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先于社会”：认同政治学的政治与社会概念——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政治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克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5-0078-06
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今西方流行的一种社会哲学思潮，它将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引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当中，并试图在吸取葛兰西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运用解构主义的方法，批判地重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因此，从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哲学思想。总体而言，后马克思主义反对当代政治学中的那种建立在经济决定论基础之上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观点，它试图消除政治领域中的那种线性的历史进步论观点，认为政治无中心与基础，试图对政治进行去总体化、去经济化的处理。从方法上看，拉克劳与墨菲试图通过政治认同的形成过程与条件，以寻找进行颠覆与建构政治空间的新途径。它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有着本质差异。现在，我们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出发，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基本内容做一概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观点做一批判考察，以深化国内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为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
一、拉克劳与墨菲政治观的基本点
拉克劳与墨菲认为时代的新变化，需要一种新的话语与方法，因此，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学分析方法，这一新方法放弃了现代政治理论所使用的传统分析方法与理论。他们的政治分析理论提出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与极大的关注。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他们政治观的核心观点上，即“政治先于社会”。也就是说，他们将政治与社会二者的关系做了颠倒，不是社会先于政治产生，而是政治先于社会出现，从而提出了“社会是不可能的”这一著名的哲学命题，这一命题成为后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政治的基础。那么“社会不可能性”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社会不可能？概括地讲，就是先于政治出现的客观性、总体性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社会是由政治活动构造的，在这一基础上，后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再定义是：“它既是对社会构造物的建构，同时也是对社会构造物的颠覆。”[1]69这一定义强调政治的建构性，排斥了马克思关于政治是上层建筑的观点。就政治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他们否认社会自身具有内在的客观规律性，否认经济利益或经济决定论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而是认为社会是一个建构的产物，社会关系是由政治决策塑造和再塑造的，是由政治斗争所建构的。如此，在政治先于社会的命题中，政治就被赋予了一个本体的地位，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政治本体论”。拉克劳与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首先提出这一观点，并对这一观点做了细致的谱系学考察。随后，拉克劳在其另一本重要的著作《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中，对“政治先于社会”这一命题作了更详细的论证。概而言之，拉克劳认为，是政治认同构造了社会和社会行为主体；而不是社会与社会行为主体建构了政治认同。具体而言，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有如下四个基本点，或曰四个基本的特征：
（一）政治认同构成了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是通过政治行动建构的，政治认同构成的社会关系永远是偶然性关系。拉克劳与墨菲认为，客观性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客观性社会概念是现代理论误读政治的产物。实际上，社会是由政治认同建构的，同样，社会关系也是建立在差异与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一建立在政治认同基础之上的社会及其社会关系，并非是内在的、客观的，而是取决于政治的建构，是偶然性的关系。从政治建构论的视野出发，拉克劳、墨菲就对社会是否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给出了一个否定性的回答，并得出了其反本质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在必然已经消失了普遍性的当今世界内，我们发现的只是不确定性以及与此相关的非可能性的讨论，除此以外，一无所获。”[2]26
必须注意的是，拉克劳、墨菲强调社会的偶然性，解构必然性，并非是对必然性的全面、彻底的否定，而仅仅是为了断定必然性不在场，是为了超越必然性概念的局限。他们为必然性还是保留了一个“空置的总体性”。后马克思主义“空置的总体性”的政治概念基本含义是，普遍性的政治本质并不存在，政治意义是不确定的，是在政治活动中建构的。政治认同的偶然性关系是必然的。因此，拉克劳说：“我们正在论述解决的并不是一种必然性的全面否定，而是必然性的不在场问题”[2]27。
（二）对抗与冲突是政治的本质特征
从对抗与冲突的角度出发思考，就会发现政治认同的偶然性是破坏了必然性的偶然性。拉克劳认为，偶然性不是必然性否定的一面，而是改变与阻止社会完整建构的复杂性因素。拉克劳怎么说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否定了社会的客观性，而是对社会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的解构，在其中，客观性是部分地被建构，也是部分被威胁着；同时，必然性与偶然性二元对立也同时被解构，二者的界限也走向消失，并不断地被置换。在哲学本体论上而言，拉克劳与墨菲认为，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严格区别的消失与相互解构作用，使那种否定客观性或总体社会概念的偶然性逻辑更有根据。
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冲突与对抗造成社会的断裂，形成社会的多元性与开放性。正是冲突与对抗构成了政治的本质，因为，正是对社会断裂缝合的努力形成政治认同。冲突与对抗的这种构成性特点，意味着所有的客观性与整体性社会的不可能性。从本体论上看，冲突与对抗造成社会必然性之间的相互颠覆，政治起源于冲突与对抗，它既是对社会偶然性关系的建构，同时也是对社会必然性关系的颠覆。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拉克劳与墨菲关于政治的冲突与对抗的构成性本质特征，意味着把所有社会关系客观性都解构为一种构成性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将取代作为绝对基础起决定作用的在场的客观性或总体性的社会概念。因此，这种否定性只能在现实的政治框架中被构想，“这意味着主张在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非决定性因素是构造性的，因此，对抗亦是如此”[2]31。
政治认同与冲突对抗是紧密联系的，社会的政治认同是由社会对抗构造的。断定对抗的这种构造性也同时断定了政治认同的偶然性特点，这反过来，则意味着任何社会对抗的客观性都是一种受到颠覆威胁的客观性。拉克劳的结论是：冲突与对抗是政治认同存在的条件，没有冲突与对抗，构成政治统一体的要素就会瓦解，并且维系其中的政治认同也会崩溃。拉克劳论证了政治认同的构造逻辑，这一逻辑永远建基于排除了必然性与总体性的基础之上的。
（三）政治先于社会
政治为什么会先于社会呢？拉克劳认为现代政治学对政治的理解多种多样，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是建立于现代性哲学基础之上的政治学，有一个共同特征：在处理社会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一致认为政治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社会的一个领域、或者是一个层面，也就是说政治总是在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性政治理论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没有认识到政治先于社会；现代政治观出现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发现社会的政治起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政治“沉淀”(sedimentation)为制度性的统治、规范、价值、法规与机构时，政治的构造性特征就被遗忘了。这些政治制度被理所当然地看成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没有发现在现行制度下存在的政治沉淀物，社会关系的起源被完全遗忘了。拉克劳指出：“社会关系的政治‘源头’被遗忘得越彻底，沉淀和制度化就越充分，它们就越来越被看做是独立成长的。换句话说，只要不把社会关系看成是真正进行的构成性与颠覆性实践，它们就变成了沉淀物。”[1]70拉克劳在论证他的“政治先于社会”的命题时，借用了胡塞尔“沉淀”(sedimentation)与“激活”(reactivation)两个概念。对胡塞尔来说，以前的科学探索结果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并被还原成简单的操作，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最初他们所产生的直接性源头被完全遗忘。胡塞尔认为，科学领域的僵化实践与这种实践的直接性源头的消失，造成了欧洲科学的危机。胡塞尔把科学的直接性源头的遗忘称为“沉淀”，把思想的构成性活动的再发现称为“激活”。
拉克劳认为政治制度起源于最初的暴力以及权力关系领域，要揭示一种行为的原初意义就等于去揭示它最根本的偶然性。如果一种政治制度取得成功，那么，一种“源头的遗忘”就会发生，可能选择的体制也会消失，并且最初的偶然性的踪迹也会消逝。这样，制度的建立会采取一种纯客观的表现形式，这就是沉淀的东西。拉克劳这里是在强调，“沉淀”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对其他政治选择的抛弃。
那么，“激活”被遗忘的“源头”是不是“恢复到被抛弃的那种选择”呢？拉克劳说：激活并不是由简单的回复到原初的状态构成的，而只是通过新的对抗的生产，通过发现“客观性”的偶然性进行建构。以胡塞尔的“沉淀”与“激活”概念为基础，拉克劳定义了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社会”与“政治”概念的含义：“‘客体性’沉淀形式组成了我们所谓的‘社会’领域；选择的非决定性特征，以及通过权力关系生产的明显的构成性对抗因素，开始变成‘政治’领域。”[2]35
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与政治关系的新阐释可以概括为：社会是政治源头遗忘的产物，政治是由对抗关系构成的空间。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区分就构成了社会关系，一个政治被排除的社会，就意味着一个封闭的领域，只能通过重复实践生产自身；另一方面，政治也不排除社会，任何政治建构都是对沉淀的抵制与社会的激活。因此，把所有的社会实在看成是政治性的，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会混淆政治与社会的区别。
（四）社会关系的历史性
拉克劳说社会关系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它们激进的历史性，这个结论可以从它们存在的偶然性条件中推断出来。这不是来自“历史之流”的所谓基本的结构客观性，而是强调这种结构的历史性。也就是说政治的构成性特点决定了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而不是它的客观性。而且政治目标的确立也是历史的，是在社会中建构的，并通过意义体系被构造。拉克劳所讲的历史性是在强调社会的起源，说某事物是历史的，就是把这一事物放回到它所出现的偶然性条件之中。因此，后马克思主义所解释的历史性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是事物的运动变化和过程的解释不一样，后马克思主义构造性历史观解构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历史观。拉克劳说：“问题不是去寻找历史中的客观意义，而是解构所有的意义，并且追溯回它的原初事实。”[2]3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拉克劳与墨菲把政治的建构作用提升到非常高的位置，全力突出政治的优先性与首要性，他们把政治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政治变成了社会建构的主要力量，经济活动构造政治的作用完全被排斥，用齐泽克的话说，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基本特征是“政治去经济化”。在人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中，突出人的能动性作用，排除了社会客观性结构对能动性的制约作用，否定了政治活动得以产生的客观性基础，把政治活动看成是不受任何客观条件制约的东西。
二、一种无“根”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
拉克劳与墨菲倡导的后现代认同政治学是在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基础上而提出的一种政治思想学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思想学说。不可否认，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代表了拉克劳、墨菲他们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现实及其理论的深度思考，而且，其中的某些观点也具有突破性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理论无懈可击。相反，自1985年拉克劳、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提出其“多元、激进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策略之后，就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反对意见。这里，我们仅仅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出发，就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做一简要的分析。
（一）认同政治取代阶级政治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暗含了一个理论转向，那就是对现存的反抗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运动积极肯定和对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政治运动的排斥。与21世纪的西方社会现实发展相比，认同政治学既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同时也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学的放弃。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认同政治的兴起标志着阶级政治的消失，如艾伦·伍德所说，在拉克劳与墨菲的眼里，“阶级斗争已经成为硝烟散尽的古战场”。情况果真如此吗？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问题是不是已经被文化与社会认同问题所代替？拉克劳与墨菲认为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就是对上述问题的肯定回答，认同政治学就是对新社会运动的理论阐释，是寻求批判资本主义的新方向。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认同政治学缺失了批判的锋芒。美国学者巴特勒追问道：“霸权的确也包括对同意的批判性质询，在我看来，展示权力如何强迫我们同意那个约束我们的东西，以及我们的自由或抵制的意识如何能成为统治的‘掩饰工具’。”[3]21这个批评有些尖锐，拉克劳与墨菲的认同政治学，虽然站在左派的立场上，强调反抗、强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实际的理论结果却成了“统治的掩饰工具”，为资本主义霸权逻辑所同化，与资本主义统治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共谋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考察一下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
通读拉克劳与墨菲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们有一个理论前提：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并不需要推翻，也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只是一个上演霸权斗争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可以上演政治斗争、民主话语、左派策略等霸权斗争与霸权反抗，这些政治斗争只是希望资本主义更民主、更宽容、更平等，而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与颠覆。齐泽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后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作为‘城里的唯一游戏’接受下来，放弃了推翻既存的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任何真实企图。”[3]94拉克劳与墨菲所倡导的认同政治，不但不把推翻资本主义现存的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而且还从理论上论证推翻资本主义的阶级政治学是本质主义的错误冲动。美国学者布朗指出：“当代美国的身份交易似乎部分地通过资本主义的某种复活得以完成。”[1]36也就是说，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后现代认同政治学，用马克思的批判武器同资本主义交换自由民主，这种政治交易被齐泽克命名为“城里的唯一游戏”。
拉克劳与墨菲的后现代政治理论，回避了资本主义的统治问题，“是从资本主义内部统治问题的理论退却”。同时，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也回避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问题，当然，他们重视政治压迫，但是，也不属于阶级压迫。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并不“实际”存在，那是传统本质主义的理论“虚构”。
拉克劳与墨菲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种“老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解释方法，是产生本质主义的源头。认同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后结构主义，因此，汤非因在《新话语理论：拉克劳，墨菲与齐泽克》一书中指出：“本质主义剩余物表现在经济和阶级在最终决定意义上的基础性的优先作用中，这和来自福柯与德里达全新政治学的要领不相容。[3]96看来，后马克思主义确实掌握了解构主义这一“全新的政治学要领”。
拉克劳与墨菲反复强调，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目标是要想使马克思主义摆脱本质主义的束缚。因为，本质主义造就了教条主义的空想与解放的神话，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脱节于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因此，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外部引入反本质主义的思想资源：那就是后结构主义的方法与解构主义的洞见。解构政治本质主义，是拉克劳与墨菲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也是引发他们解构逻辑内在矛盾的根源。
（二）反本质主义解构逻辑的内在矛盾问题
拉克劳与墨菲反复强调要拒斥本质主义，实际上，他们恰恰是重复了他们所反对的本质主义，这一问题是由他们理论中内在的矛盾与困境所决定的。例如，他们一方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普遍性、确定化的社会概念；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化、普遍性、确定化，他们把资本主义看成是整体性、意义明确而又不可动摇的社会，是决定民主斗争的限度与基础。这一内在逻辑矛盾可以说是他们政治哲学中最大的本质主义。
拉克劳与墨菲的反本质主义解构逻辑的内在矛盾，根源于他们“格式化”马克思主义，他们试图删除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一系列“主义”，如“还原主义”、“一元主义”、“经验主义”、“经济主义”等。“因此，阶级被作为‘阶级主义’删除了，经济分析被归结为‘经济主义’，历史的发展方向变成了‘一元论’。换句话说，由于这些概念受到了‘主义’的污染，它们已经不能再被作为对过程的分析和对世界的理解了。”[4]159
拉克劳与墨菲反本质主义逻辑矛盾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一方面，他们认为“本质主义的政治话语”，是造成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当代社会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资本主义不像其他社会习俗和社会活动，资本主义拥有一个本质，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本质”[5]1。其次，在他们的反本质主义偶然性逻辑中，普遍性的政治范畴被解构，如社会主义普遍性的解放目标，普遍性的阶级主体，都是不存在的。马克思的政治解放目标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可以保留，但是，大写的解放目标不能保留，也就是说，人类彻底普遍的解放是不可能的。解放是小型叙事，是多样的、局部的；解放的目标是多元的、相互竞争的、暂时的、特殊的。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的必然性是本质主义的一个最大神话，历史并没有确定不移的发展规律，历史的客观性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这种历史观排除了偶然性，是一种界线分明、简单透明的历史观。历史的本质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偶然是社会历史的“本质”。但是，同时他们又强调政治认同的本质就是把特殊的政治主张在社会层次普遍化，这明显和上面的观点相矛盾。最后，社会的多元性和社会的非决定性对拉克劳与墨菲来说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立足点，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也就是这样论证的，社会分化和对抗性是社会的基本特征，决定了社会历史的每一个“本质”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没有一种政治理论优越于其他政治理论，然而，他们又说，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真正揭示了当代认同政治的本质，明确暗示他们的政治理论优越于其他政治理论。这一系列矛盾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后马克思主义反本质主义的理论立场，即对确定性的解构与对普遍性的瓦解。
（三）必然性不在场的哲学论证问题
“必然性不在场”的论证方法在逻辑上存在着问题。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提到，拉克劳与墨菲的反本质主义的理论立场是以放弃客观性为代价的，用齐泽克的话说就是放弃了“本体论的抛锚点”[3]98。拉克劳与墨菲哲学方法论的主要问题是放弃了唯物辩证法。他们推崇偶然性，否定必然性，不承认必然与偶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例如，拉克劳与墨菲说：政治认同的形成是偶然，政治认同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政治认同的“本质”是偶然的。按照他们的逻辑，政治认同所具有的偶然性就是其必然性。
这种推论逻辑在哲学方法上是有问题的，一方面他们割裂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否定必然性，肯定偶然性，认为必然性并不在场，只有偶然性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偶然和必然看成是一回事，解构二者的区别标准。这种认识的主要错误是把本体论问题归结为认识论问题[6]120，拉克劳与墨菲认为必然与偶然的关系不是内在的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而是外在的偶然性关系，是一种外在“构成性的关系”。这种“外在构成性关系”否认政治认同不是事先确定的，不是由什么经济或阶级利益等“基础的东西”决定的，而是在政治斗争中建构起来的。这是对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范畴的解构，把主体和客体关系问题从本体论层面转换到认识论层面，这种认识论不是反映论意义上的认识论，拉克劳与墨菲认为“规范的认识论时代已经结束了”[7]253。他们主张的认识论是建构主义的认识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不是一个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问题，而是一个相互间的话语关系问题，是一个相互作用与相互建构的问题，因此，这种哲学逻辑就为他们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建立了理论基础，由于没有认识所依靠的可靠的基础，没有客观性作保证，认识就是相对的、多元的、不确定的，一句话，是偶然的。由此，政治认同的必然性就是其偶然性，这就是拉克劳与墨菲反本质主义认同政治学的哲学结论。
三、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拉克劳与墨菲的后现代政治观，采取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对政治进行去中心化、去总体化、去经济化处理，把政治抬高到本体论的地位，这种观点存在着几个问题：
首先，政治意志超越了社会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包括两个方面：结构与策略，结构是政治的物质性，策略是政治的能动性。拉克劳与墨菲扬政治的能动性，弃政治的物质性，因此，有的学者把拉克劳与墨菲的政治观称为“唯意志论”(voluntarism)和“政治主义”(politicism)，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评论道：“政治先于社会的命题是通向了唯意志论和政治主义。”[1]70拉克劳与墨菲把政治理解为确立社会关系的前提，社会是由政治行为建构的，他们的社会概念完全脱离了其产生的物质经济条件。他们强调政治是由话语决定的，而不是由经济决定的。决定政治产生的整体性与封闭性社会是不存在；相反，恰恰是政治决定了社会的产生，政治建构的社会其特征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与差异性。这样的政治概念完全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在理论上已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其次，国家问题被排除出政治学领域
拉克劳与墨菲的政治观没有国家问题的位置，这是因为他们颠倒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同时，他们认为葛兰西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别界线并不存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本体论超越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别。政治扩大到具体的制度化领域之外，政治本体论为社会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维度。政治已经不再是国家之下的一个范畴，同样，在他们看来，国家也不再属于政治领域或者是市民社会领域。他们认为：“事实上，国家是两者。只有当国家被当作优先点构造时，国家才是政治领域，允许霸权以社会的名义发言。”[1]71这样做无非是想把国家与政治的关系非确定化，反对把政治问题明确地归结为国家问题。
最后，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重要失误是：政治在他们的视域之外
因为，政治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马克思认为没有阶级就没有政治。而拉克劳与墨菲的政治观恰恰是抹去政治的阶级特征，这也就同时抹去了政治的实质性内容，政治在他们的话语里变成了一种“语言游戏”。政治在拉克劳与墨菲的视域里不再是关于真实的社会生活，而是变成了话语的构造物。马克思主义不是本质主义，也鲜明地反对本质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的立场和后马克思主义不同。拉克劳与墨菲对“本质主义恐惧”完全是站在一种后现代的立场上形成的，是一种拒绝现代性政治学的产物。
收稿日期：200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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