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职业教育投入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现实困境与突破_普通高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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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5)6-0058-06

       一、前言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同，而教育投入的增加是教育水平提高的重要保障。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影响着我国国民经济尤其是第二、三产业所需的职业技能型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其对经济总量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不容忽视。但由于该阶段教育在我国并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十分有限，其发展规模和质量也往往被忽视，目前对于中等职业教育投入方式和投入重点也存在较大争议。鉴于此，深入分析当前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探讨该阶段教育投入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对于确定当前中等职业教育阶段经费投入重点，改革经费投入方式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一直是学者们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和样本，国内外学者就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与路径得出了不同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罗默和和卢卡斯先后建立和发展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教育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1961)则把教育视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余值法得出了美国1929年到1957年的经济增长有33%归因于教育的发展的结论。Barro and Martin(1999)指出，公共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Benhabib & Speigel(1994)、Devarajan(1996)、Blundell(1998)以及Blankenau(2006)[2-4]等学者也都从不同角度验证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体到教育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学者通过不同的计量方法，测算了我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虽然由于样本选取和方法的不同，所测算出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略有差别，但大部分研究都肯定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如范柏乃等(2005)利用1952-2003年度的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投资的数据，计算出我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4.4%[5]；谭永生(2006)借鉴C-D生产函数和Lucas人力资本模型，核算出我国1978年到2003年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为25.72%[6]。杭永宝(2007)借鉴Denison和Maddison的方法估算了1993-2004年间中国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职、高职以及本科以上教育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郭庆旺、贾俊雪(2009)则通过构建包含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两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模型，认为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支出和高等教育支出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溢价水平的影响总体上较为模糊[8]。

      上述研究都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大多是对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总体分析，针对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十分匮乏，对于该阶段所包含的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与路径的对比分析也较为欠缺。本文借鉴C-D生产函数，利用1995-2012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对比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普通高中投入与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中等职业教育投入中存在的问题与成因，以期对现阶段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投入重点的确定与投入方式的选择提供借鉴。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计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又称C-D函数)由美国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于20世纪20年代研究美国1899-1922年期间制造业生产中，资本和劳动要素对生产发展的影响时得出，其基本形式为：

      

      其中，Y表示产出，A为技术水平常数，L、K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α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β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0，β＞0，且α+β=1。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入可以通过提高社会人力资本从而推动经济增长，鉴于此，我们将教育投入作为一种投资形式纳入分析，将生产函数中的L分解为初始劳动力

与教育投入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投入H的乘积，

      

      在此基础上假设H为教育投入EDU的函数，

，则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对该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

      

      我们将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均纳入模型，以便针对性的对比评价中等职业教育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由此构建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EDUV、EDUH分别代表中等职业教育投入与普通高中教育投入水平。

可视为中等职业教育投入与普通高中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

      (二)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从数据可得性以及本文研究目的出发，选取1995-2012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关数据作为样本，由于重庆1997年才设立为直辖市，为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我们将重庆市合并入四川省进行计算，而西藏相关统计数据缺失值较多，因此剔除了西藏的相关数据。模型中涉及的主要变量解释如下：

      (1)产出变量Y，采用以1995年为基期的各省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代理变量；

      (2)劳动投入量L以各省全部社会就业人员作为代理变量；

      (3)资本存量K，采取“永续盘存法”进行核算，基本公式为：

为t时期和t-1时期的资本存量；

为t时期的名义固定资产投资；

为t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水平；δ为固定资产折旧率，借鉴张军等(2004)的研究成果，按各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予以折算[9]。

      (4)中等职业教育投入水平(EDUV)和普通高中教育投入水平(EDUH)分别由各省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教育总经费和普通高中教育总经费作为代理变量。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所包含的内容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略有差别，2007年之前具体包括中等专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中等师范学校、成人中专和技工学校，2007年之后具体包含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i、t分别代表第i个地区第t个年份，对各统计变量均取对数处理。

      由于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一个人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周期为三年左右，而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学生毕业后一部分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部分会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后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高等专科教育培养周期为二年到三年，本科教育培养周期为四年，所以我们对主要的解释变量普通高中教育投入用了比产出数据早六年的数据，对中等职业教育投入用了比产出数据早三年的数据进行回归以更好的分析高级中等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3)》、《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1996-2013)》以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各变量统计描述如表1。

      

      三、中等职业教育投入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结果及原因分析

      (一)中等职业教育投入经济增长效应的总体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印证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理，同时为了消除面板数据模型常见的异方差与序列自相关问题，这里我们选择跨省份残差变量作为权数，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首先利用全样本数据对模型(5)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我国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见表2所示：

      

      对比普通高中阶段和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对产出增长的弹性系数可以看出，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低于普通高中教育投入，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当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过小，在各阶段教育中所占比例较低，社会、个人和政府对中等职业教育投入都微乎其微，故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十分有限。与义务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相比，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投入在各个教育层级中已然处于“低谷”地带，而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和国家与个人对其投入水平又远低于普通高中阶段教育。2011年中等职业教育投入经费仅为1567.93亿元，财政性投入915.55亿元，而普通高中2011年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为2357.03亿元，其中财政性投入1382.01亿元。在我国教育水平整体提高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录取率大幅度上升的大背景下，普通高中的发展和投入规模高于中等职业教育有其合理性，但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也应与经济增长相协调，应能够基本满足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要。我国当前职业教育发展规模过小，投入不足的现状直接影响了劳动者尤其是制造业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相应也较为有限。

      其二，由于当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质量不高，导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未能真正起到优化劳动力素质和结构的作用，这也直接制约了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教育形式和特点上看，职业教育由于实践性较强，需要教师更有针对性的指导，因此对教师数量和质量的要求都相应较高。但2011年我国普通高中的生师比为15.77，而职业高中的生师比为21.59，普通中专的生师比为31.53，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师比是所有教育阶段最高的，专职教师中拥有高级职称的仅占22%左右，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者仅为4.54%左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目前的发展质量不高的现实。从教育设施的配置上看，中等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和实践性需要高质量的教学设施，其对教学设备和场地的需求都高于其他类型的教育阶段，目前中等职业教育投入过少无法保证其所需的基本教学条件。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为186.77亿元，同期普通中学新增投资为1007.55亿元，教育总投资为2791.39亿元，中等职业教育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数额仅占各教育总投资的6.69%。中等职业教育师资整体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使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往往并未掌握本领域较为先进的技能，影响了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增加。

      其三，中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设置不合理，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中等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不协调。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三次产业所占比重上看，虽然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但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仍是首位，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理应与产业结构相协调。然而从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和毕业生专业分布上看，却并非如此。根据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2010修订版)，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专业共18个大类，其中农林牧渔类属于第一产业，资源环境、能源与新能源、土木水利、加工制造、石油化工、轻纺食品六个专业大类属于第二产业，交通运输类、信息技术类、医药卫生类、休闲保健类、财经商贸类、旅游服务类、文化艺术类、体育与健身、教育类、司法服务类以及公共管理与服务类11个专业大类可以归为第三产业，实践中由于加工制造、石油化工、能源环境等专业往往需要大量前期投资，对教学设备、基础设施要求较高，因此很多中等职业学校尤其是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出于利益驱使，产生“短视效应”，往往会优先设置和发展如财经商贸、信息技术、司法服务等对教育基础设施设备要求不高，投资少、见效快的专业，从而使得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实际需求严重偏离，也造成了中等职业教育对产出贡献较低。2010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中专业属于第二产业毕业生仅为34.72%，第三产业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人数高达64.78%，而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专业集中于信息技术类和财经商贸类，分别占当年毕业生总人数的23.84%和11.23%，不仅导致工业、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十分匮乏，而且与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重叠严重，从而影响了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及中等职业教育对劳动力素质和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发挥。

      (二)三大区域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教育发展不平衡性都十分明显，因此我们分别以东、中、西部各省数据为子样本对模型(5)进行回归分析，分别研究我国三大区域高级中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更好的对比其中的差异性，具体来说，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从表2列出的东、中、西部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可见，普通高中教育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在东、中、西部均高于中等职业教育，与之前分析的结果一致。中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有二：

      第一，职业学校在1999年取消“包分配”的计划招生模式后，其吸引力日趋减弱，很多中等职业学校普遍存在“招生难”问题。这种现象在东部地区更为明显，由于东部地区经济普遍较为发达，高考录取率也相对较高，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中等职业教育形成的冲击更大，选择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学习的学生比例很低，因此地方政府、社会和家庭对其投入更少，重视程度更低，教育支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高等教育支出上，这与陈晋玲(2013)、刘新荣(2013)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10][11]；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由于基础教育阶段教学质量不如发达地区，普通高中的录取率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差距，很多就读于非重点高中的学生毕业之后进入高等院校的比率非常低，相比较而言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所带来的易就业、成本低的好处吸引力更大，因此中等职业教育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地方政府和社会对其重视程度相应的高于东部地区。

      第二，中部地区高级中等教育发展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增长更能够适应中部经济增长的需要。各层次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与各地区对该层次的教育重视程度和发展规模有关，也与地区的产业结构状况有关，该层次教育与地区产业结构的协调性直接影响着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尤其是对于职业教育这种实践性、时效性更强的教育形式来说，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一般来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会逐步增加，对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要求也就越高。英国经济学家C.克拉克运用计量方法比较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的变动趋势，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即“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我国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加快，中西部地区成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带。很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盈利能力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加快向中部地区转移，如纺织服装业、农产品加工、化工、家电制造、汽车零部件产业等。这就需要大批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的熟悉某种技能或在通过短期培训就能够掌握实践操作技能的劳动者，高级中等阶段教育无疑十分契合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人才需求和产业结构的特点，该阶段教育投入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在中部地区较为突出也就不足为奇。

      四、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政策建议

      由于近年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过小、家庭、社会和政府对其投入不足、教育质量不高、专业结构设置不合理等问题的存在，导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中等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不协调，未能真正起到优化劳动力素质和结构的作用，因此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程度低于普通高中阶段投入。相比较而言中等职业教育更加契合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人才需求和产业结构的特点，更能够适应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需要。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投入总量，明确投入重点。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尤其是高职高专教育规模的扩大，势必对中等职业教育形成一定的冲击，普通高中阶段教育投入一定程度上高于中等职业教育投入有其合理性，但由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影响着我国国民经济尤其是第二、三产业所需的职业技能型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其发展也应能基本满足社会对中等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因此针对其发展规模过小，且社会和家庭投入意愿较低的现状，政府应适度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重点加大对中西部农村和贫困地区生源的财政补贴力度。

      第二，优化专业设置，提高投入效率。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教育质量不高，专业设置不能契合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中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需求无法很好的匹配，所培养的毕业生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中等技能型人才的要求。因此，在重投入的同时，更应该重质量的提高。对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政府应加大教育教学设施、实训场地等方面的投入，重视师资培训，同时根据地区产业发展需求和产业结构特点调整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中西部地区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更应重视中等职业教育的作用，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协调程度。

      第三，改革投入方式，均衡教育资源配置。由于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并非义务教育，教育成本由家庭和政府分担，因此选择合理、有效、公平的资源配置方式，明确各级政府的投入责任十分必要。对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经济发达地区，由县、市级政府承担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责任，省级政府统筹安排本省教育经费，实施区域内中等职业学校的均等化拨款；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财力相对薄弱，单纯依靠县级政府投入势必造成投入不足和差异过大，可由省级政府作为承担中等职业教育经费责任主体，中央政府承担均衡省际间支出能力的责任。对于经济特别落后的地区，应提高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教育经费中中央财政所占比例，发挥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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