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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1；B23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12)01-0064-10
一、《易林》的作者
《易林》，历代通行的说法都认为是由汉代的焦延寿所作。焦延寿，字赣，西汉人，《汉书》中没有专传，但在《儒林传》、《京房传》中有一些介绍，的确是一位在易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不过，整部《汉书》中没有任何记载能说明焦延寿写过《易林》，最早把焦延寿和《易林》牵到一起的，是几百年后的《隋书·经籍》。众所周知，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绝大部分流传后世的古书都是仅就内容而言，并非指其实体。比如《史记》，虽说是汉朝的书，但现在所能见的最早实体书却是宋朝人的刊印本，印刷术普及之前的古书大多是这个情形，偶然有些出土的竹简、帛书，不仅数量稀少，而且一般出于近现代，从汉到清，人们都无缘得见。《易林》也不例外，其内容是流传下来了，但并不是汉朝的原件，上面即便题了焦延寿的大名，也有充分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只是此书历来引不起人们多大兴趣，所以陈陈相因便都说此书是焦延寿写的，很多书目、刻本索性题作《焦氏易林》。
至明代，人们对《易林》的关注逐渐增多，读书加思考便终于引出了一场有关《易林》作者的官司。
争议的始作俑者主要是明清的两位学者。第一位是郑晓，他写了篇文章，总其大意，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汉人没说《易林》是焦延寿写的，二是有些林辞似乎是说焦延寿身后之事。①朱彝尊作《经义考》引了他的文字，不过只说“郑端简公曰”，没有标明出处，写《四库提要》的先生想当然地大笔一挥加上了出处：《古言》——《古言》是郑晓的著作，可没有这个内容。这下害苦了后人，直到胡适、余嘉锡都没找到郑晓这番话的出处，只得声明是转引。第二位是顾炎武，他的《日知录》有一段相关议论，重点在郑晓所言的第二个方面。
这个问题沉寂了一段时间后进入了高潮。嘉庆年间，有两位学者差不多同时给《易林》作了注本，彼此的注可说半斤八两，但他们的序跋却使战斗升级了。稍早些的是翟云升的《焦氏易林校略》②，奇怪的是，翟书虽以“焦氏”命名，他的序中却收了牟庭的《校正崔氏易林序》。而稍后的丁晏著《易林释文》，③题目中没有“焦氏”，也引用了不少翟说，却坚决主张《易林》的作者是崔而非焦，丁晏的弟子刘毓崧更是洋洋数千言驳斥牟庭之说。官司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
牟庭阐述的疑点起始也和郑晓类似，汉人并不曾说《易林》是焦氏作品，另外，通行本的《易林》前有费直的序，开头便说：“《六十四卦变占》者，王莽时建信天水焦延寿之所撰也。”书名有异事小，建信、天水却是完全不相干的地名。直到有一天，他翻检《后汉书》，发现崔骃的祖父崔篆也写过《易林》，而崔篆在王莽时为建新大尹，于是豁然开朗：“《易林》者，王莽时建新大尹崔延寿之所撰也。新、信声同，大尹形误为天水，崔形误为焦，崔篆盖字延寿，与焦赣名偶同，写者知有焦延寿，不知有崔延寿，此所以致误也。”④不得不承认，牟庭这一说不仅很有故事性，而且在学理上也很站得住，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任何正面的证据加以佐证。正是这样一个缺陷，使得在正规经史之学训练下成长起来的老派学者至少从感情上产生不小的逆反，翟云升虽然赞同其说，也认为“牟说确凿可从，但相沿已久，未便遽改耳”⑤，所以还是名其书为《焦氏易林校略》。而作为反对的丁晏则说：“以二千年之旧名一旦而改移崔氏，其说甚怪，窃未敢以为然也。”⑥当然，感情上的倾向是不可以用作辨争的武器的，丁晏仍要以学术论辨的方式与之游斗，只是牟氏之说虽无以证实，要证伪也不容易，丁晏的反驳并不致命。丁晏的弟子刘毓崧相继而起，其文字虽然长得有些繁琐，但力量也不见增，主要是多了一项关于避讳的议论，而这实在显得有些不智，因为汉朝不是文字规矩至严的清朝，“玄”、“弘”必要缺一点或代之以“元”、“宏”。且所谓的汉代典籍也几经传抄早不是原貌，即便焦延寿时代真的执行严谨的避讳规矩又何从考察?退而言之，就是对现在所见的《易林》，刘毓崧也没有很负责地统计其用字，他信誓旦旦地说，因为昭帝讳“弗”，所以“《易林》六十四卦四千九十六变，其中用‘不’字者层见叠出，奚啻千余，而无一‘弗’字，则作于昭帝即位以后无疑”⑦，而今以十种不同版本检之，林辞中绝无异写的“弗”，至少有豫之家人、大过之履、恒之剥等八处。所以，这一轮争斗虽然激烈，反方却没有多少实质性收获。
尚秉和出来诠释《易林》之后，成为牟庭说的坚决反对者，一意要把《易林》的著作权归于焦延寿。但尚秉和解读《易林》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他涉及这个旁支问题时的思路也全然与众不同，在他看来，《易林》能揭示大量易象学的秘密，如“离东坎西、坤水坤鱼”等象，《易林》中有，但自东汉以后的学者便茫然不知，西汉和东汉恰是易学(尤其是易象学)的分水岭，西汉人师说尚存，到东汉便失传了。基于这样的理论，尚秉和不得不强调《易林》出自西汉人的手中，而焦延寿和崔篆的区别恰是西汉和东汉。但尚秉和虽精于易学，乾嘉式的校书和考据却不是他的强项，故而只能从不甚为人熟知的易学角度给牟庭以支持，他的著作又付梓于抗战时期，虽稍早于余嘉锡和胡适的议论，却很可能不及被他们看到。
余、胡二人先后对《易林》的作者作了判断，结论都是倾向于牟庭一方，认定崔篆是《易林》的真正作者。余嘉锡引用的一些前人未见的书证如《修文殿御览》、《秘府略》，对牟庭说的支持尤为有力。余嘉锡的考据是极为严谨的、不易反驳的，唯一的弱点就是他预先作了一个假设，假设《易林》的创作是遵循一般的原则，不会“胡言乱语”的。所以对“昭君”之类涉嫌焦延寿身后史实的林辞，他花了很大力气去证明。然而，一旦对照“系于枳温”这样的实例，《易林》中因凑合易象而偶尔出现一点疑似后来故实的词句，并不算稀奇，况且林辞模糊，“昭君”这些例子只是“疑似”而已。胡适的文章见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的第二十本，其标题是《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考证学方法论举例》。虽然结论与余嘉锡高度一致，但用意却很有区别。相比之下，胡适文章有很强的游戏性，从副题看，他只是找了这样一个话题来解说考证的方法，并且模拟古代司法官判案的体例进行分析，是寓庄于谐的作法，他自己其实并不斤斤于判结《易林》著作权到底归谁，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书“本身并没有思想史料的价值”⑧。
这场官司到这里基本算收尾了，虽然时至今日还有人拿来作文章，但大致的观点、论据都不出几位前辈的范围，相较而言，牟庭所说的崔篆作《易林》的结论支持者明显为多，却还不能给反对者致命一击，除非哪一天天赐恰到好处的出土文物。
另外还有一小部分人，明知这官司的始末原由，却置身事外，很觉得这番扰攘无聊之极，其代表人物是钱锺书。他说清朝那几个简直就是“讼师争产”：“焦欤、崔欤，将或许欤，姓氏偶留，而文献尟征，苟得主名，亦似于知其人、读此书，无甚裨益。窃欲等楚弓之得失，毋庸判儿猫之是非也。”⑨于是他自顾拿了《易林》中有趣的文字当作小诗去品析、鉴赏、比较，管他是出自谁手。这倒真的不失为一种高士风范。
二、《易林》的内容
《易林》是为《周易》服务的书，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不仅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一部，在《隋书·经籍志》记录的易学著述中，“易林”或者“易林”的衍生名(《周易林》、《周易守林》、《周易新林》、《易林要诀》等)就比比皆是。所以，演绎《周易》的著作很喜欢称“林”，而这或许和“注”、“笺”一样也指向一种特定的方法，但这一点很难定论，因为虽然历代书目中有许多的“易林”，完整流传下来的却极少，除了现在要说的这部是汉朝的著作外，就没有可以拿来作相当的比较的了，清人凌堃所著的《易林》⑩就是明显的仿作，却无法证明历史上曾有的那许多《易林》也都是这个样子。既然如此，就只能说这一部《易林》是如何演绎《周易》的了。
《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通俗地说，就是算卦用的书，设立一个符号系统来对应种种事物，以期达到掌控未知的目的。《周易》的符号系统便是64卦，其基本元素是“—”和“- -”两个，分别代表阳和阴，然后把它们六个为一组排列组合地堆叠起来，就有了64种不同组合，即64卦，每卦6爻，共计384爻。人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或仪式得到一个符号，精确到卦或爻都不是问题。但得到符号不是目的，还要知道符号代表什么，尤其是如何用于自己眼前想了解或解决的问题。《周易》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当其间的媒介，它为每卦、每爻都设定了解说，这就是卦爻辞，当然，卦爻辞的语言是不会传达精确信息的，依然要想象、模拟、揣摩，当人们面对茫然无知的未来时，这样的模糊卦爻辞有总比无好。
《周易》是先秦时代就有了的，要是追溯其发展史就更早了，但后人始终不很清楚当时的人们用《周易》占卜的重要细节，比如究竟如何得到一卦、得到一卦之后如何择取卦爻辞——毕竟一卦有六爻，除了卦辞，爻辞如何利用?虽然《周易》中也有一些解说，虽然《左传》之类的先秦文献中也有一些实例，但都不足以构建一个可以付诸实际操作的缜密方案，这些问题也就一直困扰着人们。比如《左传》、《国语》中记录的易卜过程，常常说遇到一事，卜，得“某卦之某卦”，“之”在这里是往、到的意思，占卜求卦，求一个抽签即可，求到两个(还是动态的，一个到另一个)该怎么做呢?一千多年后的朱熹找到了一个比较麻烦却令人信服的办法。卦是六爻构成的，求卦时不是囫囵求一个卦，而是拆开来一爻一爻求，所求每一爻都存在四种可能：阴、阳、阴变阳、阳变阴。等六个爻都出来，成了一卦，这卦除非每爻都不变，否则，不管一爻变还是六爻都变，那就是某卦之某卦，然后再定义好各种情况分别以哪个爻辞或卦辞作结论就万事大吉了。后来的人们多以这套方案来操作易卜，这也算易学的入门知识。
朱熹是南宋人，朱熹的方法虽不完全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但总是在他身后才成为主流的易卜方法，而朱熹之前的那些人也并非都闲着，《易林》也是解决方案之一。朱熹的出发点是如何利用《周易》的文本，而《易林》的思路不同：不是搞不清“某卦之某卦”要用哪一句吗?那就全别用了，我另外拿一套辞出来，所有的“某卦之某卦(含不变卦)”一个不缺。这一套是多少条呢?算一下就知道了，64×64=4096。所以，《易林》是一本由4096条类似卦爻辞的文字组成的书，习惯上称之为4096则“林辞”。要补充说明的有两点：一是4096条文字颇有重复，有一字不差的重复，也有稍差一两字的，有一点点相似的更多。二是《易林》的每一条都是诗体，绝大部分是四言诗，极为罕见的有几条三言的。少的两句，多的七八句。
三、《易林》的机理
据此前对易卜的简述，《易林》的创作动机不难解释，用胡适先生的话说：“只是一部卜卦的繇辞，等于后世的神庙签诗，他本身并没有思想史料的价值。”(11)此书为卜卦而作，就是由一批富含象征意义、能昭示吉凶悔吝的语句组成。如此，也就无怪乎没有思想价值、史料价值了。且取他的第一条来看一下：
道陟石阪，胡言连謇，译瘖且聋，莫使道通，请谒不行，求事无功。
有相对清楚、完整的含义，似乎是个事件，也可能只是个假托的场景，绝不是所见所闻的具体事实，也不含任何思辨观点，仅仅表示费力、难于成功的境况。这就足够了，算卦占卜，要知道的不就是能否成功、是否顺利吗?不管具体以什么事、物、景作载体，也不管它是比喻、暗示、象征，4096则林辞大抵都是如此。如果只是这样的庙签，昭示各式不同的吉凶顺逆，一般人都不难写出来。但《易林》的作者不仅谙熟易理，知道每一林应如何表述，字里行间也透露出深厚的文化素养。比如小过之渐：
中田有庐，疆埸有瓜，献进皇祖，曾孙寿考。
用的全是《诗经》中的成句，其它林辞中夹杂一两句《诗》句的就更不可枚举了。再比如乾之兑：
鹢飞中退，举事不遂，宋人乱溃。
这是《春秋》僖公十六年、二十二年宋国两件大事的合写，全都有案可查。这种类似诗文用典的林辞不在少数，只是汉代人所知的传说史实肯定较后人为多，所以令人觉得有故事却不知所云的林辞也有一些，如坤之噬嗑：
稷为尧使，西见王母，拜请百福，赐我喜子。
后稷是周朝的祖先，被后人尊为农神，被尧派作使者去见西王母，现存的文献中不见记载，可能是汉朝时候的逸说传闻吧。到此为止，我们还不愿怀疑《易林》中有生造的故事，因为作者的知识面广、阅读量大，林辞中至今能考出典源的掌故终究是主流。但细细挖掘，也能发现一些不像话的例子。如讼之家人：
戴尧扶禹，松乔彭祖，西遇王母，道路夷易，无敢难者。
一个画面出现六个上古人物：尧、禹、赤松子、王子乔、彭祖、西王母，是否真有这样的传闻故事，很令人踟蹰。更有甚者，如谦：
王乔无病，狗头不痛，亡跛失履，乏我徒从。
王子乔又出场了，却跟了一句“狗头不痛”，很有些荒诞色彩。
再要深入一步去研究这些林辞，就不得不对其创作所遵循的规律作出判断了。于是，又回到胡适先生那半句话：“他本身并没有思想史料的价值。”这么说是出于一种假想：《易林》的创作既不是为了论理，也不是为了记事，和抒情审美同样无关。《易林》只是庙签，给出一个模糊的吉凶暗示就行，不好办的事就说“请谒不行，求事无功”，安详和谐就说“中田有庐，疆埸有瓜”，如此而已。至于哪一卦该如何描述、是吉是凶，那是易学的事，外人不知，权当他自有神通，一切了然于心。既然是这样，林辞中或有看似寻常的逻辑、理论及事实，也都当不得真，只是用来描摹数千种各不相同的吉凶表征的工具。正如庄子只是讲他的道家理论，兴之所至就随手编个小故事，孔子的、楚王的、尧舜的，其实都是瞎编的，本不是为了告诉你有这样的事，而是要你通过这些故事去悟解那种道理。
《易林》这部“庙签大全”真的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事关如何去读它、用它。两千年来人们始终不能确定《易林》到底依傍什么样的准则进行创作，所以一直按照一般的读书法去读它，并非读不通，也并非毫无帮助，但用未济之无妄林辞的一句话说，叫做“求麋耕田”，实在是不得其法。书没有好好利用还只是一件事，更是由于这番不解，又衍生出许多学术上的官司公案，比如涉及书名和作者的争论。
四、《易林》的利用
如果不出本位的话，《易林》这套庙签应该是历久相传的占卜工具才对，而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拿《易林》占卜，有两个很著名的案例，一个载于《东观汉记》，是东汉时期的事；另一个载于《因话录》，是唐朝的事。后来其它的类似记载也有一些，但总其所有也不过有数的几条，不足以说明人们主要拿它作占卜书用。
中国历代流传的书籍浩如烟海，读书和著书始终是持续的、成规模的活动。在读书的旨趣上，一般是侧重于思想性、真实性，所以经史之学尤为发达，诗词文赋相对看得轻一些，而对实用性的技术书籍就有些鄙薄了。同时，人们对各种书籍有着明显的崇古倾向，一说到书和学问，动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样的情形碰到《易林》，便引出了许多怪事。
《易林》符合人们的崇古心理，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汉人的著作在中国现存古籍中毫无疑义地可以算作“古书”，《易林》的“品相”又特佳，不仅保存完整，而且篇幅不小，它的字数置于“十三经”中足以位列三甲。按理说，应该很被读书人看重。但是很不幸，这书虽然够古够大，却不经不史不诗文，真要归类，它还是一本实用的技术书，只是这技术比较奇特——易卜技术。本来，这也无大影响，《周易》早就位列经书，作为易卜的技术书，纵不算经书，当作辅翼经学的工具书，如《尔雅》、《说文》，也该不成问题。但是易理深奥，久失传承，后人又不明白《易林》的机理，徒然看见一堆卦名和相应的林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易林》这书好是好，就是无从阅读，它字面浅显，不说事，不论理，基本每句话都能读懂，而又无法整体把握。中国古籍中也就多了这一种怪书：年代够早，部头够大，两千年间却无人认真作注，读书人的旁征博引也百不及一。《易林》，几乎成为史上外观最华丽的“废书”。
不过，古人读书是成规模的，无数人可以潜心读一辈子书，只要是古书，就有研读的动力；只要有动力，哪怕通篇蝌蚪文也能“变废为宝”。沉寂千年之后，《易林》终于被人挖掘出来加以利用。
一类用法是为经学服务。《易林》本来就是易学著作，但师说失传，二者关联不得而详，于是就有人另辟蹊径，将《易林》作为研究《诗》的素材。《易林》虽只是引了一些《诗经》中的句子，但终究不负说《诗》的责任，看似没多大意义，但聪明人是会从新颖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诗》是韵文，但《诗》韵和唐人以后作诗的平水韵大相径庭，和宋元之后口语的语音差别更大，《诗经》研究便有了一个分支，即专门于先秦音韵的古音韵学。《诗经》只有三百多首，单靠这点素材无法充分勾勒出当时汉字之间的音韵关联状况，而先秦除了《诗经》之外的诗歌也不多，于是就要广及各种文献中散见的韵语。还不够用，便要再涉及一些“去古未远”的汉代文献。《易林》正好是四千多首诗，正是绝佳素材。最早对这一素材加以系统利用的，是宋代的吴棫，到明代陈第作《毛诗古音考》也用了《易林》，清代以后便屡见不鲜了。还有一个经学上相对冷门的研究方向，即所谓三家诗。(西汉设为学官的、早已亡佚的三家解说《诗》的学派，分别是齐诗、鲁诗和韩诗，唯独当时与之并行的毛诗完整流传至今。)三家说整体虽佚，但仍有不少痕迹散见于各种典籍，所以对三家遗说的整理也成为《诗经》研究的一项工作。清代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便将《易林》中有关《诗》的内容视为齐诗遗说，在《齐诗遗说考》中进行了详细的罗列与考辨。
另一类用法是替文学张本。既然《易林》的整体难于把握，索性拿它当诗来读，排沙捡金、百里挑一地选几十首把玩一番终不是难事。这样的做法大致从明朝开始大行其道，杨慎说《易林》：“或似诗，或似乐府、童谣，观者但以占卜书视之，过矣。”(12)钟惺、谭元春编《古诗归》真的选了五十多则林辞充作诗歌，并说：“《易林》以理数立言，文非所重，然其笔力之高、笔意之妙，有数十百言所不能尽，而藏里回翔于一字一句之中，宽然而余者。”(13)其余诸说钱锺书先生《管锥编》也俱有引征。而《管锥编》其书中也独立一部，专谈《易林》文辞之妙，可谓总明人以来之大成。
如果除去目录学著作和类书不论，古人诗文及著述中谈及《易林》的，十之八九属于以上两类利用之一。在真正的易学著作中，则多以之为易学发展中一个标志而泛泛提及，直到清末民国之际的易学大家尚秉和论出，方才彻底结束这样的诡异现象。
五、《易林》的回归
上述对《易林》的种种“利用”，在汉代的古籍中可谓绝无仅有——哪有这样一部大书积两千年之久却始终是被人旁敲侧击地使用而不从正面加以研究的?
这便又要说到一句老话：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易学史真是一门悲欣交集的专门史，早在焚书坑儒的年代，《周易》就因占卜书的身份逃得一劫，但易学本身却纠结了太多繁复的内涵，象、数、理、占都是《周易》研究的方法论。所以，《周易》的文本虽得以保留，其各种研究方向却成为此消彼长的焦点。自从王弼扫象，专重义理之后，象数之学一直处于蛰伏状态，尽管汉人旧说俱在，却被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宋元明清，象数学稍稍渐复，然而由于《周易》官定经书的作用，始终未能真正使易学回归到正常的轨道。这些内容在各类易学源流的阐述中都有介绍，姑且不烦多引，只归结为一句话：《易》是经书中最受重视的一种，同时必然也是最受剪削的一种——各样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多被剪削而独尊一门。然而，《周易》自身蕴含的活力却从不曾消失。这是一段学术背景。
清末民国之际，是西学东渐、科举废除的时代，原本地位最为稳固的《周易》在传统的惯性中仍受推崇，新潮的思想同样愿意发掘《周易》中的智慧，《周易》成了新旧势力沟通的话语纽带，康梁变法便曾以《周易》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作为口号，相比之下，一度耗费不少学人精力的公羊学说多少显得有些不实用。这又是一段时事背景。
在这双重背景的作用下，《易林》迎来一个回归易学的契机，可以说是出乎意料，也可以说是合乎情理。这对《易林》来说是件大事，对易学或学术却是平平。如果只是拿《易林》作为一部古籍，试问可否能找出第二部汉代之前的书，字数数万，却两千年来用作旁门，直到清末才得以回归本旨?绝无仅有!所以是大事。但置于易学或学术的领域来考虑，这又何足挂齿呢?
那么，《易林》究竟作了什么样的回归，至于如此大书特书?这就必须说到尚秉和的贡献了。
尚秉和(1870—1950)，字节之，号滋溪老人、槐轩先生。河北行唐人。十八岁入邑庠，二十三岁师事桐城吴汝纶，三十三岁中进士，历任工部、民政部、内务部主事员外郎。晚年专精治《易》，对《易林》用功尤多，备受学界推崇。
尚秉和研究《易林》的出发点是与众不同的。他认为，四千多条的《易林》“必有物焉以主其辞”(黄寿祺《焦氏易诂叙》(14))，这个“物”也就相当于前文所说的创作所循的规律。易是一个巨大的符号体系，易学中有象、数、理、占等不同的元素，用现代语言说，易中除了有数理模式、哲学模式之外，它还自有一套卦爻与万事万物相对应的规则。《周易》的卦爻辞在昭示吉凶的同时为什么会涉及种种具体的事物?《周易》中乾卦的主人公是龙，渐卦的主人公是鸿，为什么?这就是易学中象学分支所关注的问题。
易中的象，简单的方面可谓尽人皆知，乾为天、坤为地、坎为水、离为火之类不妨视为常识。然而，易学中关于象的法则却远远复杂得多，自从汉代师说失传，人们只能根据文献中的片言只语猜度。易象主要依据三爻卦为说，但解说的对象主要又是六爻卦。举例而言，同人
，由乾
、离
合成，于是，要说同人卦的象，本应不外乎在乾、离二卦上做文章。但事实上，在具体问题面前这远远不够用。同人卦的初九说：“同人于门。”“同人”是卦名，且不管它，这“门”怎么说?汉末的虞翻说乾为门，后人说这叫“逸象”，《易经》里没有，虞翻这么说。宋代的朱震换个角度，非要把原卦变一下，让初九爻变阴，下卦成了艮，艮为门。尚秉和又说，他们都不对，二是坤爻(据明来知德“正位”说)，坤为门户，初九离它最近，所以“同人于门”。(15)为了一个“门”，便有这许多异说，象学的复杂可想而知。然而无论如何复杂，象学的要义无非是两条：一是合情合理地猜，二是使之自成系统、不自相矛盾。这一点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比如虞翻就提出过“半象”的概念，即三爻卦中取其二，兑
的上二爻与坎
相同，巽
的下二爻与坎相同，所以它们的象也相通。清代焦循表示怀疑：这么说来，乾既是巽的一半，又是兑的一半，如何区分?震
的下半就是坎的上半，如何区分?(16)坎的一半同时又可看作兑、巽的一半，又如何区分?焦循提出的问题后来又被与尚秉和齐名的杭辛斋解答了。(17)是非姑且不论，易象学的困难却已显现无遗。《易经》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在《易经》内部进行象学探究，空间是有限的。于是，尚秉和开拓了新的战场，他用易象学的理论逐一诠释《易林》的4096辞，终于收到了可喜的效果。他基本打通了《易林》依据易象进行创作的原委，从整体上证明了《易林》的林辞字字有来历、有缘故，而这个来历、缘故无非易象。举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如师之蛊：
精洁塞渊，为谗所言，证讯诘问，系于枳温，甘棠听断，怡然蒙恩。
仅从文史角度理解，并不见难，大致是从《诗经·行露》翻出来的，但是，翟云升有个百思不解的问题：
惟枳、温皆魏地为难通，或自误耳。
枳、温是两个全不相干的地名，出现在这里的确匪夷所思，翟云升找不到答案，只好说“或自误耳”。但尚秉和找到了：
震为精洁，兑为渊，坎为塞。三上正反震，故曰谗言、曰讥问。巽木为枳，艮火为温，故曰枳温。巽为棠，初四正反兑，故曰听断。兑为耳，为听，为恩。
同时他还补充道：
凡《易林》用字，无论地名、人名，无不从象生。
至此，《易林》的创作规律也就得以清晰展现了：当两个六爻卦构成一组，再辅以一些常用的易学公式，就一定能得到若干个三爻卦，这些三爻卦又分别能指向许多具体的象，将这些象用一段可读的四言韵文串连起来，并清楚地表明吉凶判定，就是《易林》的基础任务。
只完成基础任务不难，罗列一些相关的具体事物即可，但那样做的话将得到一份芜杂琐碎、不堪卒读的列表。《易林》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完成了基本任务，还将其诗歌化，又额外利用了当世所有的知识，不论诗文、史实，只要能和当前易象相吻合便充分加以利用，偶尔有冲突，可以牺牲真实性而凑合易象，比如上例，易象有枳、温而原诗没有，那就把诗和史料略作变形。
六、《易林》的流传
《易林》是汉代流传下来的古书，它早期辗转传播的细节大抵只能用史书中的一些记载加以拼凑。最早是东汉时的文献，这个时期有关于焦延寿的记载，也有关于《易林》的记载(书名微异，《东观汉记》引作《周易卦林》)，却没有什么证据能说二者有联系。同时还有一些其它的人写过《易林》，究竟是什么内容已不可详考。隋唐开始的官方书目中渐渐出现焦赣所著的十六卷《易林》，应该就是流传至今的祖本，不过唐人笔记《因话录》中又提及崔氏《易林》，引用的林辞见于今本。因为那时保存至今的实物数据太少，所以也无从知道当时的《易林》到底什么样子，但后来的《易林》刻本中有一篇序，落款是唐代会昌时的王俞(18)，可以算唐代这书传播的一个重要痕迹，只是序中所用书名又叫作《大易通变》。
到了宋代，印刷技术成熟，《易林》的刻印也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北宋末年的黄伯思任校书郎时曾校定此书，(19)而南宋的薛季宣又对黄伯思所校的中秘书进行过修订(20)，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宋版的《易林》并没有实物留传至今，只有几篇专题文章能说明在宋代《易林》不是很冷僻的书。
明朝中叶，《易林》的传本似乎日渐稀少，“恒以其书不多见为恨”。(马驎壣《易林说》(21))名列“前七子”的学者康海藏有一部，康海是陕西武功人，曾经回乡一段时间，得遇当时的武功知县姜恩，姜恩得了这书，如获至宝，便拿去付梓，这就成了现在能看到的《易林》的最早单行刊本。稍后的万历年间，官方主持在正统《道藏》的基础上修《续道藏》，《易林》也是其中一种，这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丛书本《易林》。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对，有理由相信二者是同源的——不仅各自的序跋能说明问题，一些很怪异的别字也如出一辙。到了明末，又出了一位很了不起的藏书家毛晋，收了许多书，印了许多书，《易林》也在其中，它跟姜恩的那种可以说很相似，但也颇有不同，此后的学者很重视这个版本。
进入清代，文化繁荣，刊印古书的行家愈发专业化，黄丕烈就是其中之翘楚。清朝时候，宋版书已经十分少见，《易林》这一种更是难觅踪迹，黄丕烈辗转得到下宋本一等的影宋《易林》也是喜出望外，精心整理、刊印，收入他的《士礼居丛书》，在友人顾广圻的协助下，他这个版本不仅号称宋本，而还做了不少针对旧本的校正工作，一时广为流传。这个本子一出，又引发了一些学者的研究热情，于是牟庭、崔云升、丁晏等辈纷纷而起，其实它们对书中文辞、史实的考订都有贡献，只是后来有些跑题，以至于他们对《易林》内容的诸多考订无人问津，而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易林》作者是谁的事上。
明清时期的出版行业还有刊印丛书的做法，即把有价值但篇幅不长的古书蒐集刊印，在今天来看，也赖此保存下很多文献，《易林》也曾入选多种丛书，如《汉魏丛书》、《学津讨原》、《子书百家》等。这些丛书各自独立，收集的版本、做的校刊每有不同，整理古籍的时候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民国初年，张元济领衔的商务印书馆又印了一套大型丛书《四部丛刊》，其中搜罗了许多珍奇的版本，《易林》便用了非毛非黄的乌程蒋氏密韵楼藏影元写本，其年代既早，文字也确有不少独异之处，而且还有一些简单的注，虽然出世较晚，在《易林》一书的传播史上却有很重要的意义。
最后要提到的是殿军人物尚秉和。他主要的工作是对《易林》进行整理和有系统的注解，而且是从专业的易学角度出发。他作《焦氏易林注》是带有全部原文的，这些原文在此前的各种版本中彼此歧异，莫衷一是。尚秉和著书主要依据的是毛晋的汲古阁本、黄丕烈的宋本、《四部丛刊》的元本，传统意义上的校书工夫用得并不见好，但由此他找到了破解此书的理论依托，所以在正文的取舍上别具慧眼，或从某本，或依文中相同林辞互校，都从易象理论出发。《易林》至此，不能说全然恢复了原貌，但可以说得到了最为合理的校刊。只是尚秉和的著作刊行于抗战时期，其本人于解放初辞世，所以一直湮没无闻，直到上世纪末，《焦氏易林注》才由中国书店影印出版，五十年间不为人知，以至于胡适、余嘉锡这样的顶尖学者专论《易林》而不知他的存在，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七、《易林》的整理
一般的古籍，大致都有学人加以整理。经书自不必说，后人的解说多出原文何止千百倍，即便史部、子部和集部，只要年代较早、价值较高的著作，大多也都经人做过详细的校和注。相比之下，前人对《易林》的整理情况可以用荒芜二字加以形容。
前面简述其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版本，最早带注的是《四部丛刊》的元本，然而其注语简略粗疏，大量林辞阙而无注，前后重出的注语比比皆是，又有许多常识本不必注，如注“泾渭”为“二水名”、注“泰山”为“五岳之东岳”、注“巴蜀”为“地名”之类。其余的多是字词音义和旁引相关书证，整体质量并不高。此后其它以传播《易林》其书为主要目的的刻本(包括一些丛书本)基本都没有做什么注释，偶然间杂一些批注语也都是指出某条林辞与其它某林辞相同，或者某林辞他本异文如何，即便是简单的音义注解也不出现。直到黄丕烈刻本流行于世之后，方有了翟云升的《焦氏易林校略》和丁晏的《易林释文》。《校略》对书中字体正俗、文义事实作了考订，不同林辞的异同关系一一注明，又将一些无法证实的想法以“存考”的标目列出。书中还大量引用同时代学者牟庭的考订，书前也收录了牟庭的《校正崔氏易林序》，可见牟庭应有此一种著作，但遍考各图书馆目录，一直未见，《校略》中所收录的牟说究竟是全部还是部分也无从比对。丁晏《释文》仿读书记体例，并未收入《易林》全文，只就有议论的林辞立说，所以书止两卷。《释文》成书稍晚，其中不少内容引用翟说，意见相同的援以为据，意见不合的加以辩驳。两书内容拼合，可以代表尚秉和之前对《易林》一书的最高整理成果。
尚秉和的整理工作细致而富有成效，总的来说，他同时从两大方面着手，一是《易林》文字的考订，二是用易象学诠释其文理。
在第一个方面，清末民初时可见的不同版本《易林》约略十余种，尚秉和选取其中的毛晋汲古阁本、黄丕烈影宋本和《四部丛刊》影元本为主要校本，回环互证，择善而从，并求证于音韵和易象，在订正原文的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略有遗憾的是，校雠古书并非是尚秉和最擅长的，加之林辞多达四千多条，各本歧异百出，书内重复林辞又不下数百，所以尚氏校语常过于简略且存在大量错误，所以校订后的结论虽在，但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它版本是怎样的，从校语中往往无从推论。
在第二个方面，尚秉和的工作是前无古人的，他之前针对《易林》的任一种现存注释无非是疏解字义、标明典故。但《易林》大多文辞浅显，典故也大多出自常见的经史如《诗》、《书》、《左传》，真正对这类注释的需要并不为多，况且辨析字词也好，了解典故也罢，本来都应是为解读篇章服务的，一般诗文中这样的注解总能帮助读者扫除文字上的障碍，更好更准地理解作者的原意。但《易林》不同，旧注虽然在形式上看来与别的注解没什么不同，一旦读者真的阅读，却马上会提出一些任何注本无以解答的问题，比如：书中的卦名和相应的林辞什么关系?为什么乾之坤的林辞如此而乾之屯的林辞如彼?书中有许多重复林辞，乾之坤、蒙之贲和损之困就基本相同，那么为什么恰好是它们三个相同?难道是随意为之?这些与易卦相关的问题得不到解答，四千多则林辞就成了毫无系统的散沙，如此一来，全书不成整体，某一则林辞也不免成为散句的无意义堆叠，局部的字词注解也往往变得莫明其妙。屯之履作“百足俱行，相辅为强，三圣翼事，王室宠光”，其中“三圣”在全书中反复出现，《四部丛刊》元本凡遇到“三圣”都注为“尧舜禹”。这三个确实是三位圣人，但看这一则林辞，并没有证据能说这“三圣”定指尧、舜、禹，不过要说一定不是也很难立论，因为林辞不像一般的诗文，或说事，或论理，上下文总能有个理数可寻。
那么，尚秉和是如何从林辞中找寻易理，而为什么两千年间竟无人能做出与之相似的工作呢?首先，《周易》“因动观象、观象立辞”的理论说来简单，其中却包含着许多规则，卦和象、辞绝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动辄以8的倍数的被放大(64卦、384爻、4096林)，所以，失去了对规则的正面描述，仅从现有的文辞来推演这些规则，肯定是一种常人难以胜任的工作。根据汉易理论的遗存，一个三爻卦能对应的象数以百计，而其中多数象也不排除类推引申的空间，这已然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信息库。同时，人们很少直接用三爻卦应对问题，至少是六爻卦，而一个六爻卦固然是两个三爻卦的叠加，但易象学上却远不是一分为二那么简单，一个六爻卦中能分解出四五个三爻卦并不稀奇。于是，以易象学注《易林》不仅需要大量的基础知识，还需要海量的比对和验证，两千年无人能做、无人愿做就不是怪事了。其次，作为样本的《易林》并不是西汉大师的手稿，而是经人(其中不少为外行)传抄了两千年的文本，字词歧异数以万计，拿着谜面猜谜语的同时还要关心谜面里是否有错别字、如何错的，这难度的增加又不是几倍的事。尚秉和把这事做下来了，并且覆盖了4096辞，这就足以使他骄傲地以两千年来第一人自居了。拿一个简单的例子看一下尚秉和的解析思路：
乾之讼。
龙马上山，绝无水泉，喉焦唇干，舌不能言。
本卦是乾，六个阳爻，变化较少。之卦的上卦也是乾，下卦是坎，总体上一般人只能看到两个卦，即乾和坎。但易象学中另有一些常用的原理，如互卦，那是由六爻卦的中间四爻交合成卦的结果，以讼
卦来说，二、三、四爻成离，三、四、五爻成巽，乾
之讼中至少就有了四个元素：乾、坎、离、巽。另外，巽和兑是覆卦关系(即上下颠倒)。于是尚秉和作出的分析是：
乾为龙马，为山，在上。离在下而中(中即中爻，互卦的别称)为火，为日，故水泉绝。兑为喉舌，为唇，乃兑覆(兑覆即指互卦巽)而与火邻，故焦渴不能言。
这就是尚秉和的基本方法。当然，由于工作量巨大，加之种种条件制约，尚秉和的易象学分析虽然完整地施之于《易林》，却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境界，其中术语运用的随意、书写时的笔误都时时可见，甚至根本性的取象错误也有出现，即以开篇的乾辞而言，尚注“乾为陟”，但事实上历来并无乾为陟象的说法，虞翻逸象中只有震为登，登和升、陟等都是同义，所以尚秉和自己的注语中为登、为升、为陟的都归于震，唯此一条例外，显属失误。不过这一类失误并不影响尚秉和对易学、对《易林》的卓越贡献，他毕竟为易象学的实际应用找到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范本，也为解读《易林》确立了全新的方法。
尚秉和的《焦氏易林注》虽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印行于世，但流传并不见广，《易林》作为汉代古籍也由于没有好的旧注本而一直缺少排印整理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原文字数多达数万，却不见有排印版的汉代古籍十分少见，而《易林》正是其中之一。后来《焦氏易林注》影印出版，在学术界、术数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陆续也出现了一些《易林》和《焦氏易林注》的排印本，其中的大多重在普及，校注整理大多用力平平，很难满足学界的需求。新印的《焦氏易林注》则多措意于尚秉和著作的进一步传播，如尚秉和再传弟子张善文将尚氏易学遗著搜为《尚氏易学存稿校理》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其中依尚氏手稿作的校订很有价值，但对尚秉和之外的旧校旧注没有太多的整理。可见，现在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一些集大成式的整理和研究，以期使之层楼更上，局面更新。
注释：
①[明]郑晓《端简郑公文集》卷1，明万历二十八年刻本。
②[清]翟云升《焦氏易林校略》，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③[清]丁晏《易林释文》，咸丰五年刻本。
④[清]牟庭《校正崔氏易林·序》，《焦氏易林校略》卷首，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⑤[清]翟云升《焦氏易林校略·序》，清道光翟氏刻五经岁遍斋校书本。
⑥[清]丁晏《书翟氏牟氏易林校略后》，《易林释文》卷末，咸丰五年刻本。
⑦[清]刘毓松《易林释文跋》，《易林释文》卷末，咸丰五年刻本。
⑧胡适《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考证学方法论举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
⑨钱锺书《管锥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35页。
⑩[清]凌堃《易林》，道光吴兴凌氏刊《凌氏传经堂从书》。
(11)胡适《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考证学方法论举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
(12)[明]杨慎《升庵集》卷53，《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13)[明]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卷4，明闵振业三色套印本。
(14)黄寿祺《焦氏易诂叙·序言》，《尚氏易学存稿校理·焦氏易诂》，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15)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尚氏易学存稿校理·周易尚氏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16)[清]焦循《易图略》卷7，光绪二年，衡阳魏氏刊《焦氏丛书》。
(17)杭新斋《学易笔谈·半象与两象易》，民国八年研几学社本。
(18)《焦氏易林》卷首王序，[明]毛晋《津逮秘书》第2集，上海：博古斋影印，1922年。
(19)《焦氏易林》卷首黄序，[明]毛晋《津逮秘书》第2集，上海：博古斋影印，1922年。
(20)《永嘉从书·艮斋先生薛常州浪语集》卷30，光绪元年(1875)瑞安孙氏诒善祠塾刊本。
(21)涵芬楼影印白云观所藏《续道藏》高字函，19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