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多学科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伊论文,多学科论文,主义论文,斯兰论文,原教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中东地区的冲击，使西方真切地感受到了源自伊斯兰文明复兴的强大压力。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淡化，宗教作为影响国际政治的因素，其影响力日益凸现出来。当前，从宗教角度观察国际问题仍属有待拓深的前沿性话题。笔者不揣学浅，尝试从政治学、经济学和宗教学几个层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来龙去脉做深层分析。
一、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学分析
1.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具有不稳定性
苏联学者费·米·布尔拉茨基、维叶·齐尔金把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归纳为六项：(1)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是通过革命而产生的；(2)政治体制结合了新、旧因素，即反映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影响的因素和受社会主义政治影响的因素；(3)政权的单一阶级性反映不够明显；(4)国家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的作用；(5)统治者具有重要权力力量；(6)政治文化和民主机构不发达，习惯势力和传统行为准则对政治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力。（注：王沪宁：《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面临的任务和挑战》，载《上海社会科学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有不同成分的传统因素，使得各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因素（如传统文化、宗教势力、部落习俗等）与各种现代性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对政治体制的发展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最大的特征便是它的不稳定性。据政治学家S·E·芬纳教授的统计，1962-1975年间全世界发生政变共104起，其中绝大多数出现在发展中国家。
就中东地区而言，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各国政治体制中程度不同地包含着上述几方面的特征，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伊斯兰教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国家或是把伊斯兰教奉为国教，或是把《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义视为指导社会政治生活的国家法律。教权主义与世俗主义之争一直是中东各国政治生活中甚为醒目的一道风景。一些政府所倡导的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就本国国情来说，属于一种舶来品。民族主义政府所奉行的一些基本条，如政教分离而不是政教合一、效忠国家而不是效忠真主，都是与伊斯兰传统格格不入的。由于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精神认同，这种世俗民族主义不仅需要理论上的自我开掘，还需要经济上的显赫成绩以为支撑。因此，中东国家的世俗政权时时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改革与保守、世俗与宗教等几种力量的碰撞、冲突。使得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此外，中东各国政治体制的不稳定性还有其自身原因。一般来说，中东各国的民族主义多是靠政治上的不断宣传鼓动和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而缺乏系统有效的政治制度保障。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东各国大都是在五六十年代遍及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崛起的，政治革新在前，而与之相关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心理仍停留在殖民时期。国情使然，加之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们有意无意略去了政党、民主参与等一些被视为“程序性”的东西，而直接发号施令。他们（如纳赛尔）更多的是作为个人而不是组织，借助强力意志而不是多数认同去管理一切事务。这种政治决策模式或许有效一时，但这幢政治大厦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代风云人物的领袖风范和个人魅力作为最大的一笔政治遗产，是无法被后人所继承的。这正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旦这种民族主义模式不能用事实证明它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政治上不能有效地反抗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尤其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咄咄进逼，情绪一再受挫的中东各国人民便会撤回他们曾经给予过的政治支持，而很容易转向以对传统宗教忠诚为特征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则以国家形态的形式将这种教权主义与世俗主义之争推到了历史前台。（注：参见拙文：《从民族主义到原教旨主义》，载《世界民族》，1998年第1期。）
2.外部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是激活原教旨主义的直接原因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曾经从“挑战与应战”这一独特视角揭示了文明的起源、发展与衰落。他认为，产生文明的环境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环境，这种困难环境对生活于其中的那部分人类构成了一种挑战，为了奋起应付这种挑战，人类表现出空前的努力，于是一种文明就在这“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中产生了。这一历史方法对我们分析、探讨当代原教旨主义兴起的原因具有启迪意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新的文明现象。这场运动是在当代阿拉伯世界存在重重危机的背景下兴起、壮大的，“伊斯兰教以一种特殊的使命感面对现代世界”（注：爱德华·贾吉著、刘鹏辉译：《世界十大宗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24页。）的结果，是对面临的内忧外患做出的一种应战性反应。
首先，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对伊斯兰世界的严峻挑战是激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直接原因。当年，由于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做出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过分偏袒以色列，而严重侵犯了阿拉伯人的合法主权，因此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日起，阿、以双方便种下冲突的祸根。其后，以色列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断向阿拉伯世界扩张。在几次中东战争中，大片阿拉伯领土被占领，180万阿拉伯人沦为难民，连圣城耶路撒冷也成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犹太复国主义者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构成了对伊斯兰世界的严峻挑战。尽管阿拉伯世界做了巨大努力，但试图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阿、以冲突的雄图大略皆付之流水。四次中东战争只是使以色列越战越强，对领土的野心日益膨胀。而阿拉伯世界难以忍受的屈辱感则日胜一日。正是由于“阿拉伯国家的地位低下与军事上成功的以色列形成鲜明对比，对此所导致的耻辱感难以消除”，（注：Michel Cartis,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Westview Press,1991,p.6.（米歇尔·卡提斯：《宗教与中东政治》，西方观点出版社，1991年，第6页））直接导致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
阿拉伯民族带着这种难以抚平的心理创作走进后冷战时代，别无选择地坐到谈判桌前，然而，中东和谈更是一场以强凌弱、力量对比悬殊的不公正谈判。从1991年马德里和会开始，巴勒斯坦只得到了被占领土的有限权力，军事、外交大权仍把持在以色列手中。试想，数十年来，阿拉伯世界为解放被占领土，争取一个公正、圆满的结局进行了不懈的艰辛努力，但当他们发现在和平已成为中东的大势所趋，而和平的结果却是阿拉伯人近乎一无所有时，对向来以不畏强暴著称的阿拉伯民族来说，他们本被压抑的愤怒能就此平息下来吗？因此，众多穆斯林群众出于对阿、以冲突的极度不满，使他们更多地从宗教中寻求继续反抗的旗帜。这便为当今原教旨主义继续从事政治、军事活动提供了新的生存土壤。
其次，西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中东的渗透和扩张也是诱发原教旨主义的重要原因。中东地区因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历来为西方霸权主义所垂涎。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中东的历史发展进程，它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50年代，美国在中东拼建“中东司令部”和“中东防御组织”，建立包括“巴格达条约组织”在内的“北层防线”，积极培植亲美势力。同时，美国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与阿拉伯世界结有夙怨的以色列视为中东战略伙伴，并在处理阿、以关系问题上大搞双重标准。苏联人同样不甘落后，他们利用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号，积极插手中东事务。他们于1979年对独立主权国家阿富汗的入侵，更是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公然践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蛮横争夺，严重损害了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权，伤害了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感。可以说，70年代末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
1991年，海湾战争的爆发实质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为美国推行新霸权主义、加紧向中东渗透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正如伊朗前外长韦拉亚提所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为那些想支配波斯湾地区的大国的出场提供了借口。”（注：李伟建：《霍梅尼之后的伊朗》，载《中东研究》1991年号。）海湾战争的最终结果，一则是使昔日团结统一的阿拉伯世界分裂，短期内无法拼组成能与西方以及以色列抗衡的力量集团；再则便是亲西方的穆斯林国家惟美国马首是瞻。世纪之交，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更加突出，它在中东地区，东面遏制伊朗和伊拉克，西面压迫巴、以进行和谈，使得中东事务处处打上美国的印记。这不能不说是阿拉伯世界的一大悲哀。“恰恰因为挫折，穆斯林比以往更多地转向伊斯兰”。（注：G·H·詹森著、高晓译：《战斗的伊斯兰》，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6页。）新霸权主义的咄咄进逼，激发起广大穆斯林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已悄然殒落的时代，这种反西方情绪便转而依附于更具合法性、神圣性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强烈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笔可资利用的天然政治资源。这时，根植于传统宗教心理基础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广大群众所信仰的宗教为旗帜采取行动，往往能一呼百应，获得其他手段所难以企及的鼓动效果。这样，政治运动因注入宗教因素而焕发新的青春，传统宗教也因介入政治领域获得了新的生命价值。
二、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分析
1.现代化过程本身蕴含着分裂效应
政治独立后，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国家的现代化，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便成为迫切追求的头等大事。然而，建设一个新秩序远比破坏旧秩序艰难复杂得多。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漫长、充满了风险的历史过程。“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注：〔美〕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38页。）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实际意味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历史变迁。过于急剧的社会变化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在某些方面出现“脱节”，乃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失衡状态。与此同时，“社会和经济变革必然分裂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并破坏对传统权威的忠诚”。（注：〔美〕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34页。）它在引进、吸纳各种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必然会与传统社会发生抵牾，从而激发各种传统利益集团谋求各自利益的意识，如区域意识、宗教意识、部族意识等，而这些社会势力在传统社会中只是些相当低级、处于原生状态的组织团体。由于现代化进程对许多传统认同渠道的破坏，余下的少数渠道（如宗教）便一跃成为各种因在现代化中利益失落而对社会极度不满者的共同的传声筒。即使这些不满者相互也有利益冲突亦复如此。而宗教在许多国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体地位，使之往往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众多失意者的共同反抗旗帜。因此，现代化早期“常有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出现”。（注：〔美〕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35页。）时至今日，伊斯兰革命及其后遍及中东各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蔓延至少已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点。
2.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失败是导致原教旨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
就穆斯林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除了要富国强民，克服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扰外，还背负着如何处理在广大穆斯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伊斯兰教与外来的现代化关系的历史重任。同时，由于战后东西方霸权主义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巨大压力，穆斯林国家还面临着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以色列赶出被占领土的现实政治课题。因此，穆斯林国家实际同时面临着两项历史性任务，即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向西方看齐，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具有启蒙性质的现代化模式；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则以反西方、排拒西方文化殖民侵略作为具有民族解放色彩的救亡任务。
首先，由于西方国家以经过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伦理为文化底蕴，率先完成了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因此，长期以来，西方化自然被那些一心渴望向现代社会迈进的穆斯林国家奉为治世良方加以实行。然而，在这些以伊斯兰文化为民族主体文化的国家，伊斯兰教两世兼重，包罗万象的信仰体系，使之历来成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精神主宰。与此相适应，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伊玛目、乌里玛、毛拉、阿訇等）也构成一支休戚相关的利益共谋集团。伊斯兰文化强烈的唯我意识，及现代化进程对传统宗教集团的冲击（经济利益削减、政治边缘化趋势），使之注定成为这些国家领导者推行现代化道路上的巨大惰性力量。而且，“伊斯兰国家向现代化的转变，大多是由当政的统治者自上而下地推行，而不是出自社会内在的自发进程”，（注：戴康生：《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刍议》，载《西亚非洲》，1989年第2期。）因而缺乏强大的政治、社会文化支持和内在的经济驱动。事实上，伊斯兰世界尚未从根本上做好接受现代文明洗礼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心理准备。
在伊斯兰国家，缺乏合法性支持的现代化在其实施过程中犯下的任何错误，包括人为原因和客观过程本身的缺陷，统统是一向视现代化为异端的宗教传统势力所不能原谅的。相反，这些失误为宗教势力维护自己既得利益提供了绝好的批判口实。加之传统宗教理论也在不断修正、补充，它通过吸收现代性的某些成分，如西方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等，从而以伊斯兰复兴的形式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力。因此，当阿拉伯国家推行世俗化、嫁接西方模式的努力遭受挫折，出现诸如经济停滞、贫富分化、腐败蔓延等种种社会难题时，宗教界反现实的批判之声与广大群众厌倦了西方“舶来品”的一再试验又总是失败、渴望以发自内部的新的社会变革获得成功的社会心态相结合，便使人们选择了无所不包的伊斯兰教，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把具有不谬真理性的伊斯兰教作为一劳永逸的突围路径。
三、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学分析
1.意识形态层面：原教旨主义国家观及其与西方政治制度的冲突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能发展至今天的规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绝非一日之功。我们所见到的原教旨主义的种种现象实际只是被重重历史迷雾所掩盖的内在历史逻辑的外在表现。因此，要想把握客观本质，必须穷源溯流，对伊斯兰教的有关史实做必要的回顾和梳理。
在伊斯兰教发展早期，国家形式采取的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组织社会生活的政治体制，即麦地那公社（乌玛）和“正统哈里发制度”。它突破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外壳，而完全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之上，已具有民族国家雏形。尽管正统哈里发制度只实行了短短30年（632-661年）便因阶级国家的形成化为乌有，但这一时期因保留着氏族社会的民主遗风和对外征服的赫赫战绩，而成为穆斯林所仰慕的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作为阿拉伯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开创性质的国家体制更为后世的伊斯兰教法学家构建国家理论提供了极好的修正坐标。首先，他们认为只有严格遵循圣训、实行哈里统治的政体才能算合法政体。它的另一面含义便是对政教分离、走世俗化道路的政权和法理的否定。其次，由此形成回溯性的历史观。尽管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国家模式早已随着历史前进化为泡影，且从此再无法复原，但作为一种回溯性的历史心态，它指向历史源头而不是当今时代和未来，它超越现实政治，因而也保留下随时批判时政的无上资格。原教旨主义的永恒主题是：净化信仰，消除腐败，正本清源，返朴归真。（注：参见吴云贵：《伊斯兰教法概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每逢重大历史关头，总有一股思潮要诉诸传统，从宗教源头寻找济世良方，形成政治复古主义的反复发作。
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家极力鼓吹重建“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实际仍不过是古代哈里发制度的变种。针对现代民族理论，原教旨主义政治学说主要从四个方面加以批判和诘难。首先，该学说认为把人类分成较小而相互对抗的单位，否定了《古兰经》所说的人类的整体性和普遍性。真主只有一个，他的子孙也应同属一家。其次，民族主义之所以错误，不仅因为它划分人类，而且因为它分裂由忠实信徒组成的社会团体——乌玛。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现代国家，但却破坏了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它的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第三，民族主义建立起新的崇拜目标，即物质主义国家，它使现代国家成为“安拉的一个伙伴”，亵渎了真主安拉对国家的绝对主权地位。最后，最要不得的正是“西方”特点的民族国家，它是西方的产物。（注：G·H·詹森著、高晓译：《战斗的伊斯兰》，第155页。）现代国家理论作为源自异域文明的“舶来品”缺乏深层的文化认同，在以伊斯兰教为主体文化的阿拉伯国家，它所承受的传统压力远比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大得多。而且，现代民族理论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使其比之伊斯兰政治观少了一种政治力量，少了一点价值超越和批判意识，而这恰恰是使国民加强凝聚力不可或缺的精神凝结剂。因此，一旦事实证明阿拉伯民族主义无力捍卫阿拉伯世界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无力通过推行现代化实现富国强民的希冀，作为政治旗帜的民族主义也就威严扫地了。
总之，原教旨主义以正统自居，它的强大存在及其对现行政权合法性的种种攻击，不同程度地消蚀、瓦解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基础，使国家陷入动荡的边缘。
2.传统文化层面：伊斯兰教独特属性及其对西方文化的抗拒
伊斯兰教是一种入世性极强的宗教。它不仅是宗教权威，而且也是阿拉伯国家世俗性权威的源泉。在伊斯兰教的经典教义中，尤其是麦地那章（约占全部《古兰经》的1/3）大多以立法为主题，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伊斯兰教形成包罗万象的独特内质。从伊斯兰教实际传播发展看，它自产生之日起，便与阿拉伯半岛的统一事业结下不解之缘。穆斯林在宗教信念与物质利益的双重驱动下，英勇作战，士气高昂，武功赫赫。穆罕默德本人便是位同时集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于一身的最好典范。可以说，“早期伊斯兰教传播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正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成功，这一成功使原教旨主义作为传统被保留下来。”（注：刘竞主编：《伊斯兰复兴运动论集》，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编，第117页。）伊斯兰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它既有参与政治的理论内容，又有涉足政坛的历史传统，这便为后世原教旨主义在政治活动中大打“宗教牌”提供了起码的培养基因。
深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伊斯兰教从基本信仰上也表现出严格恪守原始教义的价值取向。在伊斯兰教义中，真主安拉被视为统摄宇内、绝对独一的神，《古兰经》被视为是真主借先知之口传达的天启圣谕，其神圣性不容有丝毫质疑。这种严格的一元化模式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它一方面强化着伊斯兰内部信徒的宗教感情，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强烈排斥。而始自10世纪的“创世之门关闭说”更反映出一种内向封闭的历史文化信仰。在强调伊斯兰自足性方面，霍梅尼“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主张或许最能说明问题。
自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挟现代文明之锋芒，对其历史宿敌伊斯兰世界发动了新的征讨。这次除了带来坚船利炮外，还有已成为强势文明的西方文化的侵入。欧洲殖民者把伊斯兰教说成是一种“野蛮和愚昧”的宗教，并不遗余力地宣讲基督教，意在确立文化上的统治地位。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世界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正如苏丹前总理萨迪克·马赫迪所说：“今天，在落后和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我们像一只跳蚤，怀着道德和精神上的种种顾虑面对着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人。”（注：G·H·詹森著、高晓译：《战斗的伊斯兰》，第5页。）在这两种久有积怨，且都以向世界宣教为己任的绝对一神教之间，总是冲突多于理解，仇恨多于宽容，而对历史上东西方几度兵戎相见的记忆也让双方内郁积怨难以释怀，以致“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注：G·H·詹森著、高晓译：《战斗的伊斯兰》，第70页。）并由此日益定格为一种历史文化心态。这一文化心理无疑会妨碍伊斯兰文明心平气静地吸纳西方文化的优秀之处。相反，生活方式愈是世界化，愈会出现“一种保存自居独特文化和语言的愿望，和一种抵制外来影响的情绪”（注：约翰·奈斯比特著、怀晓霞译：《90年代世界发展十大趋势》，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119页。）。况且，西方文化自身也有难以克服的缺陷。在物质发达的西方社会，它的文化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足。正如被指责的那样：“它始终未能为人类的思想提供一丝光明，一线希望，一点信仰，或者给焦虑不安的人们提供哪怕是最为狭窄的通往安宁与平静之途。”（注：凯马尔·卡尔帕特著、陈和丰等译：《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47页。）
从实践来看，中东国家试图通过推行现代化而模仿西方获得经济发展的种种努力并不成功。相反，在“现代化”口号下，大量与伊斯兰传统价值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诸如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及时行乐等思想潮水般入国门。而统治者又不加区分地全盘仿效。事实证明，这种非民族化的行为方式在现代派与传统派之间造成了巨大的文化鸿沟，使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几乎蔓延至整个伊斯兰世界。按照阿尔蒙德的观点，政治文化涉及到政治共同体、政权以及权威人物的合法性问题。即当某一社会的公民愿意服从国家制定和实施的规则，不只是因为不服从就要受到惩罚，而是公民确信遵守是应该的情况下，这个政权以及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反之，则是不合法的。这种政治文化认同意识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怀疑，那么无论制定法律还是执行决策，就将成为问题，并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社会动乱或革命。伊斯兰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便一再遇到政治文化的合法性危机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因而，诉诸传统，弘扬原教旨精神，更符合那些以伊斯兰教为文化底蕴的社会中下层群众的心理，更接近他们希望变革现行社会所能接受的理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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