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思考——鲁迅与世界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走向世界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是“世界文学”形成的时代。本世纪初，鲁迅即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代特征。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宏伟构想的实现，这一方面是让中国了解世界，另一方面则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的思考与努力的重心，逐渐发生了一个从译介外国文学于中国转向把中国现代文学推向世界的过程。后者较之前者，其历程更为艰难，至今仍未能说最后实现。在这一历程中，留下了鲁迅的深深的足迹，凝结着他焦灼而深邃的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日本、俄国及东欧、欧美居于特殊的位置，是鲁迅思考的重心所在。在他看来，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本世纪以来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日本、俄国及东欧、欧美之于中国，因其所在地域的文化背景不同，或国家及人民的生存境遇不同，对中国现代文学必然存在着理解程度上的差异和接受时间上的差距。“文化”与“境遇”成为鲁迅思考的两个基本点，并以此对中国现代文学走向日本、俄国及东欧、欧美这三个不同地区，提出了不同的思考。尽管，“文化”与“境遇”的不同，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必然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历程，但鲁迅对于这一历程的最终实现，是充满信心的。
显然，考察鲁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思考，对于我们今天仍在进行的，确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中的位置的努力，是极有益的。
1 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在鲁迅的思考中，日本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是为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日本与世界的联系所决定的。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同属东亚文化区，在文化渊源上，有一脉相承之处，近、现代以来，两国关系又前所未有的加强。鲁迅青年时就曾留学日本七年之久，在他的思想、性格的成熟过程中，留下了日本民族的深刻影响。他一再说到：“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①；“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庭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②他把日本与中国作了这样一个对比：日本虽然“并无固有文明和伟大的世界的人物”，但“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③当历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给“落后的亚洲”提供了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机遇，日本迅速崛起，摆脱“东方文明”的故弊，与西方接轨，涌入世界大潮，把仍然背负沉重的“固有文明”的中国抛在后面。鲁迅肯定日本的“蜕变”，赞其“已经著了相当的功绩”④。但是，鲁迅更看重的是，当“五四”中国开始挣脱封建母体的脐带，实行自身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时，日本与中国的固有联系，以及日本业已形成的与世界的广泛联系，使他自然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进一步说，日本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因此，把中国现代文学推向日本，就显得相当重要。
但是，鲁迅面对着的又是这样一个事实：鸦片战争以后，中日两国强弱不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泛滥，自恃强大侵略贫弱的中国，造成两国关系极度恶化。鲁迅对此很早就有所察觉，并始终给予严正的谴责。同时，他看到在战争的阴影背后，是中日两个民族的传统友谊的间断，两国人民由熟悉变得陌生，以至互相排斥，憎恶。这样一种情绪延续下去，只能阻隔两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延缓中国现代文学推向日本、走向世界的进程。
对此，鲁迅有着更深一层的思考。他在1919年借用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剧《一个青年的梦》中的话语，提出了一个与战争相背的思路：“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⑤。在他看来，中日“交恶”，两国人民完全陷于敌对状态，这是愚昧的表现。遏制战争，首先需要唤醒民众。鲁迅同时从事着一项同样与战争情绪相背的工作——译介日本文学于中国。在他看来，向中国译介日本文学，不仅可以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一条捷径；而且，中日“同是立国于亚东，情形大抵相像”⑥，易于为中国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日本文学，无疑更具有启蒙意义。鲁迅译介日本文学，即着重敢于正视现实，富于民族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作品。诸如他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厨川白村等作家的作品，说：这些作品“主旨是专在指摘他最爱的母国——日本——的缺陷的”⑦，“作者对于他的本国的缺点的猛烈的攻击法，真是一个霹雳手”⑧。但鲁迅接着指出：作品“所狙击的要害”，“往往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⑨，“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尤其是很自负的所谓精神文明”⑩，“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11)。
显然，在鲁迅看来，由于中日两国文化背景的相近和文化血脉的相通，两国之间不仅存在着久远的文学渊源联系，而且，近、现代以来，当两个民族幡然变革时，其文学仍然具有某种亲缘关系——日本现代文学中敢于正视现实，富于民族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一面，是与中国现代以“改造民族灵魂”为宗旨的启蒙文学内在相通和一致的。正像鲁迅译介日本文学，“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12)一样，把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的作品推向日本，也可以切中日本的时弊，得到日本人民的理解和接受。所以，正是日本，最早关注中国的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革命刚刚爆发，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即在日本报刊上发表《觉醒了的中国文学》、《以胡适为中心的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等文章，鲁迅写信对他“怀着同情和希望”对“中国文学革命”所作的“公正评论”表示“衷心感谢”(13)。二、三十年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作品的译介、研究始终持续不断。对此，美国学者李欧梵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有深刻的说明：“从二十年代初发现鲁迅开始，日本的学者、作家、记者是如此着迷于鲁迅作品。当然，部分原因是鲁迅在日本度过了他性格思想形成的时期。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日本的地理和文化接近于中国，他们在鲁迅作品中可以直接发现，几乎像一面镜子一样映照出来的本民族精神忧患、苦难的影子。”(14)
但是，鲁迅又清楚地看到，中日两国的文学交流，中国现代文学推向日本的进程，又明显受制于两国人民相抵触的一面。这直接缘于两国生存境遇的不同。鲁迅说：“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15)他在与日本学者、作家、记者的接触中，敏感地发现，他们自视强盛而滋生的优越感，对贫弱中国的歧视，以致贱视，对中国所作的面目全非的报道，气愤地说：他们“来中国之前大抵抱有成见，来到中国后，害怕遇到和他的成见相抵触的事实，就回避。这样来等于不来，于是一辈子以乱写告终”(16)。并明确提出：“首先是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17)。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于日本。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的日译本，迟至1929年才出现，明显晚于英文、俄文、法文的翻译；而且，最早翻译《阿Q正传》的日本学者井上红梅，鲁迅对他并无好感，直言：“他和我并不同道”(18)。这使鲁迅愈益感到通过文学的渠道让日本人民正确如实地了解中国的迫切和重要。他不惧怕国人以“汉奸”的恶名的诽谤，始终与诸多日本友人保持纯真的友谊。他对日本作家山上正义所译的《阿Q正传》作严密的校释，并用日文为译稿写了八十五条校释，努力使作品准确无误地翻译到日本去。他在长达十个月的时间里，每天用三至四个小时给日本友人增田涉几乎逐字逐句地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呐喊》、《彷徨》等著作，帮助他把这些著作译介于日本。正是增田涉写出《鲁迅的印象》，成为日本人民正确认识鲁迅的权威性著作。他欣然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所著《活中国的姿态》写序，肯定作者“将中国一部分的真相，介绍给日本的读者”(19)。他还应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的要求，选出中国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十篇，在《改造》月刊“中国杰作小说”总题下发表，并为之写出“小引”强调：“尽管这些作品还称不上什么杰作，要是比起最近流行的外国人写的，以中国事情为题材的东西来，却并不显得更低劣。从真实这点来看，应该说是很优秀的。”(20)
鲁迅说：“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21)。隔在两国人民之间的阴影是不会持久的，文学在沟通彼此的心灵。“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22)。他确信，“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23)这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
2 鲁迅认为，中日两国虽然有着相近的文化背景和相通的文化血脉，但近、现代以来，两国所处“境遇”的不同，一定程度地延缓了中国现代文学推向日本的进程。那么，当他把目光转向俄国，尤其是东欧，情形发生了相反的变化。
世界如果以东、西方划界，俄国尤其是东欧显然属于西方。东、西方在久远的历史中相互知之甚少，是两个几近隔绝的世界，有着迥异的文化背景。从上一世纪开始，“欧洲中心主义”和“华夏中心主义”都在崩溃，东、西方开始走出自己的封闭状态向对方靠拢。鲁迅在本世纪初，投身文艺之业时，立足东方，面向西方，统览世界文艺潮流，他的关注点经历了一个由西欧的英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转向俄国、东欧等被损害的贫弱民族的文学的过程。他不止一次地说明自己的关注点转移的原因：“因为境遇和时势”，“总最愿听世上爱国者的声音”(24)，“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25)。“听这几国人的声音，自然都是真挚壮烈悲凉的”(26)，从中“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 而呼号，而战斗”，于是“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27)。
鲁迅对于俄国、东欧文学的理解与接受，并不以文化背景的不同为重，他看重的是“生存境遇”，认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生存境遇的相近，可以消解由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带来的文学传播、流通上的阻隔和障碍。这体现了鲁迅对文学本质的深刻理解。文学以人为本，所揭示的即是人的生存境遇。在鲁迅看来，中国与俄国、东欧的人民的生存境遇的相近，正像他读俄国、东欧的文学作品所感受到的那种“真挚壮烈悲凉”一样，“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28)的中国现代文学，也同样能够在俄国，尤其是东欧的波兰及巴尔干诸小国的人民中间产生共鸣。这样，鲁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思考，俄国，尤其是东欧，就不能不居于前景位置。
1925年，《阿Q正传》引起世界的注目。在这一年，出生在美国的中国华侨梁社乾(George kin leung)，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俄国学者瓦西里耶夫（中名王希礼），正在法国里昂学习的中国作家敬隐渔，几乎是同时把《阿Q正传》译成英、俄、法文。鲁迅专门为俄文译本作序，说：“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国文学的王希礼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者的面前”，“这在我是很应该感谢，也是很觉得欣幸的事”(29)。鲁迅在这篇序文中首次向读者披露了自己写作《阿Q正传》的意图：“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30)。《阿Q正传》“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31)，所体现的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打破精神幻像，揭示生存困境”的全新素质。鲁迅说：“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32)。他从俄罗斯文学中深刻体会到，《阿Q正传》所展示的中国国民的魂灵及其所体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素质，是能够为俄国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
鲁迅对东欧似乎更感到亲近，这是因为波兰及巴尔干诸小国的生存境遇与中国更为接近。他对东欧文学作品的搜寻、阅读、译介是不遗余力的。波兰的显克微支是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和周作人编译的《域外小说集》，显克微支被选入的作品，居全书之首。他为《小说月报》“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翻译了《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在“译者附记”中说：“捷克人在斯拉夫民族中是最古的人民，也有着最富的文学”(33)。他到晚年还为《译文》译介了罗巴尼亚的作家萨多维亚努的小说《恋歌》，和保加利亚的作家伐佐夫的小说《村妇》。林语堂曾经攻击鲁迅只注重介绍波兰、捷克等国的作品，而对于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作家“不欲深察”，是“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今文八弊》）。鲁迅揭穿他的“西崽相”嘴脸和洋奴本质，提出：“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34)。
1936年，鲁迅得知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要将《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译成捷克文出版，立即复信表示：“这事情，在我是很以为荣幸的。自然，您可以随意翻译，我都承认，许可。”(35)并又一次打破自己“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36)的惯例，（首次是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写《自叙传略》）应译者之邀，请冯雪峰写了一篇介绍自己“在中国文学上的位置”的文章。鲁迅在自己抱病写出的《〈呐喊〉捷克译本序言》中说：
我的作品，因此能够展开在捷克的读者的面前，这在我实在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相互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
3 鲁迅进一步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思考延伸于欧美。他的这种思考，在三十年代显得愈益突出。
西欧自文艺复兴以后发生了深刻变化，一跃而总领西方潮流，十九世纪延及东方，其文化及文学的先锋性与前导地位，决定了欧美文学在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特殊地位。这样，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欧美在鲁迅的思考中，就具有终极性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走进欧美世界，显然更为艰难，因为欧美是一个从文学背景到生存境遇迥异于中国的世界。由于生存境遇的明显差异，造成由文化性质的明显差异而呈现的东、西方文的交汇的逆差性——对于中国，输入压倒输出—一明显带有以强凌弱的剥夺与取代的特点。如果让这样一种状态存在并持续下去，中国现代文学只能窒息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泛滥中。
鲁迅对此显然有清醒的认识。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走向欧美，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日本、俄国及东欧的思路。他首先强调的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中确立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品格。
本世纪初，鲁迅面向西方，摄取达尔文，尼采等思想精华时，即提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37)。1927年，鲁迅积文学革命十年之经验，进一步提出：当我们挣脱三千年陈旧的内部的桎梏，出而参与世界的文艺之业，又因为自己的“迟暮”，对外来的只是“敬谨接收”，“又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必须摆脱“这两重桎梏”，“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38)。三十年代，鲁迅更明确提出：“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39)，“显出中国人的特点来，使观众一看便知道这是中国人和中国事”(40)，“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41)。
鲁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必须具备为自己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东方特征、中国特色，即“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42)；只有这样，才能在本世纪初开始的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中，确立自己的位置，才有可能走进欧美世界。所以，三十年代鲁迅反复强调这样一个意见：把中国现代文学推向欧美，这项工作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做。他说：“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43)。鲁迅多次鼓励精通英文的青年作家姚克直接用英文写作，说：“先生能发表英文，极好”(44)，“写英文的必要，决不下于写汉文”(45)，“关于中国文艺情形，先生能陆续作文发表，最好。我看外国人对于这些事，非常模胡”(46)。他积极支持姚克协助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译介中国现代文学，并亲自为斯诺编选自己的《短篇小说选集》。他还应美国记者罗生之约，和茅盾共同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从选篇到提供作者生平资料，投注了相当大的精力。他在为《草鞋脚》所写“小引”中说：“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也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47)
鲁迅更加重视把三十年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译介于欧美。他先后在国外的英文刊物上发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国文坛的鬼魅》等多篇文章，介绍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中一步一血痕艰难前行的历程。他向姚克和斯诺建议：“现在新出台的作家中，也很有可以注意的作品，倘使有工夫，我以为选择一本，每人一篇，绍介出去，倒是很有意义的。”(48)在他的具体帮助下，姚克和斯诺编译出《活的中国》一书，选入左翼作家柔石、张天翼、萧军、茅盾、郁达夫、丁玲等的小说。斯诺的夫人海伦为《活的中国》一书撰写论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而征询于他，他详尽回答了海伦提出的种种问题，几乎囊括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内容，并重点说明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产生之必然，以及取得的重要成绩。《草鞋脚》则选入了更多的左翼青年作家的作品，从书名到内容都更具中国特色，反映了动荡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现实生活。在鲁迅看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半殖民半封建中国的工农大众的觉醒反抗，显示出“中国向来的魂灵”；而且，他认为，“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49)，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50)。正是这种带有鲜明、突出的东方特征、中国特色的文学，能够为西方，尤其是欧美世界所注意。
鲁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走进欧美世界，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他在《〈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中说：“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51)他用日文为日本《改造》月刊发表“中国杰作小说”所写“小引”中，再一次提出：“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52)这里着意强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与欧美文学之“同”，即二者虽然各自具有迥异的文化背景，但又是可以相通的。那么，二者相通的基础是什么呢？鲁迅在《〈草鞋脚〉小引》是接着说了这样一段话：“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53)。这是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近二十年历史所做的高度概括与总结，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虽然表现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中的极为丰富的现象形态，但在本质上揭示的是“人”的问题，人的基本生存（人性）问题，人的“生存困境”问题。鲁迅认为，作品所揭示的“人”的问题，人的基本生存问题，人的“生存困境”问题，存在于中国，具有中国社会现实的具体的表现形态，也存在于欧美、具有人类的“人”的普遍性。这种“人”的问题的美学形态，正是文学的本质，是“世界文学”得以形成的基础，当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与欧美文学相通的基础。欧美读者在这个基础上，是可以进一步理解和接受中国现代文学所展示的全部社会历史内容的。因此，鲁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最终必将走进欧美世界，是完全充满信心的。
注释：
①《书信·360304致尤炳圻》。
②③④《译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⑤《译文序跋集·〈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
⑥⑧⑨(11)《译文序跋集·〈观照享乐的生活〉译者附记》。
⑦⑩《译文序跋集·〈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译者附记》。
(12)《译文序跋集·〈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
(13)1926年12月14日致青木正儿函。
(14)转引自张杰：《日本的鲁迅研究〈一〉》，载《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7期。
(15)(19)(23)《且介亭杂文二集·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16)1932年1月16日致增田涉函。
(17)1936年2月3日致增田涉函。
(18)1936年2月3日致增田涉函。
(20)(52)《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杰作小说”小引》。
(21)《集外集拾遗补编·闻小林同志之死》。
(22)《集外集·题三义塔》。
(24)(26)《集外集拾遗补编·随感录》。
(25)《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27)《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28]《坟·论睁了眼看》。
(29)(30)(31)(32).《集外集·俄文译文〈阿Q正传〉序》。
(33)《译文序跋集·〈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译者附记》。
(34)《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一至三）》。
[35]鲁迅1936年7月23日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函。
(36)《书信·360508致李霁野》。
(37)《坟·文化偏至论》。
(38)(42)《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39)《书信·340108致何白涛》。
(40)《书信·331219致何白涛》。
(41)《书信·340419致陈烟桥》。
(43)《书信·331115致姚克》。
(44)《书信·340220致姚克》。
(45)《书信·340420致姚克》。
(46)《书信·360306致姚克》。
(47)(51)(53)《且介亭杂文·〈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
(48)《书信·331105致姚克》。
(49)《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50)《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译），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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