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清词评点的风尚成因与原生面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成因论文,风尚论文,面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词集的当代评点①，别集最早出现于南宋刘辰翁评点其同时人汪元量的《湖山类稿·水云词》，惜仅两则评语；选集则是南宋黄昇的《花庵词选》，集中收录唐宋词作，包括黄昇同代词人之作，编者一并加以评点。词学在宋以后衰落，就选集的当代评点而言，至明后期才渐次出现，如沈际飞《草堂诗余·新集》、卓人月与徐士俊《古今词统》、茅暎《词的》等选集。至于明词别集，就笔者所见，鲜有评点本。到了清顺康时期，清词评点本大量涌现，包括总集、选集与别集，成为当时词坛非常突出的现象。清词评点有着极为重要的词学研究价值。张宏生在其编纂的《清词珍本丛刊》序言中将评点本列为这套丛刊的第一特色，并指出清词评点“除了有审美的阐发之外，还会有诸如群体活动、创作本事之类的信息，对认识清词发展的生态，也非常重要，因而应该予以充分关注。”② 本文即以顺康时期的清词评点为研究对象，它缘何在清初蔚然成风，以何种方式生成，由此又形成怎样的评本特征？这是研究清词评点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风尚成因
顺康时期清词评点之风的形成，离不开清词复兴的背景与其时当代评点兴盛的社会风气。清词的复兴，以明末云间诸子为端绪而繁盛于顺康，这已成为词学研究中的定论。而当代评点在目前评点研究中却尚未作为与经典评点相区别的对象来加以研究，因此本文首先着力探讨当代评点的兴起。
当代评点的风气首先孕育于文人品评、赏鉴的艺术化生活。晚明以来，文人追求生活的艺术化，包括评书、品茗、赏花、鉴帖等，从而使品评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影梅庵忆语》中所描绘的冒襄与董小宛的生活堪称典型。他们于水绘园中享受着评选唐诗、插花、赏月、品香、制作美食的精致生活。贫寒之士亦不失风雅地批风抹月，追求清雅的生活情趣。闲来评书的记载在晚明至清初的文人诗词中比比皆是，如黄锡朋：“林居身独贵，蝇逐人堪贱。真乐事，研朱点易评千卷。”③ 孙枝蔚：“乞食题诗，遣愁沽酒，满镜谁怜白发生。差堪慰，有奇文在箧，闲写闲评。”④ 陆进：“孤灯下、墨花浮砚，闲评几部。”⑤ 在此种文化氛围中，当代作品大量地进入了文人品评的视野，如傅燮詷云：“帘垂湘竹，茗泛春涛，商量旧稿，评骘新篇。”⑥ 最凄美的例子则是娄江俞二娘以生命评点《牡丹亭》，汤显祖《哭娄江女子》序记其事：“娄江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未有所适，酷嗜《牡丹亭》传奇。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十七惋愤而终。”⑦
除了上述的文化环境，当代评点的发展还有一个强有力的直接推动因素：时文评点。时文评点盛极于晚明，并带动了其他文体当代评点的盛行。万历之后文社兴起，至明末尤盛⑧。它的重要内容是撰写时文并加以批点，评分甲乙，一切仿照科举考试。例如赵维寰主持文社的评选，“家居时，社中有所评骘，颇无甚谬”⑨。毛奇龄曾“随群公作举文社……予为甲其三：一选郎朱君，一荥阳丞章君，一紫凝也”⑩。士子默会评语中所含的作文要诀，所谓“前辈之批语，便是我之学问所从出尔，若能留心，不但为近今之科目也”(11)。因此，时文评点非常受士子的欢迎。文社即选评社员的墨卷、房稿交与书坊刊行获利，例如复社集社员时文成《国表》，“计文共二千五百余首，从来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金阊书贾由之致富云”(12)。一些精明的书坊也自己组织名家批选时文，翰林院编修陈锡嘏即曾“每应坊人之请，批选时文”(13)。总之，时文批选本对于士子来说是转变人生的敲门砖，它有着广阔的市场，充斥大小书铺。时文评点形成浩大的声势，当时人即认为是科举、文社的评点之习引发了其他文体当代评点的盛行。例如对于清词评点，蒋景祁认为：“近选词家，仿时义格，浓加圈点，开卷烂然。”(14) 四库馆臣总结顺康时期词集的评点之习亦归因于文社评点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珂雪词》云：“旧本每调之末，必列王士禛、彭孙遹、张潮、李良年、曹勋、陈维崧等评语，实沿明季文社陋习，最可厌憎。”(15)
在此风气基础上形成的“文以评传”思想又为当代评点的盛行提供了理论支撑。“文以评传”首先见于论述经典评选，廖燕在《评文说》中云：“选盖以评而传也，不然，则亦谓之代钞而已，又何选之足云。”(16) 立论的背景是评点不但成为文人艺术化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进一步上升到学问的层面。坐拥书城，批阅万卷成为学者的典型生活，如何堂记何焯：“若吾从父学士先生，自少至老，无日不从事古书，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简端行侧，丹黄错杂。”(17) 孙治记张卿子：“先生于书无所不读，手自批阅者，已过刘氏四部、阮氏七录矣。”(18) 评点具有了学术性，其地位必然提高。文以评传的思想在时文评点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主考中出一榜人来，也有合法的，也有侥幸的，必定要经我们选家批了出来，这篇就是传文了。”(19) 语出乾隆初年成书的《儒林外史》，距康熙朝不远。其书背景假托明代，但实际上反映了作者时代的社会风气。可以肯定，除了经典、时文评点，文以评传的观念也必然会投射到其他文体的当代评点。
此外，明中后期刊刻业的发展使得士子有能力刊刻自己的别集，这为当代评点的风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明代造纸业远比宋元发达，纸张价格低廉，尤以万历以后盛行的竹纸价廉物美，毛氏汲古阁即几乎全部采用竹纸刊印书籍。这从根本上降低了生产成本。另外，定型的印刷体方便于雕刻书版，刊刻流程的社会分工也提高了效率。尤其对于评点而言，套印的大量使用，便于刊印圈点、批语，并使评本变得赏心悦目。在此条件下，士子可以很容易地出资刻集，成一家之言，以实现儒者“立言”的人生理想。刻集之风始盛于明嘉靖、万历时，清蔡澄《鸡窗丛话》记：“前明书皆可私刻，刻工极廉。闻前辈何东海云：‘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余金。’故刻稿者纷纷矣。尝闻王遵岩、唐荆川两先生相谓曰：‘数十年来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20) 这一段论述极为详细，刊刻费用的低廉促成了士子刻集的风气。清康熙初虽有禁令禁止私人刻书，汤斌抚吴时禁止刻卖淫词、小说、戏曲，但时效、范围有限，清初私人书坊与文人刻集仍极为盛行。
在以上诸多因素的作用之下，当代评点于明末清初蔚成风气。卢世
题《燕游稿》云：“刻诗只以白本为雅，凡加圈点批评，皆是近世恶习，古无是也。程正夫《燕游稿》皆手自拣定，世无孔子，谁敢删之。”(21) 此言针对程正夫的《燕游稿》而言，所言“刻诗”是指刻当时人诗。当时风气之盛使一些反对之士也不得不屈从时俗刻集加评，邵长蘅即有此无奈之举：“予旧刻《簏稿》如干卷，例不著评……予每见时贤文集多有批评圈点，分系以名人姓氏，自侯朝宗、魏叔子诸君未能免俗。私心窃非之，今复尔尔，何异同浴而讥裸裎。”(22) 此段论述不仅言及从俗刻评本，且认为大家亦未能幸免。在评点盛行的大环境之中，一旦词学复兴，词学的当代评点自然随之盛行。词学至顺康时期始真正复兴，故其当代评点的兴起晚于诗文，然一出现就声势浩大。据笔者统计，顺康时期有一百二十多种清词评点本，若加上仅具圈点者，这个数目就更为庞大了。
二、生成方式
清初清词评点的生成方式主要有三种：刊刻者索评，友朋日常互评，社集、唱和群体共评。对于一部词集的评点来说，这三种方式往往又会交错共存。
词集刊刻时，作者或编刻者常有索评之举。词集作者索评对象着重于擅词的友朋，词集或题“同学诸子评”、“同里某某评定”，或虽未言明，而由评语以及文献考索可知，作者与评者之间有着密切交往。而编选刊刻词集者，则侧重邀请名公巨子参评以壮大声势，如孙默所编的《国朝名家诗余》收十八家词集(23)，集中评者众多，汰去重复者，共计269人，囊括当时词坛名家。在保留某些词作原有旧评之外，孙默同时征集了大量名家的评语。评者之一邓汉仪记孙默邀其参与评点的情况云：“予久憩维扬之萧楼，无言时相过从，每出同人词稿，互相商略。一语之妙，必共嗟称；一字之讹，必相较定。”(24) 而朱彝尊参评《国朝名家诗余》的情况，更是很好地说明了孙默对评者词坛地位的重视。在《国朝名家诗余》康熙十一年之前所刻的十三部词集中，朱彝尊仅于曹尔堪《南溪词》中有一则评语，而康熙十一年之后，朱彝尊参评了剩余的五部词集。这应该是由于其词坛地位上升，引起孙默注意的缘故。有些编刻者同时兼为词学名家，他们积极参与评点，这无疑直接提高了这些词集在当时的影响力，如《倚声初集》中王士禛、邹祗谟之评点，《百名家词钞》中聂先、曾王孙之评点。
至于索评的途径，主要是索评者或亲呈，或寄呈评者。亲呈者，如蒋尔理为冯梦祖《苍源剩草》序评，序中记：“冯子饷《苍源》一集，嘱丹黄。”(25) 寄呈者，如陈维岳记：“长夏荒村，童子叩门，持南耕札至。全词已雕版讫，同人各为题跋，俾仆评其第五卷。”(26)
更多情况下，词集刊刻之前，作者已于友朋间词学交流时获得评点，或单篇，或成卷，或尽倾目前所作词。与前一类评点相比，评者多为主动评点，有感而发。比如顾衡记其创作时友朋的评点：“忆丙辰生日，作《满江红》六阕自题小照，颇为同人所称。余友萝轩笑而评之曰：‘故自豪气未除，强作烟霞语耳，此中块垒亟须痛饮消之。’”(27) 这一评点极为亲切自然。友朋间词学交流时的评点呈双向性，不仅作者主动出示词作就正，友人亦主动索阅加以评点。曹亮武《南耕词》每卷之后都有长段评语，第一卷的评语即是陈维崧索阅后所作：“久之，探其簏中，复得纪游及他词数十篇，益奇绝，有宋人所不及者。”(28) 上两例尚是对单篇、单册的评点，若偶遇难得的知己，词人更会倾囊出示。俞公谷《念奴娇》（评残词稿）小序中记其一次际遇，“沈五郎遹声……绝客过峻，无有入其室者。而余至，则必延入，许纵观古今，或至竟日。因尽评其所为诗余”(29)。这一类评点的缺憾是，倘若稿本未及付梓，极易散佚。
日常词作交流中的评点绝大部分发生于爱好词学的友朋之间，目的在于就正和探讨词学。此种心理可参看徐枋请友人评点时的一段表述：“幸不吝直言，绳其可否，以青、墨二笔各加批抹以示我……弟文颇不欲示人，苟其人果知文而非我知己，则不敢就政之；其人虽知己而未必果知文，则又不欲就政之。”(30) 虽然说的是文，但其选择评者的标准同样适用于其他文体的当代评点，对于清词评点来说，即是知词的知己。以阳羡词派宗主陈维崧的《迦陵词》稿本为例，我们从其友朋的评点中即可清晰地看到“切劘”之语。如《鹊踏花翻》（十上敦煌）评语：“前阕第六句宜七字，后阕第三句宜七字，查文长及诸词皆然。幸商之。”《送入我门来·同仲震小饮高汝敬红梅花下》评语：“减去四旬，词意自足，即度为此调促拍可也。”(31) 类似的评语在词集中颇多，很能反映当时词坛确实存在友朋间以评点商讨、交流词学的现象。
除却日常词作交流，随着顺康时期词学的复兴，词坛的社集、唱和颇为兴盛，其中亦生成大量评点。有宋一代即出现众多词社，如临安诗社（包括作词）、芳洲酒社词场、杏花盟、山阴词社等等。至晚明，大量的社团中多有词社的身影，如朱多炡“始与宗人
、烧、
等结词社”(32)；又如范凤翼记：“秣陵词社愁荒落，迟尔重来共采芳。”(33) 鼎革之后，清人沿晚明之绪，更随词学之复兴，词社多有出现，以至“越中巨室妇缔诗社、词社”(34)。顺治十七年清廷严禁结社(35)，然其后的康熙年间仍存在词社，陈维崧即参加过“填词社”。社名见载于陈维崧《眼儿媚·冬夜听梧轩举填词第二集，轩在吴伯成先生署中，同集为澹心、园次、修龄、山夫、梁汾、云翎、灵本》、《念奴娇·冬夜听捂轩题王右丞〈初冬欲雪图〉，填词社第三题》(36) 等词。词题中出现的吴绮（园次），与陈维崧订交于康熙十一年(37)。此外尚有多种可以确考的词社，更有许多词于词题中标明为社集而作，惜其词社无法确考。相对于社集，词人的交游、唱和更为普遍，几乎每一位词人都有唱和词，这达到了唱和词前所未有的高峰。唱和的规模也远比历代为大，清初词坛红桥唱和、江村唱和、广陵唱和、秋水轩唱和、和《乐府补题》等著名的唱和，其参与者多至数十以至成百人。以江村唱和为例，王士禄云：“此外继和者不下数十家。”(38) 而据王晫《峡流词》中和词的评语，“此调和者如云，几累千百”(39)。最大的一次唱和——和《乐府补题》，则“仅康熙二十至三十年间，拟《补题》五咏的词家即有近百人之夥”(40)。
词社的社集活动有评点自不待言，清初词坛的唱和亦往往伴随着评点活动，这些评点都是同题共评。李渔《满庭芳·十余词，吴梅村太史席上作，词中限有十余字》一词中云：“江淹才尽后，余葩落地，那有金声。笺长余尺幅，留待佳评。”(41) 徐士俊《满江红》（墨共烟浓）小序云：“宋荔裳观察、王西樵考功、曹顾庵学士，一时同在西湖，倡和二十四章，属余评定。”(42) 唱和时的评语有的随唱和词结集留存，如《广陵唱和词》、《梁园唱和词》等；有的随附词作被收录进词别集，如越闿《春芜词》中《江月晃重山·又七夕》孙枝蔚评语：“是夕赋者甚众，却被此君压倒。”(43) 又如尤侗《百末词》中《满江红》（甚矣吾衰）王士禛评语：“诸公和作甚多，惟梅村、羡门可以鼎峙中原。”(44)
刊刻者索评，友朋日常互评，社集、唱和群体共评，这三种方式一般会同时出现于一部词集，尤其是别集。多重的生成方式使顺康词坛的当代评点形成了不同于词集经典评点的特征。
三、评本特征
一部词集评点的来源较为复杂，内容也相应地呈现出混合式的复杂状态，因而评点本除了具有词学理论批评性，还兼具文献性、评比性、历时性、对话性、宣传性等特征。正如小说、戏曲评点很好地承载了古典小说、戏曲理论一样，词学评点极大程度上扩充了清初词话的内容，丰富了词学理论。比如对唱和词的理论探讨即发前人所未论。林武宣评徐沁《桂枝香·落叶》时从正反两面论和韵词：“相和之作，韵若自我，而意必超前，此两难也。意与韵均和矣，而神情不流，犹是纂组之华耳。若此阕真称化工。”(45) 至于成“化工”的具体途径，主要有出新、韵贴、不为原韵所拘等。如王晫江村唱和词“复能抽新领异”(46)；徐喈凤“和词用韵工巧稳贴”(47)；彭孙贻认为“作词次韵，须气逸笔超，不为原韵束缚始佳”(48)。诸如此类极具理论价值的评语在清词评点中占有很大比例。理论批评性是文学评点的基本属性，从评点中总结词学理论是另一课题，具体探讨，容另文专论。
文献性 词学评点自《花庵词选》以来已于评点中记录与词人、词作相关之事，旨在知人论世。清初清词评点多发生于友朋间日常词作交流以及社集、唱和之时，评者熟知词人的生平与创作本事，因此文献性特征与经典评点相比极为突出。清词评点中的文献记载异常丰富，往往为研究者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记词人者，如诸乾一评董俞《满江红·寄怀陈山农》曰：“犹忆余与樗亭、山农携筇蹑屐，遍历吴山水，此时渔舠剪烛，僧舍联床，长歌短咏，晨夕拍浮，可谓极物外之乐。倏忽五载，山农侨寓广陵，樗亭踪迹汗漫，余亦蠖伏荒山。”(49) 这一段文字描绘了三人的交游与文学生活，对了解董俞词的创作情况极有帮助。记本事者，如王士禄评语中对“江村唱和”的记载。一般都认为“江村唱和”是曹尔堪、王士禄、宋琬三人唱和于杭州西湖，其实还应包括曹尔堪、尤侗、宋实颖在苏州的唱和。王士禄评陈维崧八首《满江红》和词时记载其事甚详：“此顾庵江村旧韵，仆忧患中一再和之，客夏湖上出示顾庵，后同荔裳往复用韵，遂各得八首。顾庵又与既庭、展成唱和于吴门。此外继和者不下数十家。长调和韵之盛，殆无出于此矣。”(50) 循此线索查尤侗自撰的《悔庵年谱》，康熙四年条记载其游广陵：“五月归。曹顾庵尔堪学士、沈绎堂荃副使、丁飞涛澎仪部枉饮草堂。予和曹《满江红》词八首，顾庵、既庭亦和如数，刻《后三子词》，先和者顾庵、荔裳、西樵子也。”(51) 证实了王士禄评语所言。文献辑佚者，如董以宁于董俞《阮郎归·风情》一词后评：“仆词‘钗脚渐横欹，双缠略褪些’，不入《蓉渡集》中，读此或不妨补入。”(52) 这首词未收于《蓉渡集》与其他选集，仅于此评中存有残句。大部分清词评本都有丰富的文献记载，其中记录词本事，作者、评者、相关友人之事迹，并附录相关之作品，借此可以了解词人之交游、词坛之事件，并有文献辑佚之用。文献性是清初清词评点的最突出的特点与重要的价值。
评比性 社集、唱和之作带有很强的竞技性，由此生成的评语也具有浓烈的评比色彩。另外，在词集刊刻与日常词作交流时的评点中，评者有时也会与己作或其他友朋之作相比较。与己作的比较一般来说都是自谦之辞，比如朱彝尊评丁炜《潇潇雨落叶·用〈江湖载酒词〉韵》云：“愿退三舍。”(53) 又评其《八宝妆·孔雀》云：“向有拙作，当胜吾百筹。”(54) 实际上，丁炜词的艺术成就是无法与浙西词派宗主朱彝尊相提并论的。吕黍字评金烺《天香·制万寿怡香》时云：“此亦红蕉会课也……词成不觉咋舌。余与红友、雪舫，仅搁笔而矣。”(55) 而事实是吕师濂、万树、吴棠桢均作有《天香·制万寿怡香》（《全清词·顺康卷》均有收录）。这类评语往往为应酬之辞，不可轻信，词学研究中引用时需多加注意。相对而言，与其他友朋词作的比较则显得客观、公正。比如王士禛评曹贞吉《消息·和锡鬯度雁门关》云：“集中和锡鬯塞上诸作，皆有龙象蹴踏之势。朱十几不能坚其壁垒。”(56) 王士禛、曹贞吉、朱彝尊于京师都有密切的往来，王士禛这一评点实际上认为曹词胜于朱词。董宾实评董元恺《满江红·寄怀祖赞善勿庵》也比较了董词与陈维崧词的高下：“风情真欲胜其年。”(57) 董氏兄弟与阳羡词派尤其是陈维崧有着极深的渊源，此处言胜于陈维崧无疑是客观地评价这首词的艺术水平。此类评语有助于今人评价当时的词坛名家，如董元恺即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词人，其词又与吴伟业、朱彝尊、曹尔堪相提并论。计东评《一落索·咏风鸢》云：“可与梅村先生《江城子》一阕并传千古。”(58) 贺赏评《双调望江南》（湖上雪）云：“梅村《江南好》一时传遍，舜老复出西湖曲以胜之。段善才琵琶，戴竿儿绝技，吾得从壁上观。”(59) 王士祯评《鹧鸪天·即席》云：“工巧极矣，章法又极匠心。近朱十《蕃锦集》独擅集句之妙，须有董公健者为之劲敌。”(60) 又评《千秋岁·夏日湖村偶咏》云：“欲夺顾庵之席。”(61) 这些评语出自文坛大家计东、贺赏、王士祯，无疑具有权威性。相对于同时人的高度评价，目前对董词的研究明显不够。
历时性 清初词人不仅于刊刻时谋求评点，平日词作交流与社集唱和时也有友人为其评点，因此，一部词集的评点通常是不同时期评点的汇总。即便如《南耕词》这部简单的评本（每卷之后有详细评语，非每首词后有评），既有刊刻时的评语，又有友人平日的评语。卷一的评语是曹亮武初学作词时陈维崧探簏得词之后所作：“久之，探其簏中，复得纪游及他词数十篇。”(62) 卷三的评语则是陈维岱于曹亮武刊刻词集时所作：“今南畊梓其全词，仍另为一卷属余为跋。”(63) 具体到每一卷词作，亦有时间之先后。卷五陈维岳的评语作于词集雕版之时：“全词已雕版讫，同人各为题跋，俾仆评其第五卷。”(64) 而同卷蒋景祁评语则写于此卷完成之时：“予每过从梅庐杲亭之间，辄手其一编，至于忘倦。”(65) 纵观一部词集的历时评点可以发现词坛事件之发展。陈维崧在第一卷中参评，至卷四却有陈枋评语痛惜其去世：“嗟乎，检讨长埋，《广陵》已绝，此生已矣，安能复事笔墨。”(66)又如卷四万树云：“余将辑《词律》一书，以告天下后世。”(67) 至卷六则《词律》已刻，吴白涵曰：“近者吾甥万子红友《词律》一书出，矩度森然，若国法之不可犯。”(68) 明了词集评点的这种历时性，可对评语前后记载的矛盾处释然。重要的是若汇集众多评本，可以从评语对词人、词事的历时记载中探求清初词坛的演进脉络。
对话性 与经典评点不同，清人评清词，尤其是评点词别集，不再是静止的艺术分析与词人介绍，而是一场生动的对话。这种对话的主体是评者与作者、评者与评者。前者如彭孙遹在评点时与作者对话，其评梁清标《一剪梅》（宛如冰轮上画楼）云：“何处看得此无人态？”(69) 评董以宁《海棠春》（芭蕉却报黄昏雨）云：“邹、王二词已极巧思神韵，文友更不肯让人。”(70) 评王士祯《满宫花·戏题吴蕊仙花卉便面》云：“武陵可似天台？试一问之。”(71) 评尤侗《点绛唇》（新绿排衙）云：“悔庵乃为杨花蹇修耶？比江梅聘海棠更添佳话矣。”(72) 在同一部词集中，不仅有评者与作者的对话，还有评者与评者的对话。曹贞吉《珂雪词》中《渔家傲·读汉史》王士祯评曰：“实庵此等词，今作者中惟其年能之。”陈维崧则于其后云：“如王先生言，仆何敢当。正如昔人所言‘春水将生，孤当速去’耳。”(73) 陈、王二人互答。又《百字令·咏史》其四评语：“凤于曰：‘森沉闪烁，亦词中卧龙也。古人诗文堪颉颃者，其昌黎之《平淮西》，山谷之《题浯溪》乎？’山来曰：‘凤于评是。’”(74) 评者与作者、评者对话的评点方式在词集中大量存在。其中最重要的是评者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虽然对词作的评价语意上重复，但多方的确认表明了词人的某种特色与成就获得了公认，而非一家之言。
宣传性 四库馆臣极为反对清初的清词评点，批评其为沿晚明文社标榜声气的陋习。其论《珂雪词》的评点云：“旧本每调之末，必列王士祯、彭孙遹、张潮、李良年、曹勋、陈维崧等评语，实沿明季文社陋习，最可厌憎。今悉删除，以清耳目。”(75) 论《十五家词》云：“并录其同时人评点……虽标榜声气，尚沿明末积习，而一时倚声佳制，实略备于此。存之可以见国初诸人文采风流之盛。至于每篇之末，必附以评语，有类选刻时文，殊为恶道。今并删除，不使秽乱简牍焉。”(76) 清初评者尚沿晚明标榜声气的恶习，表现为轻言词人超越两宋名家，轻言一篇词抵得甚至超越诗、文、赋诸体的经典名篇。此种宣传性确实为人诟病，但是与诗、文、赋并提的做法暗含着词人尊体的努力。我们通过大量评者的此类评点，更可看出当时词体尊体之论不限于目前所知的几位大家，它是词坛的群体呼声。另一方面，理应看到，在“标榜声气”之风的同时，仍然存在着“劘切”的良好传统，评点中更不乏公正的评价与精妙的理论。这一点前文已多处提及。其实，晚明以来，即便是书坊也以严批妙选作为竞争的砝码，如《桃花扇》中金陵三山街书客蔡益所夸耀其书铺：“不但兴南贩北，积古堆今，而且严批妙选，精刻善印。”(77)
四、结论
每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总有它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独特的原生面貌。在当代评点兴盛的大环境之中，随着清词的复兴，清词评点于顺康时期迅速成为词坛的巨大潮流。它有着多重的生成方式：刊刻者索评，友朋日常互评与社集、唱和群体共评。这种多源性给评本带来了诸多的特征，即清词评本除了具有其自身包含的词学理论批评性之外，还兼具文献性、评比性、历时陛、对话性与宣传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尤其是文献性、评比性与历时性，使清词评点本得以为清词研究提供词人生平与交游、词作本事、失收词作等大量的文献资料，展示词人于当时词坛的名望，揭示词坛事件的演变轨迹等等。清初清词评点对清词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本文初步探讨其风尚成因与原生面貌，以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清词评点。
注释：
① 本文把评点划分为经典评点与当代评点，前者指对前人作品的评点，后者指对同时代人作品的评点。
② 张宏生：《清词珍本丛刊序》，张宏生编纂《清词珍本丛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③ 黄锡朋：《千秋岁》（词章新换），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第1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79页。
④ 孙枝蔚：《沁园春·戴务旃携具过寺寓》，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第4册，第2156—2157页。
⑤ 陆进：《满江红》（春夜怀友），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第8册，第4339页。
⑥ 傅燮詷：《夏初临·汝邸雨中陆云士同寅过访》，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第14册，第8189页。
⑦ 汤显祖：《哭娄江女子》，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54—655页。
⑧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天启以后，怡老之会社不复举行，除纯粹诗社外，颇多专研时文之社。此风气创自万历间，而明末尤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69页。）
⑨ 赵维寰：《与大社诸士》，《雪庐焚余稿》卷八，《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影印明崇祯刻本，第539页。
⑩ 毛奇龄：《王紫凝干山集序》，《西河合集·序》卷一○，清书留草堂刻本。
(11) 梁熙：《家训》，《皙次斋稿》卷一一《文稿》九，《四库未收书辑刊》第05辑第28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影印清康熙刻本，第513页。
(12)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4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版，影印清抄本，第494页。
(13) 黄宗羲：《翰林院编修怡庭陈君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446页。
(14) 蒋景祁：《刻瑶华集述》，蒋景祁编《瑶华集》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页。
(15) 《四库全书总目》下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802页。
(16) 廖燕：《评文说》，《廖燕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页。
(17) 何堂：《义门读书记序》，何焯《义门读书记》下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85页。
(18) 孙治：《赠张卿子序》，《孙宇台集》卷八，《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8册，影印康熙二十三年孙孝桢刻本，第731页。
(19)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八回《约诗会名士携匡二，访朋友书店会潘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
(20) 蔡澄：《鸡窗丛话》，《丛书集成续编》第90册，上海书店1994年影印《新阳赵氏丛刊》本，第1005—1006页。
(21) 
：《燕游稿》，《尊水园集略》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392册，影印清顺治十七年卢孝余增修本，第482页。
(22) 邵长蘅：《青门旅稿》卷二自序，《邵子湘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影印清康熙刻本，第67页。
(23) 留松阁本《国朝名家诗余》的序中都说“十六家”，实际不止。上海图书馆《国朝名家诗余》即收十七家。另外越闿《春芜词》，虽各大图书馆的《国朝名家诗余》均未收，但它同为孙默留松阁刻本，版式也与《国朝名家诗余》各部词集相同。所以，目前所知《国朝名家诗余》尚存的有十八家。
(24) 邓汉仪：《十六家词序》，吴伟业撰《梅村词》，康熙留松阁本。
(25) 冯梦祖：《苍源剩草》，康熙二十一年刻祝华堂刻本。
(26) 曹亮武：《南耕词》，张宏生篇纂《清词珍本丛刊》第8册，影印清呆亭刻本，第882页。
(27) 顾衡：《满江红·五十生日自祝》，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第12册，第7143页。
(28) 曹亮武：《南耕词》，张宏生编纂《清词珍本丛刊》第8册，第739页。
(29) 俞公谷：《念奴娇》（评残词稿），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第16册，第9490页。
(30) 徐枋：《与葛瑞五朱致一书》，《居易堂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04册，影印清康熙刻本，第129页。
(31) 陈维崧：《迦陵词》，稿本。引文转引自南开大学白静博士论文《手抄稿本〈迦陵词〉研究》附录《评点辑录》，2007年。
(32) 张萱：《奉国将军多炡》，《西园闻见录》上册卷八，《中国文献珍本丛书》，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版，第202页。
(33) 范凤翼：《夏日送卢原甫还岭表中道有新安之游》，《范勋卿诗集》卷一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2册，影印明崇祯刻本，第167页。
(34) 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页。
(35) 蒋良骐《东华录》：“给事中杨雍建奏请：‘不得妄立社名，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得旨：严行禁止。”（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20页。）
(36) 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第7册，第3914页、第4106页。
(37) 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记：“吴绮……康熙十一年，来宜兴访陈维崧，与订布衣昆弟之欢。”（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八，《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38) 陈维崧八首《满江红》和词王士禄评语，陈维崧撰《乌丝词》，张宏生编纂《清词珍本丛刊》第4册，影印清留松阁刻本，第443页。
(39) 王晫十首《满江红》和词庄澹庵评语，王晫撰《峡流词》卷下，康熙十九年霞举堂刻本。
(40) 严迪昌：《乐府补题与清初词风》，《词学》第8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41) 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第2册，第686—687页。
(42) 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第1册，第163页。
(43) 越闿：《春芜词》，《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30册，影印清康熙孙氏留松阁刻本，第549页。
(44) 尤侗：《百末词》，张宏生编纂《清词抄本丛刊》第2册，影印清留松阁刻本，第701页。
(45) 徐沁：《春草》，马兴荣《论徐沁及其词》附，《词学》第1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
(46) 王晫十首《满江红》和词庄澹庵评语，康熙十九年霞举堂刻本《峡流词》。
(47) 徐喈凤《百字令》（元龙何处）公瑜评语，徐喈凤撰《荫绿轩续集》，光绪刻本。
(48) 彭孙贻《过秦楼·吊青楼·次子黄韵》自评，《茗斋诗余》，《丛书集成初编》第2660册，商务印书馆1935—1937年版，第94页。
(49) 董俞：《玉凫词》，张宏生编纂《清词珍本丛刊》第5册，影印清留松阁刻本，第922页。
(50) 陈维崧八首《满江红》和词王士禄评语，陈维崧撰《乌丝词》，《清词珍本丛刊》第四册，第443页。
(51) 尤侗：《悔庵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52) 董俞：《玉凫词》，张宏生编纂《清词珍本丛刊》第5册，第873页。
(53)(54) 丁炜：《紫云词》，张宏生编纂《清词珍本丛刊》第6册，影印清希邺堂刻本，第775页，第840页。
(55) 金烺：《绮霞词二编》，张宏生编纂《清词珍本丛刊》第9册，影印康熙间观文堂刻本，第265页。
(56) 曹贞吉：《珂雪词》，张宏生编纂《清词珍本丛刊》第8册，影印清《珂雪全集》本，第477页。
(57)(58)(59)(60)(61) 董元恺：《苍梧词》，《续修四库全书》第1725册，影印清康熙刻本，第193页，第136页，第149页，第150页，第174页。
(62)(63)(64)(65)(66)(67)(68) 曹亮武：《南耕词》，张宏生编纂《清词珍本丛刊》第8册，第739页，第807页，第882页，第883页，第845页，第845页，第921页。
(69) 梁清标：《棠村词》，张宏生编纂《清词珍本丛刊》第3册，影印清留松阁刻本，第384页。
(70) 董以宁：《蓉渡词》，张宏生编纂《清词珍本丛刊》第4册，影印清留松阁刻本，第863页。
(71) 王士祯：《衍波词》，张宏生编纂《清词珍本丛刊》第8册，影印清留松阁刻本，第601页。
(72) 尤侗：《百末词》，张宏生编纂《清词珍本丛刊》第2册，影印清留松阁刻本，第646页。
(72)(74) 曹贞吉：《珂雪词》，张宏生编纂《清词珍本丛刊》第8册，第406页，第447页。
(75)(76) 《四库全书总目》下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802页，第2806—2807页。
(77) 孔尚任：《桃花扇》第二十九出《逮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