困境”
应该说，中国整个社会体系表现出“希望情感”的特征，但也潜藏着“恐惧”的内容。这种“恐惧”更多地体现出对自然污染、社会腐败、资源短缺、人口老龄化等国内问题与周边国家不稳定的不安全感。这种情感同时也会加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目标，用经济活力解决中国国内潜藏的“恐惧”问题，因此要求中国对外政策基本宗旨是维护全球市场经济秩序，反对任何国家制造危机。
与中国的“恐惧症”不同，西方世界的“恐惧”在于担心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挑战，在于对西方发展模式的批判，更在于对于西方长期主导世界权力的“接管”。当前美国、日本对中国的“恐惧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日的权力衰落和中国实力上升的双重假设。“这种似是而非的假设会刺激这种观念：中国的线性增长将给它带来与其巨额外汇储备相当的国家军事力量——因此需要越来越积极地加以遏制。”(20)
当前具有相同“恐惧感”的日美两国，利用军事同盟开始在东亚推行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的遏制政策。面对美国侵略性的“亚太重建”外交政策，“日本对奥巴马的新政策抱以厚望，认为这表明美国终于将中国视为敌人”(21)。这种战略视角并不正确，中国与美国、日本及欧盟等国家的命运深深地纠缠在一起，这之前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是巨大的，今后也不会出现减弱的迹象。因此，任何对于中国的大规模军事遏制都将毫无意义而且是灾难性的，一个国家一旦被围困，总要产生不安全感与愤怒感，它将无从选择，总要实现“突破”，这将会使整个全球化及其国际秩序陷入危险之中。
中国努力利用和平的外部环境，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中国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一方面在领土领海争端方面，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与中日韩会议让区域各国分享到益处。但这种政策收效并不大。如，中日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及其人员交往越来越活跃，但日本对中国仍然充满戒心，不惜拉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影响。这反映出中日之间经济相互依赖、政治相互猜疑、安全相互敌对的“邻国困境”的尴尬关系。
这种“邻国困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历史问题尚未和解的“战争创伤”，二是两国在区域发展中的政治上的“战略猜疑”，三是中日安全博弈上的“战略敌对”。
从历史看，日本拥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情感文化因素”：中国强大时，日本人会有恐惧、自卑的心理特征，这种恐惧感与劣等感会成为激发日本奋发向上的主要动力源泉；中国走向衰弱，日本会产生对中国的蔑视，显示出对中国的轻视傲慢，并试图建立自己为中心的“大东亚”的国际关系秩序。这两种“情感文化因素”，造就了日本对中国情结既敬畏又蔑视的矛盾心情，历史上伴随着两国的实力变化，这两种情感也相互掺杂、交替出现。“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分裂论”的思潮作为这些“情感文化因素”的体现，仍然在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
进入21世纪，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地位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由过去的经济弱国变成了经济大国，日本作为经济巨人的优势逐渐减弱；中日之间的地缘政治大国与国际政治侏儒的现实差距没有改变，但日本要实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更加急迫；政治的相互不信任，导致两国之间的战略怀疑的“安全困境”不断加深。
中国的国力上升，对日本及区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但日本却把安全重心转向遏制中国，日本仍将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威胁。日本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将严重考验中国的外交。这种战略反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会长期存在下去。
2012年6月21日，一项由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NPO”与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合作进行的调查显示，84%被访的日本人表示对中国印象不佳。这一结果不仅比去年调查结果的78%恶化，而且刷新了该调查2005年实施以来的最差纪录。调查结果凸显了日本人的中国观恶化，而中国人被访者对日本印象不佳的有65%，中国被访者说明对日本印象不佳的理由时，79%说“因过去与日本的战争”。日本方面54%说“看得出中国为确保资源、能源的自私立场”。但是，回答两国关系重要的人，日本方面有80%，中方有78%。(22)可以说，现实原因与历史问题掺杂一起，成为中日“邻国困境”的深层原因。
四、推动中日间良性的“情感文化因素”建设
“情感文化因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很难量化，但这种“情感文化因素”的特质对一国是倾向于维护合理的国际秩序、逐步替换不合理的国际体系还是彻底地破坏，对外政策取向是更多地倾向于双赢还是追求零和博弈，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一)“希望”转向“恐惧”——日本“战略对抗”的选择
日本作为近代时期亚洲的“优等生”，曾经拥有很长一段的“希望”阶段。但同时也给亚洲近邻带来了巨大的“屈辱”。正是日本带来的这种“屈辱”，激励了亚洲各国，相继实现了国家的繁荣与发展。中国三十几年的经济成就，部分原因来自于近百年来西方与日本给中国带来的“屈辱”历史。一定程度上，中国将“屈辱感”作为国民与国家奋发向上的动力，刺激了整个民族的活力，强化了国家发展的欲望，从而超越、克服了“屈辱感”的消极影响，完成了从“屈辱”向“希望”情感的良性过渡。
然而，中国“和谐世界”的目标，没有解决日本对于中国迅速崛起的疑虑。日本对中国的“恐惧”不是减少，而是有所增强。这种“恐惧”会对今后中日关系及亚洲未来带来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权利冲突、意识形态碰撞、安全困境。
1.权力冲突。亚太地区无论是在地缘战略地位还是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是全球最重要的区域之一。中日作为这一区域的两个大国，目前进入了历史上少有的“竞争性共存”的特殊时期。日本作为这一区域有影响的大国，努力地维护着“战略势力范围”。而中国作为迅速成长的大国，自然表现出对这一区域体系不断增加影响的巨大潜力。中国的战略利益的扩大和能力的提高，加强了该区域的存在。日本则不断凭借日美同盟这一杠杆，打造出对中国“不开放、不对称”的“区域防御对抗体系”。在日美设定的“战略势力范围”下，中日、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冲突已经蔓延到中国的三大“近海”(黄海、东海、南海)，这种权力冲突潜藏着巨大的挑战。
2.意识形态碰撞。中日之间的摩擦还表现为两国的价值观、权力结构以及威胁的认知等方面。日本自认为是自由民主国家，在日本看来，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这种国家不具备正当性。这种制度会对日本以及地区安全带来最大的政治与安全方面的威胁。他们认为，与自由民主国家不同，一党执政国家在民主、人权方面价值观相左。在区域体系方面，两种体制的国家体现出相反的国家利益。而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具有战略欺骗性。这种互不信任深植于中日两国的敌视的意识形态的竞争中，意识形态碰撞必然会出现国家价值观的歧见。尽管不像冷战时期那样的你死我活，但还会成为今后中日摩擦的一个重要内容。
3.安全困境。中日之间的战略竞争主要是地区性而非全球性的。其焦点是亚洲主导权的问题。日本试图通过借助美国的势力保持本地区的权力优势，阻止中国的崛起，这种战略目标也符合美国的利益。(23)在中国看来，任何对中国在亚洲地区正当影响力的制约与防范的企图，都是将中国置于假想敌的位置，其防务政策的本质当然是防御性的，但在对方看来则具有很强的威胁性。日本的这种“主观选择”与中国的“被动认识”，必然会导致中日之间“安全困境”的“客观结果”。中日之间当然存在其他方面超越“安全困境”方面的竞争，如资源、外交、经济等方面的竞争，这些竞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不会具有毁灭性的伤害。可以说，中日之间的利害关系最大的“安全困境”更多表现为安全方面的竞争，这也是中日之间“战略竞争”的基本逻辑特征。
目前，无论是权力、意识形态还是战略竞争等方面，中国都表现出竞争优势，可以说，日本整个社会的“希望感”已经被中国超越的“恐惧症”所代替，但如果一味过度将中国的发展视为破坏性、威胁性的力量，将会对国际体系造成不可低估的损害，是对国际形势极大的误判，会引导失落的民众转向一种偏激式的、毁灭性的冲动。日本政治精英与国家领导人应负起责任，而不是有意利用或误导国民在非良性的“情感”中对待邻国与世界的变化，从而影响日本的现在、亚洲的未来。
(二)克服“修昔底德陷阱”——“和平共处”的中日共赢之路
综上所述，有三个原因让日本对中国“恐惧”：一是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亚洲地区有着主导力量的强国，二是中国的强大会破坏西方主导的现有的国际体系秩序；三是中国的综合实力转化为软实力。
中日之间因为实力差距的日益缩小以及彼此防范的防务政策导致了两国的战略信任的缺乏，但不排除两国能够管理战略竞争的可能。有三点至关重要：尊重核心利益、遵守竞争规则、建立对话机制。
中国国际行为模式与过去霸权国家不同。主要表现在几点上。与苏联不一样，中国选择加入现存世界体系，而非作为力量的一极另立或者破坏现有体系；中国选择的是可以导致双赢的经济发展路线而非政治军事目标作为先导；中国已经完成了由双边主义到多边主义的转型，广泛与国际社会交往。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加入世界体系之后，中国开始在这些国际组织内部发挥自己应当有的作用。中国的崛起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中国与周边邻国维持良好的关系，来营造保持国内的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同时，其增长也惠及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当然，中国无意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秩序，为防止未来可能与西方大国出现的冲突，中国一直积极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尊重国际社会规则，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发展。但日本对“中国威胁”的关切似乎在增加，而非在减少。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并不是说中国就要牺牲本国的核心利益。现存国际体系有很大的缺陷，国际体系不能约束美国日益成长的单边主义就是很好的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和一些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彼此尊重对方关切、遵守竞争规则、建立对话机制至关重要。
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改变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亚洲地区的力量结构也不得不重新进行调整。但中国不会走二战前日本所采取的侵略霸权道路。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改变了国家行为模式，国际政治也不再是零和游戏的时代。中国多年来一直对邻国采取睦邻政策，并持续推动上海合作组织、“10+1”、“10+3”等区域合作机制。中国的发展不是建立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而是互惠互利的，是随着整个亚洲地区和平发展的潮流一起，与其他亚洲国家共同成长。这都得益于中国“希望情感”下的和平发展的理念。
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对整个区域体系的贡献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贡献惠及区域内几乎所有的国家，中日之间的合作潜力也正在增加。目前中日的贸易总额共计4.45万亿美元，超过日美的3.2万亿美元。同时，冷战时期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激烈的军事对峙、经济与社会交流的缺失等障碍早已不复存在，中国和日本共同构成了东亚的政治和经济核心，正如欧盟中法德关系一样，只有两国实现真正的和解，才能实现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划分势力范围、实施区域封锁的国际政治的常态做法，不仅会使区域局势不断恶化，而且势必导致中日之间“安全困境”，“过去就是现在，现在就是未来”，通常情况下，一切处于正常，但当我们感到恐惧时，情况就会变得糟糕，历史告诉我们，克服“修昔底德陷阱”(24)的最好办法就是设法消除恐惧。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中日在深化战略互惠关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日本应当与中国构筑长期信赖关系。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和平共处对双方都有益，互相争斗只会带来危害。今后中日关系应选择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和平共处。(25)选择“恐惧和仇恨”可能迅速唤醒民族热情，但是，一旦驱动“恐惧和仇恨”这一毁灭性力量，尽管会取得短期效果，却不能满足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长期需求。它伤害的不仅是自己，更可能毁灭整个世界。克服“恐惧”、避免“仇恨”、选择“希望”，才是一条明智的通往未来的中日共同的繁荣之路。
注释：
①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39页。
②The JapanTimes,January 26,2011.
③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姚芸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④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第8页。
⑤マハテイール·モハマド「中国は米国のような覇権国にはならない」、『週刊東洋経済』2012年1月14日号。
⑥费孝通主编：《社会学概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1页。
⑦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张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49页。
⑧同上书，49页。
⑨「2012年日本経済の潮流」、『週刊東洋経済』2011年12月24·31日号。
⑩The Japan Times,December,2011.
(11)克里丝塔·马尔：《美国佬回家去？》，《时代》2012年5月21日。
(12)相馬勝「中国海軍增強」、『産経新聞』1995年5月16日。
(13)五味睦佳「中国の海洋進出と我が国の海洋戦略」、『軍事研究』2012年5月号。
(14)「輸出3原則緩和武器の共同開発を推進せよ」、『読売新聞』2011年12月28日。
(15)《日本打核武，意在牵制中国？》，《朝鲜日报》2012年6月23日。
(16)理查德·谢弗：《社会学与生活》，马戎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第107页。
(17)「集団的自衛権行使容認を決断する時だ同盟強化せぬと国を守れない」、『産経新聞』2012年1月4日。
(18)麦克尔·奥斯林：《日本觉醒》，《外交政策》2012年5月2日。
(19)「武器輸出—三原則を緩和するな—」、『朝日新聞』2011年12月25日。
(20)托马斯·巴尼特：《新规则：担心中国崛起？小心它衰落》，《世界政治评论》2011年12月19日。
(21)《美国政策中为何出现重视亚洲的新提法》，《外交政策聚焦》2011年12月14日。
(22)CHINA DAILY,June 21,2012.
(23)参见裴敏欣：《竞争游戏》，《南华早报》2012年4月12日。
(24)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对于日益强大的斯巴达的担忧导致了战争的不可避免，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
(25)丹羽宇一郎「なんとしても日本と中国との間に衝突を阻止する」、『Voive』2012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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