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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与“规则”
董辅礽一直在探索中国向何处去。
他确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必须改革；必须建立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八宝饭理论”）；寻找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所有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考虑，在宏观层面上，应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给国有企业以正确的定位，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在微观层面上，对那些应该保留和发展的国有企业按不同类别进行改革，按照企业功能，以国有企业本身所固有的强点和弱点为依据，以竞争性、非竞争性为标准来决定国有企业在不同领域中的去留。
董辅礽对“中国特色”与“国际规则”这两个不无冲突的理念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和告诫。董辅礽并不否认经济上有“中国特色”，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说到“特色”，他认为必须分两类，一类是不涉及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另一类是涉及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后者又分两种情况，一种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相符合，另一种却相冲突。在中国，这种冲突相当多，有的冲突具有非凡的背景和悠久的历史。例如要求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厂务公开”等，但这样就在国有企业改制、并由国家继续控股的股份公司中产生了“老三会”（工会、职代会、党委会）与“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外加总经理）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得不好，这些公司就难以正常运行。另外，对非公有制企业也不能要求必须这样管理。另外，参加WTO，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参加国际分工，就必须遵守国际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则，就必须淡化或抹去那些与这种共同规则相冲突的种种“特色”；否则，就会发生摩擦，别人就不愿同你做生意，不愿与你“踢球”——规则不同，如何同场踢球？
80年代，董辅礽提出我国在向东开放的同时也要“向西开放”，后来又提出我国农村现代化应当走发展非农产业的道路等观点。许多人对他的前瞻性理论学说表示钦佩，董辅礽说：“我的工作就是从事经济研究，经济研究的结果是为民请命，为国分忧。”
首先提出“政企分开、政社分开”
改革开放之前的现实生活，让董辅礽对国家现行经济体制生出隐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底哪里出了毛病？如果没出毛病，又哪来这么些弊端？难道仅仅是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吗？运行机制又是什么因素主宰着呢？
董辅礽得到的答案只有两个：必须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及其结构；必须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抓好这两个并列的主题。董辅礽发现，原有经济体制上的弊病大多发端于所有制方面。
1978年9月的一天，董辅礽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论点，并发出“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历史性呼吁。当时石破天惊。“两个分开”的理论，吹响了中国生产资料国有制改革的第一声号角。一位老先生对他说：“老董啊，你的胆子可真大，‘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这样提是要冒风险的！”许多人都为董辅礽捏着一把汗。不久，该理论发表在《经济研究》上。
尽管全国人大会议修改过的“宪法”把“政社分开”的观点吸纳进去，全国各地也完成了政社分离，从此人民公社制度成为历史，国家也把“政企分开”确立为经济方针，但董辅礽却仍为此付出了仕途和精神上的代价。
树起市场经济的帅旗
20年来，董辅礽总是强调，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是我国面临的两大课题；经济改革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革除桎梏经济发展的制度，建立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而在改革进程中，经济发展也应为经济改革创造必要的环境和物质条件，经济发展最终检验着经济改革的目标、方式和措施的恰当与否；开放则既有改革的内容也有发展的内容。
那么，怎样改革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
先后有三种意见占主流：最初认为改革是为了改进经济管理方法，稍后又认为是要解决国家与企业决策权的划分，最后认为是要解决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
董辅礽一开始就明确地反对这些“主流派观点”：作为改革的目标，他反对维护指令性计划的主体地位，反对把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机制捏在一起，也反对双重体制并存。1980年，他在某次报告中更加明确地说：“只能是一个调节，而不是两个调节，就是有计划地利用市场来调节。”1993年，表述上进一步明朗：“改革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即摒弃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双重体制向单一的有指导的或有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学家袁钢明敏锐地指出这一理论的社会价值：“这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此话意味着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市场经济的帅旗已经在理论上树起来了！
董辅礽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奠基的论点，除了改革目标这一条外，还有两条，即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而是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改革国有企业。这三大理论被同行们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一个历史时期内，非公有制经济曾被打入“另册”，当时给它的最高“名分”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必需的经济成分”。这就意味着，它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自家人”，有朝一日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了，越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就要被取消。
董辅礽针对这些理论和看法，提出了他的“两多论”和“两点论”，即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任何所有制都有自己的强点和弱点，上述混合经济可以在保障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强化它们各自的强点，弱化它们各自的弱点，可以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结合，不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此，在初级阶段以后也是如此，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是使公有制与市场兼容的必要条件。这一理论把非公有制经济还原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恢复了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自家人”的角色，董辅礽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的时机不是正在到来，而是已经到来。这是因为：第一，它的地位变了，人们的观念变了；第二，它有了宪法和一系列其他法律的保障；第三，融资环境有了一些改善；第四，由于“入世”，人们已迫切感到，在市场准入方面要让非公有制企业享受国民待遇；第五，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参与，西部大开发是不可能的；第六，国有企业改制已经向非公有制经济开放，非公有制企业兼并、收购、参股国有企业的越来越多，必将有一个巨大的发展。董辅礽认为，长期以来国企改革之所以成效平平，是因为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许多人总想在改革国有企业的管理方法、管理体制等方面下功夫。其实，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由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指令性计划集中配置，只有国有企业的资源能够由政府这样配置，从而构成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由市场通过竞争来配置，非公有制企业天生与市场经济兼容，它是市场经济重要的微观基础，没有非公有制企业就没有市场经济。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下，国有企业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改革，它的主要功能是促进社会公平。竞争领域，天生适合于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而恰恰最不适合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因此，国有企业应从竞争领域退出，这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要把国企的活动领域限于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公益性部门、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全部门、为政府调节经济提供手段的某些自然垄断部门，以及非公有制经济无力或不愿意投资的某些基础设施部门、某些高风险和高科技部门。目前，我们的国企改革不是退够了、退多了，而是退得不够。
“三条板凳”与“三股气”
董辅礽已高职高位高成就，但他总给人“从零开始”的感觉。
记者问他：“你这样殚精竭虑、争分夺秒，究竟图什么？”他说：“不图什么。我的工作就是从事经济研究，为民请命，为国分忧，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作出我的努力。我的努力也可能微不足道，但我应该尽我的一份力量。如果我不去研究它，或者我看到了问题不提出来，净讲些毫无价值但讨人喜欢的话，我的人格接受不了，经济学家的良知接受不了！”
诚哉斯言！经济学家韩志国评价董辅礽：“一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从方法论上说就是三句话——甘于坐冷板凳、肯于坐硬板凳和善于坐热板凳。三条‘板凳’后面蕴含着三股气——生正气、一身骨气、一股锐气。”
“三气”让董辅礽直言不讳：“现实有待解决的问题太多。不应过分乐观，要看到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第一，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容易改革的先改了，改革艰难的拖了下来，如国有银行改革、利率市场化等等，‘渐进式’改革容易使改革发生扭曲和变形。第二，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释放的能量已近极限，新的改革将触及土地制度，尚无实质进展。第三，政府职能没有很好转换，对经济的干预不仅多，而且扭曲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广泛而又烦琐的审批制度就是一种表现，这也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政府的改革太难，意识、思想、观念上的改革也太难，然而上层建筑如果不改，经济的发展自然就不顺。”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称董辅礽是经济学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也有人称他是“官方智囊”。
董辅礽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有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以研究推进“民富国强”，加快建立现代化的、公平而又富有效率的、富裕而又和谐的社会。他说，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可能说得不对，但却不能没有社会责任感。如果迎合权势，那就背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