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百家争鸣论文,百花齐放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随着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希望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而反过来看文艺界的现状，在连续几次发起规模很大的批判唯心论的运动（这是必要和有成效的，但方式未必得当）之后，又提出胡风一案，搞得那样惨重，文艺家们是越来越小心翼翼。这既表现在艺术风格的探索上面，也反映在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力度上面。
对这种不敢写和写得不好的情况，毛泽东1955年底就有所发觉，并表示了不满，说话的语气还很强烈：
印度的电影片一星期有好几百万人看，我们自己的片子则很少人看，这就是人们以不看的法子来批评，因为没有味道，引不起兴趣。做得不好，人家总是要讲话的。文艺中的形式主义是弱点，千篇一律不好，要依情况出发，要入情入理。[①]
这年12月，他在杭州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一段按语中，径直提出：“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
从操作上来讲，此时文艺界做事，也显得很被动小心。许多小事都要向中央或毛泽东请示报告。一个例子是当时缺少儿童文学作品，也得要毛泽东在有关文件上批示“邀些有关的同志谈一下，设法解决。”这是8月间的事。根据这个批示，有关部门找了文化部、教育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团中央以及一些出版社的负责人开了个座谈会，随后又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创作问题的报告以及文化部、教育部的有关报告，送请毛泽东审阅。这已是10月底了。毛泽东的批示是：“你们可以照你们的布置去做，不要等候我提意见。”他大概也觉得，怎样繁荣儿童文学创作也要自己亲自批示后才具体动手，也太不利于发挥文艺界的积极性了。
显然，这种情况不光文艺界独有。总体上讲，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知识分子的日子是不大好过的。有的部门对待知识分子出现了明显的“左”的偏向。毛泽东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不要讳言‘左’的偏向”，“要采取措施加以克服”。[②]
正是在文化艺术界的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此，他后来也说，“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③]
酝酿这个方针的第一步，是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的一千多人参加的知识分子会议。这个会议主要是解决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在与会者中也有争论。有的人甚至表示，“不要他们也行”。显然，这种想法与建国后文化界思想界越来越严重的几次批判运动是有关系的。毛泽东在1月20日的讲话中引了这个话，说其意是“老子革了一辈子命，没有知识分子也行”，是“很不聪明的话”。接下来提出：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蠢无知的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你也行呀，没有他们（指知识分子——引注）就不行了。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说建国后对知识分子“没有给他们应有的信任”，使他们“没有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还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里补充一个材料，或许能更直接和浅白地说明毛泽东那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实际考虑。1956年8月6日他在同印尼议长的谈话中说：中国有几百万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会没有戏看，没人画画，没人作曲，没人看病，没人从事科学艺术，没有报纸。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当中，共产党员只有一百万人，其余都是非共产党人。如果不团结他们，什么事都不好办。
1月间的这次知识分子会议，是很鼓劲的。2月4日晚上，毛泽东还同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参加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的文艺界代表。毛泽东手拿一个册子，上面写着每人的简历，同写出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和反映工人生活的短篇小说《工地之夜》的作家杜鹏程握手时，问他是不是这些人当中最年轻的，在哪里工作？周恩来、茅盾介绍说是在宝成铁路工地工作，毛泽东还随即念起李白的《蜀道难》中的一些句子。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文艺家，都是相当高兴和轻松的。
但是，这次会议，尽管有文艺界的代表参加，但事实上回避了文化艺术问题，也就是说，人们更注意的是科技知识分子，希望的是向科技进军，包括周恩来的讲话，也没有谈文艺问题。因为文艺仍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太密切了。事实上，当时文艺界的政治批判还在进行呢。就在中央发出通知召开知识分子会议的前一天，即1955年12月15日，还同时批发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要求文艺界“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以后，必须进一步地对于这种现象（指‘小集团活动’——引注）进行批评和斗争……以整顿和纯洁党的文艺队伍。”
文艺界的情况确实特殊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也就困难一些。但是，为了活跃气氛，繁荣创作，文艺界还是想法做了一些工作。
知识分子会议后，中宣部当即派出一些人到南方一些省市了解文艺界的情况；2月底3月初召开了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3月下旬作协又和团中央联合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这些举措，除了有知识分子会议这个背景外，还与解决“胡风事件”、“丁陈问题”的复杂影响，和创作批评中的简单化、公式化有关。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文艺界的这些活动是很重视的。3月2日，他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等主要领导人一起会见了参加作协理事会的作家。这是建国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唯一一次集体同作协理事会面。而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克服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毛病。周恩来、陈毅还参加了会议的一些活动，和文学家们谈得十分融洽。比如，陈毅说他一生想当文学家，结果当了将军；郭沫若则说他一生想当将军，却当了文学家；周恩来说他想写诗，写了一首给陈毅看，被认为不是诗，从此再不敢写了。
最值得注意的，大概要算是刘少奇3月5日于会议期间找周扬、刘白羽谈的那次话了。他说到了业余作家、作家修养、减少作家的文学行政工作、文学编辑、体验生活、稿酬以及作家们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等问题。
要繁荣文艺创作，从大处来讲，文艺家们最关心的，当然还是怎样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和管理的问题。刘少奇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在讲到党对文艺采取政治上的干涉时，他提出了新观点：
“有的是应当的，就是干涉得对的，但是也有的干涉是粗暴的，或者是干涉错了的。一个作家写的作品没有被通过，或是一个剧本不让上演，不让发表，或是让作家再改。这怎么办呢？作家对于党与政府的意见都是很尊重的，作家自己对于生活也没有把握，因此感到很为难。作家以后遇到这种干涉的时候，如果这种干涉是正式代表组织的意见，就应有一个正式的决定，来一个正式文件，无论是代表党委或政府，都应有正式文件，作家如果不同意组织上的意见，还可以把组织上的正式意见连同你的意见寄到中央来。或是寄到文化部、宣传部、作家协会都可以。”
“作家不能不让人家提意见，不让人家讲话。自由论争就是要让大家讲话。有的意见是负责同志讲的，这些负责同志的话，也应该看作是读者、观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应该的，但作家不一定要按他们提的意见那样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作家不让负责同志发表感想也不好，因为是负责人，言论就没有自由了？那不行。他们可以发表他们的感想，至于你采不采纳，或者是不是按他们的意见修改，你有你的自由。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就要做出决定，有正式文件，那当然是另一回事。”
这次会议在“文革”被说成是文学界的一次修正主义会议，刘少奇的这篇讲话，被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如今，它收在了《刘少奇选集》里面。
但在当时，这别具一格的声音，确实预示着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文艺问题上的新思路。
在1956年，包括文艺政策在内的许多问题都要求有新的探索和创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月后在文化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便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在此前就分别被毛泽东提到过，而且正好是分别从文艺和学术两个角度来说的。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就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阐述“双百方针”时，说到这个过程：“百花齐放是群众中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写字，我就写了这两句话：‘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当时有人插话，说是周扬在一次会上讲到“百花齐放”，被毛泽东肯定了的。
但1951年这个题词，只解决了各种戏曲流派和风格同时存在的问题，还没有敢往别的文艺体裁和样式上引伸和运用。
“百家争鸣”则是毛泽东在1953年就历史问题的争论提出来的。当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古史分期有不同看法，中央就让中宣部组织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讨论，毛泽东让陈伯达任主任，陈伯达向他请示研究方针，他回答说：“百家争鸣”。陈佰达随后公开传达了这个指示。史学家黎澍还说到这样一件事：1955年，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泽东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反对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我当时怀疑听错了，反问：“党史也百家争鸣吗？”陆定一回答：“是的。”语气非常肯定。
把这两句话合起来。明确作为党的文化方针，则是在1956年4月下旬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期间。
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随后会议进行了讨论。
在4月27日的讨论会上，陆定一的发言中讲到学术界许多需要发扬民主的事情，毛泽东都是表示赞同的。说到文艺工作，陆定一讲：
文艺在苏共党是干涉最多的一个部门，无数的清规戒律……日丹诺夫有几条，马林科夫有几条，这个有几条，那个有几条，很多很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是人家写点自然主义作品有什么关系？他政治上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在写作上写几篇自然主义作品？……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其他主义有一点无关大局……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
陆定一还讲：文艺“要写新人物，写新人物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过去写老人物写得生动活泼，现在写新人写得不生动活泼。可是为什么只要去写新人物呢？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我说那个旧社会写一写好得很，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好极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话说：“《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那是写上海解放军进城的前夜，我们的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从这天的讨论来看，当时提出文艺上的百花齐放，还与突破苏联文艺在政策上的僵化模式有关。而且，当时正好是在苏共二十大闭幕不久，苏联文艺界自身也开始了不小的变化。
说来也巧，就在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特别重视的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开幕那天（2月27日），苏共二十大闭幕了。为了及时了解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中宣部曾组织一些文学翻译家编译了一些材料，在一些文艺工作会议上印发。这些材料向国内披露了苏联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同看法，对一些作家作品的平反情况，重印斯大林时期禁止的一些作品，以及一些在斯大林逝世后开始创作的新一代作家的创作情况等等。这些材料，对中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譬如，我们从30年代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口号拿过来后，一直视为金科玉律，如今才知道，人家那里也开始突破了。又如，“干预生活”这个口号，也是那时介绍过来的。看来，文艺界的解放思想，也是势在必行。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副总理、中宣部长陆定一，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谈起苏联过去的文艺政策的各种“清规戒律”，看来也不是偶然的。
4月28日接着讨论。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讲到文化问题，他说：“昨天定一同志说的很多。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了艺术界的群众运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是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啊，《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就这点本钱还是有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口号，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会，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委员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我觉得在文化科学问题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去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
这天，毛泽东对会议的讨论作了总结。在总结中，他一锤定音：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实，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相信的人就势必会多。
方针定了下来，下面就是如何公开传达的事情了。
正好5月2日是个机会。这天，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正式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与会各界人士发言讨论，毛泽东最后作总结。在总结中，毛泽东看来是有意宣布“双百方针”：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来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讨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
这就可以确定了：“双百”方针的酝酿是在1956年之前，其形成则是1956年4月伴随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讨论过程。这是很有意思的，《论十大关系》主要是讲经济问题，而且是毛泽东建国后探索经济问题最好最开放的著作；“双百”方针是讲文化问题，也是毛泽东建国后关于文化问题作出的最好最开放的决策。二者相生相伴，是互为一体的天然的配合。
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一千多位文艺界和科学界人士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全面论述了这一文化方针。完全可以设想，当他讲到下面这段话的时候，听众是多么地激动：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文艺界和科学界轰动了。欢呼之声不绝如缕。会后，陆定一收到70多封来信，表示称赞或提建议。
陆定一这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稿，是中宣部两次讨论，又经周恩来修改后才在会议上讲的。此后又根据文艺界和科学界的大量来信，作了修改，最后送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又作了一点修改，并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发表。”这才在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
在随后于9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凡谈到文化问题，都免不了说“双百方针”，并且无一例外地载入了党的正式文件。这其中包括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需要一提的是，周扬在“八大”上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发言。他异常鲜明地说到了建国后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为一切创造性的劳动开辟了道路。但是，在我们中间，经常发生的文艺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却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成为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障碍。”“文艺只有打破教条才能有活泼旺盛的生命。”“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上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庸俗化和简单化，给文艺创作制定了许多僵硬的‘清规戒律’，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手足。”
在这样的会议上如此明确和集中地指责建国后一段时间里文艺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倾向，是不同寻常的。
而这篇讲话稿，事前是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他还在上面批示：“此件看过，可用。只是引证我的话觉得多了一点，减少一些为好。”周扬的这个发言，以《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为题，在9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
1956年的春天，就这样孕育出了整个文艺界的春天。
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由此来到。
二
1957年春天的文坛是热闹的，热闹得眼花缭乱。
根据党的“八大”关于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的精神，1957年初毛泽东提倡“开门整风”，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发动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给党的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提意见。与此同时，苏共20大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相继出现反斯大林和波匈事件等，这些国际因素，对中国的刺激，仿佛是在滚烫的锅底下加了一把火，仿佛是在刚刚洞开的水闸后面又掀起巨澜。
于是，一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思想解放潮流出现了。
文化艺术领域在当时发生的变化，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的答问，大致是有概括性的。他说：
“关于遗传学，关于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关于美学，关于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等等问题，都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辩。学术和文艺刊物大为增多，颇有‘雨后春笋’之势。由于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于提倡‘向科学进军’，去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比从1950到1955六年内所出版的全部加起来还要多。剧目开放是戏曲界的一件大事。去年全国各地挖掘出了大量的传统剧目……文艺创作的取材范围比以前广阔得多了，体裁和风格也更多样化了。尖锐地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作品，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注目。”[④]
就文艺创作和批评来说，当时引起人们“注目”并进入毛泽东的视野的现象有：
一批批评官僚主义作风的文学作品相继出现。有代表性的是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以及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人民文学》发表《在桥梁工地上》时还加了一个编者按，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的提出问题的、批评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王蒙在他的作品中对那些深沉、世故的官僚主义者的描写是很有意思的：“他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
与此相应，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不健康情调”的家务事、儿女情题材的作品或文章也出了不少，小说如宗璞的《红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邓友梅的《在悬岸上》，以及越剧演员范瑞娟发表的文章《我的丈夫》等。
上海《文汇报》从1956年11月中旬开始讨论“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么少？”大部分文章都对以行政管理的方式领导电影创作提出意见。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写了《电影的锣鼓》一文，对电影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不尊重电影艺术规律的现象提出批评，认为“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风格是不能‘磨平’”的。其中说到：“管的人越多，对电影的成长阻碍也越大”。他还举了个例子，即批判《武训传》后，1951年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领导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结果，却是全年没有一部故事影片！
诗歌创作上，以1957年1月在四川新办的诗刊《星星》最引人注目，上面发表了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分别写了“白杨”、“藤”、“仙人掌”、“梅”、“毒菌”几种草木。其中说白杨“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而藤却“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丁香被缠死了……（他）窥视着另一株树。”稍后，为了配合整风，出现了一些政治讽刺诗，如毛泽东熟悉的诗人袁水拍写的《摇头》和《官僚架子滚开》，著名诗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臧克家还写了《我们需要讽刺诗》。
戏曲界继推出昆曲《十五贯》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大力推荐后，上演了不少建国后被禁演的传统题材剧目。其中发生重要影响的是文化部于1956年6月和1957年4月两次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提出扩大剧目，开放禁戏，接着上演的剧目中也有一些表现恩怨相报或神鬼内容的剧目，如《乌盆记》之类。
反对官僚主义，针贬时事，最便当的方式恐怕就是杂文了。杂文被说成是“匕首”、“投枪”，能不能用它来批评揭露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三风”问题，文艺界是有争论的。毛泽东多次说过，他有志于写杂文。依照毛泽东的提倡，胡乔木让《人民日报》开辟杂文专栏，还亲自把稿费定到每千字20至50元，这在当时几乎是顶天的报酬了。许多名人都写了不少好作品，如《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以卜无忌的笔名发表的《废弃“庸人政治”》等。
与此同时，文艺界也空前活跃起来，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日渐深化和突破。围绕反对理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和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典型、形象思维、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以及如何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歌颂与暴露、党对文艺的领导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或质疑，出现了一批有创见的解放思想的文章，如何直（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意见》、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巴人《论人情》等等。
……
大多数人认为，所有这些，基本上都是好的，正常的，健康的现象，是文艺界难得的一种活跃和兴旺的气象。
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无论是“双百”方针，还是提出让执政的共产党接受人民的监督，帮助共产党整顿一些不良作风，虽然在中央高层圈已成共识，但是并不说明全党都理解和接受了这一思路。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对这些做法的认识，存在不小的分歧。特别是上面列述的一些现象出现以后，一些人明显地表露出怀疑、忧虑乃至反感的态度。
分歧很快就表面化了。成为爆发点的，恰恰是文艺界的一篇文章。
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其通（时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均为总政文化部负责干部）联合署名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以下简称《几点意见》）。
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可以不强调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的作品取代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去年一直有人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但在反对中有些界线不清的地方，被一些人误认为或利用来作为反对艺术应该为政治服务、艺术应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自从提出“百花齐放”的方针后，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百花中最主要的应该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人民新的生活上绽开的花朵。不注意培植和保护新花的百花齐放，是不完全正常的。凡此等等，应该“压住阵脚进行斗争”。
这篇文章立刻引起敏感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当天就细读了，还批给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月中到会各位同志。”所谓“月中到会”的“会”，是指中央原定于1月18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大概就是从这时起，毛泽东意识到，对“双百”方针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而且都是在党内，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此后，他多次讲，在地师级以上的干部中，赞成“双百”方针的人，如果有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从文艺界的反映来看，《几点意见》掀起的波澜不小。有同意他们的观点的（这方面后面再说），也有感到意外而表示不同意的。如著名作家老舍在《文艺报》上发表《三言两语》说：“仗还没有打便鸣金收兵，似乎不大像话。我们的民主生活还没有很长的历史。因此我们还不大习惯于据理辩论，胜者不骄，负者不恼。在这种情况下，随放随收的办法恰好会使言者复归缄默。”
这样，实际的效果是，一些党外人士便不能不考虑党提倡“双百”方针的诚意如何。
于是，毛泽东下决心在党内高级干部中讨论一下“双百”方针到底该不该贯彻和如何贯彻的问题。不过，他对《几点意见》指出的一些现象，还是很注意的。譬如，1月14日在中南海约见《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臧克家讨论诗歌问题时，说到文艺界的现状，他引用了这篇文章的观点：听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大家不写革命题材了。对作家要安排，要管与不管相结合。要写重大题材。
1月18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开幕了。事先，毛泽东把《几点意见》这篇文章印发给与会者。在当天作的长篇讲话里，又专门说到陈其通等四人的观点：
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几位同志写的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登了，我们特别把这篇文章印出来，你们看了没有？“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农民年年需要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毛泽东还就《几点意见》提出的观点作了分析：至于这篇文章说，自从搞了百花齐放以后，文学就衰落了，这也是可能的，但事实上，陆定一的讲话是去年6月在报纸上发表的，到现在也只有几个月，这几个月文学衰落就是这篇文章说的这样的结果呀？长篇大论的作品是要多少年的。我说要规划，给文艺家任务。譬如说，你是大作家，你要写什么东西，跟你商量，订协定，给你多少钱，不然，一个铜板不给，使他肚子里没有多少东西，肚子空了，他就要想办法了。不要搞成不做工作也给饭吃，否则，谁去搞大作品？我们在座的都做工作，所以才得薪水，作家坐在家里，专门跑飞机场，也不行吧？
毛泽东不赞成《几点意见》的观点，是很明显的，但对这篇文章也不是完全否定。他一向主张，对出现的一些“杂草”，当然要作斗争，但认为这些“杂草”的出现，绝不是因为提倡“双百”方针的结果，而是因为它本来就存在，不管你提不提“双百方针”，它都要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必然现象。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在插话中还提出“要写小品文”，他说：你们每个省都有报纸，每个省要搞个把两个鲁迅，要有计划地培养写小品文的人材。这也是和文艺界的活跃状况相呼应的。当然，在会议讨论中间，也有人提出现文艺界目前出现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如上海方面有人说，在上海上演的一些戏不健康，连本地人都反对。这个发言可能给毛泽东的印象较深，使他对提出“双百”方针的局面有了更全面的思考。
1月27日，毛泽东对会议讨论的各种问题作了总结性发言，谈到“双百”方针时，他说：
这个方针恐怕还是对的。我们是从这么一点出发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跟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恶相比较并且跟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什么叫美，从前小脚叫美，拖一条长辫子叫美，小说里贾宝玉就是那样，我就拖过，现在谁拖一条长辫子到这里来开会，那就很奇怪了。在放香花的时候，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现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上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总之，不要一出来就禁止，这些东西并不碍事的，看一点什么在戏台上打屁股呀；什么牛鬼蛇神、神出鬼没呀；对于生产粮食影响不大，你说因为看戏粮食就减产，影响财政收入，那就要马上禁止。那一天不是有人发议论吗？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几次讲话，意思就是一个：“双百”方针是对的，要坚持；有“杂草”出来，不足为怪，不要怕；香花总是在斗争中开放出来的。
但是，这次会议并没有统一人们对实行“双百”方针的必要性的认识，或者说，在如何坚持和体现这个方针的问题上，一些人还没有完全理解毛泽东的思路。相反，从1月底到2月底，全国还出现了一些让毛泽东觉得意外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一些省市回去传达毛泽东的讲话时，说毛泽东肯定了陈其通等四人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认为这些同志是为党为国。为什么会把毛泽东的意思传错了呢？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在会上确实没有很正面地批评这篇文章，甚至还说过作者是党内的“好同志”的话。不过，毛泽东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却是再明确不过的了，一般人不会听不明白毛泽东的话的。就是这样还是把意思传达反了，不能不说在省市委书记当中，确有不少人在感情或思想上和《几点意见》的观点是有共鸣的。毛泽东在4月10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得更明确：为什么会听错？这叫做“各取所需”！地委副书记以上的党员干部，十分之九对“双百”方针是抵触的。
第二件事，与此相应，一些省市报刊相继转载了《几点意见》，有的还加按语明确肯定，并配发拥护的文章。有的地方还开座谈会表态，检讨本地区1956年的文艺工作中的“问题”。譬如，2月17日的《辽宁日报》发表署名于铁的文章《警钟——读陈其通马寒冰等“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说四人的文章是一篇表现了鲜明党性的警钟般的文章，文中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保卫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那种精神，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和深思的。2月24日的《吉林日报》同时发表《必须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报道和几篇文章，说《几点意见》是捍卫社会主义思想，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不能认为是“过于偏激”或“有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等等。
第三件事，是发表《几点意见》的《人民日报》的态度。如果说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对“双百”方针的态度，地方上的人理解起来还可能有点距离的话，那么中央直接抓的《人民日报》应该是能够及时领会清楚的。可是，从四人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即1月8日到2月28日的50多天里，《人民日报》没有发表过一篇有关的文章，好像是由该报的文章引起的争论与他们无关了。给人的印象是，在地方上纷纷讨论四人的文章时，中央机关报却放弃了宣传解释党的方针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很难理解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正像有人分析的那样，是没有稿件？不是，后来该报曾说，这期间他们收到20多件稿子和来信；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即先让地方上讨论，中央机关报先不忙表态，但如果是从策略上考虑，毛泽东是应该知道并同意的，但毛泽东并不知道，甚至对这种方式还表示了不满（这一点后面要谈到）。因此，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只能是：《人民日报》多少是赞同《几点意见》观点，但又不能公开和毛泽东的观点相违，只能采取沉默的态度了。[⑤]
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深深感到贯彻“双百”方针遇到了重要的障碍，觉察出一些同志或许一开始从思想上就没有理解和接受这个方针，有的即使理解和接受了，但是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听不得不同的声音，感情上同这个方针是格格不入的。其表现就是对陈其通等四人的《几点意见》就容易接受，甚至对自己在1月间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也理解不准确。文化艺术界出现的现象，当然不是一味都好，不是没有问题，但关键还是看你用什么方法来改变。有的人在思想方法上，还是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在作怪，喜欢用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而不习惯采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讨论来战胜“杂草”。
于是，毛泽东决定起而纠正。
恰好这期间，文艺界正在讨论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毛泽东决定拿讨论中的一些观点来作文章。
在对王蒙这篇小说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篇小说把反对党委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作为主题，是完全错误的。《文艺学习》杂志曾专门组织发表了李希凡、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刘宾雁、秦兆阳、艾芜、马寒冰等人的文章。马寒冰的文章题为《一部不真实的作品》，说北京市“从书记到区委常委都是”刘世吾（小说主人公）“这样的人物，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果然有这样的区委是不可相信的”。李希凡的文章也认为小说反官僚主义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其他人的文章，毛泽东是不是读了，不得而知。但李希凡因写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而受到毛泽东的注意，调到了《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而马寒冰是刚刚发表的《几点意见》的署名者之一。对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毛泽东肯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正好两人的文章对王蒙的小说主要是持批评态度，因此，他是读了的。
在2月16日中央召开的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同志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谈到自己对王蒙的小说及有关讨论的看法。根据到会者的记录和回去后的传达记录，他讲的大意是：
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此人22岁。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为什么对待年轻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我们许多文化人和胡风是有区别的。对于他们既要有批评又要保护，在保护下批评。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对生活情况不熟悉，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应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如果照这些同志的观点，以为中央附近不会出官僚主义，那么就要对写小说的人割肉了。说王蒙的小说时间不对地点不对，这就没有说服力。王蒙这篇小说是一篇没有写好的作品，但要帮助。李希凡这个人开始写的东西是好的，后来写的几篇就没有什么特色了，应该让他到生活实践中去，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在讲话中，毛泽东说到姚文元在2月6日《文汇报》上面发表的《教条与原则》这篇文章，说“我看是不错的”，还知道姚文元是30年代文坛人物姚蓬子的儿子。这大概是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后来大名鼎鼎的姚文元。
这个讲话，有关部门在20日前后就传达了。如胡耀邦便在正在召开的各省市委团委书记的会议上仔细传达，对文艺界的鼓励是可想而知的。
这年2月间，毛泽东事实上在酝酿一篇“大文章”。
提出“双百”方针，本意是活跃反胡风以后沉闷异常的文化艺术领域，以更好的方式处理不同观点和风格之间的分歧，从而调动知识界的积极性，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但从提出“双百”方针以来的反映来看，情况远不是这么简单。也就是说，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已经不是文化艺术界本身的问题了，也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了。而是涉及到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领导方式了。
于是，从2月下旬开始，毛泽东着手酝酿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大文章”了。正式阐述他的观点，是在2月27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面。
在此前写的讲话提纲中，共12个部分，第8部分是专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其中说：“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这个方针”，“毒草不是香花，教条主义也不是香花”。“老干部不能批评吗？”“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些显然是有所指的。
对文艺界来说，所指更具体的，是写下了“钟惦棐、陈沂、陈其通、马寒冰”几个名字，还说：“《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
在这几个名字后面，表明毛泽东注意到以下人和事：
钟惦棐：曾以《文艺报》评论员名义在《文艺报》上发表《电影的锣鼓》一文。据说钟惦棐写此文时正在中宣部工作，送给领导看，领导不同意他的观点，不久他调《文艺报》工作，便以该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结果引起争论。显然，毛泽东知道“评论员”就是钟惦棐，是做过调查或有关部门给他汇报过的。
陈其通、马寒冰：自然指他们四人的文章。
《人民日报》：是指该报在发表四人文章后一直没有后继文章表态答复，也不向中央请示该如何处理的问题。看来毛泽东对这种作法是不满意的。4月间，他曾说《人民日报》是“书生办报”，大概是与这件事也有一些关系。
不知为什么，他还提到了当时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长的陈沂。陈沂并没有在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上署名，或许因为陈其通四人都是总政文化部干部的缘故吧，所以毛泽东要提到他。此外陈沂确也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过一篇《文艺杂谈》，观点同《几点意见》相近。再往前面说，还在1956年8月间讨论音乐的民族形式时，毛泽东就注意到陈沂的文章观点，陈沂是不同意演出西方音乐的，所谓“不中不西”就是他的文章里的话，所以毛泽东对他的印象看来也是不浅。
根据提纲，毛泽东在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这个讲话后来经过反复修改，正式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对“双百”方针作了这样解释：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这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继去年5月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个方针作出解释以后，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阐述自己对“双百”方针的说法，看得出，这个说法与提出伊始没有什么改变。而且由毛泽东来阐述，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显得更权威了。
在讲话中，毛泽东还根据提纲所列的内容，批评了文艺界一些阻碍“双百”方针贯彻执行的现象，鼓励大家敢于讲话，敢于批评。第一次重申了他在1月间关于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的看法，说：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不知怎么把我的话传达错了，只说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我再说一遍，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有个叫王蒙的，大概是王明的弟弟吧，他写了一篇小说，批评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了解了一下，他也是共产党员，好嘛，部队几位同志就“围剿”，说什么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呢。又说，中宣部有个钟惦棐写了篇《电影的锣鼓》，说今不如昔，代表了右的思潮。这些具体内容，在后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正式发表时，都删掉了。有人在听录音传达时记得却很深刻。[⑥]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还说到苏联对中国推行“百花齐放”的看法。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苏联也不赞成。陆定一的文章他们不登，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很快在《文学报》上登出来了。百花齐放，他们翻译成什么花都可以放。我们说百花是唯其多也。稍后，毛泽东还说过：《电影的锣鼓》那篇文章，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台湾转载了；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是教条主义的代表，苏联转载了，这叫作各有所好。[⑦]
看来，正像提出“双百”方针在某种程度上是破除苏联在文化政策上的“左”倾框框（问题是这些框框当时对我们有不小的影响）一样，在是否坚持和如何坚持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上，同样是与国际背景有一定关系，并对毛泽东的决策多少有些影响。
关于中国提出的“双百”方针，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所持的态度都是很有意思的。
且不说苏联报刊对这个方针的冷淡反映，就以当时在苏联提倡思想解放的赫鲁晓夫来说，也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花都开放……。另外，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们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⑧]
再说美国方面。杜勒斯在1957年6、7月间曾两次回答记者的提问，说他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看了几次，“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
赫鲁晓夫和杜勒斯，不论两人的政治立场和看问题的方法有多大不同，但他们凭着政治家的敏感，都意识到这个方针所体现的政治意义。当然，美国是希望中国就此出现“自由主义的开端”。而赫鲁晓夫反对这个方针，首先是因为他把这个方针的内在含义理解得不全面，毛泽东的意思只是借用“百花齐放”而已，而不是说让“所有”的“花”都开放。赫鲁晓夫还忽视了毛泽东始终具有的“两面作战”（既反“左”也反右）的思路。用“钓鱼”来理解毛泽东提出这个方针的初衷，无疑是根据此后“反右”运动的揣测之辞了。实际上，提倡“双百”方针，就不少党员的思想状况来说，毛泽东倒是显示出了一种“力排众议”的努力和真诚。最后，中苏双方心里都清楚，“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实施，无疑是对苏联传统的政治领导方式的突破。这大概是苏联方面不以为然的最说不出口的理由了。
基于这些国际背景，即使在50年代末，毛泽东的思路已经发生不小变化的时候，也是坚决地说，百花齐放这个问题，一定要向赫鲁晓夫们挑战。
还是回到1957年的春天。
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是3月1日结束的。这天，毛泽东作了总结性的讲话，他在事前拟的讲话提纲中写道：“要普及，要提高，京戏原来是地方戏，将来也可能转化。”“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有些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这样，“双百”方针，也有了哲学上的辩证法的依据。花呀草的，不是天生不变的东西，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就可以促进事物向我们需要的好的方面转化。
50年代的最高国务会议，算是决定和公布国家大政方针的最高层会议。毛泽东的讲话，应该说统一了高层的思想（当然不光是“双百”方针的问题）。接下来，是如何在下面进一步推动和贯彻的事情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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