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甄经世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谭利思1 王 蓉2
（1.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摘 要： 从为君之道、官僚制度建设、养民富民之政三个角度分析明末清初儒家思想家唐甄的经世致用论。首先，唐甄批判了君主专制，认为君主对天下的治、乱负有主要责任，君主要加强自己的德性修养，为民众树立榜样，导民向善；还要“抑尊”，以平等、处下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臣子，构建新型君臣关系。官僚制度建设方面，唐甄提出恢复“相权”和周朝官制。加强“相权”旨在制衡君权；恢复周朝官制可以“省官”。“省官”的目的在于提高现任官员的收入，官员俸禄丰厚就不会盘剥民众，就可以“兴忠义”。而所有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养民、富民，唐甄提出，政府不仅要重视农业还要因地制宜发展各项副业，同时还要加大对灾、贫的救助力度。这些都对当下社会的公民德性培养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治乱惟君；吏治；养民；富民
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著有《潜书》一书，是明末清初重要儒家思想家。他的儒学思想有着鲜明的启蒙救世的特色。本文将主要从唐甄提出的君主修身以治天下的思想、官僚制度建设思想以及富民养民的施政措施三方面入手，探讨唐甄经世理论特质以及其蕴含的精神价值。
《潜书》开篇《辨儒》中力陈“儒者言功”的观点，批驳了儒者不计功的说法，为整本书定下了基调。他提出儒者之贵在于“用”［1］6，如果儒者只在乎一己之修为，不造福一方百姓，则为拘儒。可以说，唐甄的经世思想分为两条路线，一是从个体“德性”修养入手，尤其是君主的德性修养。他认为“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1］91，所以“格君心之非”［2］165就变得十分重要，君王有德才能推“不忍人之心”［3］237于天下，这是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同时，作为臣下也应该善学自修，“不矜其能，不伐其功”［1］168，不结党营私，直言敢谏，君臣同心，天下大治可期。二是为政一方的官吏要“以富民为言”［1］154、“以富民为事”、［1］154“以富民为功”［1］150，并提出了富民、养民、恤民、救民、助民、化民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一）治乱惟君
作为心学学者，唐甄也秉承了心学一贯的政治思想，即政治是人格的扩大化。唐甄认为天下治乱的关键在于“君主”是否有道。“治乱在君，于臣何有？ ”［1］171“人无贤不贤，贤不贤惟君；政无善不善，善不善惟君。君惟有道，虽恒才常法，可以为治；君惟不道，虽有大贤良法，亦以成乱。”［1］172“川流溃决，必问为防之人；比户延烧，必罪失火之主。至于破家亡国，流毒无穷，孰为之而孰主之？非君其谁乎！”［1］171海内百亿万之生民，握于一人之手，抚之则安居，置之则失望，天乎君哉，地乎君哉！ ”［1］92
不责臣而责君，也是仲尼之教，“《春秋》之法……君惟不道，不君其君而后动于恶，非人弑之，自弑之也。君而不君，国人不与，社稷不保，国家危亡，而且恶名著于《春秋》，罪在贼臣之上，可不惧乎！ ”［1］171-172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唐甄才发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1］252、“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1］253的感叹。这些观点在唐甄生活的时代无疑是惊世骇俗的，言辞之激烈甚至超过王夫之、顾炎武等与其同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冯天瑜先生评论说，“黄宗羲和唐甄是清初批判君主专制的两位健将，他们一反传统尊君论对君主制度的种种美化而犀利地指出，至高无上的君主……不过是一介‘独夫’而已”［4］554。不过，唐甄虽然对君主专制提出了猛烈的批评，但是在制度的设计上，他并不主张废除君主专制，而是更多地寄希望于“贤君”，主张通过提高君主本身的修养进而实施善政，最终惠及百姓。
万乘之主的德性修养直接关乎社会的治乱安危，所以“正君心”“格君心之非”［2］165成为首当其冲之事。若君王德性有亏，就会招致各种乱象:“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1］92，自夏以后二十一代失天下者皆是因为君主德性有亏，善恶倒置，祸成于渐，最后臣叛人散，亡国、亡天下。君主若德性有亏，即便有皋、夔这样的贤臣天下依然会乱；若君主德性无亏，即便有佞臣天下也会治。唐甄认为尧舜等贤明之君的为君之道，不过就是不失其“不忍人”的“本心”而已，君主“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存心如赤子”［1］143。“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他道也，惟全此不忍之心而已矣”［1］254，此“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因其仅为发端，故还须要全此心、存此心。那么君主该如何全此心、存此心呢？
首先，为君者要做到“抑尊”。“抑尊”旨在构建平等的君臣关系。君臣相处，君主态度不能倨傲，要虚心、处下。唐甄认为天子、臣子同样是“人”，天子并非是高于“人”的“天帝大神”。圣人定“尊卑”之礼，天子位尊、臣子位卑，这是让天子对臣下“顺而率之”而非“亢而远之”［1］94。君主“处下”才能“近人”，“近人”才可“达情”，才能听见直臣的谏言、看见民间的疾苦，才可以达到“善治”。若君主不“抑尊”，君臣尊卑悬绝，君终究会成为聋瞽愚妄之独夫。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下，君臣之间是“君为臣纲”的关系模式，但是唐甄却提出应该重置君臣关系，君主是人而不是神，应该“抑尊”“处下”，这些都透露出强烈的平等意识。与唐甄同时期的黄宗羲更详细地分析了君臣关系，在黄宗羲看来，君臣是共治天下之人，“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5］15，所以，君臣关系是有共同目标的事业上的伙伴、合作关系，谢贵安先生认为这些“新型”的君臣关系，是新民本思想中最具光辉的思想之一，也是新民本思想区别于旧民本思想的重要标志之一［6］。
唐甄试图通过“正君心”来提高天子的德性修养，以保障政治的清明，这依然是儒家传统的“贤人政治”思想。另外，唐甄虽然强烈批判君主专制，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君主专制，而是期望限制君主权力，所以唐甄认为还需要重建相权、恢复周制官制来整顿吏治，从而可以有效地保障君权。
再次，君主须知贤、用贤。唐甄盛赞尧舜禹三代之治，因为他们不仅胜在自身是贤德之人，还胜在这些贤德的君主能够知贤、用贤。一个国家治与不治与明君能否任用“贤人”直接相关，贤明的人在位大家能够集中智慧，群策群力，治理天下就会事半功倍，“是故君何以昏？ 自用则昏。君何以明？用人则明。恭己虚衷，不敢自是，师冢宰而友五卿，举社稷以从，是谓以众明为一明，以众聪为一聪，不劳而天下大治”［1］194。君主尊贤、大量用贤还意味着将败类驱逐出了官僚体系。败类有三，一为讲学树党之人，因为这样的人必“扳援奔趋而失其本心”［1］142，会带来党争从而危害国家利益；二为好名之人，其人巧言令色，而无忠信，无才而称有才，无德而称其有德，这样的人在位只能祸害百姓；三是以议论害治、以文辞掩道之人，这些人尚“浮夸”而害“实”，久而久之就会空谈误国［1］142。在唐甄看来，上位者己身正，百官又能各尽其才，那么“讲论道德，兴造功业，无不如意”［1］204。
最后，唐甄总结了君主处理政事时的六种原则或者策略，称为“六善”，具体是指:违己、从人、慎始、循中、期成、明辨［1］194。“违己”“从人”是从君主自身的德性修养来说的，“违己”指君主不能任一己之私而“自用”，“自用则昏”［1］194，君主不能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而凡事都要求合于道，“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心，必求诸非道”［1］195。君主在与人相处时要做到“从人”，这里的“人”既指个体也指一方民情，君主要充分尊重个体和各地地方的差异性，顺应各个地方的民情、民意，虚心听取各方意见，以天下之欲为欲，行天下人所认可之事，这样才能达到富民、养民的目的，“天下有天下之智，一州有一州之智，一郡一邑有一郡一邑之智，所言皆可用也。我有好，不即人之所好；我有恶，不即人之所恶，众欲不可拂也。以天下之言谋事，何事不宜；以天下之欲行事，何事不达！……人无贤愚，皆我师也，是谓从人”［1］195，“违己”和“从人”是要君主“集人成己”地治理天下。“慎始、循中、期成”是指君主在处理任何政事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中所要秉承的态度。政令的制定、颁布与执行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政令制定之初要“一再思之，更覆思之”［1］195谓之“慎始”。政令既成，执政过程中即既不能“速”也不能“倦怠”，欲速则不达，倦怠则易“中道而废”［1］195-196，不急于求成，也不拖延误事，就是“循中”。政令的执行最终是要“有成”，政令有没有成效最终要从实际来考察，谓之“期成”，“慎始、循中、期成”三者要始终一贯，形成政令的稳定性。最后一善“明辨”则是贯穿上述五点的关键品质，只有事事明辨才可以“物不能蔽，人不能欺”［1］196。
其次，君主要“尚俭”“尚朴”。因为“朴者，天地之始气……奢者，天地之终气”［1］140，天子尚“朴”是国之将兴的迹象，天子尚“奢”是国之将亡的迹象，君主去奢守朴，不过度掠取天下财富满足一己私欲是天下之福音，“耳不听好音，非俭于耳也，所以养天下之耳也；目不视采色，非俭于目也，所以养天下之目也；口不尝珍味，非俭于口也，所以养天下之口也；身不衣轻暖，非俭于体也，所以养天下之心也”［1］140。君主之于天下，有表率作用，故如果君主尚俭，天下人竞相效仿，天下则兴“尚俭”之风，正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7］145，“君既能俭矣，次及帝后之族，次及大臣，次及百职，莫敢不率。贵人者，万民之望也，贵之所尚，贱之所木业。贵尚而贱不慕，世未有也”［1］141。风气既成，“于是官不扰民，民不伤财。人君能俭，则因生以制取，因取以制用，生十取一，取三余一，于是民不知取，国不知用，可使菽粟如水火、金钱如土壤，而天下大治”［1］142，还可以“尚素弃文，反薄归厚，不令而行，不赏而劝，不刑而革，而天下大治矣”［1］140。
（二）整顿吏治
君主虽然是天下治、乱之主要责任人，但是天下之大，事务繁杂，君主须将治理国家的权力分给各级官员。各级官员作为管理者、国家各项政令制定的参与者、执行者也是天下能否长治久安的重要影响因素。《潜书·柅政》［1］204篇中提出，天下之难治并不是在民，而是在“官”［1］205，唐甄批评当时的很多为官者不尽心勤政，敷衍为官，“心不在民”［1］206，“土地非我之产，府库非我之藏，民人非我之族党，于我何有焉？ 今之为官者，不必贪邪，即廉能无过者，其存心莫不如是”［1］205。还有的官员因循守旧，拘泥于父兄之为、流俗之尚，只求无过，并不关心百姓的民生，“不知道义，溺于父兄之为，习与流俗所尚”［1］206，在任期间无所作为，最后“四海穷困，民无以为生”［1］206，危害极大。
策略五：引导家长学习一些与幼儿拉近关系的技巧，如身体接触、语言鼓励、送礼物等，融洽教学氛围，增强助教效果。
文中设计的标量脱靶量测量系统采用基于LFMCW雷达测距原理的脱靶量测量方法，系统带宽大、距离测量精度高。但是接收机中频带宽小，信号采样率和数据传输速率低，信号处理计算量小，电路简单。该系统具有电路简单、成本低、体积小、重量轻、峰值功率低、测量精度高等特点。而且采用一体化、模块化设计，根据不同任务可装载于不同的靶标平台。该系统已形成系列化产品，成功应用于靶弹、靶船和无人机等多个靶标平台。系统脱靶量测量精度≤1 m，测量范围为0～60 m，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为部队打靶训练和科研靶试提供精确的脱靶量信息，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唐甄发扬了孟子的民本思想，认为“众为邦本”［1］173，民与君的关系就如身与心的关系。身体有疾病，心则不能安。身受到戕害，心也不能保全，所以君爱民要如心爱身一般。民众是一国之本，财用又是民众之命，故为政者首要之事就是要民众脱离贫困，“举事任职虽多，不过使民不困穷而已”［1］149，因为困穷之民父子不相得，死丧不得葬，祭食无烹，夫妻离散，民不得为民，危害极大，所以官有百职，职有百务，都要归于养民、富民。
首先要恢复“相权”，唐甄把天子能否用贤良之相提高到治乱之所由的高度，这恰是针对明朝废相之弊。君主专制下，君权独大，君主成为众人谄媚讨好的对象，佞以忠进，诈以诚进，常年居深宫的君主不一定能分辨，若奸佞之人当道轻则害身，重则害国害民。明清之际，士人们对“相”的作用非常重视，黄宗羲认为，“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5］30，天子传子，而“相”位却不传子而传“贤”，若天子不“贤”还可以有“相”来补救，故天子须有“良相”相辅［5］30，而“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5］29。“相”为群臣之首，为君之贰，宗庙说凭，社稷所赖，如一屋之栋梁。相权可以限制君权，这是明清时期士人对“君权至上”传统思想的重要改变［6］，良相是上下一治的重要一环，“自宫中至于外朝，惟其所裁；自邦国至于边陲，惟其所措。谗者诛之，毁者罪之……国有贤相，法度不患不修，赏罚不患不中，用舍不患不明，毁誉不患至前，田赋不患不治，吏必尚廉，将必能逞，士必能死，府库充盈，奴仆懾伏”［1］165。
其次，除了要设立“相”位，唐甄还提出要恢复周朝官制，反对当时的九品中正制的官僚体系，因为后者有十八个等级，闲职过多。恢复周朝九级六卿制就可以“省官”，内有六卿，外有群牧。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六卿代替原本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冢宰辅相天子，协理天下万事；“土为邦基”［1］173，司徒一职“任土制赋”［1］173，要组织农业生产，去贪黩、苛敛；宗伯一职负责教化，教化的内容就是“礼”，只有上行下效做到了“礼”，才能兴仁、兴让、移风易俗；司马一职主兵，军队平时要注意将领的选拔、士兵的操练，用兵最上者以德服人，而以战服人则是第三等的用兵了；司寇一职是用来对付社会违法、暴乱行为，其职能相当于现代的司法和执法部门。在刑罚上，唐甄提倡“省刑”，主张“刑”要“威”、要“清”，“威则民畏”［1］175，“清则民服”［1］175。所谓“刑威”即要维护律令的严肃性，刑罚面前人人平等，君主、权贵都一样要受律令约束，“夫刑自贵始，自宠始，自近始”［1］175，这样“刑乃威”。所谓“刑清”则要求公正，刑罚公正，百姓才能心服。与前人不同的是，前人认为盗杀为大罪，而唐甄认为夺人财产才是大罪。因为财产是“四海之大命”［1］175，是邦之本，故须重罚对别人财产霸占、掠夺的罪行，保护百姓财产。用法律来约束权贵的权力以及大力保护民众的私有财产的主张都带着非常鲜明的启蒙特色。六卿中司空（即原来的“工部”）掌管天下百业，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能是让百工各司其职，能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安居乐业，而不再只是传统重农轻商，“民不费财，农安耕作，养老育幼，不废其业”［1］176。与唐甄同时期的顾炎武先生也探讨了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问题，论述了西周分封制到秦统一天下的郡县制的发展变化，提出变革地方郡县官制等措施以分中央之权，革除君主专制之弊［8］1-12。正如梁启超先生指出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托古改制，只是借复古之名行改制而限君之实［9］11。
总体而言,改进的BGM方法的调整思路是在保持原繁殖模空间结构的基础上,根据与湿对流区域相关的物理量分布对水平结构做微调,加大湿对流区域的扰动振幅,提高预报场的敏感度,以期捕捉到增长最快方向上的小扰动作为初始扰动。
哈代的名著《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杀人案因其结果惨烈让评论家揪心不已。一直以来评论家从未停止对这个案件的讨论。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克莱尔远走巴西，苔丝走投无路，为了挽救家庭，她再次牺牲了自己，再次成为亚力克的情妇。不久，克莱尔终于觉醒，他回英国寻找苔丝，希望能破镜重圆。但为时已晚。这时，愤怒的苔丝杀死了亚力克。随后，她与丈夫逃走，在享受了短暂的团圆后，被缉拿归案，法庭判处她死刑。当黑色的旗帜，从温顿赛斯特城监狱升起，苔丝悲剧一生终于结束。
3.官员任用的原则
另外，国家的治理有赖于各项政令的制定和执行，政令之行、之更的标准是民之“欲与不欲”“悦与不悦”，“行之民悦，则行之，从其所欲也；行之民不悦，则不行，更其所不欲也”［1］190。唐甄指出，政令行于天下有“文实”之别。所谓“文”者，政令只停留在“公文”上，并没有达于民间，“虽有仁政，百姓耳闻之而未尝身受之……”［1］205。而“实”则指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措施让百姓了解政令并认真执行［1］155-159。法令条文再好，如果不能得到切实的推行，“令”不过是文牍榜谕，民若罔闻，久则怠忘，故国家“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1］157，“治道贵致其实也”［1］157。若君臣一心，使命必行、必达，那么治化十年内就可以达到。唐甄抨击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阻碍政令的执行，官僚体系上以“文”来考核下、下以“文”来推诿敷衍上，最终使得君主隔于天下之事，久之天下则乱，“上以文责下，下以文蒙上，纷纷然移文积于公府，文示交于路衢，始焉羽逝，既而景灭，卒不知其纷纷者何为也”［1］205。要革除上述积弊，恢复政治清明和长治久安，唐甄从改革当时的官僚体制、为臣之道以及如何选贤用能、考察官员之功绩等方面展开了论述。
为人臣还要“不矜其能，不伐其功”［1］168，在任时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鞠躬尽瘁，造福一方百姓而不居功至伟，方是善始善终，“百僚进规，则拜受而加谨焉；身被劾奏，则引以为罪而不辨焉；入阁议政，则推让而不敢先焉；郎、吏、博、录之属见之，而礼有加焉；如朝，则秉笏，如不胜也；侍侧，则鞠躬如待罪也。社稷已安，规模已立，求贤自代，归老江陵，岂不善始善终哉！ ”［1］168-169
随着大一统农业合作体系的形成，国民政府又开始着手重建合作金库体系，为合作事业发展提供贷款支持。合作金库虽自抗战初期即开始发展，但始终未能建立中央合作金库，各省县合作金库分散发展，未形成统一体系，从1943年起，国民政府即致力于中央合作金库的筹备工作，经过几年努力，中央合作金库最终于1946年11月1日正式成立。
唐甄重视臣子的德性，认为直节、有德之臣是国之宝，他们可为帝师，直接引导天子“求放心”以提升德性修养；他们也可通过奏疏、纳谏、奏折、轮对等途径引导君主体恤民间疾苦，施行善政。直节之臣要有“格君心之非”、敢于直言的智慧与勇气。直臣上可言君之过，中可攻宫闱之过，下可匡帝族、后族、宠贵之过。但是直言须有“度”，不可“不及”也不可“过”。“死谏”则为过，死谏之臣的勇气令人敬佩，可是做法并不明智。血谏、死谏其实是胁迫君主，久而久之君主则会因其情不得顺，不愿意再亲近直臣，反而让阿谀小人钻了空子，就适得其反了。所以，为臣者在格君之非的时候要善于诱导，而不是仅仅攻权奸、谪横政、彰君过。“善事君者，敬之如天而处之无异于人，同其情而平其施。何必望其尊威，矫为亢直，而犯之以其所不能受！ 古来死谏之臣，吾敬之、难之，而不深与之”［1］200，一个明智的臣子与君主相处时，态度上要恭敬、不卑不亢；情感上要与君主共情，把君主看作与自己平等的正常人，凡是人正常之情都应该给予关照，好游、好色、好财、好古器、好宫室都是人之恒情，对君主的这些爱好，贤能之臣要加以引导。比如，引导好游的君主游历时省耕亲民、察官吏之贤与不肖；引导好色的君主循礼而有所节制；引导好财的君主取财有制、有节，进而颁布有利于民众致富的财政、税收以及货币等政令。故这些合乎人情的爱好若能顺之并御之以礼，不使过分，可以成为修德之助力。
唐甄还讨论了天子选贤用能的原则。首先，天子在任用六卿之职时要做到知人善任，“任之专，受之虚，待之亲，礼之敬”［1］179，所谓“专”，六卿各专其职，“取其尤长，各用其极”，［1］178不相为用。“专”还指终身制，以保持官职、执政的稳定性，“专典一职，终身不易”［1］178，任官年老避位时，举贤以自代，久而久之“其虑益熟，其学益精，其事易成”［1］178。所谓“虚”，指君主要虚心以受教，采纳忠言［1］178-179。所谓“亲”，是指君臣间要亲如舅甥，远离嬖妾、媚寺、辞臣等乱君心之小人［1］179。所谓“敬”，是指对待有过错的六卿也需要以礼相待［1］179。唐甄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官员犯错时，若为大过才退，若只是小错，则不用计较。君道与臣道可以相互补充，才能做到尽人谋，事半而功倍，无往而不利。
其次，唐甄十分看重官员的考核，对官员有外在的约束才可以防止懒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考核标准即为“事功”。虽然知人不易，但是功不可掩。普通官员的事功考核标准即是否以民为本，做到富民、养民，“古之贤君，举贤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养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1］149，朝廷任用贤才，如果这些贤才只是德性上“止于洁身”［1］150，才能上“止于决事”［1］150，事功上没有落在“养民”，这不过是“显名厚实归于己”［1］150，即便这些人才若皋陶、比干，即便他们可以做到“辅相无缺，出纳如衡，奸慝毕除，克壮戎兵，文章典礼，辞命敷荣，布于八方，海隅以宁，四译来朝”［1］150，但是若不能以养民、富民为功，“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1］150。唐甄痛斥当时为官者无视民间疾苦，不为民做实事，只求在任期间无功无过，平稳退职，官员的懒政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故“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1］151。如果天下之官皆为养民之官，天下之事皆为养民之事，如此“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1］151。所以，对地方官员“三年考绩，无功有过者黜，无过无功者以其品秩序致仕”［1］186，做到赏罚分明，这样久而久之就会治化大行。
除此之外，在官员俸禄问题上，唐甄主张“省官”制禄。在官职的设定上，职位不能太多，官员太多会产生庞大的维持费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从官员本身来讲，官多则意味着俸禄减少，就会导致侵上虐下，掠夺财物现象的发生。革除闲职后官职变少就可以给官员制高禄。唐甄认为官员若得厚禄，则无养身、养家之忧，就可以兴忠义，“凡人之性，上者有义无利，其次见利思义，其下见利忘义。上下少而次者多，厚其禄，所以兴义也。上者不德而忠，其次德而后忠，其下虽德不忠。上下少而次者多，厚其禄，所以劝忠也。兴义劝忠，所以厚民生也”［1］185。这已经有现代“高薪养廉”的意味了。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唐甄的为政思想强调无论是君、是臣都要自身有德。君无德则不能选贤用能，而臣无德则不可能造福一方百姓。君主对天下治乱的责任更大一些，所以唐甄十分看重天子的德性修养，天子德性修养不断提升才能识贤、用贤，层层相推而天下大治。作为臣子同样不仅要有治国之才更要有较高的德性修养，才可以既“格君心之非”，引导天子向仁、向善，又能辅助天子匡治天下。君臣上下一德最终目标是要养民、富民，养民、富民更是评判一个官员功过的主要标准。下一小节我们就考察唐甄的养民、富民的思想。
（三）养民富民
1.官职设定
根据试验结果，样品前处理条件为：超声皂化时间35 min为宜，在皂化液中加入20 mL正己烷和5 mL水，超声振荡萃取10 min，再静置10 min分层。而改进的前处理方法使整个样品前处理过程不需要样品转移就能得到经皂化、萃取、干燥、过滤后的待分析试液，大大简化了试验操作过程中的样品前处理步骤，有可能引入误差的环节也相应减少，分析结果的精密度得到明显改善。在实际操作时，可把样品管放到配套的试管架上，将放置有样品管的试管架一起放入超声振荡器中皂化、萃取，有利于批量样品的处理。改进的方法和GB/T 31758-2015方法相比，日样品处理量可提高5倍以上，极大地提高了样品的分析检测效率。
1.养民
据阿里方面向《中国储运》记者透露的数据，口碑和饿了么一起在676个城市服务商家达到350万。在饿了么的平台上，有66.7万的月度活跃骑手为消费者服务，平均每个用户每年下单近20次；在口碑的平台上，1.67亿月度活跃用户充分享受着完善的到店服务。
唐甄提出善政“养民”，善政分为有上善政六种，中善政六种，下善政六种。上善政有:“勤农丰谷，土田不荒芜，为上善政一。桑肥棉茂，麻苎勃郁，为上善政一。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为上善政一。廪畜不私敛，发济不失时，水旱蝗螽不为灾，为上善政一。犯其父母必诛，兄弟相残必诛，为上善政一，阐幽发潜，彰孝举节，为上善政一。”［1］186
中善政有:“独骑省从，时行乡里，入其茅屋，抚其妇子，民不以为官，无隐不知，为中善政一。强不陵弱，富能周贫，为中善政一。除强暴奸伪，不为民害，为中善政一。居货不欺，商贾如归，为中善政一。省刑轻杖发，民自畏服，为中善政一。察奸发隐，四境无盗，为中善政一。”［1］186
下善政有:“学校殿堂庑常新，春秋享祀必敬，为下善政一。城隍、道路、桥梁、庐舍修治，为下善政一。纳赋有方，致期不烦，为下善政一。选勇力智谋，具戈甲干楯，教之骑射，以卫四境，为下善政一。天灾流行，疫病时作，使医疗治，为下善政一。蔬食布衣，燕宾必俭，为下善政一。”［1］186
2.为臣之道
唐甄的上、中、下善政是一套发展经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政策。上善政六种措施为发展经济的主要办法，唐甄主张首先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要求为政者因地制宜引导民众发展农、桑、林、牧、渔各业，注意水、旱、虫灾害的救治，并在此基础上教化百姓出孝入悌，铸成良俗。中善政主要是吏治与商市之政，呼吁官员们深入乡里，体察民情，整顿社会秩序，营造安定环境，保护通商，集市里童叟无欺，商贾如归，惩恶扬善，不使强者凌弱的现象发生，让乡里盛行富者周贫的风气。下善政强调地方官员对地方治安的维护，不横征暴敛，组织民众农闲时操练，同时建设学校、道路、桥梁，以及对贫困人口实施医疗救助等。这十八项善政包涵了农副业、乡村贸易、社会公益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愿景，体现了唐甄对改善社会底层民众生活质量的迫切愿望。
选取2017年1月—2018年9月收治的60例带状疱疹后遗症神经痛患者，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基础组30例，年龄43～73岁，平均（58.09±10.26）岁，男女比13∶17，神经痛部位：8例颈部、9例肋间、6例三叉神经、3例臂丛、4例腰骶；联合组44～73岁，平均（58.56±10.31）岁，男女比14∶16，神经痛部位：9例颈部、11例肋间、7例三叉神经、2例臂丛、1例腰骶。组间临床资料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富民
实践证明，“因材施教、分层培养、工学交替、强化技能”的培养模式，遵循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基本理论，依据学生素质和兴趣设置专业层次，可以充分挖掘学生学习潜能 ，确保绝大多数学生能学有所成；而“工学交替”模式，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专业基础知识之后即进入企业在岗实训一学期，在取得对专业技能、企业工作环境、社会现实的感性认识之后再回校学习专业课程，学习目的更加明确，技能特点更加鲜明，毕业后也能为能迅速适应企业岗位。
“养民”的目的就是“富民”，唐甄认为立国之道惟在“富”［1］154，财富是国之宝、民之命。他认为富在编户，政府要藏富于民，若民不富，国家府库里的财物即便堆积如山，也是贫穷之国，“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1］154。
为了“富民”，首先，当政者应该“无为”，不扰民、不虐取，为政者不能随意干涉百姓的劳动和生活，要让百姓有足够的时间休养生息，不能频征兵役、徭役。为政者无为、不扰民，那么就算是牧羊、缫丝、编席等最卑微的行业，日息岁转，百姓仍然可以赖以度日，而不至困厄不堪，流离失所甚至倒毙街头。当政者不巧取豪夺，即便贫瘠之地三五年也会有所出产，通过慢慢积累，百姓也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
其次，当政者应该“有为”，唐甄认为当政者要带领、引导、帮助百姓创造财富。他认为生财之术不过就是因地制宜发展各项农、副业，让百姓衣食富足，“因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1］145。其中最重要的、可以全民推广的富民副业就是养蚕缫丝，唐甄特别看重“教蚕”，他在长子县任官时就身体力行，教百姓养蚕致富，“首先蚕务，导民树桑，以身率之，日省于乡，三荀而树桑八十万本，民业利焉”［1］289。他认为“桑如五谷，无土不服”［1］209，任何土壤都适合种桑养蚕，更重要的是养蚕利厚，不占农时，“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久，而半其利”［1］209，若坚持三代养蚕，百姓定会因此而转贫为富。唐甄批评为政者不“教蚕”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间接造成了百姓的贫困，“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1］210，朝廷应该专门设官“教蚕”［1］209，并严格赏罚制度，帮助百姓脱贫。
第三，为了“富民”，为政者还需在货币改革上有所作为。从我国货币流通历史来看，贵金属白银在明代成为普通流通货币，“自明以来，乃专以银”［1］187。当时人人聚敛，再加上赋税征银、国家制禄用银，社会对白银的需求大增，导致流通领域银两匮乏，“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产者，尝旬月不见铢两，谷贱不得饭，肉贱不得食，布帛贱不得衣，……银少故也。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1］187。黄宗羲也说，“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 ”［5］151流通货币不足致使“粟麦壅积”“百货不行”“良贾失业”［1］187，危害严重，所以唐甄提出要在流通领域内废银用钱。具体来说，在货币流通上，应该“以谷为本，以钱辅之……今虽用钱，不过以易鱼、肉、果、蔬之物；米，石以上，布、帛，匹以上，则必以银”［1］188，市场上购买粮食、布匹要到一定数量以上才用银两。而朝廷命官的俸禄，高级官员的俸禄“以钱附粟而给之”［1］188，低级官员皆令“受粟”［1］188，“赋以钱配，禄以钱配，饷以钱配”［1］188，这样不出三年金银作为流通货币的地位就会被取代。唐甄和黄宗羲都注意到了“银”作为流通货币的弊端，提出以钱、粟代银，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现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不可能提出可行的解决法案，例如如果实物代银，百姓以所产折银，却没有通折的统一标准，这必然会给各级官吏的盘剥提供机会，导致折银的过程中百姓财富的损失。商品的货币化、赋税的货币化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已经有了问题意识，但是其思想还处在萌芽状态，不够严密和成熟。
唐甄“养民富民”思想还体现在他的社会福利思想上，他主张政府成为社会救助的主要责任人，把当时民间对老弱孤残的救助常规化、制度化、规模化。《恤孤》［1］197篇指出，苏州育婴堂之类的民间慈善机构收留弃子，虽是一种善举、善事，但是其作用“不过小补”，仍有“所不得全者”［1］197。若想得“全”，君主就得在治道上设法集中全社会的力量，从根本上解决穷苦贫弱的社会痼疾，“人力之勤，不如普天之泽也。以人譬苗，以雨譬政，若使四海之民，家给人足，衣食饱暖”［1］197，唐甄主张由“输血式”救济到“造血式”救济的转变，还主张贫富应该“相资”，将富者助贫、政府善政助贫相结合而达到消灭贫困、共同富裕的目的。
吴丹枫表示，还要深入分析病种结构与疗效指标、工作负荷、技术水平、费用控制、资源配置和患者结构的合理性，构建个性化、智能化的成本核算体系。围绕专科-专病-医疗组纵深化的成本核算层级，运用建模、数理统计等方法深入分析专科医疗小组和新诊疗模式下的成本效益及科室效益评估模型。为了构建DRGs成本核算平台，为政府即将实施的以单病种支付方式为导向的费用约束机制的政策做好积极应对，还有以下几步路要走。
通过上文讨论，可以看出唐甄敏锐地注意到了君主专制的弊端，积极提出改良对策限制君权，提出以“养民”“富民”为本的思想，以及整套“养民”“富民”的政策措施。虽然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唐甄的思考还不够深入和成熟，但是，唐甄的经世论对孟子的“民本”思想做了新的拓展，成为“新民本”思想的重要的基石。
（四）唐甄经世思想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的大会上提出了“四个自信”，在十八大所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中加入了“文化自信”，要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有信心，更要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历史自豪感。可以说，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是我们的精神财富，她更为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吸收、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同时，还需要给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诠释。儒家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精神注重入世、强调儒者经天纬地、修齐治平，要用所学去关照社会现实，为人安身立命，这种精神在当代依然需要大力弘扬。
首先，唐甄经世论认为为君之道、为臣之道的首要原则便是“修身”，治乱之根在“人心”，修身是经世致用之始，德性修养的提高对个人、社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良好的市场经济有赖于道德力量的维系。当代人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德性修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生观，明辨是非，惩恶扬善，才能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新时期的社会公民如果能时刻反省自己的言行、约束自己的言行，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对社会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整个社会就能良性发展，个体的幸福感就能不断提高。
其次，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唐甄在传统“尊君—民本”的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重民—限君”的“新民本”［10］思维模式，对君主专制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提出加强“相权”并整顿吏治、重设六卿，各部门官员各司其职并保证其行政长官任职的稳定性，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君分权，这种“分权”的意识和观点虽然与当时欧洲同时期的启蒙政治学说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毕竟超越了“旧民本”思想，开始思考家、国、天下的区别，开始思考君臣关系［10］。另外，唐甄还提出精简政府官员，提高官员待遇，这样就能很好地义利结合，达到“厚禄兴忠义”的目的。唐甄的“养民”以及藏富于民的“富民”思想，要求为政者不扰民、不掠夺人民财产，并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带领各地的人民发展经济，从而实现财产增值。这些对当代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体制建设以及知识分子如何将自己的知识应用到实践造福民众等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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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Zhen’s View on Country Management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Tan Lisi1 Wang Rong2
(1.Tan Lisi,Philosophy Depart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232.Wang Rong,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Jiangsu 210094）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ang Zhen’s thought on pragmatism.The paper finds that Tang Zhen criticizes the absolute monarchism and advocates the equality between the monarchy and the subjects.Tang also advocate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osition of the Prime Minister to help to restrain the power of the monarchy.Tang thinks that the court should adopt ancient Zhou’s bureaucratic system to streamline the system to let the officials have higher pay.According to Tang, the higher these officials get paid, the less they will squeeze the populace.Apart from this, Tang think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adopts various methods to improve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people.Not only need they to cultivate the agriculture,but also to develop agricultural sidelines and social welfare as well.
Key Words: self-cultivating monarchy bureaucratic system nourish people
［中图分类号］ B249.4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9）07-0120-009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7.011
作者简介： 谭利思 （1974—），女，汉族，江苏宿迁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儒学、语言哲学。王蓉（1976—），女，汉族，江苏南京人，南京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