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企业退出与呼吁体制比较及对中国企业改革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企业改革论文,启示论文,体制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均衡概念在经济学中占据中心地位，而无序和不均衡是力量失灵的结果。因此，需要阐述均衡和不均衡的变化，指出经历着不均衡的经济主体可以做出两个积极的反应或者补救措施：退出，即从一种已经建立的关系，诸如企业、家庭、政府等组织中退出呼吁，即试图通过传送一个人的抱怨或不满补救或改进关系。虽然大多认为呼吁属于政治领域，退出大多涉及经济领域，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思维方式研究美、日企业的体制比较。根据退出与呼吁概念，我们将美国的企业治理看作是退出体制（Exit Systems），把日本的企业治理看作呼吁体制（Voice Systems）。换言之，美国的企业治理结构常常被看作市场机制，而日本的企业治理结构被看作网络机制。在学术界日益重视制度的情况下，对于制度环境下的市场机制产生了复杂的认识。制度环境是市场机制必要的基础，极有可能会阻碍市场发育和发展。
在文中，我们采取呼吁与退出的角度（Hirschman，1970）。退出体制与市场治理有关，在自主、竞争企业之间保持一定距离，采取现货缔约。当不满意企业绩效时，经济主体退出选择其他好的企业。企业所有者不满意时出售企业的所有权。企业的经济活动，或者通过市场价格或者通过企业内部等级结构进行协调。企业所有权在股票市场上公开交易。
呼吁体制与企业之间保持部分竞争和部分合作关系，以网络形式保持一定的持久性关系。当对企业经济绩效不满意时，经济主体呼吁，在保持关系的情况下尽力消除不满意或抱怨。企业的经济活动通过市场和等级结构之间的中间形式完成。企业所有权通过私人所有权、企业间交叉所有权、银行所有权等形式交易，反对接管，并且不能在股票市场上实行公开交易。企业所有权通过垂直或水平呼吁而不是董事会尽力去矫正经理行动。
在退出体制下，美国企业更多在企业内部实行分割的短期关系，以个人绩效为基础的短期劳动契约，在企业内部更多的自主分工。把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包括经理市场）和金融市场等作为约束企业绩效的最重要手段。
在呼吁体制下，日本企业重视现行的关系，不论在企业内部、企业间，还是企业外部环境方面。更多关注企业团队而不是个人、年功序列报酬、长期雇佣以及部门间能力共享。它把交易或产业中的企业作为部分合作和分享利益的手段。
二、美、日企业外部治理结构比较
在现实经济条件下，企业外部治理结构目的是激励企业提高效率，是否通过市场还是其他制度形式来实现。
美国采取退出体制。我们利用委托—代理模型来分析美国企业外部治理结构：所有者（股东）被看作委托人，经理作为代理人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个问题是经理可能有其他目标而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例如，企业经理可以追求市场份额、企业规模、增长或者使风险或者努力最小化等。在退出体制下，如果股东不满意经理的企业绩效，他们可以卖掉部分或者全部股票。一般说来，也可以选择监督经理行动的方法，但是这种行动因信息不对称而复杂起来（经理持有重要信息），股东可能不如经理判断正确的管理行动应该是什么。但是，当经理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经理将会获得相应的报酬。因此在退出体制下，具体企业控制模式特征包括：
首先，通过资本市场约束经理行为，一般以两种方式约束经理。如果经理没有使企业的股东价值最大化，股票价格会下降。一方面，这会带来接管威胁，经理面临失去他职位的威胁；另一方面，新发行的股票收益相对来说较低，抑制经理进行扩张。
其次，为了在产品市场上竞争生存下来，企业经理必须尽力达到最大效率和创新潜力。
再次，在经理市场上树立声誉。经理通过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经理可以创造继续他们职业的机会，为再就业创造良好的声誉。
最后，实行经理的股票期权，这样经理的利益与所有者利益相一致，激励经理努力工作，减少代理成本。
从这里看出，在退出体制下，如果把股东放在委托人位置上，把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约束企业经理的行为毫不奇怪。即便没有监督者，经理也会害怕被更换而自觉按照股东利益从事经营活动。
由于股东不同，可能是股东、经理、工人等等，不能简单地只考虑单边治理模型，也应该考虑多边治理模型。
相比之下，由于提供给经理的资本构成沉淀投资，所以，在外部治理环境方面日本采取呼吁体制。当结果表明投资错误时，即无法通过再销售投资得到补偿。此时，由于沉淀成本，它可供选择的使用价值下降。同时，企业尽力生产差别产品，尽力躲避完全价格竞争以追求利润。产品差别越大，增加投资不能转为他用的可能性，进而增加投资沉淀成本。一般说来沉淀投资普遍存在。首先是有形资产沉淀成本。这些生产要素是企业或产业专用的，一旦投入并承诺了专用用途后便不能转为他用。例如，（1）物质资本专用性极强。设备和机器的设计仅适用于特定交易用途，在其他用途中会降低价值；（2）人力资本专用性。在人力资本方面具有特定目的的投资，主要来自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当用非所学时，就会降低人力资产的价值，等等。其次，无形资产沉淀成本。企业的生产技术、商标、品牌，乃至企业名字就是无形声誉资产。这些无形资产通过市场无法得到补偿而变成沉淀成本。最后，交易成本也是沉淀成本最重要的来源。因为交易成本会提高有形资产的购买价格和降低再出售价格。即使企业投资不具有企业或产业专用性，资产在购买之后再出售价格也会下降，“柠檬”问题也会产生部分沉淀成本。
因此，与其说日本企业股东无法从外部进行控制，不如说往往存在内部控制和某种程度地外部控制。一般说，对经理的控制权有两个集团：一个是作为企业剩余索取者的股东；另一个是职工集团。事实上，呼吁体制也是尽力克服委托—代理之间的监督问题，并且与经理讨论投资的合理性，这会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最好的方式需要将其他股东利益的合法化。当他们的利益合法时，他们将愿意提供企业内部信息，与非法情况相比，这会增加信息量。从所有者角度看，在股东价值最大化与监督能力之间有替代关系。
在呼吁体制下，产业银行充当部分所有者，并且拥有关于技术和产业技术方面的信息流。企业外部的治理结构——呼吁体制有助于技术扩散，使企业信息共享。
由此可见，从金融结构外部治理来看，美国存在着以股票、债券为中心的退出体制，认为，股东通过股票市场和股东大会对经理实行控制，企业为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而努力。而日本以银行贷款为中心的呼吁体制，相互持股的形式很发达，个人股东的权限很小很难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但是日本企业并未陷入低效率，而且职工拥有专用性技能，也能成为企业的权益人。
三、美、日内部组织结构比较
当我们考虑美、日企业外部治理结构之后，我们再来分析美、日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差异。依据退出体制和呼吁体制，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在日本，采取呼吁体制，而在美国采取退出体制。按照青木昌彦等（1999）采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使我们看到，日本的年功序列工资和晋升、长期雇佣和企业专用性技能作为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手段，而美国类似于新古典模型，企业内部资源由开放的外部劳动市场的关系决定的，边际生产力工资成立等。因而得知，美国的经济体制特征包括：（1）是边际生产力工资：工资直接取决于个人的绩效、能力；（2）是“人质”较小；（3）是短期雇佣：企业内的资源配置由外部劳动市场的相互关系决定；（4）是利用通用性技能，即使转到其他企业价值也不会改变，不存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沉淀成本。于是将具有这种特征的企业称A形式。
日本企业的就业体系具有以下特征：（1）是工资取决于晋升，短期内边际生产力与工资存在差别；（2）是存在“人质”；（3）是长期雇佣：企业内部资源由企业内部决定，与外部劳动市场仅是进入市场关系；（4）是较多利用企业专用性技能。于是将具有这种特征的企业称为J形式。
通过美、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比较分析可知，不论是A形式还是J形式，都是约束条件下一种理性行为。
具体来说，在日本采取呼吁体制的情况下，日本的就业一般归属于企业而不是特定工作。在初期，工人将依据教育背景，花费许多时间学习企业的各个方面及其产品属性。在几年内，他们会晋升职位。而且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不容易终止。当工人进入企业，工人承诺对企业的忠诚，企业反过来保证其就业，在企业就业时间越长，收入越多。这些形式就被称为终身雇佣体制和年功序列分配体系。正是由于日本企业进行了人质投资，具有关系专用性投资（沉淀成本投资），一方面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专用性，退出市场带来有形资产沉淀成本；另一方面，薪金或晋升也作为契约性沉淀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声誉资产也具有显著的沉淀成本。所以，日本企业更希望维护这一信任声誉，相互之间守诺而不轻易违背。
由于在日本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所想象的那样晋升快，有严重的拥挤问题，即晋升位置少而需要晋升的人多。在经济衰退时，企业不能实行大面积的下岗，于是必须创造更多的新位置，结果造成冗员，也不会轻易地离开企业。企业失去照顾雇员的声誉结果造成每年雇佣雇员的困难，这一无形资产损失无法得到补偿。因此，企业通过在其他领域更为有效率以及提高产品价格，通过消费者补偿薪金成本以确保就业机会。
然而，在美国采取退出体制的情况下，美国企业首先是削减就业成本，适应市场供求状况，采取退出，离开企业组织。
由此可见，美国对于企业内部组织采取退出体制，日本对于企业内部组织采取呼吁体制。因此，美国倾向于采取市场制度，而日本倾向于采取非市场制度。
四、美、日企业外部和内部治理结构综合比较
宽泛地说，退出体制模型更多地应用到英、美国家，呼吁体制模型大多应用到欧洲大陆（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和日本等。我们可以看到退出体制与市场导向体制极为相似，而呼吁体制与网络导向体制极为相似，因此将这两种体制进行比较如下表。
表：美国与日本治理结构比较
┌───────────┬─────────┬──────────┐
│ │美 国│日 本 │
├───────────┼─────────┼──────────┤
│ 一般特征│ ││
│ │市场导向 │内部导向│
│ │短期关系 │长期关系│
│ │竞争 │合作│
├───────────┼─────────┼──────────┤
│ 企业外部治理特征│ ││
│较大股东 │个人 │企业、银行 │
│股东控制 │退出 │呼吁│
│ │接管 │长期关系│
│股东充当经理 │许多 │较少│
│信用控制 │回收贷款 │部分所有者、监督│
│规制 │支持股票市场 │股票交易受限│
│ │银行不是所有者│银行所有者 │
│ │没有交叉所有者│交叉所有者 │
├───────────┼─────────┼──────────┤
│ 企业间契约性治理特征│ ││
│关系 │市场、一体化 │网络│
│契约 │正式的│关系性的│
│契约执行 │法庭 │个人声誉│
├───────────┼─────────┼──────────┤
│ 企业内部劳动管理特征│ ││
│劳动市场 │竞争性│保护性 │
│契约 │正式的│关系性的│
│动机 │工资和利润分离│工资、工作安全 │
│监督经理程度 │低│共同决定│
└───────────┴─────────┴──────────┘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1、在灵活与投资充足方面存在替代性比较。在呼吁体制下，由于各种经济主体联系在一起，所有者利益监督者、信息守业人和银行等保持一定的关系，需要在相互理解和信任建立方面进行专用性投资，而且还需要进行其他专用性投资。在专用性知识方面的相互理解、沟通、合作风格以及搜集信息等等的投资都是专用性的。正如交易成本经济学那样，沉淀投资导致退出壁垒，而且需要一定的持久性关系补偿这些沉淀投资成本。所以，呼吁体制要求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连续性，这样带来一定的刚性。而且，在呼吁体制下，建立信任和相互理解贡献性投资，以及其他专用性投资都要求关系的持久性，这会导致退出壁垒，带来某些刚性。这种体制体现刚性与投资充足之间的替代关系。同时，人力资源被看作投资，而不是作为生产函数的投入品，外部关系作为信息和能力的来源，而不是仅仅作为投入的来源和产出的储藏室。相比之下，退出体制导致投资不足，由于资本成本保险，投资成本上升，从事前看来，投资不足。呼吁体制，监督经理网络充当信息流的守业人，会带来企业和产业间技术迅速扩散，投资充足，也会带来一定的刚性。
2、退出与呼吁体制的静态效率比较。在退出体制下，一体化活动以联合和部分治理在教育、培训和联合研究方面使基础设施固定成本共享较少，这样带来生产效率损失。而且，企业内部一体水平较高会带来较高的市场集中，这又限制配置效率。因此，市场机制下的退出体制配置效率并不能先验地理解很高。
在呼吁体制下，需要减少或消除刚性，以及竞争局限性。因此需要考虑相互理解和知识交流等方面的专用性投资。特别是网络间专用性投资，关系时间不必超过补偿专用性投资时间：关系必须有某些连续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关系必须是持久的。在足以补偿专用性投资期限内，除非合作良好和可靠，否则新协议不会继续签订。这会大大降低机会主义。也可以通过刺激网络竞争或企业体系刺激竞争。
3、退出与呼吁动态效率比较。一般说来，网络的呼吁体制，利用市场和等级结构间的中间形式，要优于纯市场的退出体制——仅仅利用市场或等级结构。呼吁体制消除了退出体制所需要的资本成本保险费，产生更普遍和迅速的技术扩散和边际创新，具有较少市场集中，促进教育、培训和研究固定基础设施成本共享；呼吁体制更适合高质量、差别产品和创新扩散和边际创新。呼吁体制在传递信息方面更有效，较之个人退出更为有效。商业就是信息交流，并且以缔约双方经常和密切的接触为条件，他们传送承诺、相信承诺，相互调整要求和不满。呼吁体制的缺陷是导致不合意的卡特尔和刚性。这个刚性问题需要让网络关系尽可能开放和灵活。相比之下，退出体制导致灵活性，通过松散的、短期的关系。退出体制适合标准、大规模产品生产。
总之，不论是企业内部一体化，还是企业间网络，都取决于许多经济变量，如国家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差别。同时，也出现相互渗透和融合现象，如在美国，共同基金和养老金基金等投资机构，改变了通过退出来实施压力的办法，转向通过董事会呼吁施加影响。
五、一般性结论及对改善我国国企治理结构的启示
由此可见，我们从退出体制和呼吁体制角度分析美、日的治理结构比较，发现美国类似于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市场制度，而日本大多存在除市场制度之外，还有组织、契约、习俗等各种各样的制度结构，这些制度彼此相互影响。在日本，个人持股者几乎不起作用，只是资金的消极供给者。对企业财务控制是由主银行领导下的银团掌握的。经理们接受主银行监督控制，并面临经营不善而被重组的威胁。而在美国，股权的大量分散可能导致经理和最终资本供给者之间相当严重的代理问题。主要通过接管作为管理控制方式。
在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差别，我们不能简单地照办美国模式或者日本模式。特别是在体制转轨时期，仅仅需要借鉴美、日体制的优点，逐步完善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为此，我们应该做到：首先，大力完善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包括经理市场）和资本市场，发挥退出体制的优势；其次，依据个人声誉机制选择经理，降低沉淀成本投资，降低国有企业刚性，是降低我国当前国有企业退出壁垒的重要途径；再次，有必要完善法律制度，确立各类股东的合法权利，有助于企业内部信息供给量增加，降低信息不对称，否则搜寻信息成本昂贵，没有人愿意提供，企业的经济效率无法提高；第四，采取必要的垂直一体化、长期契约、以及所有权结构调整等，尽量减少委托—代理成本，重视激励相容，实施必要的委托人—代理人角色互换，降低国有企业内部X无效率；第五，充分利用国有企业网络优势，加速创新和创新扩散，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深化国有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最后，不能忽略制度环境，而仅仅考虑制度安排还不够，更需要顾及我国的制度环境对国有企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