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1949－197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香港论文,马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 （2000）01—0088—09
一 前言
马华文学研究者一向将马华文学的发展分成几个阶段，阶段的命名虽有所不同，但大致上以“战前（1945以前）和“战后”（1945以后）作为前提。如马华文史家方修先生著有《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1] 和编有《马华新文学大系》（十册，战前）和《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四册）。[2]另外，由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所编一套8册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也以1945年[3]作为分期。
1945年以前的马华文学，基本上侨民的意识很浓厚。从中国到新马谋生或避难的作家们，并没有长久居住南洋的打算，他们深受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情牵中国家园，时时刻刻关心家国的政治演变。自1919年马华文学滥觞以来，（注：马华新文学紧随1919年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而形成的说法，为众文史家所接受。）中国新文学每个阶段的文艺思潮和所提出来的创作口号，都在马华文坛得到很大的回响，那时期的马华文学被中国的政局紧紧牵引著，文学内容也体视中国背景为多。因此，1949年以前的马华文学，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支流是可以理解的。
甚至战后几年，国共内战，作家流亡海外，经香港到新马的还相当普遍，如马宁、夏衍等，身在新马，心在中国，作品流露浓厚的中国情怀，便是很好的例子。[4]
战后的马华文坛，一方面继续承受中国作家和作品的灌注，一方面也酝酿着文学的本土意识。特别是经历3年零8个月的抗日战斗后，许多新马华人对他们居留的土地有了深厚的感情，希望能够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将对中国的感情渐渐转移到新马来，开始关注新马局势和尝试融入当地生活。
战后新马华人社会明显出现新的政治思潮，那就是不分种族的爱国意识和民族主义抬头，新马人民要求独立的声音开始壮大。[5] 而马华文艺思潮方面，也跟着政治思潮的发展，开始转移了效忠或关注的对象。
1945—1949年是马华文坛主张文艺独特性最热烈的时期，马华作家们意识到落地生根和寻找归属感的强烈要求，1947年至1948年，爆发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争，[6] 是马华文学本土化的重要阶段。
马华文艺独特性的立场，在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之后，得到选择留在新马的写作人的认可，承认马华文学应当反映地方性背景的要求。其实，1948年6月，马共武装的突发事件，[7]也是促使马华文学独特性得到全面性认可的因素。殖民地政府为杜绝中国共产思想对新马华侨的影响，在紧急状态后宣布禁止中国大陆的书籍进口。1949年之后，防范更严，因此切断了中国文学与星马文坛自1919年来建立的密切联系。
1949年以后的新马社会，初尝和平滋味，经济文化百废待兴，一向从中国输入文艺作品之门关闭后，求知若渴的马华社会急需大量的中文精神粮食，而香港，正好在这个时候递补上中国在新马文坛留下的空缺。此后二十多年，取代了中国大陆的角色，深切地影响马华文学的发展。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逐渐由台湾文学接过棒子。
此文将香港文学对马华文学影响的年限定在1949到1975年期间，主要因为1949年中马文学断绝交流，而香港文学在1949年后才有独立的地位。1949年之前，香港不是没有文学作品，而是因为香港作为中国的后方，大部分退守香港的作家创作时，没有意识到本地意识的重要性，只把香港当作暂居的地方，心眼都是向着中国大陆的。[8] 这种本地意识的形成和中国政局牵连的情形，香港和马来亚有着遥遥呼应的契合。
至于以1975为终，仍因为七十年代中期之后，香港对马华文坛的影响进入式微状况，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台湾的现代文学思潮。
此文尝试从1、香港文艺期刊，2、香港文学丛书等方面来探讨香港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
二 香港期刊的角色
1949年后，新马殖民地政府禁止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到新马社会，相反却对英属殖民地的香港所出版的书刊大开方便之门。五六十年代期间，香港出版的五四名家作品、期刊杂志、香港作家的单行本大量流传到新马一带，散布新马各个大小书店，扮演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的角色。
五六十年代的新马华人社会，重视文化教育，民办的华文中小学图书馆文学种类丰富，都藏有香港出版的文学书刊，供学生阅读，从儿童书刊到文学到综合性的都有，不知为马华文坛培养出多少文学新丁。这时期的新马，各地方的书店也可以轻易购得香港出版的读物，而且价钱廉宜。
五六十年代是香港文艺书刊最畅销的时候，主要市场还是新马地区。那时书刊的销售量动辄都在五六千本以上，有的还靠近破万大关。甚至有一个时候，五六种同性质的文艺期刊在同一时期同时出现在新马市场，也受到热烈反应。[9]《中国学生周报》鼎盛时期，除香港版外， 还编有新马版、印尼版和缅甸版，以应付庞大的海外市场要求。
香港中国笔会于1975年举办“香港中国笔会二十周年纪念文艺座谈会”，过后出版论文集《20年来的中国文学》，收录周敏华的《二十年来香港的新文学》报告，详列出20年来（1955—1975），在香港文坛出现的重要作家、期刊、出版社、单行本等，资料齐全，琳琅满目。（注：周敏华《二十年来香港的新文学》，见香港中国笔会文选委员会《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香港，香港中国笔会，1979年，页17—21。列下的期刊有《人人文学》、《文坛》、《文艺新潮》、《华侨文艺》、《文学世界》、《好望角》、《文艺》、《文艺季》、《黄河文艺》、《水星》、《祖国月刊》、《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生活》、《现代杂志》、《今日世界》、《纯文学》、《耕耘》、《金色年代》、《笔端》、《七艺》等。大部分和马汉列出的相同。）这些名字在五六十年代的新马应该是很多文艺青年耳熟能详的，因为能够在香港看到的书刊，几乎都能在新马看到。
单就文艺期刊品种说，在马华作家马汉的回忆文章里，提到当时行销到新马来的文艺期刊时，如数家珍。比如《幽默》半月刊、《人人文学》半月刊、《今日世界》半月刊、《文坛》、《文学世界》、《文艺世纪》月刊、《海光》半月刊、《伴侣》半月刊、《海洋文艺》、《七十年代》、《南洋文艺》、《海澜》月刊、《华侨文艺》、《论语》半月刊、《七艺》、《当代文艺》、《文艺世界》等，[10]在新马拥有大量的读者，许多中年以上的读者至今还津津乐道。
这些多姿多采的文艺期刊，在当年，不止慰藉新马华社会对中华文化的渴求，也为马华文艺思潮的发展起了借鉴作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在中文源流的文坛世界，角色特殊。文艺思潮的宣扬和引进，比起中国大陆或台湾，没有过多的政治禁忌，各种政治立场的期刊自由开放。不论是倾左倾右、政治味道或浓或淡，或无政治立场的期刊，都能够在香港找到。
基于香港和新马的密切关系，香港可以看到的书，大部分都销售到新马市场来，以致新马的中文读者在那十多廿年间，左右逢源，各种思想兼容并包。所以香港的文学思潮变化，也通过文艺期刊介绍到新马去。
香港和新马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环境各有不同，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和思想更是有异，可是五六十年代的新马文坛，却能够充分的接受来自香港的文艺作品和思潮，与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遗波不无关系。1949年殖民地政府切断中马的文化交流，却不曾切断已根植在马华文坛的现实主义思潮的发展，而现实主义也一直成为马华文学的主流。（注：姚天平（姚拓）《二十年来的新马华文文学，收入在《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页78-82。姚先生将新马文学流派分成四大类：1、现实主义（传统写实），2、现实主义极端派（文艺是人民斗争武器），3、文学主义（纯写作，不含动机），4、现代派（现代诗作者）。 他认为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一直是星马文学的主流，文学作者抱著反映现实、暴露黑暗、教育群众、改革社会、赞成革命写作，间中遭遇现代主义的冲激，但基本的写实的态度却不会断绝。如1953年的“反黄色运动”、1956年的“爱国主义运动”，事实上是现实主义的延续与扩展。）
新马社会对现实主义文学延续的需求，正好可以从香港文坛得到填补。1949年的香港文坛，也同样延续五四文学精神，文风多变，但严肃的文学作家还是重视写实和在作品里反映现实生活。[11]基于这个来自共同源流的思潮，难怪新马读者对香港期刊有着相当亲切的好感。
如果香港文学对1949年以后的马华文坛的贡献仅限于提供读物，填补战后文化空虚的话，那恐怕还不足于说明香港文学对新马文学发展的影响。五十年代末，新马文学一边向香港文坛接收传统写实主义的精神，一边也迎接现代文学的到来，在保守的马华文坛加入了新鲜、充满活力的元素，为新马文坛展开百花齐放的盛况作出了良好开端，才是香港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大贡献。
一般上，新马文章谈及现代文学的影响来源，都以“港台”并称，说明新马年轻作者多从港台学习现代文学。马华现代文学领袖，也是天狼星诗社（1973年成立）创办人温任平，把1959年作为马华现代文学的开始。年轻土生土长的作者在新时代寻找适合他们的创作方向，借现代文学的潮流踏入文坛。他们摆脱了对五四及三四十年代中国作家的模仿或延续，一方面寻找新的写作形式与技巧，企图建立新感性；另一方面是发掘新的题材与内容，尝试拓广与“深刻化”作品的内涵，有意为马华文学打开另一个崭新的局面。[12]现今年轻作者多以为新马现代文学的引入只与台湾有关，殊不知，早在五十年代中期，香港期刊已大量向读者译介现代文学作品。
根据香港期刊定期有效率地发行到新马的情况，马华文坛接受现代文学的洗礼，应只比香港稍后。1956年香港创办的《文艺新潮》，大量译介现代世界文学和现代主义，扮演将西方现代文学和理论“直接引渡”到香港的媒介角色。譬如从第2期到第4期，译介了英国诗人史提芬·史宾德评述现代主义消沉的著名散文；英国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希腊现代主义诗人沙伐利等人的作品；也选择法国诗歌和小说，都是有代表性的名作。[13]此外，《今日世界》半月刊也有多篇林以亮（宋淇）的文学理论和译作，[14]可见现代文学译介在五十年代已登陆香港，再由香港传播到新马一带。
在新马，现代文学的起步较慢，新马社会保守，除少部分年轻作者有机会留学港台或西方国家，可以直接接受当地现代主义的思潮外，大部分的新马作者，如前文所说，多从港台期刊杂志所呈现的现象中“间接”从中受惠。香港在五十年代中期大量出现现代主义的译介，也跟着香港期刊流通到新马一带，新马作者从中学习的很多，成为促成新马现代文学起步的动力之一。
留学台湾的白圭，将新诗《麻河静立》发表在新加坡1959年3月5日出版的《学生周报》（从香港《中国学生周报》分化出来）上，据说是新马文坛的第一首现代诗。[15]温任平将此诗的出现作为新马现代文学的开端，在时间上比《文艺新潮》慢了四年，逻辑上是可以接受的。进入六十年代，香港商业迅速发展，现代都市生活的模式日渐成型，赴西方国家留学的青年也渐多，西方文学理论和作品的译介更加多样化，各种主义大行其道，给新马作者许多借鉴。比如在新马影响深远的《中国学生周报》，继《文艺新潮》之后，连续不断地译介世界文学，如阿根廷小说家豪赫·博赫斯、德语女作家玛丽·路易斯·卡施尼兹及法国新小说等，[16]为新马作者打开多扇不同风貌的世界文学之窗。
在新马文坛，香港期刊所扮演的角色除了1、满足阅读经验，2、吸收中西文学理论外，还提供新马作者实验创作的园地，提拔青年作者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协助提升新马文学创作水平。
从五十年代初始，大部分香港出版的期刊在新马的读者都可以接触到。许多读者阅读文学作品之后，培养出喜爱文学的热情，从而踏上创作之路。他们从香港期刊读者的身份，晋升为这些期刊的作者。那时的香港期刊负责人也多不负新马市场的热烈相待，多份期刊还大量采用新马作家的作品，对新马作家的鼓励非常大。
新马作家晋身文坛的因缘，甚至可以从儿童期刊开始说起。曾经到过新马，陪伴新马少年读者成长的香港儿童读物有《儿童乐园》、《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小朋友》、《南洋儿童》、《小天使》等。[17]其中以1953年罗冠樵在香港创办的《儿童乐园》影响最长久。《儿童乐园》自创刊以来，每期都可以在新马各地报摊、书局、学校图书馆出现。可说青年以上的新马中文读者，几乎都有读过《儿童乐园》的经验。1954年起《儿童乐园》办的征文比赛，每次都有不少新马区的少年儿童作品入选。此外，这些儿童期刊举办的各类征文和增设的投稿园地，也曾大量录用新马少年作者的作品，如作家马汉、黄枝连等便是因和儿童期刊结缘而种下写作的兴趣。[18]
马华作家马汉于50年代开始接触大量香港文学，1997年9月17 日发表在星洲日报〈星云〉版的《战后五十年隔岸细数香港文艺期刊》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纪录文章，文中详述50年来越洋到新马并留下足迹的香港期刊，兼提新马作者与香港期刊的渊源。其中有几份期刊对新马作者有着深远的影响，特摘录如下：
1、《海光》半月刊。由印尼华侨黎敏斐1953 年创办的综合性杂志，除了每期刊出一篇短篇小说之外，也为东南亚青年作者开辟一页〈海光诗页〉，得到著名诗人陶融（何达）主持点评诗作及修饰，深受马华青年诗人的欢迎，十年来培养了不少新秀，一直到《海光》改为《地理风光杂志》为止。
2、《伴侣》半月刊。《海光》改为《地理风光杂志》之后， 《海光诗页》“过继”给六十年代中期创办的《伴侣》半月刊，改为《伴侣诗页》，每期辟有两大版，仍然由陶融负责选诗及评诗，维持了好几年，贡献良多。
3、《南洋文艺》。六十年代初期由香港的世界出版社创办， 艺莎主编，总共出了20多期。《南洋文艺》与新马的世界书局联号，在新马设有健全的发行网，行销新马各城镇。《南洋文艺》还请专人负责在新加坡组稿，每一期都刊登大量的新马文艺作品，可说是南洋色彩浓厚的香港期刊。
4、《华侨文艺》和《文艺》。 《华侨文艺》是由碧原和丁平主编的亲台湾文艺杂志，出版一年后改名为《文艺》，也出了一年多便宣告停刊。期间新马多位作者曾经亮相该刊物，槟城诗人乔静（何殷资）和柔佛作家马汉（孙速蕃）还受邀担任该刊的编委，负责新马区的组稿工作，可见当时新马作家的活跃。
5、《当代文艺》月刊。1965 年由徐速和高原出版社社长余威创办，在新马极为畅销，每月准时出版，十三年来不曾在新马中断面市。该刊除了刊登港台的作品之外，也大量刊登新马作者的作品。新马作家如马仑、雅波、郑易、梁园、夜半客、朗格非、年红、马汉、方野、艾斯、潘友来、温任平、温瑞安等，都是该刊常客。《当代文艺》举办多次征文比赛，新马作者也曾获奖多项。[19]
在温任平主编的马华现代文学论文集《愤怒的回顾》中，还有一份马汉没有提及的香港文艺期刊，就是《纯文学》双月刊，也给新马诗人，尤其是现代诗诗人许多创作上的鼓励。该刊于1972年10月和12月分别发表由温任平负责邀稿汇编的“大马诗人作品特辑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后来这批诗作在1974年由香港文艺书屋出版单行本，书名定为《马华文学》。[20]新马作者作品刊登于香港文艺期刊的当然不止以上所提，其他零星的园地也不排拒新马的作品，反而都给予机会发表，在此不一一细表。
三 香港文学丛书
新马自1949年后禁止从中国大陆入口中文书籍，然而新马中文读者却不曾因此断粮，香港出版社应当记上一笔功劳。新马可以购得的文学作品单行本很多，深受文艺青年的喜爱，也给予有志写作的青年作者很好的借鉴。许多新马作家在求学时代，便已大量阅读香港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书籍，许多在香港名噪一时的作家和作品，新马一带的读者几乎也耳熟能详。
我尝试把三篇有关香港的文学论文，即周敏华《二十年来的香港新文学》（著于1975）、原甸《香港诗坛一瞥》（著于1980）、刘以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著于1985）所提及的作家和作品录下，交给深受香港文学影响的马华作家马汉（1939—）检查，竟发现大部分作品是他年轻时所阅读过的，如：司马桑敦的《野马传》；海兵的《半年东半年西》；王洁心的《美连姐姐》；墨人的《花嫁》；郭良蕙的《恋爱悲喜剧》、《心锁》；王敬羲的《四人集》；思果的《思果散文选》；《李辉英散文选》；吴鲁芹的《鸡尾酒会及其他》；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阳》、《樱子姑娘》、《星星之火》、《疑团》、《第一片落叶》、《去国集》、《一得集》、《心窗集》、《百感集》；黄崖的《迷蒙的海峡》、《圣洁门》、《烈火》、《紫藤花》；黄思骋的《长梦》、《猎虎者》、《牧羊女》；熊式一的《天桥》；黎锦扬的《花鼓舞》；李辉英的《四姐妹》、《乡村牧歌》、《苦果》；司马长风的《海茫茫》、《骊歌》、《心影集》；张漱洁的《相思山下》、《碧云秋梦》、《小楼春雨》；力匡的《高原牧歌》、《燕语》；李素《心籁集》；萧可鸥的《鸥之歌》；端木青的《画与家》；方纪谷的《河汉集》；余玉书的《天星楼随笔》；慕容羽军的《乔木青青》；野火的《风雨故园》；郑明镜的《代沟》；吴婉丽的《七月山城》；萧瑶的《神枪手》；吴痴的《天鹅曲》、《春之幻恋》、《人性的眼泪》；林国兰的《远嫁》；程漪的《异乡人》；李锦怡的《击》；程洁茵的《紫杜鹃》；徐訏的《时与光》、《盲恋》、《彼岸》、《阴森森的世纪》、《江湖行》、《怀璧集》、《三边文谈》；易文的《蛊惑记》、《慧星》、《金缕曲》、《幽梦人》、《思人》、《下一代的女人》、《真实的谎言》、《笑与泪》、《新雷集》；林仁超的《新诗创作论》、《登月集》、《诗序发微》；白驹的《生命回响》；易沧的《异域行》；合金的《诗的缀英》；沧海的《沧海激浪》；饿琴的《饿火》；卢干之的《卓木诗集》；蓝海文的《创造集》；李璜的《学纯室回忆录》；徐东滨的《东滨文集》；姚汉梁的《日本情趣》；焦毅夫的《宝岛纪游》；何葆兰的《南游记》等。（以上见黄敏华）[21]曹聚仁的《酒店》、《采访新记》；杰克的《红衣女》、《名女人别传》、《合欢草》、《镜中人》、《改造太太》、《一曲秋心》；侣伦的《伉俪》、《彩梦》、《穷巷》、《侣伦小说散文集》、《都市风尘》、《落花》、《佳期》、《紫色的感情》、《暗算》、《旧恨》；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人渣》、《孟姜女》；柳存仁的《庚辛》等。（以上见刘以鬯）[22]何达的《我们开会》（40年代出版）、《何达诗选》（1976）；舒巷城的《我的抒情诗》、《回声集》、《都市诗钞》；韩牧的《铅印的诗稿》、《急水门》；陈浩泉的《日历纸上的诗行》；原甸的《写在中国的诗》、《原甸诗选》、《诗的宣言》、《水流行里》等。（以上见原甸）[23]
25年来香港文坛出过的书目当然不止以上所列，此文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将作者和书名记录下来，主要是说明当时香港文学作品在新马的普遍性。书店可以购得，学校图书馆可以借得，许多土生土长的青年多由香港文学书籍领进文学的世界，许多青年也因香港文学的指引，走上文学之路。
说起香港文学书籍在新马的流通，不得不提高原出版社对新马文坛的贡献。高原出版社出版一系列的书籍，都是当时受欢迎的作者所著，旅人和驴子的图案便是高原出品的标志，风靡新马一带。前文所列的出版书目，大半是该出版社出版。高原出品在新马文坛发挥重大的影响力，除了作品有口碑之外，新加坡的友联出版社出版的《蕉风》半月刊（高原出版社社长是创办人之一），也起推波助澜的角色。
《蕉风》月刊创刊于1955年，新加坡友联出版社脱胎于香港友联出版社，与高原出版社联系密切。《蕉风》创刊初期广召长期订户，赠品便是高原出版社的文学书籍，所以订购蕉风的每个读者都手有一本高原产品。读者之间互相交换阅读，并加以收集的情况比比皆是。
除高原出版社外，香港出版纯正文学作品单行本的出版社还有：友联出版社、自由出版社、文坛出版社、正文出版社、今日出版社、基荣出版社、垦荒出版社等，[24]都曾供应优良读物给新马的文艺爱好者。
五六十年代的新马，印刷业还不发达，印刷成本和技术远不如香港，若不负盛名，一般青年作家出书的机会不多。经过多年大量接触香港文学期刊和书籍，青年作者也追随着他们心仪作家的步伐，走着努力创作、期待出书的道路。
和文艺期刊一样，香港的文艺出版社也曾善待新马作者，也常为新马辛勤的笔兵出版单行本。香港文艺期刊让新马文艺青年由读者晋身为作者，香港的出版社则让许多有志写作的新马作者拥有著作，协助不少青年完成作家之梦。
根据新加坡新马文学研究学者杨松年的统计，单单在1950—1965期间，在香港出版的新马作品就有135本之多， 参与的出版社和作家很多。出版社计有求实出版社、赤道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学文书店、海滨书屋、现代出版社、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三人出版社、朝霞书屋、自由出版社、文坛出版社、友联出版社、南国出版社、远东文化公司、大众书局、高原出版社、上海书局、南华出版社、热带出版社、国际图书公司、东亚书局、激流书局、艺美图书公司、维华出版社、宏业书局、新月出版社、南天书业公司、群岛出版社、泥土出版社、万里书局、南洋文艺出版社、学术书局、文艺列车出版社、启新书店、宏智书店、崇明出版社、汉学出版社等。
涉及的作家计有：韩萌、白寒、米军、林参天、萧村、吴进、方北方、温梓川、郑子瑜、萧遥天、韵斌、洪钟、力匡、黄崖、许武荣、张白萍、萧遥天、韩拍岸、百木、方天、姚拓、可家瑞、司徒克、曾希邦、李冰人、黄润岳、黄思聘、关新艺、韦晕、陈白影、马汉、沉橹、忧草、芒叟、沙飞、舒宁、刘以鬯、夏弦、马阳、杰伦、巍萌、丁之屏、高秀、鲁铓、李汝琳、静星、林晨、谷衣、观止、慧适、林绿、刘柳、黄山、梅拉、游牧、林华、史立桓、李过、梦平、梦思、谢克、叶冠复、以今、陈炼青、小谷（梁园）、曹莽、莎茄、蓝金、冰谷、吴岸、欧阳攀龙、陈雪风、志阳、笔农、淡如、房谈金、陈世能、田柯等多家。（注：杨松年《战后至独立前新加坡华文文学书籍的出版》，见《新马华文文学论集》，新加坡：南洋商报，1982。页1-169。杨的统计在1945—1965期间，得书共有805本，在新加坡出版的最多，537本，占总数的66%，香港出版的142本（1955—1949共有8本）占了18%，排行第二，比在马来西亚出版的129本，占16%还多。）
香港出版社给予新马作者的提拔，一圆出书之愿，在物资尚欠丰盈的新马社会，这种实际又直接的激励是非常可贵的。许多作者因为有了在香港出书的经验，从此在文坛勇往直前，不曾言休，可说是香港出版界对新马文坛作出的最有意义的贡献。
以上所谈的期刊和出版界，对新马文学的发展有着一定刺激。香港出版的作品远渡重洋来到新马，给予新马文艺爱好者丰富的精神粮食，也在文学理论和写作技巧方面提供良多的借鉴。期刊与出版社在香港所作的只是单向无声的输出，始终是隔“洋”传功。期间也有香港文化人决意到新马发展的，如在新加坡落脚的友联出版社，便是脱胎于香港友联出版社。新加坡友联出版社旗下两本刊物，即1955年创办的《蕉风》半月刊和1956年创办的《学生周报》，其实就是马来亚化了的香港式期刊。创刊初期，也由来自香港的作家如方天、姚拓、彭子敏、黄思骋、黄崖等掌舵。这些作家未来新马前，在香港已负盛名，与香港作家交游密切。主编《蕉风》一方面大力栽培本地新秀，另一方面常邀香港名家助阵，转载译介大量的现代文学理论文章，所以马仑说：“《蕉风》是跟港台及欧美华文文学交流最密的一道桥梁”，[25]可谓说出《蕉风》在新马文坛所扮演的角色。
另外，也有多位香港作家受新马报章之邀，越洋前来主持文艺副刊。刘以鬯曾在新加坡益世报主编《别墅》副刊、也在益世报、新力报、铁报、联邦日报担任编辑。刘以鬯留新马期间，曾以葛里哥的笔名，每星期 于南洋商报副刊，发表数篇都市小说，内容都以新加坡小市民的生活为背景，用新加坡人通俗的语言，写活新加坡人的心理，所以深受读者欢迎，也成为好些写作人在创作上模仿的榜样。[26]
1958年李微尘受新加坡南洋商报之邀，前来主编《商余》副刊。在任期间，大量采用香港名家南木、李辉英、曹聚仁、彭成慧、唐锡如、路易士、向夏（皇甫光）、力匡（百木）、葛里哥（刘以鬯）的作品，为新马文坛带来强烈的“香港风”。那时，力匡体短诗和百木体散文、皇甫光小说及葛里哥都市小说在新加坡引发青年文友群起摹仿，一时蔚为风气。（注：马汉《南洋商报历史最久的副刊“商余”的几个时期》，见《文学因缘》，页101—102。陈应德《马华诗歌发展简述》见戴小华／柯金德编《马华文学七十年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协，1991，页137。香港诗人力匡在1958 年来到新加坡之后，于12月至1960年在《南洋商报》副刊《商余》发表了很多优美的格律诗，许多青年作者模仿他的作风，形成当时一种“力匡体诗”。）
这些南来定居或作客新马的香港作家，或办杂志，或主编文艺副刊，也提笔加入新马文学创作的阵容。他们作客新马的时间很短，但在新马发表的作品内容都能做到以新马社会为背景，加强新马文坛强调文学本土化的概念，为许多青年作者树立良好的楷范。
此外，1949年以后25年内的新马本土杂志期刊、副刊蓬勃发展，多少也是受到香港期刊的影响。这些杂志期刊、副刊也常常转载或邀约香港作家的作品。所以我们可以说，那25年间，新马受到外来文学影响以香港为最，并不为过。
四 结语
新马文学自1919年发微以来，曾经历三波来自不同区域的文艺思潮所影响。第一波是1949年以前，来自中国五四新文学的波潮；第二波便是1950—1975年间的香港文学波潮；第三波是始于1960年来自台湾的现代文学思潮。
以波潮比思潮，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意。虽说1949以后香港思潮取代五四思潮，并不表示说五四思潮完全消失。不但不会消失，而且继续在新马文坛荡开涟漪。香港思潮在新马掀起大浪头时，台湾的浪潮也随后跟着而来，也在香港的后头发挥影响力。进入70年代中期，香港思潮逐渐下波的时候，蓄势已久的台湾现代文学思潮越过了香港思潮，驰骋新马文坛接下来的几十年。
新马文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背景，长期以来，在坚持本地意识之余，对外来的各种思潮也能做到兼容并蓄，因此形成不同于中港台之外的中文文学特色。
马华现代诗人温任平在《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和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对马华文学独特性有这样的看法：
马华文学的兴起确曾受过港台现代文学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我们不能据此便说马华现代文学是欧美现代文学或港台现代文学的翻版。[27]
而中国的东南亚华人文学研究学者王振科也有相同的见解：
（六十年代的新马作者）注意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引入，虽然丰富了新加坡华文文学民族性特征的内涵，但始终不能取代他或改变他。后有王润华、淡莹、周粲等将传统与现代融入，有力说明文学的民族特性，一旦形成传统，就成为一种极为稳固的因素，而不断受后人的选择，它的核子部分被保留下来，成为广泛的参照。另一方面又吸收，发展改进。[28]
让我借用以上两人的话语作为此文的结束。
收稿日期：1999-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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