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社会成分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党员队伍论文,成分论文,社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共产党产生的思想基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是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
但是，工人运动不可能自发产生科学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自发产生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各国共产党往往是由一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代表了工人利益的本国先进知识分子创建的。共产党诞生后，它在发展工人党员的同时，还应该把工人阶级之外的其他阶级、阶层中的革命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1881年7月，恩格斯在《工人党》一文中指出：“在英国只有工人党才可能是真正民主的政党。其他阶级的开明人士（他们在英国不像人们要我们相信的那么多）可以加入这个党，甚至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以后，可以在议会里代表这个党。这在各地都是如此。例如，在德国，工人的代表并不是在每一场合下都是真正的工人。可是任何民主的政党，无论在英国或在其他任何国家，除非具有明显的工人阶级的性质，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1]在这段话中，恩格斯强调了两点：一是工人的代表不一定都是真正的工人，其他阶级、阶层中的革命分子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可以成为工人的代表。二是其他阶级、阶层中的革命分子可以加入工人阶级的政党，甚至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以后，可以在议会中代表这个党。也就是说，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把工人阶级之外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以壮大自己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也是由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创建的。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就其社会成分而言，都是或曾经是学校的教职员和青年学生，属于知识分子阶层，没有一位是工人。全党57名（一说70多名）党员，由于缺乏确凿的统计资料，不能断定其中没有工人党员。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在当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忠实代言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和任务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联合第三国际”，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尽管就党员成分而言，几乎都是知识分子，但是由这些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知识分子制定的党的纲领来判断，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无产阶级政党。
党成立后，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而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应当“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在领导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注意发展工人党员，党员队伍的成分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的报告中指出，全党现在共有党员427人，其中工人党员164人（占38%）。
在注重发展工人党员、壮大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中共三大和四大通过的党章和决议案先后明确规定，可以吸收非劳动者中的优秀分子和农民、知识分子中的革命分子入党。这一时期，在发展工人党员问题上，党也曾提出过“大产业工人，本是天然的共产党员”的不恰当看法，对在革命高潮中大量发展工人党员的同时，如何保证党员质量的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国民革命高潮中，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取得很大进展。1927年4月中共五大时，党的队伍发展到57967人，比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的994人，增加了58倍。其中，工人50.8%，农民18.7%，知识分子19.1%，军人3.1%，中小商人0.5%，其他成分7.8%。这是党的历史上工人成分的党员比重最大的时期。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认为，党已经成了“真正群众的党”。大会进一步提出党不仅应该成为“群众的党”，而且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大会要求继续努力扩大党员的数量，并吸收产业工人、进步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同时应该尽可能迅速实行党的教育，训练新党员，强调应该尽力使党的基础建立在产业支部上面。
中共五大关于组织工作的议决案有其正确的、积极的方面。但是，这时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全局性的偏差。随着1927年7月国民革命的失败，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被杀害，加以失去联系的党员及自首、叛变者，到1927年11月，全党党员人数急遽减少到一万多人。
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和党的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党的组织在城市中的复兴和发展十分艰难；更由于毛泽东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党在农村的工作发展迅速，新党员中大量的是农民党员，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的成分构成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农民党员的比重逐渐增大。到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时，全党党员人数已增加到40000多人，其中农民党员占了76%，而工人党员仅占10%（而且大多是失业的及小企业的工人）。1928年6月中共六大通过的《组织决议案草案》和《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认为这是党在组织上的危险现象。为此，大会提出了“党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要求各地党组织“走向大工业中，在那里巩固我们的组织”，“吸收广大的积极的产业工人分子入党”。
但是，中共六大后，全党党员成分中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没有改变。据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的统计，全党党员人数增加到69000人，工人党员的比例却由六大时的10%下降到7%；“农村党员中还包括有富农甚至地主的成分”。另据1930年9月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的统计，全党党员达122318人，但是工人成分党员的增加，远远赶不上其他成分特别是农民党员增加的速度，产业工人党员由1000多人只增加到2000多人（此数字与二中全会的数字不相一致）。又据1931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的统计，“全国党员数目约在十二万以上”，“在社会成分上说，真正产业工人全国仍然不过二千人”。当时，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的某些领导人，为之忧心忡忡，担心中国共产党离开城市产业工人太远，党会失去无产阶级基础，成为小资产阶级农民党。
尽管党在主观上想大量发展产业工人入党，改变党的社会成分结构，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工人党员在全党党员中的比例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党不可能单纯通过增加工人成分来改善党的质量、保持党的先进性，只能另辟蹊径。
应当指出，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某些领导人担心中国共产党失去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加入到共产党内，一方面扩大了党的队伍，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确实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带到了党内，造成了党内思想的混乱，对共产党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例如，在红四军党内曾经出现过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等——的主要来源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2]如果党的组织不去坚决地克服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缺乏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放任这些错误的泛滥，就会危及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
因此，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可以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某些领导人的批评和担忧，作为一种警钟。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解决这个特殊问题，在党的党员成分与党的性质关系问题上犯了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片面化的错误，把党员的成分视为判断党的性质的惟一标准。这不仅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实际，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论述。
1920年8月，列宁在《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中指出：“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还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这个惟一正确的观点来看，工党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动分子，是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最糟糕的反动分子。”[3]在这里，列宁通过对英国工党的分析，提出了判断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阶级政党的标准，主要的不是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而是看它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也就是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反对在党的发展问题上的“唯成分论”，在农村和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大胆地大量地吸收农民和其他阶级、阶层中的革命分子入党；同时，又高度重视由此而带来的党的建设的新问题，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纠正来自这些新党员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持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创造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新鲜经验。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根据同年9月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大会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对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成为党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但是，毛泽东等的正确的建党思想在当时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此后不久，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左”倾。党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吸收党员、壮大党的队伍的目标不仅没有实现，相反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危害，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到1936年时，全党党员人数急剧减少到25000人。
三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重大转变，确立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与此同时，党的组织路线也实现了战略性转变。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民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些丝毫也不减弱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决议案强调：能否为党提出的主张而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
1938年3月，党中央专门作出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进一步“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关门主义的倾向”，“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员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1939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批评了一些党组织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错误倾向。指出要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这个党内刊物所写的“发刊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这就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将它称为“伟大的工程”。
自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议到1939年10月毛泽东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共产党终于形成了正确的建党路线和组织发展路线。瓦窑堡会议后，党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走出了困境，由遭国民党军队“围剿”的“不合法”的党成为能够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的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紧紧抓住了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不仅将一切愿意为党的纲领而奋斗的积极分子和群众领袖，特别是广大优秀知识分子吸收到党内，迅速壮大了党的队伍，极大地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提高了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而且创造了整风这种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好形式，极大地提高了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巩固，成为争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到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时，全党党员已达121.1万多人，是1936年2.5万人的48倍。
在解放战争时期，党沿着这条正确的组织发展路线，继续增强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到1949年底，全党党员总数达448.8万多人，是1945年4月时的3.7倍。从社会成分来看，工人11.2万，占2.5%；农民267.6万，占59.6%；军人107.6万，占24%；职员49.8万，占11.1%；学生3.6万，占0.8%；其他9.0万，占2%。由于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军人绝大多数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全党党员中的农民党员和军人党员相加后占全党党员人数的80%以上（军人中肯定有少数农民以外的其他成分的党员，但目前没有确凿的统计数字）。
这是党的历史上农民成分的党员比重最大的时期之一。但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党的理论和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又高度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武装全体党员，不仅要求党员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求党员首先在思想上入党，并通过党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不断地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指导他们为实现党的纲领和任务而奋斗。在抗日战争时期，创造了整风运动这样的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水平，保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保持了党的先进性。
对整风运动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4]。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般原理，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成分构成与党的性质的辩证关系，科学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如何发展和壮大党的队伍、保持和增强党的先进性的问题，既反对党员成分问题上的“唯成分论”，把来自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来自知识分子、甚至来自非劳动者阶层的革命分子大胆地吸收到党内来，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壮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使党真正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时，又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将全体党员（包括工人成分的党员），特别是来自农民等其他阶级、阶层的党员的思想提高到无产阶级思想的水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在其指导下制定的纲领、路线教育和武装全体党员，使全体党员自觉地为实现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从而保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保持了党的先进性，使党肩负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并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四
在1949年448.8万多党员中，有将近300多万是在中国革命高潮中入党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不高。从党员的文化程度来看，初中以上的共计15万人，仅占3.34%，其中大学专科以上的只有1.4万人，占0.3%；小学程度的124.1万，占27.65%；文盲309.7万，占69%。
这是党的历史上农民成分的党员和文盲党员比重最大的时期之一。这种情况为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带来严重的挑战。1950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提高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1951年又开展整党运动，对党员进行一次关于党纲和党章的教育，提高对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条件的认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将少数完全丧失党员条件的人清除出去；对一些经过教育仍不具备党员资格的劝其退党，纯洁党的队伍。同时，通过大规模的学习文化、扫除文盲的突击运动，减少文盲党员的比重，提高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
在整党的基础上，各地党组织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农业合作化等运动和各项建设事业中及时发现优秀分子，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
1956年，全党党员增加到1250.4万人，从党员的社会成分看，工人党员110万，比1949年时的11.2万，增加近100万，在全党党员人数中的比例，从2.5%增加到8.8%；职员党员增加到313.1万，比例增加到25.04%；其他社会成分的党员人数由1949年的9万人，增加到22.1万，占1.77%；农民党员（654.8万，占52.37%）和军人党员（134.1万，占10.72%）的比重下降到63.1%。从党员的文化水平看，文盲党员由1949年的69%下降到28.4%；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增加到213万，占17%，其中大专以上的13.1万，占1.05%。经过新中国头七年的努力，党的队伍不仅迅速发展壮大，党员的社会成分和文化程度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召号。与此同时，党注重吸收新老知识分子中的优秀成员入党，进一步改善了党员队伍的成分构成和文化素质。但是，由于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党从知识分子中吸收优秀分子入党受到干扰。这种情况在此后的一个相当长时间里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1978年，全党党员人数达3698.1万，从社会成分看，工人党员692.8万，在全党党员人数中的比重增加到18.73%（这是在目前掌握的统计资料中，工人党员——不包括知识分子党员——比重最大的时期）；农民党员1735.8万，比例下降到46.94%；军人党员254.7万，占6.89%；工人、农民、军人、营业员服务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干部、学生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分的党员60万，占1.6%。从党员的文化程度看，文盲党员419.4万，从1956年以来的22年间，净增64.3万，在全党党员人数中的比例下降到11.9%；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总数为1537.2万，占41.57%，其中大专以上的107万，占2.89%；值得注意的是，在这22年间，小学文化程度的党员净增1038.4万，达到1736.6万，占46.96%。就党员队伍的文化程度看，虽有很大改善，但情况仍不乐观。
五
经过20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到2000年，全党党员达6451.7万，从党员的社会成分与社会职业看，在职职工2901.9万，其中工人733.5万，占11.3%，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两部分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1229.1万，占19.05%；如果加上民办教师、乡村医生、解放军、武警、离退休党员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和学生党员，知识分子党员的比重超过20%；农牧渔民党员2093.6万，在全党党员中的比例下降到32.45%；其他社会成分的党员95.6万，占1.48%。从文化程度看，文盲党员下降到164.4万，占2.55%；小学文化程度1280.5万，比1978年减少456.1万，比例下降到19.8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人数达到1360.4万，占21.1%，其中研究生41.1万，占0.64%。
从2000年最新统计资料看，当前党员队伍社会成分的结构的比例比较合理，是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农民党员的比例由历史上最高时的80%多下降到32%；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党员的比例超过1/3，是历史上比例最高的时期；党员的社会成分、社会职业趋于多样化，既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又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但是，当前党的队伍状况与党在21世纪所要应对的挑战和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还是不太相称。高学历党员的比例不大，党员队伍出现老龄化趋势；一大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具有先进管理经验、年富力强，愿意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的社会各方面的优秀分子还被限制在党的队伍之外。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科学总结了80年来党的党员队伍发展变化的历史经验，分析了党所面对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提出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的历史任务；强调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我们相信，进入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呈现历史性的崭新面貌，必将能笑迎挑战、战胜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