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选》的编撰工作量、成书状况与编者问题——兼论《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书论文,文选论文,工作量论文,编者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5－0112－06
从方法论的层面上看，不细致考察《文选》的编撰工作量、成书状况与编者问题，其成书时间研究便难免陷入误区。换言之，其所得之结论，更多的只会是似是而非。不过，就笔者目力所及，似没有学者以这样的学术理路来研究本课题。因之，极有必要将此三者放在一起来加以研讨，以期更好地廓清围绕在《文选》成书时间真相周围的“迷雾”。
一、就工作量来看凭一己之力完全可编纂《文选》
了解《文选》编撰工作量的大小如何，这对研究《文选》成书时间具有十分重要之意义。因之，其自然而然地成了《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一大前提。即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这是本课题首先得关注的。然现当代学者于此多未措意，如何融在《〈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一文中云：
《文选》虽在普通七年刘峻、徐悱、陆倕诸作家俱已逝世之后，始克定稿。然据《梁书·刘孝绰传》中左列一段记载，颇疑其在普通七年以前，即普通三年至六年东宫学士最称繁盛时期，业已着手编撰矣。……此外，下列数事，亦足为《文选》在普通七年前已开始编辑之佐证：一，普通七年以后，东宫学士已日渐凋落。
二，普通四年，东宫新置学士。……①
这里之“最称繁盛”、“日渐凋落”、“新置学士”云云的前提，乃因何氏主观地认为《文选》的编撰工作量，其大远非一人所能完成，所谓“卷帙既如此繁重，年代又如彼绵远。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自甚明显”。持此说者甚众，如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读〈文选·序〉》之“普通四年，东宫新置学士明山宾、殷钧为东宫学士，是时乃东宫全盛时期。《文选》之编纂，或始于此时”②；“选学”名家穆克宏先生之“普通三年至普通七年之间，东宫人才济济、为《文选》的编选提供了条件”③ 等说，均是。然在我们看来，如此考察问题，思似有所未密：没有考察《文选》的编纂工作量之大小如何，怎知编撰是书需“东宫全盛”或“人才济济”方可？可见，何先生的“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自甚明显”云云，乃缘其迷信“成说”而有所未照使然。从研究方法的理路上看，此可谓未能跳出研究对象来考察研究。
当然，我们知道日本资深学者冈村繁有“《文选》大部分是从沈约的《集钞》十卷、丘迟的《集钞》四十卷以及昭明太子与刘孝绰自编的《诗苑英华》二十卷等先行选集中第二次采编而成的选集”；“刘孝绰只要从这些先行选集中将合乎己意的作品依次采录，恐怕就可以迅速完成《文选》全书九成以上的工作”④ 之说。不过，冈村先生的《〈文选〉的编纂实况与当时对它的评价》一文（即《文选之研究》第一章）虽有新意而能启人深思。然其关于《文选》的成书时间与《文选》所录作品之来源诸说，均不仅缺乏起码的文献支撑，且在逻辑层面上也无法说得过去，故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兴膳宏先生在其《〈文选〉的成书与流传》一文中云：
如冈村氏说，沈约和丘迟的《集钞》便是“从众多古今诗文作品中直接选出秀作佳品的初选集”，这一看法，并未得到证实，十卷或四十卷的数目，也与《文选》的三十卷没有多少差别。说这两部选集都“成于当时驰名宫廷文坛的文豪之手，绝非一般人可以看到”，即使这一推测能够成立，但也还是缺乏《文选》基于它们编纂的依据。⑤
“缺乏……依据”云云，可谓得其大者。况且，冈村先生说是建立在无法成立的清水凯夫之《文选》的实际编者是刘孝绰这一基础上的⑥。汤炳正先生说得好，“科学研究必须创新”。“但求新并不是目的，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⑦。显然，冈村先生于此之“新”，断非《文选》编撰之“真”。在《致张中一》中，汤先生又云：“我们做学问的人，要想提出几个新奇惊人、异想天开的论点，并不难：而难处在于能拥有可靠的论据。而且论点与论据之间的必然关系，更是学术研究的命脉。放松这一环，一切都会落空。”就冈村先生关于《文选》编撰诸问题之“新见”而大大地放松了“这一环”言，此可谓一语中的。而就《文选》所录作品来源以考察其工作量言，我国学者王立群的研究比之冈村先生，更为深入。王先生通过对《文选》的成书过程作细致之考察，认为“《文选》为据前贤总集二次选编的再选本，因此，东宫学士多寡与《文选》编纂无涉”。
《文选》并非是从数量极大的作品中直接选录成书的初选本，而是据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刘义庆《集林》等前贤总集进行二次选编的再选本。因此，《文选》成书的工作量并非如笃信《文选》为初选本者所预想的那么大。编纂《文选》未必需要诸学士云集东官方可操作。自总集中抄录萧统圈定的数百篇作品的工作，一般文士均可胜任。⑧
就《文选》成书研究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成果。就对《文选》成书的工作量之大小而言，笔者与王先生之观点是非常接近的。不过，在对《文选》所录作品来源之看法与研究思路上，我与王先生均有所异。笔者认为：“《文选》乃合‘首选’与‘再选’为一体之书，且当以首选为主。”具体而言，“《文选》中的某些作品无疑是选自其前的总集（或受之影响）。然其所收作品更多的当是来自别集及相关的史书。另外，有些亦可能是选自单篇流行者：而‘骚’类所收，显然是出自《楚辞》一书”⑨。易言之，“再选本”之说是有限定条件的。从研究方法上说，笔者采用的是跳出《文选》以考察《文选》，即通过将其与《文心雕龙》作具体的比较：
《文选》编纂“工程”之大小——计誊写全书在内，充其量也不外与撰写3万7千多字的《文心雕龙》相似；而若就总集编纂的实质性言，则其“工程”还远不如完成《文心雕龙》中的论文体部分及《辨骚》与《才略》这22篇的大。然刘勰之完成《文心雕龙》只花四五年的“业余”时间，非倾其数十年的心血，以彼例此，昭明太子凭一己之力不能编纂《文选》之说，断非圆照。⑩
另外，笔者注意到：“编撰《文选》的难度与工作量比人们就一般情形所能想象的要小得多：（一）与撰类书、子书等不同，从编纂实质性（学术层面）上说，由于‘采擿孔翠’类总集自身的特殊性，故几乎在编撰的第一时间，便可确定了相当部分的篇目；（二）编者一旦选好篇目与将之分类及对若干作品作某些技术上的处理，便可告完成了。”(11) 此本常识，奇怪的是研究这一问题者几乎都忘记了这一点。即从编纂实质性层面上说。王立群先生之“东宫学士多寡与《文选》编纂无涉”云云，同样是可以成立的；而以此比观《文心雕龙》，则可推知凭昭明太子一己之力，用二三年的时间完成30卷的《文选》，显然是没有问题的。
总而言之，先切实探讨《文选》编撰工作量的大小如何，对研究《文选》编撰时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否则，我们恐将永远被“困”在迷宫之中。而据此研究所得的结论可知，此前的相关研究难以说明问题。下面，我们再来考察与《文选》成书时间研究关系同样密切之《文选》的成书状况。
二、跳出《文选》来考察《文选》以探明其成书状况
前面，我们已考知编《文选》的工作量至多为撰《文心雕龙》工作量的一半，而就编纂实质性言，凭一己之力，用二三年的时间完成《文选》显然是没有问题的。不仅如此，从萧统《文选序》之“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云云看，亦知其成书之从容。问题是，研究《文选》成书时间的学者，往往认为其成书仓促。因之，探明《文选》成书的状况，便成为了本研究之另一大前提。
确实，站在后世之立场或“批评家”的角度看，《文选》存在着不少问题。然这些所谓的问题，实际多非问题，或只是我们的问题而非其时之问题。到目前为止，被认为与《文选》成书仓促有关者不外是：《文选序》涉及者与《文选》有所不同；《文选》序次作家有“失序”与“不照”现象；《文选》存在删、增、移问题与文字之误等；《文选》处置赋、诗两体之子类在归属上有问题；《文选》所题作者有类张冠李戴者；《文选》所收诗文之序的取舍存在问题；《文选》所收诗文篇题存在问题；《文选》入选卒于普通年间的作家之作为草率之举；体例未十分完足。然而，此前笔者已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一一细辨之，我的结论是：“即使就《文选》以观《文选》，以上种种问题，亦无一与其成书是否仓促有关。”何况，我们还得跳出《文选》来观《文选》，并以古还古。须知矩以成方，故运此器时不当责其所制非圆。
不过，台湾学者林伯谦先生在其《由〈文选序〉辨析选学若干疑案》一文的注63中虽提及拙文——《关于〈文选序〉与〈文选〉之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兼论〈文选〉非仓卒而成及其〈序〉非出自异手》，然度拙文未获其垂览。否则，林先生当不会在没有片言只语驳拙文的情况下，便在该文的《〈文选序〉与〈文选〉的比较》一节中提出如“理应搭配无间”等已被拙文所否定之观点。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这里再举绝非仓促成书之骆鸿凯《文选学》(12) 为例以申论之。如骆氏云：“《文选》编次文辞，有增删者，有割裂者，有误析赋首或摘史辞为序者。至于标题，叙次之间，亦不无小失。”而其“条举”之“标题之误”与“叙次之失”两者，往往被学者们认为是《文选》成书仓促之证据。如其“标题之误”云：
诗游览类鲍明远《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一首，张铣曰：“观其诗意乃不得从驾，恐题之误也。”江文通《从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一首，吕延济曰：“观淹诗意，乃和王诗，此序不云应教，误矣。”赠答类二曹子建《赠丁仪》一首，李善曰：“《五言集》云：与都亭侯丁翼。今云仪，误也。”又赠《丁仪王粲》一首，李善曰：“《五言集》云：答丁敬礼、王仲宣。翼字敬礼，今云仪，误也。”……骚类刘安《招隐士》一首，案王逸章句云：“小山之徒闵伤屈原，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则此篇明为淮南宾客所作，题曰刘安，误也。……
如上所述，骆氏是书断非仓促所成，然这段文字便有多个硬伤：《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的作者乃颜延年，而此竟误作“鲍明远”；二处“《五言集》云”均为低级的硬伤；“又赠《丁仪王粲》”当作“《又赠丁仪王粲》”。此外，“题曰刘安，误也”云云，同样是一低级硬伤：“宋代以前，时有将门客、后学之作，置其主家、学派创始者名下者：传，则以经名概之；而《诗序》称《诗》，等等。”(13) 又，“叙次之失”一节共343字，而其中的“乐府类下陆士衡《挽歌》”之“乐府类下”，乃“挽歌类”之误：“李善曰：‘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误也’”之“前”后，佚了本句中最关键的“而今在后”四字；“刘良曰：‘……盖依前贤所编，不及追改也’”之“及”，实“复”之误。
另外，曹道衡先生在论及“《文选》对作家顺序编排的种种疏误”时，云：
其根本原因恐怕在于《文选》的编纂过于匆促。……由于时间短，而且下距萧统之死已经很近。此时萧统身负“监抚”重任，又由于丁贵嫔死后所发生的“埋鹅事件”，心情很坏，已无太多精力投入《文选》的编纂工作。因此他和刘孝绰大概对吩咐众人去编纂的书稿，未能进一步审核修订，才出现了这些矛盾和疏误。否则以萧、刘之博学而能误置孔融于朱浮之前是不可想象的。(14)
然在我看来。文献根柢深厚而于中古文学研究领域多有建树的曹先生，于此却似有所未照：没有注意到《文选序》之“居多暇日”说；没有就整部《文选》来考察所谓的“种种疏误”；未能跳出《文选》来观《文选》。至于“不可想象”云云，恐一时疏忽所致。因为实际上，类此者哪怕在像曹先生这样优秀的学者之论著中，亦大可“想象”。如上举骆氏《文选学》便有将“《集》云”误作“《五言集》云”这样低级的硬伤。且类此者不知凡几。又如北宋学者孙复以为李善在五臣之后，王尧臣、王洙、欧阳修等撰的《崇文总目》亦然；周贞亮、骆鸿凯则均以为李充《翰林论》在挚虞《文章流别集》之前，等等。再就昭明太子时代言，比观早《文选》十年左右而非仓促所成的《诗品》，钟氏冠错多位诗人所属的朝代。另一方面，无论是孔融还是朱浮，均为著名人物，史书载之甚详明，故实无须什么“博学”者始能辨之。因之，何以“置孔融于朱浮之前”这一点虽尚有待进一步的研讨，然由此是证明不了“其根本原因恐怕在于《文选》的编纂过于匆促”的。
总而言之，在我们看来，此前各家所举以证明《文选》成书仓促之种种理由，均难以成立。其实，学者们在提出此说前，只要能就整部《文选》来考察其“失序”与“彼此失照”一类“问题”，跳出《文选》来审视《文选》，将《文选序》和《文选》与《诗品序》和《诗品》等比较，结合撰于《文选》成书后的《文选序》来分析此种种“问题”，恐就不作如是观了。换言之，所谓“仓促成书”乃缘我们研究方法上之“短路”所致，而非《文选》成书之实况。因之，在着手研究《文选》之成书时间前，还必须弄清楚其成书状况如何。否则，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只能在“外围”打转，而不可能近距离地探其真相。
三、从文献可信度及情理（逻辑）等层面上弄清《文选》的编者问题
了解《文选》编撰工作量的大小如何与探明其成书的状况之后，还得弄清《文选》编者的问题。否则，《文选》成书时间研究的结果，仍然无法令人信服。因之，弄清《文选》编者的问题，毫无疑问，同样是《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一大前提。另外，研究《文选》编撰工作量的大小如何，不仅与《文选》成书时间有密切的关系，亦大助于《文选》的编者研究。研究《文选》的成书状况，其意义亦当如是观。因之，我们下面的研讨，就以上述两项研究的结论作为出发点。
众所周知，关于《文选》的编者，有萧统、刘孝绰、萧统和刘孝绰、萧统及刘孝绰等人等四说。前面，我们通过对《文选》编撰工作量的大小如何之考察，已证明就编纂的实质性言，《文选》完全可由一己之手编撰而成。此外，主要的就是从文献可信度层面和情理层面进行研讨。而此前，我已撰《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从文献可信度层面上辨“与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与《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中）：从情理层面上辨“与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两文以细究之，今分别摘其要如下：
被学林普遍用以证明《文选》为萧统与刘孝绰等编纂一说最主要的“客观材料”——《古今诗人秀句序》的“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与《中兴书目》注的昭明太子“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说，是没有经过文献可信度这一层面辨析的。而经过我们前面从这一层面进行细致的考察，结果表明：这两条“客观材料”所说，均不能成立。(15)
从情理层面上看，《文选》本身或昭明太子所为，确实存在着诸如《文选序》与《文选》、“彼此失照”、重渊明而选录陶之诗文不多、批评《闲情赋》而收入类其内容的作品等方面的矛盾。然而这些矛盾无一能说明《文选》出于众人之手：没有哪一位作家、哪一篇具体作品的取舍与刘孝绰等学士有关，武帝敕置东宫学士非为编《文选》计，“引纳才学之士”与《文选》的编纂非一回事。从实质上说，《文选》完全是昭明太子凭一己之力编纂的。(16)
在我看来，探讨《文选》的编者问题，除了考察见存于当今的各种相关文献之说法的可信度及其在情理的层面上如何等方面的问题外，还必须考察《文选》编撰工作量之大小如何。然研究这一课题的中国大陆学者，除王立群先生及笔者等外，似多未注意到这一点。至于上面提到的冈村先生，其认为《文选》的编撰工作量不大，而实际编纂者为刘孝绰。如前面第一节引其所云：“《文选》大部分是从沈约的《集钞》十卷、丘迟的《集钞》四十卷以及昭明太子与刘孝绰自编的《诗苑英华》二十卷等先行选集中第二次采编而成的选集”；“刘孝绰只要从这些先行选集中将合乎己意的作品依次采录，恐怕就可以迅速完成《文选》全书九成以上的工作”。不错，果真如此，编撰《文选》之工作量的确不大。尤其是从编纂实质性——选出篇目与分好类这一层面上看，就冈村先生所说的这一范围中选27卷（“九成”）以上的诗文，然后再在“近世”之文与四言诗中选不到3卷的作品，凭常识便可推知：编纂这样的一部诗文选集，实不需费多少时日。然“这些先行选集”云云，将《文选》作品的来源“双重”地简单化了：断《文选》所录作品的“九成”以上来自此前之总集；将此前之总集限定为沈约、丘迟各自的《集钞》与“昭明太子与刘孝绰自编的《诗苑英华》”，此其一。其二，冈村先生在我们前面所引的“《文选》大部分是……第二次采编而成的选集”之后，有云：《文选》是昭明太子“托咐”刘孝绰所编，其目的“不过是为满足疾病缠身的昭明太子的赏读需要”；而刘孝绰在编纂《文选》时所以能够“独断专行、旁若无人”，“原因首先在于，当时刘孝绰周围已经没有一个能够牵制他专擅主张的文学上的有力人物”。于此，其思之疏也甚矣：《文选》的编纂情况与目的果真如此，刘孝绰敢“独断专行”？退一步说，他敢“独断专行”，便会“独断专行”？再退一步说，他会“独断专行”，就能“独断专行”？道理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既然《文选》是太子“托咐”刘孝绰为满足已“疾病缠身”的自己之“赏读需要”而编，其作品篇目“选好”后必然呈之昭明太子，而太子为满足自己“赏读需要”，必然会认真看。于是，不合太子“赏读需要”者自然会被删去，而补上其合者，即《文选》所选作品最终体现的完完全全是昭明太子的意向。因之，退一步说，即使《文选》的实际编纂者是刘孝绰，而且其编纂时曾经“独断专行、旁若无人”，那也只能是在初始阶段。而这一阶段的编纂情况不仅无任何文献记载，而且其不管什么“痕迹”都不可能留在《文选》的“成品”上。那么，冈村先生从何而知之？借丁敬礼对曹植所说的话就是“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不仅如此，从这一角度说，冈村先生无形中亦否定了清水先生之“《文选》的实质性撰录者不是昭明太子，而是刘孝绰，在《文选》选录的作品中浓厚地反映着他的意志”说。况且，如果刘孝绰真能“独断专行”地大进“私货”，他竟不收其父刘绘的诗文与大有恩于自己的舅舅王融之诗？大科学家只有走出了实验室，才有可能忘记科学常识；而冈村先生“此时”尚在“实验室”！至于所谓的“疾病缠身”，冈村先生云：昭明太子至丁贵嫔“殡”时已经患上“不治之症”。然患上“不治之症”云云，同样未免想当然，完全是不符实际的。《南史》卷53《梁武帝诸子传》之太子“（中大通）三年三月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与《文选序》之“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说，即为明证。不仅如此，冈村先生又云：“与《文选》的编纂进展相伴随的是昭明太子的病情发展，因此编纂必须加速进行。”以冈村先生良好的学术素养，此若非一时之疏忽，则实在难以想象其何以有此悖于常识之说。除非冈村先生已证明在昭明太子或“刘孝绰”看来，《文选》乃治“不治之症”的灵丹妙药。显而易见，冈村先生关于《文选》的编者及其编纂目的之说，实在是太牵强了，断不能成立。
这里，顺便回应一下林伯谦先生之说。林先生在我们前面所引的同一文之《〈文选〉编者及成书年代》一节中，仍认为：“《文选》在萧统母丧后开始编纂，当然是刘孝绰总其成”；“即使有参与抄录者，编纂工作最后仍应由刘孝绰完成”。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了林先生在该文“提要”与《〈文选序〉与〈文选〉的比较》一节之最后分别云：“《文选序》与《文选》既存在矛盾，则《文选》编者就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与“《文选序》对全书体例却写得如此草率，如果不是萧统匆促疏忽，必同样是对《文选》编纂不熟悉所致。凡此种种问题，就与下一节所要谈论的编者及成书年代有密切关系了”。然如上所述，其所谓“矛盾”、“种种问题”云云，本来并非问题。因之，“必要”云云，便无从说起。
林先生在该文第六节中又云：“力氏驳斥清水氏的论述。颇多可以纠正清水氏之失，但仍无法动摇刘孝绰为实际编纂者的关键核心。”那么，据何以断“刘孝绰为实际编纂者的关键核心”呢？林先生云：“清水氏引《颜氏家训·文章》云刘孝绰‘又撰《诗苑》’……藉此证明萧统编书仅是挂名，实际编纂者为刘孝绰。”接着，其引《续高僧传·慧净传》载刘孝孙为慧净《诗英华》所作序文“……自刘廷尉所撰《诗苑》之后，纂而续焉”后，云：
刘孝孙的序文说得很清楚，刘孝绰（曾为廷尉卿，故云刘廷尉）撰《诗苑》，慧（一作“惠”）净的《诗英华》则纂续之；《诗英华》亦是略称……既然《诗苑》就是《诗苑英华》，则刘孝绰就很可能是萧统身边重要的纂编人了。
即其所谓的“关键核心”乃“《诗苑》就是《诗苑英华》”，然由此是无法证明“萧统编书仅是挂名，实际编纂者为刘孝绰”的。而“关键核心”尚起不了任何作用，其别的理由如何已在不言中。换言之，林先生于此根本动摇不了我之“《文选》乃昭明太子独力所成”(17) 说。
另外，王书才先生有云：“从南朝梁代时期昭明太子及其身边诸多文人的文学创作，对选入《文选》的前代作品的接受情况入手进行考察，发现昭明太子和刘孝绰二人对选入《文选》作品的接受远远超越于他人，从而为确定昭明太子和刘孝绰为《文选》的实际编撰者，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18) 王先生勇于创新之精神与求是之热诚，是可贵的。问题是，《文选》所录者多为已有定评之精品，而对这些前代精品的接受并非限于“昭明太子及其身边”的刘孝绰、谢举、张率、王锡、张缅、王规、到洽、张瓒、王筠，故局限于这一范围的考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此其一。其二，王先生立此说时若能比观一下《刘孝标集》与《江文通集》等，恐便没有勇气如是说了。即就今存者言，较之刘孝绰与昭明太子，刘孝标的诗文接受《文选》作品影响之篇数比例更大，而江淹的诗文涉及《文选》所录作品之范围更广。因之，这里虽限于篇幅而无法作更细致的辨析，然据这两点已足可证明：王先生所提供的“新的视角和证据”，对证明《文选》的编者是谁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换言之，其同样动摇不了我之“《文选》乃昭明太子独力所成”说。
无论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还是从情理——逻辑的层面，《文选》实际编者为刘孝绰、《文选》为萧统与刘孝绰共编、《文选》为萧统及刘孝绰等人编三说均难成立；反之，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位学者能从编纂实质性的层面上否定“《文选》纯出昭明太子之手”说。
综上所述，可得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就编撰的工作量言，以一己之力编撰《文选》有二三年的时间便可；第二，《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而非仓促所就；第三，《文选》的实际编者为昭明太子，而非刘孝绰、萧统和刘孝绰、萧统及刘孝绰等。研究方法之重要，于斯可以概见。这无论是就探讨《文选》的编者言，还是就考察《文选》的编纂工作量与其成书状况言，均莫不如此。而欲研究《文选》的成书时间，自然须先做上述三方面的工作，否则，便难得其“门”而入，以至欲南而驰北。笔者深切地感受到：研究方法之于研究本身虽至为重要，然其往往得不到研究者应有的重视；就《文选》成书研究领域言，相当部分的问题，乃缘于研究者（其中不乏名家）之未得其法所致。至于《文选》的编纂成书时间，其上限当为普通五年（524）二月，下限则为普通七年（526）十月。不过，其具体的研讨已是另一论文的任务了。
注释：
① 参见俞绍初、许逸民主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2－113页。
② 参见赵福海等编《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③ 参见中国文选学研究会、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文选学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④ 冈村繁：《文选之研究》，陆晓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⑤ 兴膳宏：《异域之眼：兴膳宏中国古典论集》，戴燕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⑥ 参见力之《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⑦ 汤炳正：《楚辞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⑧ 王立群：《〈文选〉成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7－148页。
⑨ 力之：《关于〈文选〉所录诗文之来源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⑩ 力之：《关于〈文选〉编纂“工程”的大小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1) 力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下），《井冈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
(12) 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37年版。
(13) 力之：《〈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73页。
(14) 曹道衡：《试论〈文选〉对作家顺序的编排》，《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
(15) 力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从文献可信度层面上辨“与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6) 力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中）：从情理层面上辨“与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7) 参见力之《关于〈文选序〉与〈文选〉之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18) 王书才：《从萧统和刘孝绰等人对〈文选〉作品的接受看〈文选〉的编者问题》，《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