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根据地的公民教育
——基于抗战时期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
刘霞
（南京晓庄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摘 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非常重视公民教育，并通过公民教育来支持抗战。根据地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编写、发行教科书。根据地教科书是学生的学习材料、教育的载体，更是真理和智慧的化身，是中国共产党用来抗战建国的重要武器。根据地的母语教科书，强调抗日救国，宣扬爱国报国，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权认同教育，强调民权，鼓励民主选举，是公民教育本土化的成功实践。
关键词： 抗战建国；公民教育；母语教科书；文本分析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纲领》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思想和抗战教育政策，即“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1938 年4 月，毛泽东在边区国防教育代表大会上号召边区军民，“应该用全力来应付抗战，用教育来支持抗战。目前的抗战是规定一切的东西，我们的教育也要听从抗战的命令。这就叫做抗战教育”。［2］根据地的抗战教育，从课程设置到教材编写，公民知识、公民思想都是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地的公民教育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对研究新中国的公民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为抗战服务：革命根据地教育的指导思想
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政权问题，必须要建立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正如列宁指出的：“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3］陕甘宁、晋察冀等多个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的。这些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抗战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且也为新中国诞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根据地的教育体制、教育思想，教科书编写和发行等，都是新中国教育的基础。
1.重视对教育事业的投入
战区根据地的条件异常艰苦，经费非常紧张，但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教育。“在目前的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还找不到任何一个政权能像今天边区政府这样，用它的经费的25%以上的钱来从事教育事业。”［4］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根据地教育必须破旧立新的重要原因是民国政府的教育，从课程设置到教科书编写都学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尤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国情。根据地的教育不仅无法沿用国民政府时期的课程设置和学校制度，而且与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也大相径庭。正如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审定的《高级小学国语课本》编辑说明中明确的“过去用的国语课本取材不是从边区实际出发，不符合于边区毕业的需要。因此，我们决定停止教学，另编临时课本。”［5］特殊时期根据地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需要重新确立，“我们是在中国，在民主根据地，在战时，在农村，抄袭这套制度课程办法，就毫无出路”。［6］
2.广泛普及、发展免费小学教育
教育对抗日根据地的意义重大，正如李维汉认为“边区小学是传授儿童文化科学知识的阵地，同时又是宣传抗日和党的政策，推动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1］1937年10月16日，刘少奇发表文章，指出抗日政府的教育政策其中一项为“广泛发展免费小学教育”。［7］中共中央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的政策制定后，很多边区根据地积极响应。陕甘宁边区规定，“不论贫富，凡学龄儿童（8岁到14岁），一律入学，否则予以处罚。”［8］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颁布了《小学法》规定，“边区小学的修业期限为6年，前3年为初级小学，后3年为高级小学，合称完全小学。初级小学得单独设立。小学课程由边区教育厅规定，教材需一律采用教育厅编辑和审定的课本及补充读物。”［2］《实施纲要》中规定，边区小学教育“依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以促进儿童的民族觉悟，养成儿童的民主作风，启发儿童的科学思想，发展儿童的审美观念，提高儿童的劳动兴趣，锻炼儿童的健壮体格，增进儿童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培养儿童为大众服务的精神”。［2］晋冀鲁豫边区根据地政府也颁发了《强迫儿童入学暂行办法》，要求8岁至14岁的学龄儿童强迫入学，14岁以上的失学儿童，也强迫入学。［2］
对当时的根据地政府来说，教科书不仅仅是学生的学习材料、教育的载体，更成为真理和智慧的化身，正如有学者研究根据地教科书时强调，战争期间，根据地“教科书在许多地方和许多人那里，成了知识的源泉，甚至成为真理的化身”。［14］首先，根据地教科书是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载体。1938年春天自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处组织编辑《临时小学国语课本》（1-6册）开始，根据地教科书就“替代了国民党统治区不宣传抗日的旧小学国语课本，解决了根据地一时缺乏教材的困难，鼓舞了当时教师和学生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15］其次，根据地教科书还是宣传共产党方针政策，达到对政权认同的重要材料。要得到根据地群众的认同，获得最广泛的支持，对党的政策、思想等全方位的宣传非常重要。“教科书把共产党的政策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它们传播现代基础文明，宣传无产阶级的话语系统，用崭新的政治意识和行为规范指导民众；根据地小课本的大宣传，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4］再次，根据地教科书还肩负着培养国家公民、将科学文化知识、生产生活知识、劳动写作知识等撒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重任。比如陕甘宁边区，在课程设置上，将公民知识和陶瓷生产与炸药制造等作为课程内容。［16］
3.教育为抗战服务，与生产劳动结合
在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物资装备部和专业分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渤海装备按照物资采购建立区域集中储备中心的工作要求，在国内最大烟气轮机制造企业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建立了中石油烟气轮机集中备件储备库，集中储备了中石油集团所属各大炼厂的烟气轮机轮盘、动叶片、主轴等十大类近700件/套的关键备件。
政权认同首先是对政党的领袖的认同。领袖的存在是一个政权的精神性象征，对领袖的尊敬和崇拜是对政权认同的必要条件。此套教材中要求学生崇拜的并不是某一领导人，而是对爱人民的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讴歌。如《毛泽东》一课，“毛泽东像太阳，他比太阳更光亮。”《朱总司令》一课，“朱德总司令，真是有本领，指挥打游击，打得鬼子叫头疼。朱德总司令，真是爱人民。他叫战士们，不动人民一根针。”在战争时代，为民杀敌的领袖值得人们爱戴。《左权将军》《刘伯承将军的故事》《左权的话》《朱德的扁担》等课文也都是对共产党领袖的讴歌。
教育为抗战服务是教育最为核心的目的。但由于抗日根据地大都处于偏远的乡村，文化普及率非常低，思想观念落后，且面临着繁重的生产劳动任务，这些生产劳动任务主要是用生产支持抗战——为抗战提供包括军粮补给、军需设备制造等方面的支援。因而，根据地的教育为抗战服务与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的目的是一致的。从实际情况看，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农业生产，使群众缺乏学习时间和机会，能整年进学校读书的那是极少数。［12］根据这些特殊情况，要真正让学校教育得到群众的支持，教育只能与生产劳动结合。根据地的教育为抗战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重视小学免费教育的普及，都决定了教科书中公民教育的目的，也决定了公民教育内容的取向。
战争要求的是一种特殊的公民伦理，强调对祖国的热爱，必然要产生对敌人的恨。《国语合编》中的《日本强盗》《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日本进攻的路线》《打走日本》《小日本》等课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强调日本“是中国最大的仇敌”“是个最贪心的强盗”。《五九国耻》《九一八事变》《一·二八的夜战》等课文也都揭发了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强调赶走侵略者的重要性。赶走日本侵略者，为的是中华民族的自由，只有国家自由了，每个公民才能有个人自由。战争时期决定了公民对自由特殊的追寻路径，为了自由必须诉诸武力。课文《我是小八路》《新儿童》等课文都提出，对敌人的任何心软和怯弱，都是对国家、民族和自身的巨大伤害。
二、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编写与发行
1.根据地艰苦的编写和印行条件
根据地办教育的条件异常艰苦。编写教材所需要的纸张、印刷设备等非常难得，也非常宝贵。从根据地发行使用的部分教材可以看出，当时很多教材都是手写体，然后用油印机手工油印而成。因为是手写油印，纸张又非常差，加之为了节约纸张，正反都印了内容，油墨相互渗透、干扰，不少边区教材看起来非常模糊。部分铅印的教材，为了节省纸张，字号非常小，且课文与课文之间紧密挨着，甚至一行的空间都没有留下。为了节约纸张，几乎很少有插图；即使有，也是占很小版面的简笔画。“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根据地在相当长一个阶段没有正式出版的中等学校语文教科书供应，数量很少的正规中等学校中，多半是使用教师自选自编的讲义。”［15］
即使条件非常艰苦，但根据地教科书的编写和发行一直都在艰难中前行。1937年新华书店在延安成立，标志着根据地政府开始统一发行教科书。1938年晋察冀边区出版《抗战时期小学课本》《初小国语课本》等，到1945年底修改达4次。中央政府还根据各根据地的情况允许翻印教科书。“1942年，晋西北行署就拨出专款，印刷了大批的课本，初小国语及常识2万余册，又翻印了陕甘宁边区编的初级课本、高级国语、高级国文、初级算术等共4万6千余本，发给各县，以解决小学教材的困难。”［13］艰难时期，公民教育和公民教科书的编写从未中断，由晋冀鲁豫边区编写、华北书店出版发行的《公民课本》就有多种。
2.根据地教科书的独特作用
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根据地的小学教育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40年春，陕甘宁边区小学由545所增至1431所；1941年，晋察冀小学由4898所增至8000所以上。［9］正如时任抗日根据地教育科长郝晋瑞的回忆，“随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教育事业也不断发展。那时候，村村办小学，县县办抗日高小，每个专区有一所中学，太行区办有太行抗战学院（左权泽城），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网。”［10］
c.如速度解不符合连续方程时，需构造poisson型的压力修正方程(用动量方程和连续方程构造)，再对压力修正方程求解，获得速度场和压力场的修正值；
三、时代性和革命性：《战时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中的公民教育
虽然《国语合编》只是晋察鲁豫边区教育厅审定的地方教材，但是此套教材的视野开阔。因为晋察鲁豫边区的特殊政治地位，此套教科书重视人民权利，强调民主政治，重视民主选举，并将这些思想渗透在母语教科书中，以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课文《敌后抗日根据地》就强调了根据地的政治是民主政治，人民追求的幸福生活是“民主和自由”。“所有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实行了民主政治和减租减息，人民真正得到了民主自由和民生改善，这是人民从来没有享到过的幸福。”
1.强调抗日救国，宣扬爱国报国
种什么树，开什么花，结什么果。百雀羚在天猫“双11”大促中备货8万套，当天售罄。目前，百雀羚电子商务在化妆品类目的排名稳定在12名左右，佐证了百雀羚进军电商渠道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2.政权认同教育
廉洁自律方面出现以下情况予以扣分处理：违反林场的相关规章制度，给林场造成经济损失；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受党纪或者政纪处分的视情节轻重扣分处理；其分管责任人也要受到相应的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此套教材编写发行于1944年，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取得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心，也对和平建国抱有美好的期待，因而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权是认同的。中国共产党此时通过课本进行的抗日宣传立场非常分明，一切以民族大义为判定是非对错的标准，有不少课文是对参与抵抗的中国军人的歌颂。如《一二八》一课中，歌颂了抗敌的十九路军的官兵：“上海的十九路军弟兄们气愤不过，不等长官命令，就打起来，打死很多鬼子兵。”《冒险送旗》《中国飞机出动了》《飞将军殉国》《他们是六百个》《和铁怪相斗》《只剩下他一个人》等课文也都是对国民政府的抗日英雄进行讴歌的。
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和指责主要是针对不抵抗政策。课文《不抵抗的猪》《野牛抵抗》《鹬蚌相争》《养你做什么》等课文或明或暗，或直接指出，或通过寓言故事含沙射影地批评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行为进行了歌颂，如《真正抗日的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等课文。
“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教育方针。［11］宣传爱国精神、抗战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同时教授生产劳动的各种本领、技能，是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教育任务。
3.强调民权，鼓励民主选举
晋冀鲁豫根据地是共产党以华北最大政党的资格建立的边区政府，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由邓小平和刘伯承领导。晋冀鲁豫边区不仅是军事上的重要根据地，也是共产党领导力量的重心。边区政府非常重视教育，也拥有相对高质量的教科书编写队伍。经过多次的编写、修订，1944年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审定，华北书店发行了代表根据地编写水平的《战时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以下简称《国语合编》）。
虽然2018年三季度厨卫行业多品类零售额线上增长明显高于线下增长，但两者占整体的比重差距在逐渐减小。据奥维云网（AVC）的监测数据显示，烟机线上线下零售额环比分别下降了22.6%和14.0%，燃气灶线上线下零售额环比分别下降了10.6%和9.2%，热水器线上线下零售额环比分别下降了18.9%和11.3%。虽然厨卫行业多品类线上线下零售额环比均在下降，但线上浮动大于线下浮动，可见，整体正趋向融合发展。
此套教材中，凡是涉及到边区的政治生活，都强调普通老百姓选举权的行使。如《参议会》《去选举》等课文，普及选举常识和鼓励民主选举。
因为政府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县区村》一课中“村长、区长和县长都是为老百姓做事。为老百姓谋福利，领导老百姓抗战。”《好村长》一课中的“好村长”“给老百姓办事，又热心，又办的好。他们都拥护他，说他是个好村长。”民众的政治生活中，也强调公民自治，如《村民公约》中规定，“如有人违犯上面规约，由公议处罚”。
学生在学校的公共生活，也必须要履行民主程序。学校创办真美合作社，一切都是按照民主的程序进行选举，如“创立会的次日，开展第一次委员会，议决请张先生担任经理，五年级级长黎鸿担任副经理。”《筹办壁报》中，“我们学校的俱乐部，要创刊壁报，推出筹备委员二人”。
建成结构合理、功能齐全、服务良好、特色鲜明的旅游交通线路体系，道路交通建设与管理不仅要满足安全舒适快捷运输的要求，还要有风景道、景观道、生态绿道、花香大道等观赏功能，还要有汽车旅馆、休憩服务区、驿站、旅游厕所等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交通的带动作用，增加新形势下房车、自驾旅游项目。
通过分析根据地出版发行的母语教科书可以看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对公民教育非常重视，并且在战争这一特殊的时期形成了崇尚责任和奉献，崇尚民族认同和强烈爱国主义的中国本土的公民教育理念和目标。革命根据地的公民教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责任至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伟大的民族情怀和爱国主义传统，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贡献了教育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356，572.
［2］皇甫束玉，等.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136，140，192，218.
［3］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
［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473.
［5］陕甘宁教育厅.高级小学国语课本(第四册)编辑说明［Z］.新华书店发行，1944:1.
［6］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N］.解放日报，1944-04-07.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刘少奇论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6.
［8］作者不详.检讨边区教育历史［N］.解放日报，1944-11-05.
［9］石鸥，吴小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530-531.
［10］郝晋瑞.抗日根据地的小学教育［J］.山西教育科研通讯，1982(4)：34.
［11］高华.试论延安教育的价值和意义［J］.江苏社会科学，1999(6)：122.
［12］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的实施原则［A］.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C］.北京：人民教育出社，1959:116.
［13］刘淑珍.晋西北杭日根据地教育简史［M］.重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52.
［14］石鸥，吴驰.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政治宣传效应［J］.教育学报，2012(3)：109，110.
［15］洪宗礼，等 .母语教材研究(第 3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256，258.
［16］李志松.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J］.教育评论，2010(5)：151.
中图分类号： G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84（2019）11-0001-04
收稿日期： 2019-08-2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公民教育的本土实践：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研究”（课题编号：17YJC880071，由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作者简介： 刘霞，女，南京晓庄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