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人类精神的觉醒——略说考察人的精神觉醒问题所应有的历史文化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笔谈论文,历史文化论文,所应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人类历史的研究，真正说来应当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因为那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自身的起源地，许多原初的秘密就潜藏在这里。人是从灵长类动物中的南方古猿逐渐转变来的，经过了几个梯级的发展终于成为智人。晚期智人已经成了一个全新的生物物种，人类。这一过程用了约三百多万年的时间。推动这一进程的动力最初只是自然的力量和规律，但从猿人造出最初的石器工具起，从原先只是他的生物性的自然活动中便开始了一种新的活动。考古学家把这类活动称作“文化”是正确的，因为尽管最初的这类活动极其粗糙和低级，也已经是一种新型的主体能动作用，其中便已包含着智力的萌芽及其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有一些重要成就，其标志有各种石器工具的演进，火的使用，穴居，狩猎和采集食物的方式，语言应是那时期产生的重大文化成果，而岩画和对死者的葬仪也已显示出心灵与智力活动的某种文化形式。但是，作为这些文化创造的最主要的成果或产品的正是作为一种全新物种的人类本身。其标志主要是：确立了的直立行走姿态，手脚的明确分工分化，人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最后是人脑的形成①。可见人原是自然(他自己的自然性能和周围的自然事物)和他自己的文化的产物。由于起主导作用的是他自己创造的文化，并且在演进中文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和显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是自我推动自我创造的历史产物，是文化的产物。
在谈本文主题“人类精神自觉”时，为什么要从如此远处说起？因为在我看来两者有深厚的关联。人的精神觉醒作为文化的最高级产物，以一种明确的形态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为时很晚，不仅旧石器时代的三百多万年没有，就是在一万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的前半期也没有。从新石器时代起人类的文化发展明显加速了，相继出现了几个重大的成就，主要有：以农业为标志的各种生产形式的兴起，定居和聚落，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它引起的人类成员的巨大分化，随之而来的便是某种社会结构的形成，政治和国家的逐步形成，文字也出现了。这些创造无疑都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在当时都引起了人们的惊叹，例如文字的创制就被古人说成是仓颉惊天地、泣鬼神的作为，而国家的出现更被视为天命所致。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帝国，中国的夏商王朝，都以其规模的宏伟和文明的灿烂，展示出人类文明的新伟力。这里面无疑都有着人类精神和智力的重大发展，否则这些文化创造就不可能出现。但是这些都还没有达到人类精神自觉的层次。它出现得更晚，在中国起于殷周之际，要到孔子老子和诸子时期才进入高潮和取得明确的形式。而在西方，从希腊的梭伦和泰勒斯等七贤开头，到苏格拉底及其后继者那里才走向高潮。其时距今都不到三千年。希伯来和印度在此前后也出现了这类觉醒，不过主要取宗教形态和神话的叙事方式，不能如中国希腊人文形式的觉醒那样有明确的时间与人物的记录，但相关证据也足以使史学家对其作出大体准确的判断。因此可以判定，“精神觉醒”在人类各种重大文化成果相继出现的进程中，是最晚出的一种。
可见它的晚出，主要是因为它必需以先前的各种文化成就作为前提。这些文化成果构成一系列的梯级，只有在一步一步攀登上这些阶梯之后，人类才有可能登上这个顶端。如上所述，这些层级的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不仅和人的体质、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演进有关，其中也就包含着人的感官和头脑的发展，经验、智力和知识的积累与成长，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人对自己的认识与觉醒。说到这里还应强调的一点是：人的自我认识和人的其他认识不同，它是一种“反观自身”的亦即所谓“反思”的活动。认识总是关于某个对象的认识，而“对象”就是站在主体对面的东西，即客体②。但反观自身、反思，却是要他把自己、主体也当作对象、客体来认识，情形就非常不同了。眼睛通常是不会也不能看见它自己的，除非有特别的需要，还要借助于特殊的手段。感官尚且如此，要人认识自己何以为人的本质本性，更谈何容易。如果没有重大挑战引起人对自身发生重大的疑问，缺少一定的环境和条件，没有相当高度的智力水准和种种必要的知识，就不可能开始这种自我反思，更没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明确和系统的成就③。人的精神自觉还有一个特点，它从来都是一种时代的或整个民族的精神产物④。尽管它要通过某些思想家来实现，却决不是单纯个人的产品。思想家要生产出这类成就，除了他同他的民族与时代有着深刻的联系，还要他个人的各种条件，包括高度的思想水准和在精神劳动上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既然如此，作为一种文化产物的“人类精神自觉”，其出现自然要在其他文化都发展出来之后。
经过漫长的历史努力，人类终于第一次以一种明确的形式把自身作为万物之灵的本性展现出来，实现出来，把自己创造成更加完全意义上的人。如果说在旧石器时代用了三百万年人才成为人，那还是一个远未到位的人，只是作为一个新的生物物种的人；只有当人在灵性上达到了自我认识、自我意识和有了理性自觉的时候，当他认识到自己何以是人，从而能够自觉地学会如何做人的时候，他才在比较充分的意义上成为人。
因此觉醒的精神一旦出现，就像日出那样。人类的心灵在这种光辉的照耀下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智慧的高度。以此为据人对他以往的所有文化成果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全盘改造，并以一种全新的观念来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从此人类就进入了一个自觉创造历史的新时期。
但它也和其他文化成果一样有着自己的问题，初起时更不免种种不完善的缺陷。这是很可理解的：当以圣哲、先知和神圣经典形式建立起来的精神，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把先前各种文化成果整合为一套新的文化整体时，那些先前的文化在其中就降为从属的成分或环节，失色了或被不同程度地遮蔽了。还有很可注意的一点，当这些以理性或信仰形式出现的精神在人心中树立起最崇高的地位时，会很自然地使人认为它来自神圣的天意，人们在它面前只能顶礼崇拜。这就必定会造成人在精神上的迷误，不仅宗教会引起信徒的迷狂，即使理性形式的精神，也会由于其高度升华的魅力，使甚至有高度智慧的学者把原是人的精神认作一种脱离了人本身的原于上天的“纯粹精神”。人类思想史上关于灵与肉、精神和物质的高度对立由此而起，给人类带来了持久的困惑⑤。
当我们说到早期人类精神自觉的不足和迷误时，并无贬低它的用意，只是想以分析的观点和态度考察其发展和演进。其实人类的觉醒绝非只是一次性的动作，它也像人的其他文化成果那样不能一劳永逸，事实上也总在改进。中国文化中的“道统”传承和持续发展，西方人沿着“认识你自己”的线索不断发展的哲学和科学的传统，还有其他文化系统中的这类传承发展，都是明证。但是我在这里想要特别予以强调的是：只是到了世界史的近代和现代，这种发展才出现了一种新局面，或者更明确地说，一次带根本性的飞跃。
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名开始的近代史，虽然起初只局限于西欧，实际上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用“文艺复兴”一词所表示的思潮，是从新的时代条件和需要出发，重返希腊罗马寻求思想源泉，以便再次提出人类精神新觉醒问题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中的著名口号“重新发现人”，就显明了这个意义。而“宗教改革”对基督教传承所作的正本清源的批判活动，对信仰基督教的西欧人来说，同样是提出了再觉醒的问题。这种再觉醒的需要，是同世界新航路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诸如哥白尼的天文学的新发现等等有关的。新的世界和新的时代呼唤着人的新觉醒。
以这种新的觉醒的精神为先导，还要再一次把人类文化中各个要素按顺序逐个地改造一遍，使之获得新发展，才能使历史沿着必要的梯级登上一个新高度。我们看到，以培根、笛卡儿的学说为指导，西方在科学和技术上首先进行了革命，接着就是工业革命和经济上的全盘变革，再就是英国、法国、美国的政治革命和新型国家的建立与发展，而始终伴随着上述变革过程的哲学和科学也取得了巨大的新发展，直到康德提出“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他在回到人本身时，第一次把人自身的价值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⑥。这顺序和古代那次几乎完全相同，差别只在于这一次从头起就是自觉的，是在自觉精神引领下的历史运动；而古代那次是原生的，任何精神的要素都必需从头起，从几乎是最粗糙低级的实践性的文化中孕育和产生出来，然后才能在累进的缓慢成长中起作用。所以二者发展速度有天地之别，古代要用数百万年、数十万年、几万年和几千年才能做到的，文艺复兴以来仅仅数百年就完成了。
康德和黑格尔哲学是在上述顺序之后才能出现的成果。如果说康德明确了人类新觉醒的本质，黑格尔则通过批判地总结在他之前的全部历史、文化和思想成就，把康德的新思想发展成一整套系统的哲学理论。他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对人类精神发展和自觉的过程有极其深刻的思考论述。这是一部至今仍然值得每一位关注人类精神自觉问题的学者反复阅读的关键性名著。马克思的新创造，从思想理论来源而言最精深的东西就是和黑格尔上述成就相关的。他从欧洲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成果及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出发，再一次提出和讨论了人类解放及其自觉的问题。在实践观点的基础上，他通过深刻的批判，理解和改造了黑格尔的成就，阐述了人的自我推动自我创造原理，并把这个新的辩证法和历史观运用到对西欧资本主义作严整的科学批判研究中。更重要的是他据此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类解放的新学说，并把它变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性运动。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尽管迅速推进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和飞跃，但是却使劳动者陷于非人处境，使世界大多数民族陷于殖民主义的非人处境。他从新的生产力和各种新文化的发展中，看到了全体人类获得解放的前景不仅可能而且已经显示了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他认为人类新觉醒的时代已经来临，人类应当在充分吸取资本主义的历史成就的同时，用社会主义取代它，从而恢复全体劳动者和世界被压迫民族应当享有的人的权利、尊严与价值，使人类历史能够得到新的解放和发展。他是第一个把西方近代以来关于人的自觉的新发展真正推进到世界范围和全体人类的人。
在马克思之后西方的思想家们依然继续其关于人类文化和精神发展的研究，也有若干重要成就。其中我以为有关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最新成果是首先值得注意的，它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人和文化最初起源和演进的比较确切的新知。古人前人不知道这些知识，极大地限制了那时人类的自我认识。当代史学关于世界通史的若干新史料和新意就是从这些成果得来。说到现代的西方哲学，其成就也有一些值得留意，如存在主义。他们在某些方面比康德、黑格尔等又前进了很多，但就“人的精神自觉”这个大问题的总体而论，许多佼佼者自己也说还远未达到马克思的那种高度。究竟情况如何，该怎样看待，可以做些考察分析。大家知道，马克思期望的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实现，西方资本主义至今还在世界上占着主导性的地位。在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马克思把注意力转向了俄国和东方。20世纪俄国和中国的革命的成功震撼了世界，可是后来也出现了如苏联瓦解之类的巨大挫折。于是在许多人心目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褪色了，好像完全不行了，过时了。但是这样看待历史显然是片面的。因为人类历史中最重大的改变恰恰就发生在马克思之后的这一百多年间。无论多么曲折，原来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俄国和中国还是站起来了，而几乎所有原是西方殖民地的民族也在20世纪赢得了独立解放，正在摆脱贫穷落后和争取富强的路上迅速起飞。在这种形势下，纵然西方至今还在世界各种重大事务中保持着领先和主导的地位，已经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为所欲为，并不得不在各种程度上接受中、俄、印度等正在崛起的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事务主导权的参与。世界历史的主导权正在向由全体世界人民自己做主的方向变化，谁也无法阻挡这个历史洪流的前进。
与此同时，西方自身在这一百多年来也发生了深刻改变。虽然还是资本主义，但是工人、妇女、有色人种的地位和权利已经有了重大改善。这些被称作“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是靠资本家及其国家机器的善心得来的吗？当然不是。一切尊重事实的人都会承认那是靠人民不断的斗争取得的。在美国，这类民权斗争就有非常鲜明的形式，西欧和其他许多地方也是如此。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这些英雄的斗争业绩，终于结束了长达数百年黑人受奴役的历史。这些斗争形式更加多样而以文化的形式为主，更加显现出它是人类精神新自觉的伟大组成部分。
于是我们看到，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的人类新自觉，马克思毕生为之奋斗的人类解放事业和思想，其实一直在起着作用，而且在今天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证明了这种新自觉的意义。
如果说人类再自觉起于文艺复兴，它的第一时期是由西方领先和主导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说从马克思起已转入了它的第二时期。其特点首先在于这个觉醒的主体己不再只是西方人，而是东方和西方、北方和南方各国各民族都能以主人资格参与的；不再只是上层，而是各国各民族内部的所有成员，即包括各阶级和阶层、有色人种和妇女都能以平等身份参与的；这样构成的全体人类。其二，主体的重大改变必使先前处于不同文化系统的各民族，地位和权利不平等的社会各种成员，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各自新觉醒的挑战。因此第二时期的人类再觉醒的内容和形式，同第一时期即主要只是西方的新觉醒相比也必有种种新特点。其中最突出的一大问题便是，像中国、印度、东正教和伊斯兰世界等地区原先同西欧很不一样的民族，在走向自己的新觉醒时，要面对的问题也非常不同。
在人类再觉醒的新时期中，我们中国人的再觉醒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是从19世纪后半期被迫开始的，那时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到五四运动，正是从科技、工业、政治直到思想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变革。这些首先都是在学习西方中发生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本身的反思。当我们从西方学了马克思主义，发现它才是最新的和适合中国需要的精神武器之后，中国的变革进程就起了一个新变化。有了国家独立，几经反复终于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国便以前所未有的认识和决心，再次向现代科技、现代产业和一切经济事业、现代法治社会进军。其成就与规模之大，已使中国崛起成为当代世界史中最突出的一大事件。在这些过程中，中西文化的冲突是经常发生的，有些时候会成为特别令人困惑的难题。但难题也会激励人，人类文化和精神自觉正是在解决难题中前进和取得飞跃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和最善于学习的人民，一百五十年来的成就已经部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相信今后会更加充分地得到证实。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正是全人类走向新文化和寻求新觉醒的转折点。处在这个转折点上的我们为了解决自己的再觉醒问题，除了应继续以高度尊重的态度研究自己古代觉醒的起源和传统外，更需要放眼世界，放眼全人类的全部历史。非如此就无法取得真正的和深入的进展。这就是本文强调扩大我们的历史文化视野的主旨所在。
注释：
①人的各种感官的形成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首先是触觉的人化，人体的无毛化是如何演变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但这显然带来了人的皮肤感觉的极大改变，而人手在不断运用中获得的高度灵敏感觉更加重要。直立和双脚步行奔跑、渔猎采集行为迅速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寻求和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和避开对自己有害和危险的以及及时作出行动决定的需要，不仅全盘改造了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的功能，提高了它们的敏感度和分辨力，而且在各种感觉在大脑中综合和下判断以决定行动时，还使视觉等与手的触觉相比较都得到了改进，大脑也在接受诸感知和下判断的过程中改造了分析与综合的功能，使大脑本身人化。最初古猿仅有约400-500公升的脑容量，200万年前巧人(homo habilis)已达500-800公升左右，25万年前已能用火和穴居的直立人(homo erectus)已有900-1000公升左右，而生活在20万年前到5或3万年前消失的智人尼安德特人已达1350公升，和现代人相近。这些量化记录所显示的大脑进化，和人的感官与智力的进化显然有着密切的关联。
②德语词Gegenstand和中文“对象”一词含义相同，gegen意为“对立”、“对着”，stand表示“站立”，合起来就是指某个与我(主体)对着的东西。
③人的精神自觉，只有在对人自身的性能和根源，包括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知识，都加以分析综合的思考并取得了系统明确的解说时，才算形成。这种解说的理论系统可以用“人论”一词予以概括表示。而“人论”又只有在同时也建立起“天论”即关于自然或天道的系统解说作为其终极依据时才能完成。所以它是一种最博大精深和层级最高的精神劳动成就。
④因此它常常与“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成为同义语。
⑤这里我们不能多谈但也应当提到的是，最初的人类精神自觉都有民族和地域的极大局限，至于知识不足从现代水平来看，就更是明显的重大局限了。
⑥这种自觉的水平是所谓“第一轴心期”成果所无法达到的。希腊人达不到，中国古人也不能达到。因此我认为是一个明确的标志，表明这一次的人类精神自觉，同以往的相比确实是一次巨大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