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183;斯特拉霍夫与俄国反虚无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虚无主义论文,斯特论文,霍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世纪的俄国文坛群星之中，尼·尼·斯特拉霍夫(H.H.Cтpaxoв，1828-1896)即使不写那么多的政论、批评、回忆录，其文坛地位也足以令后来者敬仰，因为他的身后是俄罗斯文学的两座高峰。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朋友，据作家说他一半的观点都是来自斯特拉霍夫；他也是托尔斯泰中后期创作的阐释者，其阐释深得托翁赞赏。然而，真正使批评家名留青史的还是他对虚无主义的探索及与之展开的论战。批评家在晚年自称为“疯狂者中的清醒者”[1](8)，以笔者之见，所谓“疯狂者”，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群魔”，即疯狂迷恋西方思潮之人①，这一思潮在思想界的突出表现即所谓的虚无主义。可以说，无论是思考还是论战，批评家的一生都是围绕着“虚无主义”这一主题展开的，为此他曾戏称自己的专业是“追踪虚无主义。”[2](309)在1882年3月31日给托尔斯泰的信中，斯特拉霍夫这样总结自己的斗争历程：“前一时期的历史中充满着的全部运动——自由主义运动、革命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虚无主义运动——在我看来总是只有一种否定的性质。否定它，我就否定了一种否定。”[3](693)这段话深刻地揭露出他反虚无主义的实质：“否定之否定”。
一、作为背景的俄国虚无主义
虽然虚无主义早在19世纪初期便隐现于欧洲思想界，费尔巴哈、马克思、尼采等多有提及，但多是指出这一现象而未加学理上的阐述②。20世纪的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对欧洲虚无主义曾有过这样的分析：“‘虚无主义’一词经屠格涅夫而流行开来，成为一个表示如下观点的名称，即：惟有在我们的感官感知中可获得的，亦即被我们亲身经验到的存在者，才是现实的和存在着的，此外一切皆虚无。因此，这种观点否定了所有建立在传统、权威以及其他任何特定的有效价值基础上的东西。”[4](669-670)换言之，在海德格尔看来，虚无主义之关键在于“彻底的否定”。
俄国虚无主义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否定，但与欧洲虚无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别。就其实质而言，兴起于1860年代的俄国虚无主义是别林斯基以降俄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其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其否定矛头之所向，是当时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是1832年C.C.乌瓦罗夫提出的“专制、正教、人民性”这样的理论体系。文学史家Д.米尔斯基在《俄国文学史：自远古到1925年》中早已指出：“虚无主义者赋予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特殊的意义。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达尔文)是他们的主要武器。在反美学运动中他们走得比所有人都远。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的社会主义停留在低级层次。他们把启蒙民众、教他们实践知识和进化论看作是自己的首要职责。”[5](335)可见，俄国虚无主义虽有否定之意，但仍肯定了很多因素，如科学和启蒙理性。相形之下，欧洲虚无主义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虚无主义，它不但否定了上帝和信仰，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启蒙和理性。可以说，它所否定的，正是俄国虚无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与欧洲虚无主义相比，俄国虚无主义在哲学意义上不如前者来得深入、彻底，但在生活中却具有更多的实践性、操作性。而这一点和当时俄国现代化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此时的俄国，自19世纪初以来的启蒙运动已经走向高潮，万众期盼的农奴制改革无论给知识分子还是给普通农民带来的失望远多于满足，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虽然为俄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但却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引起了各界的不满。全国上下虽未成星火燎原之势，却也是怨声载道。为了遏制此等不满，政府不得不对民主阵营施以重压，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米哈依洛夫等异议人士逮捕入狱，并在1866年干脆关闭了革命阵营的喉舌《现代人》和《俄罗斯言论》这两份刊物，在思想上重新回到了1855年前的尼古拉一世专制状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对于年轻的平民知识分子来说，经济上的赤贫和政治上的失语令其于绝望中产生了“打倒一切，推翻一切”的激进思想(不妨想想《罪与罚》中的拉斯科里尼科夫)。如此一来，俄国现代化不但在经济上开始了(废除农奴制)，在思想上也开始有了新的出发点。“虚无主义”这一流行已久但含糊不清的概念在“否定一切的”巴扎罗夫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因为后者恰恰体现了俄国虚无主义的两个最重要特征：绝对的否定与纯粹的科学主义，前者是他的口号，后者是他的依靠。
《父与子》及其主人公巴扎罗夫，显然是点燃俄国虚无主义之火的导火索，文学界为此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屠格涅夫在1862年致К.К.斯卢切夫斯基的信里说：“要是他(指巴扎罗夫——引者注)自称是虚无主义者，那就应当理解：革命者。”[6](390)这就直接点明了俄国虚无主义的启蒙性质。1863年，作家尼·列斯科夫据此指出：虚无主义就是“社会民主的唯物主义倾向”。赫尔岑随后在1864年《秩序的确立》一文中写道，虚无主义“在严格意义上”就是“以科学、怀疑、研究取代信仰，以理解取代顺从。”[7](198)在这里“虚无主义”的矛头直接针对农奴制度下的“信仰”和“顺从”，启蒙理性成为了虚无主义之有力武器。
二、斯特拉霍夫的反虚无主义观及其发展
作为理科出身的评论家③，斯特拉霍夫当然知道理性在人类进步中的作用；但同时他又认识到过分强调理性的危险性。比如，他在评论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意义时便指出进化论是“伟大的进步”，“是自然科学在发展中迈出的巨大一步”。但斯特拉霍夫也指出这种理论存在着被绝对化乃至庸俗化的危险，对社会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我们这儿一直在进行规模宏大的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法则在我们这儿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生活的主人和富贵的享受者总是那些自然的当选者，人类的完善过程也就迅速地和不停地前进了。”[8](223)
因此在一片虚无主义的喧嚣声中，斯特拉霍夫能够保持少有的冷静，对虚无主义做一个透彻的分析。对于批评家来说，虚无主义是俄国社会在面临现代化大潮下出现的一种选择：即将旧的彻底推翻，一切重头再来。如果这种选择不对，那什么是对的？批评家需要考虑的不但是虚无主义本身，而且还有反虚无主义之后，俄罗斯社会的救赎之路。否则，只是以一种否定取代另一种否定，仍然摆脱不了虚无主义的怪圈。斯特拉霍夫的这些思考，主要从两个方面完成，其一是一系列的政论杂文，如《我们文学的贫困》(1868)、《论虚无主义书简》(1881)等，这属于面上的总结。其二是围绕着当时的文学论战逐步深入扩展，属于点上的展开。根据《父与子》(1862)、《罪与罚》(1867)、《战争与和平》所撰写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不但体现了他对虚无主义的思考，同样也表现出他的反虚无主义发展之路。
《父与子》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用屠格涅夫的话说：“我看到许多接近和同情我的人对我表示一种近乎愤怒的冷漠，而从我所憎恶的一帮人、从敌人那里，我却受到了祝贺，他们差不多要来吻我了。”[9](89)然而，评论界过多地纠缠于《父与子》的倾向问题，却使得激烈的论战取代了缜密的分析，已有的评论文章极少能令作家满意。④斯特拉霍夫在这点上却另辟蹊径，透过巴扎罗夫这一形象，深入分析了俄国社会中出现的虚无主义本质及其产生根源。这种想法与同一个编辑部的陀氏可谓不谋而合。⑤
斯特拉霍夫首先指出作家的写作目的在于：“从暂时的现象中指出永恒的东西，写出了一部既非进步又非保守，而是所谓经常性的小说。总之一句话，屠格涅夫拥护人类生活中的永恒的基本原则。”其次，针对皮萨列夫对《父与子》的评论⑥，斯特拉霍夫肯定了皮萨列夫对主人公形象的分析，认为巴扎罗夫是“真正的英雄”，是“俄国文学从所谓有教养的社会阶层中所塑造的第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第一个完整的性格。”然而斯特拉霍夫之高明，在于没有停留在对父与子这两代人的分析。在斯特拉霍夫看来，“两代人之间的转变——这只是小说的外在主题。”[10](208)衡量这两代人优劣的尺度不在于其各自的思想，而在于生活。斯特拉霍夫所谓的“生活”(жизнь)，也可以译为“生命”。这一概念是批评家用以与虚无主义之“理论”(тeopия)相对立的。事实上，作为虚无主义者的巴扎罗夫，其迷人之处恰在于他敢于弃绝情感、艺术等这些生活最基本的因素，其悲壮之处也正在于此。但“自然的魅力、艺术的迷人、女性之爱、家庭之爱、父母之爱，甚至宗教，所有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圆满的，强大的——构成了描绘巴扎罗夫的背景。”用评论家的话说：“巴扎罗夫是一个起来对抗自己的母亲大地的巨人；无论他的力量如何巨大，它只是表明那诞生并抚育了他的力量之伟大，他是无法同母亲的力量相抗衡的。”并且，“巴扎罗夫毕竟失败了；不是被个人和生活中的偶然事件所击败，而是被这种生活的思想本身所击败。”[10](198)这种将生活与否定相对立的观点，在评论家这一时期的政论中也可找到对应。
在题为《我们文学的贫困》的评论文章中，斯特拉霍夫以专节论述了“虚无主义。它产生的原因及力量”。他首先指出虚无主义与生活的对立：“虚无主义者：既否定俄国生活，同时也否定欧洲生活。”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斯特拉霍夫逐步对虚无主义追根溯源：“虚无主义首先是某种西欧主义”；“其次，虚无主义不是别的，正是极端的西欧主义，即彻底发展并达到顶点的西欧主义。”以上是就来源而言；再次，“虚无主义是对一切已形成的生活方式的否定。”当然，否定也并非全是坏事：“虚无主义首先并且主要是否定，这是它基本的、正确合理的特点。”因为“怀疑主义、不信任、缺乏天真、嘲讽、无所作为的思想惰性——所有这些俄国的性格特点都能在这里得到体现。”“还有，不能不看到，虚无主义尽管是在西方影响下发展的，但它的主要条件都存在于我们内部发展之特性中。它最好最重要的方面便是试图将俄国人从那些成为束缚的思想镣铐中解放出来。”[10](75-80)虚无主义之可贵在于其追求绝对自由之气概，但其最大弊端也是在于其脱离了生活本身，极力否定的姿态掩盖不住内在的虚弱。由此可见，斯特拉霍夫并非一味否定虚无主义的意义，而这种辩证的看法也成为他从理论上阐释巴扎罗夫形象的依据。
应该说，斯特拉霍夫对“生活”这一概念的肯定贯穿了其60-70年代的评论文章。在评论《罪与罚》(1867)的时候，这个概念的意义得到了再次阐发。文章开篇，斯特拉霍夫首先肯定了陀氏对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描写是成功的，因为这是“第一次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不幸的虚无主义者，满怀人类痛苦的虚无主义者形象。”[10](102)而这种形象之所以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它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不像之前的一些小说中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多数只是理论的形象化表现，显得干瘪、没有生气。具体到斯特拉霍夫对小说主题的理解：“作者描写的是一种极端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极点，它再也无法向前发展了……表现生活和理论如何在一个人内心中进行搏斗，表现这种搏斗如何把一个人弄得筋疲力尽，表现生活如何最终获得了胜利，——这就是小说的宗旨。”[10](102、104)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应该说，斯特拉霍夫是有眼光的，他深刻地揭示出作家想要表达的主题：即虚无主义理论与生活之间的斗争。
在批评家看来，仅仅提出“生活”这个概念并指出其意义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具体的形象表现，就好像巴扎罗夫成为虚无主义者的代名词。于是在批评家看来，《战争与和平》中的卡拉塔耶夫就成了俄罗斯民族生命力的真正展示者。小说本身对卡拉塔耶夫着墨不多，但所写之处却意义重大，他是促使主人公彼埃尔发生思想转变的原因之一。这个人物“作为最深刻、最宝贵的记忆和作为一切俄罗斯的、善良的、圆满的东西的化身，永远铭记在彼埃尔的心中。”正是在卡拉塔耶夫的影响下，彼埃尔“觉得，原先那个被破坏了的世界，现在又以新的美，在新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在他的灵魂中活动起来。”[11](1276)卡拉塔耶夫魅力正在于他没有那么多的理论来对现实表示不满乃至否定，他对生活充满着感恩之心。所以，卡拉塔耶夫的人生是完整的，充实的，因为它建立在热爱生活的基础之上。生活，尤其是俄罗斯的生活，这便是一切的根基。脱离了这一点，便容易受到西方的影响，从而走向虚无主义，这是斯特拉霍夫的最终结论。从中其实不难看出，他在观念上与根基派(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的一致。
三、斯特拉霍夫反虚无主义的来源
所谓“根基派”，或者说“土壤派”，是19世纪中期出现在俄国思想界的一个派别，主要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阿·格里戈里耶夫、斯特拉霍夫等人。该思想流派整体上既反对斯拉夫派的陈腐和守旧，也不赞成西欧派的盲目模仿西方。它主张知识分子在立足本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接受西欧先进的思想和理念，最终服务于俄国现实。应该说，根基派走的是一条综合折衷之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1年《〈时报〉的征订广告》里说：“我们终于确信，我们也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一个十分独特的民族，我们的任务是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来自我国根基的，来自人民精神和人民基础的新方式。”[12](454)一方面强调俄罗斯民族的特性，一方面强调与人民(根基)的结合，这便是根基派的主要主张。斯特拉霍夫作为其中的重要一员，其思想也有与之类似的方面。
要完成上述的任务，首先就必须要肃清西欧思想的影响，其次寻找能代表本民族特性的思想。因此，这两者促成了斯特拉霍夫反虚无主义观点的形成。具体来说，评论家本身对虚无主义思想就有反感。斯特拉霍夫对虚无主义的反感由来已久，按他自己的说法：“我心里对虚无主义经常抱有某种本能的反感，从1855年它明显表露出来的时候开始，我看到它在文学中的种种表现就非常愤慨。”[13](240)1855年在俄国文坛的大事之一便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书中唯物主义横扫一切的口吻固然在青年人中大受欢迎，却也令斯特拉霍夫这样的学者颇感不快。他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自命为“唯物主义者”，动辄强调科学，鼓吹理性，但实际上他们对此的了解只是皮毛，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岂不可笑。在斯特拉霍夫看来，人们的活动若只是停留在实践科学中，缺乏形而上的思考，只能和终日忙碌的飞禽走兽无异。
再者，理论是需要生活作为基础的，失去现实的理论只能沦为空洞无力的口号。在这方面，斯特拉霍夫受到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的影响较大。格里戈里耶夫是俄国有机批评的奠基人，虽然在42岁时便英年早逝，但他的理论对后来以陀氏和斯特拉霍夫等人为主的根基派影响极大。有机批评理论的出发点，便在于生活。正如他在《有机批评的悖论》一文中说：“我所谓有机观点的理论，就在于将创造性的、直接的、自然生命力作为出发点。”[14](145)以生活为依据，格氏进一步指出：“人民性原则与艺术原则密不可分——这正是我们的象征。在这一象征里表达的是生活的生动、新鲜和对理论的抗争。”[15](185)无独有偶，斯特拉霍夫本身也曾著有《作为整体的世界》(Мир как целое.Черты из науки о природе，1872，2008年重版)，期间虽多涉及自然科学方面，但其对生活之有机理解由此亦可略见一斑。世界既然是整体的，那么它就不应该被各种理论分裂成千差万别的团体、领域、国家。世界的基础就是人，就是生命，没有人，没有人的生活，世界不复存在。这是斯特拉霍夫试图告诉读者的一个最简单而又最容易被忘却的道理。
在批评家去世后，莫斯科心理学家学会通报(斯特拉霍夫在1894年被选为该学会荣誉会员)如此评价斯特拉霍夫：“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知识多面的人，一位敏锐深邃的思想家，杰出的心理学家及美学家，尼·尼·斯特拉霍夫体现了杰出的个性——对自身信念之坚定，因此他从不害怕与科学、文学思潮中的主流做斗争，反对片刻的激情，起而捍卫那些伟大的哲学、文学现象，后者在当今遭受了嘲笑与迫害。”[1](304)结合斯特拉霍夫的一生来看，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斯特拉霍夫对于今天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所坚持的反虚无主义本身，而是在于这种坚持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19世纪中后期，当虚无主义、唯物主义、实证主义以绝对正确之姿态横扫一切之际，斯特拉霍夫敢于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于一片喧嚣之中坚持己见，绝不人云亦云，表现出“千人诺诺，一士谔谔”的中流砥柱之气度。诚然，历史本身已经对虚无主义和反虚无主义做出了一个最客观的评价，今天我们的研究，目的亦不在于为研究者最后贴上某个孰是孰非的标签。相反，在这种揭示过程中我们能逐渐接近先人前贤之风格精神，并能对今日有所裨益，这方是本文关注之所在。
①斯特拉霍夫遗作取名为《我们文学中与西方的斗争》(基辅，1897年)，大致也包含了这个意思。
②《共产党宣言》里便指出：“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诉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5-276页。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更是将一度是造物主的上帝变成了我们所要认识的对象而非救世主。
③斯特拉霍夫本科就读于彼得堡大学数学系，后因经济原因转到师范学院的自然系，最后以动物学研究的课题获得了硕士学位。
④屠格涅夫在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声称：“除了您和鲍特金之外，似乎没有谁肯于理解我想做的一切。”可见，当时对《父与子》一书误解者甚多。参见《屠格涅夫全集》，第12卷：书信，张金长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93页。
⑤陀氏认为巴扎罗夫“虽然宣扬虚无主义但却被不安和忧闷包围着”，并称之为“伟大心灵的标志”。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冬天记的夏天印象》，载于：《赌徒》，满涛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81页。针对这一评价，屠格涅夫不但认为是“大师的敏锐洞察”和“读者的简朴理解”，而且还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迄今为止完全理解巴扎罗夫，即理解我的意图的只有两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波特金。”参见《屠格涅夫全集》，第12卷：书信，张金长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84、392页，译文参照原文有改动。
⑥皮萨列夫在《巴扎罗夫》(1862)中指出：“巴扎罗夫没有犯错，于是小说的意义便在于：如今年青人迷恋于极端乃至陷入极端，但这种迷恋本身揭示了生气勃勃的力量和不可动摇的理智；这种力量和这种智慧不需要旁人的任何帮助和影响，就能把年青人引上笔直的正路，并在生活中支持他们。”参见Д.И.Пucapeв.Coчинeния тoм 2.Moсквa.Гocyдapствeннoe издaтeльствo xyдoжeствeннoй литepaтypы.1956.с.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