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误解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3)03-0055-07
一、一个误解
1949年8月14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后来得到广泛宣传的论断：“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P1487)
这一论断包括三句话。前两句话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后来特别注明：“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引者）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P272)的转述。后一句话把拿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把与此相反的观点叫做历史的唯心主义。这种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阶级斗争的说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
承认阶级斗争不等于达到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以前，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就已描述过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空想社会主义者甚至看到了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近代社会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把阶级斗争视为15世纪以来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但是，他们都没有正确地揭示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深刻根源，更不可能说明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缺乏进一步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的科学的历史观。这就是说，他们虽然承认阶级斗争，甚至拿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但却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它破天荒第一次把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放到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从而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物”是指物质生产。它以物质生产为根据来说明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一切社会历史现象，也以物质生产为根据来说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阶级斗争最深刻的根源；因此，迄今为止全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承认阶级斗争，也不仅是拿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更重要的是对阶级斗争本身及其发展规律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这一更重要的方面显然被毛泽东忽略了。
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很难避免的。那时，中国正处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之中，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是头等重要的现实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作为指导革命的思想武器来接受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与社会革命有关的那部分内容首先进入他们的视野，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不对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其中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予以高度重视。然而，由于紧张的现实斗争，他们没有来得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科学研究。毛泽东也不例外。
毛泽东曾经回忆过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那段经历。他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3](P378-379)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就对“阶级斗争”四个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无意去研究阶级斗争的来龙去脉，而是立即以初步掌握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去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政治经济形势。他所取得的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领导现实的阶级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抽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认识论问题和辩证法问题所以引起他浓厚的兴趣，同样是由于现实的需要。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克服共产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同时也为了用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武装全党，适应新的形势实行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认识论和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研究，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他的研究成果，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代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然而，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由于紧张的现实斗争还没有在更深层次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及其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作出像认识论和辩证法那样深入的科学研究。他主要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现实中的阶级斗争又确实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上述误解就很自然了。
问题在于，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毛泽东仍然没有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提上日程。
诚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是重视的。195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4](P395)他劝同志们要学哲学。他认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通了，大家才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方法，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仍然是认识论和辩证法。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阐述人的认识过程和真理的形成过程，说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他号召全党学习辩证法，照辩证法办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他在社会主义时期研究辩证法和认识论取得的新成果。
然而，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上，毛泽东却几乎没有进展。因此，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一直未能消除。直到1965年7月18日他在写给章士钊的信中仍然认为，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5](P417)。由于这一根深蒂固的误解，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不断扩大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同时又一再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
二、一个不断扩大的方面
在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中，阶级斗争是一个不断扩大的方面。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拉开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序幕。1957年春，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共产党整风之机，向党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毛泽东在带领全党开展必要反击的过程中，由于把右派进攻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把许多正常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也视为右派进攻，从而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
对右派进攻形势过分严重的估计改变了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看法。在整风和反右派之前，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他号召全党，要学会用与过去搞阶级斗争不同的方式方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大量存在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同时也促使他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同年6月19日他在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增写了这样一段话：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卖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6](P590)这段话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再次敲响了阶级斗争的警钟。
实际上，毛泽东一开始就把反右派斗争看成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看成是继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这是一场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这场斗争不取得胜利，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因此，对于这场斗争也要采取革命时期那种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来，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就势所难免了。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在理论上的表现是，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过反复讨论几易其稿最终形成了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这就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7](P144)这一论断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也是八大确定工作重心和主要任务的理论依据。
然而，一年以后，毛泽东根据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经验，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修改了这一论断。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6](P629)这一极其重要的修改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反过来又为阶级斗争警钟长鸣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使我们党和国家长期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之中。
1959年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使阶级斗争扩大化进一步蔓延到党内。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认真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并对党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是浮夸风气和“左”的倾向提出批评。由此引起毛泽东的不满，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
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上出现的不同意见直接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1959年8月16日他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6](P871)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转移到党内。
从理论上看，政党是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在阶级社会里，根本利益互相对立的各阶级不仅互相斗争，而且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因此，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另一方面，政党内部各部分各成员之间，即使在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一致的情况下，由于知识结构不同、实践经验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方法不同等原因，对于同一事物也会出现不同看法，从而产生不同思想的斗争。这后一方面的党内斗争显然不属于阶级斗争。
对于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有过明确论述。1937年他在《矛盾论》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8](P306)在延安整风中，他坚决摒弃“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曾经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积极倡导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
在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预见到国内的阶级斗争将采取新的形式。他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甚至预言有些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建国后不久，“三反”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但在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把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三反”斗争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他在为指导“三反”斗争写的许多指示、批语和书信中，尽管采用“大斗争”、“严重斗争”、“严重的犯罪行为”、“巨大危险”、“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等词句，来形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但是就其社会阶级根源而言，仍然认为是资产阶级侵蚀的结果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在党和政府中的反映。这就是说，他仍然谨慎地把“三反”斗争与阶级斗争区分开来，没有像紧接着开展的“五反”斗争那样，直接看成是“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庐山会议以前，毛泽东还有两次在党的会议上谈到过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一次是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4](P391)另一次是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9](P40)这两次也是在“表现”和“反映”的意义上谈论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因此，当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上的斗争直接地不加任何限制地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的时候，由于党内长期形成的对阶级斗争的特定理解，这场斗争的性质就显得特别严重。
实际上，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本来不属于阶级斗争的党内不同思想的斗争当成阶级斗争的错误做法，不仅造成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的严重后果，而且违背了他本人长期坚持的关于党内斗争的正确的理论和实践。对此，他不但不以为错，反而以为是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深入理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庐山会议后，党内斗争愈演愈烈，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也愈益扩大化和绝对化。他相继发出的诸如，对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系列“最高指示”，最终酿成了十年动乱的灾难。
三、一个不该动摇的决心
在毛泽东不断扩大对阶级斗争的认识的同时，真正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东西——物质生产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其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决心毛泽东早已有之。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领导根据地人民围绕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进行着各项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那时他说：“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8](P123)1944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宣告：“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0](P146)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然而，建国后，毛泽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却未能坚定不移地付诸实施。他的目光一再被革命所吸引，他的决心也随之发生着动摇。
1951年底毛泽东在审阅一份文件稿时写下了这样几行文字：“一九五二年是我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4](P207)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本来包括两方面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方面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另一方面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行过程中，毛泽东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后一方面，即社会主义改造上；对于前一方面，即工业化本身的规律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必要的研究。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毛泽东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56年初，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讲话。同年4月，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我们面临着一场新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9](P218)然而，随后发生的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和反右派斗争又一次转移了毛泽东的视线。
反右派斗争胜利之后，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这时，毛泽东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他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夺取政权后相继进行了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接着又在政治路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他要求大家学技术、学科学。他说：“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9](P350-351)同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期间还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要求他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
1959年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再次形成对经济建设的冲击。此后不久，为了纠正经济建设上出现的错误，毛泽东又亲自组织读书小组，带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
毛泽东对于自己建国后对经济建设重视不够，用心思太少，因而在实践中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是有所察觉的。1959年6月他在同秘鲁议员团的谈话中说：“我们真正认真搞经济工作，是从去年8月才开始的。我就是一个。去年八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设，而是搞革命。”[5](P72)1960年他在总结十年工作时说：“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5](P198)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5](P302-303)这是毛泽东再一次表达要学习、研究经济建设的决心。此时，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十二年了。然而，毛泽东的决心仍然未能坚持下去。不久，他终于走上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歧途。
由此可见，建国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关注不断动摇着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这种动摇，在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是不该发生的。因为这时，一方面，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是，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剥削阶级不但丧失了他们借以压迫人民的政治权力，而且丧失了或者逐步丧失着他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虽然由于国内外各种复杂原因，阶级斗争还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是共产党完全可以运用政权的力量，采取法制的手段，及时坚决地镇压敌对分子的破坏和捣乱。
另一方面，共产党所处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是，由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政权作为上层建筑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政权的巩固有赖于经济基础的巩固，而经济基础的巩固又取决于它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为了巩固已有的成果，必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1981年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党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这是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复归。
收稿日期：2002-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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