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要矛盾论文,进程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衡量工业化的水平主要通过人均GDP、非农产业产值比重、 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和工业结构水平4项指标。
从人均GDP指标看，到2005年末，我国人均GDP将达到11400元，按现行汇率换算，为1400美元，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二阶段。
从非农产业产值比重指标看，2005年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为85.1％，农业增加值比重为14.9％。如果按这个指标来衡量，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已越过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从非农产业就业的比重考察，2005年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为53.9％，仍未达到钱纳里模型工业化中期第一阶段在非农产业就业不低于56％的水平。如果按工业化中期第二阶段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达到71％的一般模式标准衡量，当前我国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综合考察，在以上4个指标中，由人均GDP水平、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和工业结构水平3个指标所反映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是一致的， 即工业化处于中期第二阶段或重化工业化阶段中的高加工度化时期；而由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指标所反映的工业化进程则处于初期阶段。这也说明我国仍然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研究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解决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任务艰巨
我国的国情和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劳动就业问题在未来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我国农村，目前劳动力总量大约有5亿人， 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3.3亿人，而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农业部门仅能容纳1.4亿左右的劳动力，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总量达1.8亿以上，也即到2020年，平均每年大约有1000万人需要从农村中转移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调整了传统工业化的农村政策，加快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取消对农业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以及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但是，也必须看到，农民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仍然是不稳定的，离乡并没有真正的离土，离乡也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转移出来的一亿多农民，大多是游离于乡村城市、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群体。
我国2004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1823万人，比2003年增加433万人，增长3.8％；农村外出劳动力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23.8％。2004年农民工年均外出务工时间为8.3个月，外出务工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占81.3％；2003年这一比例为77.6％。这意味着2003年和2004年分别有8838.6万农民工和9612.1万农民工虽然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但不是真正意义的城镇户口居民，不能够与这些城镇户口居民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服务。这些人口虽被统计但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城市化人口，有人称之为“待城市化人口”。这些庞大数量的“待城市化人口”的存在，意味着我国按照城镇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虚高”。
关注和解决“三农”问题，绝不是短期的策略性政策，而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战略性问题。应当把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作为长期的战略性任务。要继续稳定和不断完善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取消限制和歧视农民向非农业转移和向城镇转移的各种做法，通过产业积聚促进农村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与工业的高速增长之所以不同步，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除大城市外，目前许多地区已逐步放宽了农业户口向城镇迁移的限制，但并没有出现城镇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主要是缺乏产业集聚和就业机会，农民在城镇找不到稳定工作，没有相对稳定的、赖以谋生的职业。同时，现行的失业救济、医疗保险、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把进城定居的农民纳入保障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农民只能暂时离土离乡而难以真正实现向城镇的转移。因此，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应当为他们建立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范围。对于跨地区流动的农民，用工企业应当为他们建立失业、养老和失业保险，并能够跨地区兑现的个人账户，以解决离开土地的农民的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稳定转移。
2003年以来，在沿海外来农民工较集中的一些地方，出现了所谓“民工荒”。我国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农村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民工荒”，主要是农民工的工资和应有的福利待遇被压低、劳动条件差造成的，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企业。进城务工农民的工资没有体现保证社会必要劳动的基本要求，而且存在着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差的问题。“民工荒”的出现，实际上是通过劳动力及其工资的市场机制进行强制性的调节，客观上要求企业必须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
有人担心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将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影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第一，提高农民工的工资，首先有助于调整企业主与农民工之间的分配结构，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正，使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能够分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第二，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即使在出口增速下降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第三，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助于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第四，有助于改变依靠低价格参与国际竞争，既牺牲了本国工人利益却又经常遭到进口国家反倾销的出力不讨好的状况。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应当再依靠原始积累的方式发展经济。
二、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瓶颈
资源的有限性，是制约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因素，那种认为在信息化时代，资源的重要性已经下降的观点是片面的，土地、水、森林、矿产资源和石油资源仍然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2004年我国人均消费的能源只有1.4吨标准煤，相当于日本人均能源消费量的四分之一，美国人均能源消费量的七分之一。在2020年我国人口14亿的情况下，如果达到日本人均消费4吨标准煤的水平， 国内能源消费总量就需要达到56亿吨标准煤，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再比如，2004年我国钢产量己达到27000万吨，超过美国和日本两国钢产量的总和， 但我国人均消费的钢产量只有230公斤，不到日本人均消费钢材的四分之一。 如果按照人均占有的能源和钢材产量计算，我国能源和钢材等基础产业的产品产量都还需要成倍增长，但在大多数工业品的生产总量已经很高的情况下，持续增长的空间是有限的。近年来，在经济的持续发展中，由于需求量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资源供应形势全面偏紧。目前我国的主要矿产资源已经出现储量增长远低于开采量增长，开采量增长又低于消费量增长，国内资源保障程度快速下降，新增部分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在2004年的国内需求量中，约有50％的铁矿石和铜矿、33％的铝土矿、40％的原油和44％的木材依靠进口来满足。
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自然资源仍然短缺，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我们必须找到这样一种途径和方式，即在人均占有的水平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条件下，使我国十几亿城乡居民能够过上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
如何解决能源、原材料等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有一种主张认为，资源性产品供不应求是个价格机制问题。只要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或者由市场自发调节其价格，就会抑制需求，使供求关系自动地达到平衡。第二种主张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大进大出，进口能源、原材料来弥补国内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的缺口。
从经济学理论上看，上述两种主张都是对的。但无论是价格上涨还是扩大进口都是有约束条件的。当国内能源、原材料价格超过国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时，将会使我国工业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进而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扩大能源、原材料的进口，无疑是解决国内资源不足的重要措施，但它要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制约，特别是受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与2000年相比较，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上涨了100％，按2004年年进口1.2亿吨石油计算，由于价格上涨，使我国用于进口石油的外汇支出增加了200多亿美元。2004 年进口铁矿石价格比2000年上涨80％；2005年起，从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的铁矿石比2004年的价格再上涨71％。很显然，它将直接使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成本进一步上升，导致建筑、机械、汽车、家用电器等行业的物耗成本的上升，并直接影响到我国工业的竞争力。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平均的工业技术水平落后，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资源的利用效率可分为三个环节：开采效率、加工转换效率、终端利用效率。我国资源利用率不仅表现为终端利用效率较低，在开采和加工转换环节效率也低于国外同类行业。例如，我国有色矿产资源储量回采率不到50％，比国外低10％～20％。据对全国3498个矿山企业进行统计，我国有色金属矿采选回收率为50％～60％，采、选、冶的回收率比国际水平低10％～20％。据对全国845 个矿山的调查，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达70％的矿山仅占7％，综合利用率达50 ％的矿山不到15％，75％的综合型矿山企业的综合利用率不到2％～5％，矿产资源综上所述综合利用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30％。
降低能源、原材料等资源性产品的消耗，是解决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一项紧迫性、战略性的任务。
三、工业化的技术来源过多依赖国外，产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以上，而发达国家均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则在5％左右；在我国的设备投资中，进口设备占投资设备购置总额的比重达60％以上，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依靠进口；我国每年的发明专利数占世界的比重不到3％。
2003年我国的R&D经费总额为1539.6亿元，按汇率换算仅相当于美国的1/16，R&D占GDP的比重仅为1.32％，明显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3％左右的水平；我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已占世界制造业产出总量的6％，而制造业R&D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R&D投入总量的0.3％。
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技术研发能力先天不足，在国际竞争中与工业发达国家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必须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从实践上考察，这种策略有其积极的作用，与发展中国家最初的技术和产业的起点相比，以市场换技术确实起到了缩小技术差距、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例如我国的家用电器工业、轿车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通讯设备制造业，等等。但是发展中国家工业技术进步不能长期建立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基础上，因为你所换到的技术永远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技术。发达国家为了通过技术垄断实现超额利润，在技术转让时，必然要“留一手”。即使是跨国公司的技术研发实行本土化策略，不仅利用了发展中国家廉价的、高素质的科技人才，而且技术的所有权仍然控制在跨国公司手里。因此，我们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同时，必须不断培养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一些重要的技术领域实现跨越。
我国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主要不是工业生产规模和产品产量方面的差距，而是工业经济结构、生产技术水平和产业组织方式上的差距，是研究与开发投入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方面的差距。推进工业技术创新是缩小这种差距的根本出路。
工业技术创新的战略性目标是什么？在继续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的同时，要不要积极培育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这些问题是在全面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工业技术创新的目标与战略，应当服从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国防安全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应当有利于解决当前和未来我国工业发展的突出矛盾。具体地说，工业技术创新的目标和战略需要着眼于下列重大问题的解决：
第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在20年内全面实现工业化，既要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继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也要不失时机地推进产业升级，增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工业技术创新目标的选择要有利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手段实现现代化；有利于改变在国际制造业分工体系中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产业、为跨国公司做代工的状况；有利于改善国际贸易条件，增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换代。
第二，我国人口众多但资源有限，在这种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增加工业品的人均占有水平，面临着资源短缺矛盾，特别是优质能源短缺的矛盾和困难。工业科技创新目标的选择要着眼于解决我国能源、原材料、水和森林等资源短缺与国内需求量日益增长的矛盾。
第三，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实现祖国的统一，并为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做好准备，建立以现代高技术为基础的、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工业，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实现国防现代化，是我国工业科技创新的一项不可懈怠的战略性任务。
四、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地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即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不断向经济繁荣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下降。1995年，东部11省市实现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为55.7％，2000年这一比重提高到57.3％，2004年又进一步提高到58.4％；相应地，中部8省所占比重从1995年的26.1％下降到2000年的25.6％和2004年的24.7％，西部12省区市所占比重则从18.2％分别下降到17.1％和16.9％。从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看，1995年，东部和西部的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7104.3元和3035.3元，西部为东部的42.7％；2000年，东部和西部的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11334.5元和4687.3元，西部为东部的41.4％；2004年，东部和西部的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19351.1元和7430元，西部为东部的38.4％。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呈加速扩大趋势。
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生产要素不仅向优势企业集中，而且向优势地区集中，生产要素集中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在区域经济布局的认识和实践问题上，我们纠正了20世纪50～70年代要求各个地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做法。今天在强调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生产要素的集中化趋势。美国的国土面积与我国相近，但65％的GDP 是由西南部的旧金山湾地区和东北部的五大湖地区创造的。日本GDP的70 ％是由东京湾地区和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创造的。以较少的国土面积实现产业集聚，创造更多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产业布局的微观利益应当服从资源利用的宏观效益，而不应当因小失大。它的结果，可能会加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但是必须看到，由于资源配置的效率的提高，为中央政府增强转移支付的能力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生产集中化趋势迫使每个地区必须发展具有本地区比较优势和特色的产业及产品，避免结构趋同，从而提高每一个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这是解决生产集中化趋势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由之路。因此，在制订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应当研究如何正确处理生产集中化趋势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
五、在扩大开放条件下提高国际产业分工地位面临的外部压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逐步融入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迅速扩大，使各国的产业发展及结构调整之间的互动性显著增强，各国之间的产业关联和相互依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为各国带来了更多的分工效益，扩展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以及获得外部资源和先进技术的渠道。
由于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和产业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梯度并掌握着主动权，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发达国家在产业转移中的技术控制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各国经济发展的差距。由于目前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控制了产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始终处在不利的边缘地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产业成长与结构调整的自主性。同时，以要素分工为主导方式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尽管发展中国家的优势资源与外来要素结合的机会增多，但参与国际分工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成长、技术进步以及结构调整产业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并由此促进了我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和出口结构的升级优化。另外，跨国公司的大规模产业进入，促进了行业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加剧了企业竞争，对国内企业产生了积极的竞争示范效应，一些国内企业从跨国公司的产业和技术转移过程中获得了学习机会，增强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虽然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成长和结构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安全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①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偏差和外部依赖；②跨国公司技术转让的水平偏低，而且以生产设备等硬件技术为主。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范围有限；③由于现阶段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主要采取加工贸易方式，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低水平扩张；④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竞争优势，在我国部分行业中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形成了一定的行业垄断，抑制了国内产业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的提高。国际产业转移的负面效应使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利益产生冲突。
针对国际产业转移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利和弊，我国的应对措施也需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和完善。
第一，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一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连，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转移中主要作为承接国是普遍规律。因此，拒绝或收缩接受国际产业转移是不可取的，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应当继续坚持。
第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基础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已形成较强的基础。我们必须避免拉美地区的一些大国在承接国际转移中的教训，即跨国公司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的产业，与此同时GDP增长快但GNP并没有获得相应增长，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受制于人的境地。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我国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性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应以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为主，利用外资为辅。
第三，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和产业链在全球布点的情况下，工业已经没有国界，因此也不存在什么民族工业。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从产业的生产过程看，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确实已超越了国界的限制，但是利益仍然有国界，其中的关键是对于资本的核心技术的控制权。所以对不同产业参与国际分工要进行分类指导，对基础产业的国际合作我国应坚持绝对控股，对技术密集型产业要提升和争夺核心技术的控制能力。
第四，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目的主要是弥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缺品，即资本缺品和技术缺口。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解决资本缺口已不是突出矛盾。国内的资本积累能力和外汇储备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高新技术产业缺乏核心技术。所以利用外资的重点应转向提高质量和水平，外资进入并非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如何获得先进技术、增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是最突出的任务。因此，对外资进入的项目应进行筛选，要求新的投资必须是技术先进的项目。
第五，对于关系到我国产业升级且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及重大技术装备，应坚持中方控股、合作生产、转让技术为主。例如高速铁路、干线大飞机等，暂时国内企业不能制造的部件可以外购，但要加强对引进的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而不应长期依赖从国外购买。
第六，实施政府采购，推动重大技术装备的市场实现。政府的最大支持不仅在于提供多大的投入，而且在于提供多大的市场。20世纪中叶以来，政府采购成为体现国家意志、扶持本国重大技术发展的政策工具。目前，各国政府采购占GDP 的比重已达10％的平均水平，政府采购支出占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国际标准是30％。近几年来，中国开始运用政府采购手段支持重大技术发展。但是，问题在于：一是规模较小，中国政府采购占GDP的比重不到1％；二是规则不全，至今没有一套系统的通过政府采购扶持本国重大技术的行动方案。为此，应尽快将政府采凤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发挥政府采购在重大技术市场实现中的作用。WTO 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购有一定的选用本国技术以及产品的优惠空间，大力扶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技术。政府采购可向这一方向倾斜，以充分利用国际规则。建议国家在京沪高速铁路、核电站建设等重大工程建设领域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或明确要求相关工程使用国产装备。当然，在运用政府采购工具时，应注意避免保护本国落后企业的问题。
第七，尽快推进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税率并轨，例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处于同等的竞争条件，以增强内资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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