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红[1]2016年在《中国区域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些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发展态势发生显着变化,主要有叁个判断,一是我国进入了“叁期迭加”,即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经济刺激政策消化期,二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叁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态势是“L”型而不是“U”型或“V”型。针对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下行压力,“供给侧”改革成为当前研究中国经济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投资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增量效应,即当前的投资结构决定了一国或一个地区未来的产业结构,投资直接作用于一国或一个地区未来的供给能力,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与长期增长速度,因此,投资与“供给侧”改革密切相关,研究清楚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当前做好“供给侧”改革的内在要求,特别是在当前“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重要关口时期。投资作为经济产出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对资本形成、资本存量增加具有重要的作用,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现代经济周期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其认为投资的变动要领先于产出的变动,并且投资的波动幅度更大,投资是经济产出的重要先行指标。在以支出法GDP的构成要素来看,消费、净出口与投资相比,时变波动性明显较弱,因此,投资可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转变的重要预警指标之一。同时,投资作为内生于经济产出的变量之一,具有加速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力的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经济加速发展进一步带动投资规模扩大,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拥有更大的投资规模,进而更加有利于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差距不断扩大。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强调的中心-外围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相一致,在不同地理尺度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中心-外围”交错的发展局面。总体上,投资结构、投资效率、投资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下,研究如何有效提高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从区域视角研究中国各省区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广泛借鉴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分析政府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异同,以及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测算并分析分析我国省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速、投资效率的区域差异,利用变异系数、Moran's I等相对差异和空间自相关指标,分析我国省际投资差距的演化和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变特征;通过将投资界定为水平经济效应和增长经济效应,借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收敛理论分别建立实证检验模型,实证分析我国投资与经济产出和增长的关系,建立空间杜宾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重要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当前的民间投资驱缓、经济景气下行、资金“脱实向虚”、部分区域剧烈调整等问题,提出提高投资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引言。该部分主要包括论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相关文献综述,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并给出本文的结构安排和主要创新点。第二章是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包括对论文研究关注的对象,投资、资本回报率、经济增长、财政分权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对区域经济差异、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进行简要概述;对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阐述,重点关注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异同、资本回报率的差异表现与成因,以及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第叁章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省际差异分析。本章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为重要研究对象,首先分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包括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时间趋势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时间趋势变化、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变化、项目建设性质情况、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演变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规模水平、增长速度、投资贡献率等指标存在着明显的省际差异。根据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表现,可将其划分1978年至1991年增速剧烈波动、1992年至2001年倒V型反转、2002年至2007年投资规模持续上升、2008年至2014年波动下行4个阶段。其次,从省际层面细致分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差异表现,包括省际规模速度、占全国比重的基本表现和位序变化情况,投资率的省际差异表现极其全国行政区划的图示分析,发现我国的投资高增长省份表现为东部沿海、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相继轮动的局面,各省投资增长情况受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影响较大。利用极差、极值比、标准差和变异系数计算分析全国省际固定资产规模和速度、投资率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发现我国省际投资规模、增速和投资率的差距水平呈现周期性变化特征,当前的区域差距较大。第四章是投资效率的省际差异与空间相依特征。本章首先对我国投资效率进行省际比较分析,应用投资贡献率和增量资本边际产出率(ICOR)两个指标对我国省际投资效率进行测量,并分析纵向横向的差异表现和动态变化;发现我国省际投资效率演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和空间相依特征。结合投资率指标分析,发现我国部分经济发达地区较早的出现了“高投资率、低投资贡献率”的情况,投资率、投资贡献率和ICOR值较为紧密的数量关系,叁者出现了较为一致的变动趋势和数值水平。当前的东北地区投资指标“叁高”表明东北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推动,增长质量低,增长可持续性差。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效率也不容乐观,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投资效率相对稳定,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其次,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省际投资效率的空间相依特征进行分析,应用Moran’s I统计量分析投资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发现我国省际投资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即较高投资效率的省份相互邻近,较低投资效率的省份相互邻近。局部Moran散点图分析某一省份与周边省份投资效率的差异情况,分析发现东北和西部偏南的高投资贡献率省份相互集聚,东部沿海低投资贡献率的省份相互集聚。第五章是投资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本章首先研究投资经济增长效应的经济逻辑,提出投资的水平经济效应和增长经济效应,考虑不同种类投资的经济效应及其内在的关联关系,并分析其他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作用;其次,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经济收敛模型为理论原点,建立研究投资两种经济效应的实证模型,考虑公共投资经济效应、财政分权的地区政府投资行为以及FDI为代表的投资总量构成影响,在指标变量选取处理上,将人力资本、工业化、城市化、进出口规模视为控制变量,将物质资本存量、财政分权水平、FDI、投资贡献率、增量资本产出率作为与投资相关的重要解释变量;再次,针对我国省际样本数据,根据经典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计量分析方法进行说明,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省际投资具有显着的水平经济效应,但不存在增长经济效应。人均资本存量对人均GDP水平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616,人均资本存量增加1%,可以提升人均GDP水平0.616%;考虑空间溢出作用影响后,新增资本边际产出率对经济增长率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别为-0.341、-0.461和-0.803,由于投资效率较低,省际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率形成负向的冲击影响。最后是第六章,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归纳本文研究获得重要结论基础上,结合我国省际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刺激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加快政府转型、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引导资金“脱虚向实”等提高投资效率的对策建议。
周宇[2]2007年在《基于面板数据的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的今天,知识经济的兴起日益凸现了教育的突出地位和作用,教育对我国而言,不仅是一项高社会效益的战略性事业,更是一项高经济效益的基础性产业,已被作为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意义的知识产业和关键性基础设施,提到了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并纳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教育投资是发展教育事业的物质保证。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必须加大对教育投资的力度。因此,研究中国教育投资问题,特别是研究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适应当前世界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形态发展的新形势,对于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赶超发达国家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不同的层面探讨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揭示它们之间的规律,并对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分析我国各地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以期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宏观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雷辉[3]2006年在《改革以来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效率研究》文中认为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现代增长理论,无不将资本积累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其它要素相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直接和显着。投资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短期的需求效应,即投资是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投资增加能够直接拉动总需求的扩张,从而带动总产出水平的增长;二是长期的供给效应,投资可以形成新的资本,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因此,没有投资就不可能有产出,没有投资的增长,经济就不可能保持一定的增长。不仅如此,在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中,投资波动一直被认为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因此,投资变化是判断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指标,投资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变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在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大起大落,也就是说是以交替性的扩张和紧缩为明显特征的;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要素大量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而不是效率驱动式的集约型增长,显然目前这种粗放型的增长不具备可持续性。而这两方面的问题都与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对改革以来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效率的研究就成为本文的主题。随着经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投资主体已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目前国有经济仍在我国投资结构中占有较大优势,我国的投资的主体依然是政府而非企业。作为内涵式投资主要形式的更新改造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为我国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在技术改造及效率提高方面投入不足。不仅如此,通过固定投资决定模型我们还可得出,由于体制性的“软预算”约束机制的存在以及利率尚未市场化,我国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应并不敏感,利率弹性较小。改革以来我国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周期基本吻合,我国的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波动引起的,经济体制和宏观政策因素的影响是造成我国投资波动和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并且,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改革以来逐年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强劲地拉动了我国的内需,提高了经济的供给能力,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不仅如此,我国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还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近年来我国的投资率呈逐年攀升趋势,而消费率却呈下降趋势,目前我国存在着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即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的现象。造成这种失衡现象的原因,既有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工业化进程因素,又有投融资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因素。而显然目前的高投资、低消费的格局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以及就业产生一系列负面的影响。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改变目前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局面的关键所在。在测算出我国资本存量的基础上,通过计算我国的资本产出比(K/Y)、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我们发现近年来我国的投资效率在下降,并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呈下降趋势,而要素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在逐年上升。这说明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所驱动的,是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而非依靠技术进步的、集约式的经济增长。提高我国投资效率的根本途径在于:完善投融资体制,提高更新改造投资的比重,增加技术进步的投入,以实现我国经济的集约式增长。总之,只有从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良性循环。
肖向东[4]2015年在《城乡发展一体化对我国扩大内需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扩大内需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现实,必须寻求可靠且可持续的扩大内需的机制和途径,从根本上使人们有需求愿意并且有持续的需求能力,这是扩大内需的关键。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目标,也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其本质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均衡地满足城乡居民的需要。因此,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本质上蕴藏着巨大的内需空间,能成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抓手,探究其扩大内需的机理与效应,既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指向,又能为解决内需不足的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参考。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运用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系统地研究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内需效应扩大的城乡发展一体化优化发展的对策建议。在对城乡发展一体化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文章从数理模型和理论分析两个方面阐释城乡发展一体化影响内需扩大的机理。一方面,以城乡人口融合为切入点,结合城乡融合理论和生产函数理论构建模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分析了城镇农村人口的增加对内需扩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理论阐释城乡发展一体化影响内需扩大的机理在于它通过城乡经济发展协调化、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均等化、城乡文化教育同步化、城乡生态环境共生化、城乡区域空间融合化等五个层面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产生影响。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的评价体系,并运用AHP模型对中国2003-2012年的30个省(含自治区和直辖市)及东、中、西部叁大板块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空间差异较大,大致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其中东部地区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部结构失衡且空间相关性显着。同时,通过对我国内部需求现状考察发现,我国总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是消费需求明显滞后于投资需求,全国各省域的需求变动趋势不均衡。理论探讨部分是后文进行实证分析的客观依据。实证研究部分包括第四至第六章,分别就城乡发展一体化对扩大我国总体内部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影响及其约束条件进行实证分析。1.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整体效应。从总体上看,城乡发展一体化与总内部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各层次的消费需求均为正相关的关系,说明城乡发展一体化能促进内需扩大。但是,在内部需求结构中,由于投资需求对消费需求的“挤占”作用,我国内需扩大的主因仍然是投资需求。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对政府投资需求的影响存在倒U型曲线的特征,对民间投资需求的影响显着为正,这说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初级阶段,政府投资需求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提高,政府投资会越来越少,企业或市场将成为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水平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府投资扩张形成的需求效应,导致整体投资需求效应下降。2.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区域效应及其约束条件: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效应区域差异明显,这种差异特征呈现出区域集聚性。总体而言,中部和东部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对总内部需求和消费需求扩大的促进作用较为显着,而西部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投资需求效应和政府消费需求效应高于中部和东部。可能的原因在于本研究数据限于近10余年,而这段时间中部区域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进程加快,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居民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而东部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水平总体较高,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这就使得该区域居民消费需求能力较强,需求水平较高,所以总体内需效应较大。西部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水平总体较低,政府投资和消费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中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城乡发展一体化影响内需的约束条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可以解释城乡发展一体化内需效应区域差异特征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相对高级或具备其他不同经济比较优势的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对内需扩大的正向促进效应相对较好,劳动力流动、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社会保障支出、宏观税负等方面因素的提升与总体内部需求及总消费需求正相关,但这些因素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正向促进效应不存在线性关系。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人均财政决算的大小与总消费需求呈负相关的关系,这意味着政府投资水平扩张会压缩消费需求,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3.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结构效应: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结构效应不均衡,城乡经济发展协调和居民生活质量均等扩大内需的路径呈倒U型状态,且东部地区的拐点值相对较高。城乡生态环境共生化程度和区域空间融合化程度对内部需求呈现正向促进作用,中西部区域空间地域融合城乡发展一体化对内部需求的促进作用相对较高。城乡文化教育融合对投资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的影响显着为正,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不显着。在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就国内外典型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模式扩大需求的经验与启示进行了分析,探讨并借鉴相关国家和地区在提升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水平的同时努力实现其内需效应的经验。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和交通网络融合的重视、推动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国家层面上科学的城乡全局规划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前提,必须基于区域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模式。从长远看来,只有依靠市场力量驱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使城市和农村实现高水平的整体推进,才最有利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深化,最能够实现多层次的、稳定的驱动效果,从而带来内需水平的显着提升。要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效应,必须进一步优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发展。基于内需扩大的效应,文章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优化发展的政策建议: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夯实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社会基础;优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结构,发挥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结构效应;加强城乡互动与区域融合,发挥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区域效应;加强制度改革与创新,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效应保驾护航。
刘兵[5]2009年在《公共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时期,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其中,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难题。努力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协调发展,是中央和各级政府长期坚持的全部区域发展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和基本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伟大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六届叁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东中西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等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些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而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些差距不仅开始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而且有可能威胁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在区域发展中,由于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和缩小区域差距中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灵,因此,政府宏观调控特别是政府公共投资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平衡和协调区域发展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政府如何进行区域公共投资,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政府公共投资与区域协调发展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许多成果,而且也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有关中国公共投资和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综观这些研究,大多是从某一方面来研究区域发展问题,虽然有学者研究公共投资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但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本文基于区域发展和公共投资的相关理论,首先对区域发展差距状况进行描述,并进行制度分析;其次,分析地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地方公共投资的规模、结构变动规律问;第叁,分别从政府教育、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投资和农村公共投资等方面分析它们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四,从不同经济体制、公平与效率、政府公共投资政策等方面研究这些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最后,根据以上实证研究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公共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见第2章。该部分主要对公共投资与区域发展等相关理论进行综述。通过文献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区域发展差距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和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很早就重视通过改善交通、资助教育、鼓励资金、技术和人才向落后地区流动等积极措施来缩小区域差距,这也是发达国家区域差距比发展中国家小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程中,我们不仅应重视市场经济力量的作用,而且还应发挥政府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直接和间接的调控作用。不仅要发挥物质资本的作用,而且还要大力发展人力资本,重视制度环境和政策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加强政府公共投资对区域发展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加强基础设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的作用。第二部分是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与制度分析,见第3章。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总体趋势。在政策和体制层面上,倾斜性的区域政策、区域投资体制不完善、区域投资配置的失衡是导致中西部与东部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第叁部分是地方公共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分析,包括第4章。这一部分首先运用数理方法分析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及其约束条件,并运用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区域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其次,对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东中西叁大地区地方公共投资结构演进进行分析,并实证分析了地方财政支出对公共投资结构产生的影响。最后,对公共投资的区域选择与地域空间进行均衡条件分析。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演绎出了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及其约束条件,揭示出了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公共投资能力及其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差异性,分析了地区财政支出对公共投资结构产生的影响。第四部分是从区域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区域公共服务以及区域农村公共产品等方面研究公共投资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包括5、6、7、8、9章。该部分内容主要是运用数据实证分析不同区域(东中西部、农村和城镇)公共投资对区域发展差距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公共投资规模和效率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进一步指出了发挥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在具体操作上,提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教育的投入、制定并实施基本公共服务配置标准,将极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见第10章,笔者系统地概括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程静[6]2011年在《地方政府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重要源泉和主要推动力,投资政策也成为我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工具之一。地方政府作为区域内国有资产投资的出资人,通过财政等渠道对各个行业各个部门进行投资,广泛、深刻地影响着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对投资体制改革、地区产业结构以及其它主体投资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由于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也使得其投资行为具有很强的行政性特征。同时,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该如何通过制定更为恰当的投资体制等方式来规范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实现对地区产业结构、其它主体投资的良性影响,实现对地区经济的推动作用,都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对地方政府投资及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通过渐进的方式逐渐将其对经济的直接管理权限削弱,而把相当一部分权利如对国有经济的支配权以及剩余索取权和地方经济管理权都转移到地方政府手中,这就明显增强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决策上的权力和干预当地经济的能力。同时,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要促进本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加之地方政府税收的多少与当地经济发展的情况紧密相连；目前中国考核政府官员业绩的重要的指标也是GDP的增长速度和就业问题的解决。因此地方政府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就有了非常高的积极性,而最直接、最有效、最常用的发展本地经济的手段就是投资拉动。本文以四川省为例对我国地方政府投资现状、范围、职能、我国地方政府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地方政府投资体制、地方政府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期达到以下目的：一、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展开系统分析,寻求正确和有效的途径来引导和规范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充分发挥地方政府投资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推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二、通过研究地方政府投资作为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中央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影响,探寻促进经济稳定回升,优化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路径；叁、以四川省为例对地方政府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对地方政府投资如何更为有效地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四、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投资体制发展历程和存在问题、地方政府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以四川省为例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本文共分八章,其中,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的结构安排等。本文综合运用了宏微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基础,进行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总体分析与个案分析、规模分析与结构分析、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等多种分析方法,并采集了四川省从1985年到2011年相关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第二章对国内外在政府投资、地方政府投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相关理论和文献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在地方政府投资方面,本文主要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和投资行为短期化的原因、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地方政府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研究。最后,通过对地方政府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理论和文献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对地方政府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二、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观、地方保护主义、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等原因形成投资冲动,从而导致投资过热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出现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初衷相悖的现象；叁、投资体制改革就是要使政府职能发生变化,使政府逐渐摆脱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职能,而回归到国有资本所有者的定位上来；四、地方政府投资对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地区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五、地方政府今后投资的重点和方向应转到创建优质的投资环境、弥补市场不足、为民间资本提供服务上来。第叁、四、五、六章对当前地方政府投资中存在且与地区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几大热点问题即地方政府与地区产业结构的关系、地方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和地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叁个主要问题对地方政府投资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第叁章总体对政府投资和地方政府投资的目的、职能、资金来源、投资范围、存在问题、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等内容进行了阐述。地方政府投资职能主要包括：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优化地区经济结构,确保资源合理配置、提高辖区社会福利水平、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本文指出当前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如地方投资的主导地位日益增强、投资行为渐趋理性、缺乏规范的投资决策制度,且投资范围过宽、投资资金来源有待规范和拓宽等。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积极作用在于推动了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推动了投资体制创新、推进了地区产业结构的演进、带动了其它主体的投资；消极的方面在于可能引发过度招商现象、造成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使地区经济粗放增长、增大金融风险、低效益投资的现象。第四章论述了地方政府投资与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关系,并围绕以下几个问题着重作了阐述：一是“十二五”规划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二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加快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因；叁是充分的资金来源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前提条件；四是高风险性是产业升级中投资活动的主要障碍；五是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采用的投资方式。最后以四川省为例,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和政府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应遵循的原则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五章对投资体制与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关系、我国投资体制的演进历程、《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重要举措、意义和目标、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投资体制、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投资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四川省政府投资体制改革进展状况作了一些讲解。第六章对我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发展历程、我国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发展的相关政策、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比较、当前我国民间投资面临的困境等内容进行了研究,并采用计量方法对四川省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七章对地方政府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和现实影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建设进行了研究；以四川省为例,对四川省政府投资现状和投资重点进行了概述,并阐述了国家在西部大开发、金融危机时期国家提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5、12”地震灾后重建等背景下所制订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四川省政府投资的影响四川省在西部大开发新10年和成渝经济区建设中的投资规划和重点以及四川省政府投融资平台建设的现状和作用,并选取相关变量,采用四川省的统计数据,建立模型对地方政府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短期来看,政府投资能够给经济增长带来强有力的拉动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低迷,而在长期,必须大力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产业投资领域,政府投资今后要逐渐从一般性的竞争领域中退出,回归到为其它投资主体创造基础性条件和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上来。第八章在前面七章研究的基础之上,分别针对规范和引导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投资体制、地方政府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加快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建设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在西部大开发、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和地震灾后背景下的四川省政府投资进行了研究,探讨特定背景和政策对地方政府投资的影响；二是通过建立宏观和计量模型,以四川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种作用在最后都会转化为人力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的积极影响,从而使经济最终走向内生增长；叁是建立了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两个模型,对四川省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民间投资将是今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应大力发展民间投资。本文的不足之处：一是由于当前地方政府投资并未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投资范围较广泛,因而本文对于地方政府具体投资产业方面的论述不是很充分；二是在于由于四川省地处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现状及国家政策倾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选取其作为研究地方政府投资的实例,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无法代表中国东部和中部地方政府的投资现状；叁是本文作了一些发展经济学方向的研究,因为这个方向的研究对创新性和时效性特别强,所以本文的研究还有待根据相关学科的前沿理论作进一步的提升。
李占兵[7]2007年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马克思关于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理论,结合我国历年和当前经济运行实际情况,比较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大致是沿着从理论性分析到经验性分析再到经济矛盾分析从而提出政策建议的思路展开的。首先,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马克思把资本使用的数量和资本使用的效率看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则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一是总投入,主要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叁个生产要素;二是单位投入的产出,主要包括资源配置的改善、知识进步和规模经济叁种要素。通过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我们认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叁个途径来进行的。一是通过资金投入带动经济增长;二是通过投资带动经济结构的调整来推动经济增长;叁是通过投资促使知识存量的增加和技术进步带动经济增长。从资金投入的角度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投资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本文第二章正是从此角度出发,得出资金的投入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巨的作用,经济增长也随着投资的波动而波动,根据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与承受能力,确定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应在9.7%左右。我国近期投资率应把握在35%—40%,适应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适度投资增长率应为11.5% ,将1992-2006年的平均增速16.5%作为投资增长的上限。从经济结构角度看,经济结构一般都是从产出角度来考察的,是国民经济各组成要素对国民经济总产值贡献的大小及比例关系;而投资一般从投入的角度来考察的,投资结构是指一定时期投资总量中所含各类投资的构成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之间的分配比例。因此,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了投资与经济结构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是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具有较强关联性的两方不同的侧面。如果把经济增长视为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过程,而一定时期的经济总量实际上又等于所有结构的总量的话,那么,经济增长也就等于结构总量的增长。而从动态的角度看,分析经济增长总是不能离开经济结构这一前提的,任何增长都是在一定经济结构条件下的增长,经济结构会从多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本文第叁章正是从此角度出发,得出第二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要使经济增长保持一定速度需要发展第二产业,要提高我国科技水平需要发展第二产业,实现工业化更需要发展第二产业;农业发展逐年弱化,虽然,目前农业发展对GDP快速增长贡献不大(这是农业发展严重滞后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但我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农业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与政治的稳定,因此,不能过于忽视。对于第叁产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物质财富生产部门即第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不能盲目发展第叁产业,否则一是造成资源的浪费,二是容易造成经济的波动。目前房地产超前经济增长便带来很多问题。叁次产业协调发展符合当前经济形势。从技术进步角度看,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投资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投资是技术进步的载体。任何技术成果的应用都必须通过某些投资活动来体现,它是技术与经济联系的纽带;另一方面,技术本身也是一种投资的结果。任何一项技术成果都是投入一定的人力资本和资源等的产物,新的技术开发和应用都离不开投资活动。本文第四章正是从此角度出发,得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小,自主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必由之路。最后,本文第五章从我国目前的投资与经济增长现状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宏观经济存在不和谐的迹象,有过热的嫌疑;通过分析宏观经济不和谐的表面原因和深层次的原因,从而得出对目前经济形势的四点看法。第一,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降低投资与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延长经济增长周期;第二,不能轻改革重调控;第叁,投资热主要是房地产热,过度依赖房地产将严重阻碍经济结构升级,对现阶段房地产发展宜采取中性偏紧的政策,避免房地产过度投资套牢中国经济;第四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不是能源、资源短缺和产能过剩,而是缺乏可以支配的技术和创新能力。其中,根据本文的思想阐述了目前宏观调控的具体思路,一是对资本投入总量加以控制,二是从提高投入-产出率着手,叁是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的比重。在调控思路确定以后,同时要考虑到经济政策的滞后性,注意调控的力度,这就要密切监测经济数据各项指标,防止矫枉过正。
杨景海[8]2016年在《能源消耗、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文中指出我国经济持续了 30多年的快速增长,以高能耗、高投资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增长取得了明显的宏观收益。但是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片面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同时也带来高昂的能源消耗成本,以及由于能源过度消耗而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环境污染成本、高投资形成的坏账成本等宏观成本的积累,导致宏观收益质量的下降以及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这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亦即前期宏观调控政策产生的后遗症。所以,在经济"新常态"下,要求向经济增长质量转型,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本文认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核心问题是降低经济增长中的宏观成本。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保证宏观调控的科学有效,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重点应加强宏观成本管理。在我国,虽然高能源消耗、高投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但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是没有考虑或忽视了宏观成本存在的增长模式。在宏观成本约束、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自主创新能力要求的背景下,如果继续保持过去粗放式生产方式以追求快速经济增长速度,则不仅违背了经济增长规律,还会加剧现有的矛盾,造成进一步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应有内涵、绿色发展新思维以及转型时期宏观成本管理观念的提出,其基本理论依据之一便是宏观成本,即今后的经济增长是在低宏观成本约束下的绿色增长,其核心理念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依据宏观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及宏观成本边界理论,要求约束经济增长中的长期宏观成本和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等方面协调起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源消耗是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宏观成本。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许多国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能源消耗问题,难以支撑经济持续增长。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背景下,如何从成本管理角度来协调能源消耗、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界定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扩大绿色节能和低碳产品应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不断迸发的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经济大局稳定,就成为我国在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上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以辽宁省为例,运用Granger实证研究方法,以辽宁省1978—2012年能源消耗的序列时间数据为样本,对辽宁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辽宁省的能源消耗和GDP之间存在长期变化的趋势。同时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辽宁省2000-2012年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兼与上海市比较),测度结果显示辽宁低效率、高能耗的能源使用方式对资源透支严重,国民经济综合素质、民生改善与成果共享及经济增长效率等维度指数增长缓慢,说明辽宁依靠要素效率的增长模式没有形成,国民经济综合素质不高,民生的福利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这些都显着影响着辽宁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国内关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和策略的归纳、总结及介绍上,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是对经济增长优劣程度的价值判断。但本文认为目前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宏观成本这一基本问题。基于宏观成本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之间的互动机制、宏观成本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应有内涵以及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等基本观念上,学术界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却极为有限,很少有学者能运用宏观成本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实际来深入研究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本文立足于此,从会计学成本管理角度出发,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主要文献进行梳理,以相关理论为基础,采用案例研究、实证研究等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了会计学、成本管理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理论,结合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期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对能源消耗、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进行研究,同时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期的宏观成本管理研究理念进行了阐释;并从宏观成本政策层面、微观企业行为层面提出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建议,实现宏、微观的衔接,以期引起会计学界、经济学界的关注与思考。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提出了成本管理研究的新框架、拓展了会计学成本管理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理论研究角度的创新等。分析并论证了"宏观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宏观成本边界"、"宏观成本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应有内涵"等创新观念。同时,本文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期的宏观成本管理提出了"成本管理重心转移"、"拓宽成本管理领域"、"拓展成本会计核算范围"等研究观念;并基于宏观成本内涵及可持续发展要求,提出了构建企业成本核算的新模式。由于受实践经验和研究能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本文对能源消耗、宏观成本、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等问题的研究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仍需在以后继续做深入的研究。
陈雪[9]2005年在《中国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面对当今世界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伴随中国入世的步伐,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进程也在不断加深,中国的金融开放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如何,是非常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因此,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上,以经济增长理论和金融开放的相关理论为依据,通过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分解,对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定性分析,其中既包括金融开放项下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分别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包括经济增长中的储蓄、投资因素与金融开放的关系。此外,本文还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不仅从整体上对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还从储蓄与投资的角度对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有针对性的提出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对策。
李峰峰[10]2014年在《动态耦合视角下的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获得了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也非常突出。由此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6应该如何合理解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经济高速增长并存的现象?虽然已有诸多研究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探讨了收入分配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一方面大都局限于从单一角度如城乡收入分配、地区收入分配、行业收入分配等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难以全面阐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未能紧密结合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自身的特点(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等等)深入探讨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以致结论并不一定能够反映一国或地区的实际情况。鉴于此,本文在综述关于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于系统论和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及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理论和现代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基于动态耦合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收入分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并据此提出调控收入分配,促进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政策建议。为了把握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特征,并据此构建符合中国经济增长自身特征的分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变动趋势进行了刻画,结果显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具有四个典型特征:第一,地区收入分配、城镇内部收入分配、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国有单位收入分配、城镇集体单位收入分配、其他单位收入分配的绝对差异均呈现持续扩大趋势。第二,地区收入分配、国有单位收入分配、城镇集体单位收入分配相对差距都呈现出先扩大后又有所缩小的变动趋势。第叁,城镇内部收入分配、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相对差异较小,且保持较为平稳的变动趋势。比较而言,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要大于城镇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第四,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表现出逐步扩大的态势。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的收入分配的相对差异在近年来趋于缩小。相对来说,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因此,只有将收入分配看成包含地区收入分配、城乡收入分配、行业收入分配、不同所有制收入分配的系统,才能全面分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本文接下来立足于中国经济增长自身的特点6尽管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但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国内需求拉动,而且通过扩大内需来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一直是我国政府追求的目标,并考虑到中国社会税率由中央政府决定;虽然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但居民人力资本投资需求旺盛,低收入家庭就是靠借贷也要供子女接受教育;我国政府也一贯高度重视社会稳定维持工作,以致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机制、教育77生育决策机制、社会稳定性机制难以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选取消费需求作为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因素。然后根据消费需求结构的优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作用,结合收入分配格局对消费需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影响,提出了基于系统论和耦合理论的分析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6收入分配系统与消费需求系统的耦合77消费需求结构77产业结构77经济增长。该分析框架将收入分配视为包含地区收入分配、城乡收入分配、行业收入分配、所有制收入分配在内的系统,运用系统论和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分析和测度该系统与消费需求系统的耦合程度亦即二者之间的匹配程度,从动态耦合视角来揭示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既能够较为全面地刻画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使我们能够根据收入分配系统中各因素与消费需求系统中各因素的耦合情况,来确定关键的影响因素,从而可确定收入分配调控的重点及扩大国内需求的着力点,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进一步就所提出的基于系统论和耦合理论的研究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框架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从两个层面展开:首先基于系统论和耦合理论测算收入分配系统与消费需求系统之间的耦合度,旨在分析收入分配子系统与消费需求子系统之间的匹配程度。其次,以消费需求增长为被解释变量,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总耦合度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旨在探讨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子系统之间的匹配程度是否促进了消费需求增长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对全国和东中西叁大地区89年间收入分配77消费需求系统的耦合度的测度结果表明,我国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之间的总耦合度较高,即二者之间存在较高的匹配程度。这种较高的匹配程度使我国收入分配至少在中短期内推动了消费需求结构,进而产业结构的有效升级,从而促进了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之间的总耦合度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对大小密切相关。收入分配差距相对缩小时,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之间的总耦合度相对较高。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时,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之间的总耦合度相对较低;相对突出的城乡收入差距,使得城乡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联度总体上要低于地区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联度、所有制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联度、行业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联度。以消费需求增长为被解释变量,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总耦合度为解释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总耦合度对消费需求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影响。这证实了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子系统之间的匹配程度促进了我国消费需求增长,进而促进了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最后,基于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了调控收入分配,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6()应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惠民生政策的实施力度,努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以进一步降低居民整体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增强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之间的耦合度即匹配程度,推动消费需求结构升级进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要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通过城乡统筹、转移支付等措施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以尽快遏制城乡收入差距过快增长的势头。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应通过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其消费能力;引导居民更新消费观念,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改善消费环境,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等措施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因为尽管我国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之间具有较高耦合度即匹配程度,但如何让居民敢于消费对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和经济增长亦至关重要。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提高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匹配度,从而推动消费需求的有效升级,进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参考文献：
[1]. 中国区域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徐淑红. 吉林大学. 2016
[2]. 基于面板数据的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 周宇. 湖南大学. 2007
[3]. 改革以来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效率研究[D]. 雷辉.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4]. 城乡发展一体化对我国扩大内需的影响研究[D]. 肖向东. 湖南大学. 2015
[5]. 公共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 刘兵. 浙江大学. 2009
[6]. 地方政府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研究[D]. 程静.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7].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D]. 李占兵.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8]. 能源消耗、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D]. 杨景海.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9]. 中国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 陈雪. 南京理工大学. 2005
[10]. 动态耦合视角下的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D]. 李峰峰. 湖南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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