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研究
民族地区农业结构变迁与农村留守家庭的发展
——基于累积因果理论的实证分析
李一男 郭 佳 李 鑫
摘 要 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而维持经济增长是实现民族地区稳定团结的重要基础。在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传统种植业仍然是目前农村产业结构的主体，农业劳动力需求高，回报率偏低的现实困扰着这些地区农村大多数住户，尤其是缺乏劳动力的留守家庭。文章选取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该地区自1994至2017年间农业产业结构变化与当地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指出以临夏为代表的大多数西部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当前大致处于瓶颈期和发展期之间，农业经济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生产方式的窠臼，分析并强调政府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以及这种变化的趋向与可能带来的影响。从累积因果理论视角分析了当地发展思路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家庭的帮助作用，通过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这些家庭得以逐步弥补相对于普通农村家庭的劣势，在新型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有机会更好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
关键词 精准扶贫；三农问题；累积因果；农村留守；城镇化
一、引言
已经有研究证明，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在结果上具有一致性，呈现出明显的相关关系(1) 谭向勇、辛贤：《农业经济学》，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124-126页。 。广大西部农村地区处于资源受限、劳动力外流的劣势之下(2) 卢中原：《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环境变化和调整思路》，《经济研究》2002年第3期，第83-90页。 ，产业结构仍以传统农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作为主要模式(3) 蒲艳萍：《劳动力流动对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西部289个自然村的调查问卷分析》，《中国经济问题》2010年第6期，第48-56页。 ，偶有经济增长的创新尝试也往往不可持续(4) 杨琰、王红蕾：《甘肃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特点及其成因》，《西北人口》1999年第2期，第42-47页。 ，尤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青壮年劳动力长期以来大量外流，导致该类地区整体知识水平和社会资本显著下降(5) 刘静、罗佐县：《产业化与生态化: 西部农业产业结构演进的路径选择》，《农村经济》2004年第7期，第67-69页。 。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其本质正是通过城乡统筹发展，逐步消除二者差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6) 张占斌：《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48-5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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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内外社会新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恐怖主义元素的不断渗透，严重干扰着民族团结和正常的社会文化秩序(7) 高向东、朱蓓倩、杨胜利：《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新特征及发展趋势——以新疆喀什地区为例》，《人口与发展》2013年第19期，第38-45。 ，迫切要求我国将社会和谐稳定纳入战略目标，置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的地位。结合“一带一路”战略部署，中央提出建设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来解决这些问题(8) 张会龙：《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 基本概念、国际经验与建设构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44-48页。 ，各级地方政府也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实践办法。在落实精准扶贫工作当中，甘肃省的实践是引入扶持龙头产业，结合政府职能部门和公务员个体对于农村地区和贫困家庭定向帮扶，推动农村地区整体发展，缩小乡城差距(9)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调研组：《引入扶持龙头产业通过产业引导农民尽快脱贫——对甘肃庆阳精准扶贫的调查》，《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8期，第6-8页。 ，而密切的干部群众交流也能够消除农村社区的不稳定因素干扰，提升农村公众对于政府的满意度。
左达和徐艺同时笑起来，徐艺最后还是被左达的笑惊呆了。左达笑着站起来张开双臂看着天空，又突然转过头来看着徐艺。
以此为背景，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具体分析西部欠发达省份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结合该类地区不同农村家庭的特征，讨论政府在农业结构变迁中的行为对于普通家庭和留守家庭在农业生产模式方面产生的影响(10) Uri N. D.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Applied Economics .2006年第20期，第1383-1400页。。考虑到研究创新性，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和资料获取的便利性，笔者选择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为研究对象，整理其1994—2017年间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关统计数据，围绕精准扶贫实践展开具体分析，在累计因果关系理论视角下，对该类地区未来的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农村家庭的生产决策提出建议。
二、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经济结构的变迁
农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其增长方式和增长速度，与农业产业结构关系密不可分(11) 范小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6期，第4-10页。 ，并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和阶段性(12) 舒燕：《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广东省数据》，《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20期，第39-41页。 。大体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初级阶段，第一产业在地区经济整体中占较大比重，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占较大比重，其中农业总产值中传统种植业占绝对优势，粮食作物产量明显高于经济作物，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速高于供给增速，出现相对短缺，农村劳动力转移几乎停滞；这一阶段主要是为发展农业产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发展阶段，第一产业在地区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工业化带动农业的生产手段和技术水平逐渐改善，粮食产值大幅度提高，同时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也明显增多，从产量型、生产型的农业逐步走向效益型、商品型的农业，政府开始扶持林、牧、渔业发展，从而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第二产业向农业“索取”原材料，促使农业内部，尤其是种植业内部的结构升级；瓶颈阶段，第一产业的发展遇到短暂的瓶颈，生产由资源约束改变为市场约束和技术约束，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也会出现暂时的趋同现象，各类无差异化的农产品会由于过度竞争而导致市场不能出清，出现不同程度的剩余，不利于区域间农业产业的分工与协作，使得特色产业的形成和主导产业的培育出现混淆现象；成熟阶段，政府在坚持因地制宜和突出各区域的“相对比较优势”的原则上对行政区域内的农业进行新的产业规划和产业布局，辖区内形成合理、高效的区域化产业分工体系。与此同时，政府鼓励和推广技术咨询、转让、服务及研发，最终形成专业化、区域化、特色化和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格局，实现将农业的产业化纵深推进(13) 姜明伦、 何安华、楼栋等：《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经济学家》2012年第9期，第81-90页。 。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一般情况下用结构变动度来测度某一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14) Kuznets 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 Econom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37.，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由图1可得，临夏州1994年至2017年间第一产业的结构变动度均值为7.61，其中1998至2002年和2009至2013年两个时间区间中相对而言有较为明显的调整，但整体来看这段时期该地区农业经济内部结构变动不大，可以认为该地区的发展没有顺应全国的战略部署与变革，对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进行充分的优化配置。笔者认为，2000年之前临夏的农业经济一直处于初级阶段，至2001—2009年之间逐步进入了发展时期，现阶段该地区农业整体正介于发展期和瓶颈期之间，在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这个阶段将会持续5至10年，逐步向农产品加工、衍生服务业拓展，直至2020年后走向农业创业支撑下的农产品加工+农业衍生服务业链为主的经济模式，如表2所示。
基于自调整因子模糊PID是在传统模糊PID的基础上改进模糊规则，实现控制规则的调整。仿真结果表明:基于自调整因子模糊PID在直流电机速度控制上具有更好的鲁棒性、抗干扰能力，能得到更好的控制效果。
其中，K代表农业产业内部的结构变动度，qi0和qit分别代表该地区基期和测度期农业经济结构中第i产业部门所占比重(i按照农、林、渔、牧的顺序进行排列)，n表示第一产业内部的产业部门类别(n=1,2,3,4)。K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变动的幅度越大；反则反之。有必要说明的是，对于文中K值的计算方法，在学术界受到广泛使用(15) 陈仲常、曹跃群：《产业结构变动分析中K值之研究》，《统计与决策》2003年第3期，第13-14页。 ，但也有学者质疑其所表明的变动不够精确，仅通过简单的变动额绝对值的加总来表明产业结构的变动幅度，计算所得结果可能数字较大，失去了本来的含义。笔者统计了临夏州历年第一产业中各细分类别的生产总值构成并计算其比例，如表1年示。
如图3所示，下部装置本体内侧圆弧与动力钻具紧密贴合，且均匀分布有增摩带和钻井液通道，本体上侧与角差下刻度盘为一体，两侧各有一个固定圆环用于连接链条；上刻度盘与装置本体配合后，再通过限位螺栓固连。下部固定装置结构同上部。
表 1临夏州历年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构成比例
注：数据来自历年统计公报，2003年起统计办法有调整，表中数据作了相应调整。
由于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的经济活动一般以农历年为周期(16) Démurger S., Fournier M., Yang W.“Rural households’ decisions towards income diversification: Evidence from a township in northern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 . 2010年第21期，第32-44页。，大多数人春节之后外出务工经商，农忙时节和年关回家务农、过节，因此本文中也以一年为考察时间间隔，经过计算求得该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变动度K值，如图1所示：
图 1 1994— 2013年临夏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变动度 K值分布
资料来源：由各年统计年鉴计算。
表 2西部民族地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模拟过程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调整，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仍占据主导，畜牧业发展步伐较为缓慢，第一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农业产业化升级难以有效推进。当前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正面临新型城镇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宏大背景(17) 唐铁汉：《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8期，第4-6页。 ，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内部结构调整可能对整体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具体影响，需要在下文中进一步分析。整体而言，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村大都处于类似阶段，因此本研究的结果也具有一定的推广意义。
（5）专属性试验：分别吸取以上3种溶液按拟定的色谱条件进行测定，结果表明，阴性对照色谱中，在与黄芪甲苷、供试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无色谱峰出现，专属性良好，结果见图1。
三、农业经济结构与增长模型构建
设定该地区农业经济内部不同产业结构状态下确定的生产函数为Y=f(X1,X2,……Xn,A)，其中，Y表示第一产业总产出，Xi代表第i(i=1,2,……,n)产业部门的产出，A则代表了政策激励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对上式进行全微分可得：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期间于北京医院内分泌科门诊就诊并接受微创治疗的出血型甲状腺囊性结节患者15例。其中男性6例，女性9例；年龄（53.7±13.9）岁；囊性结节单发14例，多发1例，大小范围4.9～59.5 mL，大小（17.41±13.84）mL。本研究获得全部患者的知情同意。
再向两边同时除以Y，可得
其中：
由此，本文用以下模型来对临夏地区农业产业内部结构挑战对该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回归分析：
则代表政策激励和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记为α0，
由此将公式改写为：
表示第i个产业部门Xi的产出弹性，记为αi；
为保持研究一致性，此处同样选取1994年至2013年的统计数据构建时间序列，其中Y表示临夏州农业产业总产值指数，Xi(i=1,2,3,4)分别表示狭义的传统农业(种植业)、林业、渔业以及牧业的产值指数。对其进行回归处理，并在初步回归模型存在序列相关性的情况下，采用一阶自回归模型进行修正，所得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临夏州第一产业增长影响回归模型
以临夏州传统种植业产值为标准列，将1994年至2017年的统计数据代入上述公式，得出种植业与其主要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序列，整理后得出结果：
同时计算结果也证明，该地区的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与经济的增长存在相关性。从各产业的弹性数值具体来看，传统的种植业对临夏地区农业产业的整体发展推动作用最大，其次是该地区具有明显优势的畜牧业，而如前所述，由于渔业生产规模总量太小，对该地区农业产业发展的整体贡献不明显。对于该地区农业生产整体结构中所占比例较大的种植业和畜牧业，有必要进一步分析，通过回归模型预测二者在农业总产出中所占比例的短期变化，得到如下结果：
提出分类方案的总体要求。5.2.1“立档单位应对归档文件进行科学分类，同一全宗应保持分类方案的一致性与稳定性”；
其中，畜牧业可决系数为0.91，伴随概率为0.000，MAPE值为0.766，CP值为0.935，种植业可决系数为0.93，伴随概率为0.000，MAPE值为0.694，CP值为0.97，可以认为该模型拟合优度高，预测值比较符合现实状况。由上述回归模型中也可看出，该地区种植业和畜牧业两大部门之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态，前者在农业生产整体中比例增加时，相应会引起后者比例下降。尽管这种趋势并不明显，但理应引起西部欠发达地区各地方政府的关注，我国西部有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往往集中生活在具有鲜明文化习俗特色的民族社区中，例如穆斯林的“哲玛提”(18) 王建兵、王文棣：《西部民族贫困社区生活状况分析——东乡族、撒拉族和回族民族社区的实证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26-29页。 ，按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性规律，以及对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生活习惯的认知，当前农业经济结构发展的趋势应当是种植业比例适当下降，而畜牧业比例相应提升。自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战略构想，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各方面工作都应该将其作为指导思想来开展实践(19) 郝亚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 现实背景、理论内涵及实践路径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3期，第22-28页。 ，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把握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从居住生活、工作学习、吃穿娱乐、婚丧嫁娶等日常环节开始，营造尊重少数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社会氛围。在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以政府主导为推动力，扶持特色畜牧业的良性发展，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20) 尹广文：《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构研究》，《兰州学刊》2019年第5期，第148-160页。 ，也有利于促进各民族文化繁荣和谐发展。
四、传统农业的灰色关联分析
根据前文分析，传统的种植业仍然在西部欠发达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受到哪些因素的具体影响。相关学术研究较少，独特文化环境下的一些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还不明确，符合“小样本”、“贫信息”和“不确定性”的特质(21) 刘思峰：《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8-51页。 ，因此有理由借助灰色系统理论展开研究，首先确定分析序列，分别设特征行为序列(参考序列或母序列)和相关因素序列(比较序列或子序列)：
再对母序列和子序列进行消除量纲的处理，经数据变换后的母序列和子序列分别为：
在氨茶碱和氨溴特罗基础上联用甲泼尼龙和特布他林对支气管哮喘患者的治疗作用 ……………………… 杨能学（15）：2119
然后令关联系数为：
最后计算母序列和子序列的灰色关联度：
在岩体顶部及岩体内接触带，从花岗岩的矿物成分看，其中钾长石有明显降低，而黑云母则有明显增加，碱性长石也有明显增高。在斜长石化学成分中，Na、Rb均较高，而K则显著降低。
由计算结果可见，调整后的R2系数为0.986，F统计量的伴随概率为0.000，DW计算值接近2，意味着拟合优度较好。在95%的置信水平下，种植业、畜牧业和林业的参数估计结果显著，而该模型对渔业的影响作用估计结果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是受自然条件和人文因素的限制，整个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渔业总产值多年来规模较小。
在研究涉及时间段内，该地区有效灌溉面积年均增长1.14%，化肥施用量年均增长3%，温室塑料大棚薄膜使用量年均增长25%，农业耗电量年均增长6.9%。而传统种植业的产值增长主要受到有效灌溉、化肥施用以及温室塑料大棚的推广这三项因素的影响，受到农机耗电量、机械化程度以及粮食作物的产量等因素的影响较小。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认为该地区的农业生产还没有进入现代化模式，仍然依靠较为落后的手段来维持产量，需要进一步从内外部两方面讨论其原因和影响。
内部原因主要是农村劳动力的自身素质特点，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处于劳动年龄，拥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相对较高人力资本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外出务工，或在当地就近进入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22) Yang 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Househol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Philippine Migrants’ Exchange Rate Shocks”，Economic Journal . 2006, 118(528):591-630.，以获取更高的经济回报(23) Dustmann C. “Return migration, uncertainty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1997年第52期，第295-316页。，而滞留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有代表性的“386199”群体(24) 杜鹏：《聚焦“386199”现象关注农村留守家庭》，《人口研究》2004年第28期，第25-36页。 ，即劳动能力、知识技术均比较落后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25) Edward T.J., López-Feldman A. “Does Migration Make Rural Households More Productive? Evidence from Mexico”，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2010,46(1): 68-90(23).，一般而言，这部分人群对新技术接受和掌握能力较差(26) Mendola M. “Mig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rural households: Complements or substitut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2008, 85:150-175.，同时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接受过专业化培训的人仅占总体的15%(27) 张宗益、周勇、卢顺霞等：《西部地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 动因及其对策》，《统计研究》2007第12期，第9-15页。 ，进一步拉大了这种差距。笔者在访谈中也发现，由于民族信仰等问题，临夏的外流劳动人口多数倾向于到新疆、青海、甘肃等同样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种西向的劳动力迁移加剧了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村较低水平劳动力的剩余和高素质人才紧缺并存的独特现象。
本试验在设计时，就以5%大豆卵磷脂浓度组为中间点，因为这与卵黄中卵磷脂的含量相当，结果也证明了5%大豆卵磷脂组的保存效果，但试验结果却为1. 25%大豆卵磷脂浓度组更好，其原因可能是：大豆卵磷脂的浓度的高低会影响精子的活力和复苏率，在较高浓度的溶液中对精子运动产生阻力较大，造成大量能量消耗，从而精子的存活率、活力等都大大降低。也可能是因为卵磷脂生产厂家、纯度等不同以及不同品种之间具有一定差异造成。所以推测是否在1. 25%浓度下还有更优的浓度组，需进一步试验验证。
而外部原因主要是自然生态资源制约，我国西部大部分欠发达地区自然环境恶劣，耕地绝对数量少且肥力不高，临夏州仅30%的耕地适合种植高效经济作物，其余大多数耕地零散、交通不便，往往处于高寒阴湿区，缺乏对自然灾害的基本抵御能力，大量的山地、丘陵也限制了大型农用机械的普及使用，缺乏规模化生产效应。另外，农业技术和资金支撑体系不健全也是一个长期未解决的问题，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基层政府普遍掌握极为有限的资源，在农户开展农业生产的各环节中，难以提供有效地指导和帮助。由于农产品的附加值低，农民对市场的预测和判断能力不足，农产品价格受经济景气和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金融机构对农业生产这样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高行业的贷款比较慎重，涉农贷款供需矛盾逐步显现。而在建设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东部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开始活跃的民间金融力量还没有进入西部欠发达地区。信用合作社成为农村金融体系的绝对主导，这种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必然导致供求双方议价能力的严重不对称，农户贷款利率偏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户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的资金需求(28) 吴成颂：《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的策略研究》，《经济纵横》2009年第1期，第93-95页。 。
在社长引导下，社员说出一些深埋在内心深处的秘密、挫折或阴影，也有人藉此机会说出自己的暗恋情事或是情伤。
当前这种生产方式存在明显缺陷，一方面依赖化肥、灌溉等手段支撑的农业生产规模会对西部地区生态脆弱性产生恶劣影响，另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结构的改变，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依赖人力的传统生产模式不可持续，也与城乡统筹发展，农村住户市民化的趋势相背离。因此调动各方社会资源，推进西部欠发达民族聚居区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已经势在必行。
五、资源约束条件下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的博弈
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既有资源的有限性成为农户在农业生产决策中的主要约束条件，对于农村留守家庭而言，尽管主要劳动力外出寻求工作机会导致家庭农业劳动力缺乏，但受到家庭经济状况、农业技术水平和认知局限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数也会像一般非留守家庭一样，将传统的农作物种植作为家庭主要的生产形式和收入来源(29) 李春平、沈菊琴、帅友良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流出人口个体和家庭特征研究——以贵州省某县为例》，《西北人口》2012第6期，第41-44页。 。这种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不通过一些有导向性的措施和政策来干涉当地农户的农业生产模式，则在生态资源、农业环境和生产模式相似的农村一般家庭(非留守)与留守家庭之间形成相互博弈(30) 谢识予：《经济博弈论》，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45页。 ，其过程如表4所示：
表 4资源和生产结构相似的两类农村家庭博弈组合
保持现有的种植或养殖结构，其产出所得收入为Y1；进行差异化种植或养殖结构调整之后，其产出所得收入为Y2；结构调整过程中农户为了克服信息及技术壁垒所花费的成本、退出原产业的固定成本损耗、以及不可预见的风险成本和沉淀成本设定为C；模型假定调整后的特色农产品其收益Y2要大于一般农产品的收益Y1；而由于调整种养结构所需的农资总成本的上升，以及生产技术和加工工艺的落后，导致附加值较低的农产品化程度不高，故而模型假定短期内Y2-C〈Y1。在这个纳什均衡中，由于西部欠发达地区固有的农户文化程度不高，对农产品市场的预测和判断能力不足等缺陷，农户难以打破当前的均衡状况，会导致某一区域内的农业家庭生产决策出现负面的“羊群效应”，无论是家庭劳动力相对短缺，但有其他经济来源的留守家庭，还是依赖传统农业生产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信息相对闭塞的一般农村家庭，都会选择种植或养殖相似度高、替代程度大的初级农产品，从而可能进一步引起“柠檬效应”，即由于市场上供求双方对农产品优劣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致使优质农产品的市场份额被挤占甚至被驱逐出市场；同时，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低，不能对自身的供给能力和市场的有效需求进行充分调研和科学预测，导致生产的盲目性和产业的趋同性，没有能够根据地域特色和自身禀赋优势安排具有差异化和个性化的农产品生产结构，特别是留守家庭中，以农业劳动力资源短缺的现实条件盲目加入趋同的初级农产品生产队伍，毫无优势可言(31) 高红艳：《西北贫困回族社区农业劳动力流动的方式和特点分析——宁夏T村的实地研究》，《新疆农垦经济》2006年第8期，第12-17页。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西部一些生态脆弱地区，每年生产的粮食作物等农产品都难以保障家庭内部成员的需求。而在中观层面来看，这种策略选择下的该地区农业发展整体水平也远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
在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尤其是西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纳入“一带一路”战略部署之中(32) 盛毅、余海燕、岳朝敏：《关于“一带一路”战略内涵、特性及战略重点综述》，《经济体制改革》2015年第1期，第24-29页。 ，为了调整经济结构，更好地抓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机遇，当出现市场失灵时，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有动力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以推动产业升级，如表5所示：
表 5当地政府介入后农户和政府之间的博弈组合
设各级政府为了引导和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在动员宣传、技术指导以及人员培训方面所花费的财政成本为C0，在引导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中直接支付给农户的农资补贴为N，而在新的产业结构下，农户调整生产模式后最终获得的产出为Y0，且Y0-C0-N为非负。当各项满足Y1>Y2+N-C的条件时，可以认为政府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户选择趋同生产，但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充分了解各区域互补性和比较优势的重要性，或者政府官员个人受到落后政绩观和攀比意识的影响，制定了缺乏合理的农业鼓励政策，影响了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户家庭增收(33) 贺宇：《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利益冲突: 一个社会博弈的视角》，《学术研究》2008年第4期，第71-75+80页。 ；当Y1〈Y2+N-C的情况出现时，博弈双方打破了纳什均衡，农户和政府本着利益最优化原则在混合策略中达到新的均衡；当地农户自主调整的期望最优收益条件为(C+Y1-Y2)/N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引导和推行的期望最优收益条件为C0/(Y0-N)。换言之，当C、Y1较大，Y2、N较小时，农户调整生产结构的动机更多来自主观判断和对于市场趋势的预估，而当C0、N较大，Y0较小时，农户主动调整生产结构更多是为了获取政府补贴，本质而言是政府引导和推行农户进行生产结构调整，进而在农产品市场上获得整体性比较优势。考虑到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家庭一般特点，多数收入偏低、观念陈旧，拥有的耕地较为分散且多在山地，政府推动农业生产结构转型的成本较高，但对于农村留守家庭而言，有动力利用外出成员提供的经济支持合理补偿劳动力短缺，例如适当利用农业机械辅助生产等。同时外出的家庭成员回家后带来新的信息和理念，使他们相对更容易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和农业技术(34) 胡雯、胡俊波、张毓峰：《农民工返乡创业历史流变: 阶段演进及内在逻辑》，《农村经济》2013年第8期，第97-101页。 ，反而适合发展高附加值的种植业和其他经济性农产业。
西部各省份都有针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出台一些专门的办法和政策，其中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拥有较高人力资本和先进知识结构的党员干部有针对性地主动帮扶农村地区贫困家庭，为他们提供生产指导和经济活动中的信息辅助服务，能够更好地调动农户自主调整农业生产模式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信心和技术实力，从而在整体上更好地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效果。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一方面希望农村外出人口带动留守家庭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市民化，另一方面，需要更加稳定和逐步改良的农村家庭生产模式以提高收入，西部地区整体而言精准扶贫工作推进卓有成效(35) 张健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何以更给力》，《人民论坛》2018年第16期，第112-113页。 ，但贫困户地理分布分散，发展积极性不高，也难以大规模照搬固定模式(36) 杨振强：《精准扶贫视域下西部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发展模式研究》，《学术论坛》2017年第期3期，第125-129+165页。 ，至今仍未有看到针对民族地区特别是农村留守家庭的专项政策措施。但有理由认为，这种渐进发展的趋势是一个典型的累积因果循环过程，其中政府的财政补贴措施和对农户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支持能够对农村家庭产生积极影响，借势农业结构调整不断提高农业附加值，进一步建立和巩固自身优势，促进产业升级，推动新的因果关系循环积累(37) 周京奎、王岳龙：《大中城市周边农地非农化进程驱动机制分析——基于中国13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经济评论》2010年第2期，第24-34页。 。对于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而言，应该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落实国家相关农业发展政策，充分与农户和第三方支持组织沟通协调，才能有效促进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38) Ellis F. “The Determinants of Rur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 2000年, 51(2):第289-302页。，实现农村家庭和地方政府的双赢。特别对于农村留守家庭而言，这个过程也是摆脱劳动力绝对数量缺乏劣势的很好机会(39) 魏宁宁、李一男：《中国农村改革对留守问题的影响因素分析》，《东岳论丛》2010年第8期，第152-155页。 。
六、结论与建议
对于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的农业结构优化，笔者提出如下建议：地方政府应争取发挥自身优势特色，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规模发展的前提下，注重积累自身优势。本着“宜农则农、宜牧则牧”的原则，旱区以旱作梯田为主，鼓励以生态保持、小微水利工程为主的农田建设；川塬地区应多建造节能温室和塑料大棚，种植地方特色林果；潮湿区应在保持经济作物种植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发展草食畜牧业，加强农业区域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形成优势互补的特色经济。组建农产品加工、农资供应、综合服务等多种形式的农村合作经济实体，不断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规模和效益。在保证和稳定粮食生产量的前提下，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转向需求收入弹性较高的农产品，降低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提高经济作物的生产规模，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升高而适当引导食品消费结构改变；对于市场需求空间较大的畜牧业生产，应该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40) 王颂吉、白永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西部城镇化发展升级》，《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51-59页。 。同时规划、设计和改造一部分农田基本建设，使其成为具有农业生产和旅游景观双重功能的特色生态示范园，倡导体验旅游，鼓励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户家庭开发农家乐项目，由地方政府统筹布局，促成产业耦合。
这个过程中，当地农户的生产决策则应区分不同情况：典型的农村留守家庭一般体现出资金优势和劳动力劣势，有理由通过发展劳动力需求较少，技术含量较高的特色农业生产项目来缩小相对劣势；而常规家庭则可以尝试在“务农+就近务工”的成熟模式中充分发挥劳动力数量的比较优势，在农业和服务业结合部寻求机会(41) Gasson R. ”Goals and Values of Farmer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 2008年, 24(3):第521-542页。。整体上，农村家庭应该充分利用农村职业教育资源，强化实用性技能的培训，加快建立与农村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的农村人力资源体系；由地方政府参与促进农业技术推广，鼓励农技人员深入农村开展培训和指导生产(42) 程名望、史清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与实证分析》，《经济评论》2009年第2期，第20-26页。 。同时因地制宜引进和开发一批优良品种，改进本州的畜牧业，利用适度的规模经营和农畜食品的精深加工，拉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辐射带动和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代表了一种整合城市高人力资本、新知识体系，向民族地区农村提供整体性全方位协助的发展思路(43) 黄顺君：《“一带一路”战略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优势、困境与路径》，《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7期，第179-182页。 ，并通过基层政府的实践探索得以改良和落地，既能够调动公共部门广大人员的积极性，也符合国家发展新型城镇化战略思路，有利于地方发展优势的循环累积。在实践中，应当注意将“点对点”式的精准帮扶有效转换为长效整合的协同发展机制，在农业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形成新的优势累积，真正帮助农户特别是留守家庭发展。同时应考虑政策灵活性，积极创新服务方式(44) 张红伟、 张学兵：《西部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分析》，《天府新论》2012年第5期，第46-51页。 ，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等新的支农信贷产品(45) 董君：《西部地区农村发展融资供给约束问题研究》，《农村经济》2011年第9期，第67-71页。 ，扩大农业资金来源。
Agricultural Industry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Left -behind Family in Minority Area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umulative Causation Theory
Li Yinan Guo Jia Li Xin
Abstract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area is a key factor for social harmony. To achieve this goal, a basic requirement is to keep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developed west China, especially the minority inhabit district, the main part of economic structure is still agriculture. High demanding for labors and low return rates made most of the local rural families facing a hard time. For the left-behind families who are extremely lack of agricultural labors the situation is much worse. In this paper we use data of Linxia district of Gansu province from1994 to 2017 to analyze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conomic growth. Point out that Linxia and most of other western rural undeveloped minority districts are generally at the same development stage.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still the mainstream. Then we analyze the fun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structure adjustment, the changing trend and possible influence it may b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mulative causation theory, we indicate that loc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ould help the rural left-behind families. Through the policy guidance, these families are possible to reduce relative disadvantages and achieve bett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issues; cumulative causation; rural left-behind; urbanization
作者简介： 李一男，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郭佳,兰州文理学院教师；李鑫，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征信管理处。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绩效管理研究”(项目编号:71433005)；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移民文化变迁与农村留守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5YJC630066)。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 2019) 09-0177 -13
责任编辑： 尚卓玛
标签：精准扶贫论文; 三农问题论文; 累积因果论文; 农村留守论文; 城镇化论文;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论文; 兰州文理学院论文;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征信管理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