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与富资源地区产业结构转型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论文,产业结构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892(2009)03-0015-07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丰富的自然资源究竟是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阻碍了地区经济发展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基于资源的有限性，富资源地区必须实现产业转型才能实现该地区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自从出现“荷兰病”问题后，该现象引起了大家对富资源地区产业结构转型问题的关注。根据Peter Neary的定义，“荷兰病”(Dutch Disease)是指荷兰大规模开发天然气田而遭遇的宏观经济问题和政策困境[1]。而发展经济学常提到的“荷兰病”是指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Auty在1993年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一概念，其含义是指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的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至此，“资源诅咒”成为经济学中一个著名的命题。此后，Sachs和Warns(1997，1998)首先对Auty提出的“资源诅咒”假说进行了实证研究[1][2]。Sala-i-Martin(2004)认为，在“资源诅咒”发生机制的分析中，制度问题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且发现资源充裕对制度变量的影响均为负[3]。Glyfason(2001)则从人力资本角度来考虑，认为在资源繁荣的条件下，资源充裕地区的政府或家庭过分自信而没有形成对高水平教育的需求，也就是只重视自然资本而忽视了人力资本的积累[4]。Manzano和Rigobon(2001)利用面板数据并根据固定效应模型发现，资源充裕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一定存在负相关，而是通过某些机制降低了经济增长率[5]。最近一些研究(Isham等，2002)对自然资源的类别加以细分，讨论不同资源国家遭受”资源诅咒”程度的差异，结果表明集中型资源(如矿产资源)经济体更容易遭受“资源诅咒”的影响[6]。国内学者(徐康宁和王剑，2006)以区域为比较样本，对我国各省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验证了“资源诅咒”在中国内部的地区层面同样成立[7]。胡援成和肖德勇(2007)运用面板门槛回归分析发现，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是制约我国省际层面“资源诅咒”存在的关键因素[8]。
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展开了实证检验，结果一致表明，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资源诅咒”在富资源地区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以“资源诅咒”制约经济发展这一命题为前提，对“资源诅咒”效应削弱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避免“资源诅咒”作一深入剖析。
一、理论模型的推导
本文在澳大利亚经济学家Corden用以分析国际贸易的“荷兰病”三部门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适用于富资源地区的三部门模型，用以分析富资源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的原因。
“荷兰病”的经典模型为W·M·Corden和J·Peter Neary在1982年给出的[9]，该模型认为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繁荣所产生的消费影响(Spending Effect)和资源流动影响将导致“去工业化”，并且Corden于1984年又修改和发展了该模型[10]。我们结合富资源地区现状，根据模型中假设存在三个部门：依托于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的采掘业、可持续发展的制造业和依赖于采掘业的服务业或初级加工业。采掘业和制造业生产贸易产品，而服务业提供的是非贸易产品。贸易产品面对的是统一的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有为数众多的企业参与市场交易。价格由市场决定，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是价格接受者。
制造业的净收益为总产出扣除生产要素报酬利息和实际工资，即：
从上式可以看出，在短期内，因资本存量(K)和劳动力供给(L)保持不变，工资水平(W)与资源禀赋(T)及采掘业产品的相对价格(
)呈正相关。在资本存量既定的情况下，矿产资源的发现和采掘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将带来采掘业部门的繁荣：其边际产值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以及产出增加，同时需求的增加将提高非贸易品的价格。采掘业的收入也有一部分用于消费制造业产品，但不会改变制造业产品的价格。依附于采掘业的服务业由于采掘业的繁荣而出现产品价格上升，对劳动的需求也在增长。这样，劳动力供不应求，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导致工资水平(W)的增加。由此可见，在短期内其他要素禀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以工资作为生活水平的指标，则丰富的自然资源带来的采掘业的繁荣将带来整个经济的繁荣。
但在长期内，其他要素禀赋并非保持不变。资本存量(K)在长期内是内生及可变的。假定静态的劳动供给和没有技术进步，则经济增长的稳态条件可以简化为资本积累率等于资本存量的折旧率，即，其中Ⅰ为投资，为资本存量的折旧率。投资行为方程为：
由于制造业部门规模收益递增，即随着资本的增加，其收益率也在增加。由上式可以看到，制造业部门资本的增加将降低经济社会的积累率(δ)。为了确保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积累率(δ)，制造业部门就必须降低工资(W)。工资的降低则会促使采掘业部门的地租率(η)提高，进而导致采掘业部门的地租收益(R)(即超额利润)大大增加。由于有超额利润的存在，采掘业部门可以用一部分超额利润来保证该部门工人的工资收入不至于下降甚至还能增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短期内工资水平(W)与资源禀赋(T)及采掘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呈正相关，所以工资水平会随着采掘业的收入增加而提高。同时，采掘业的收入增加会提高服务业的繁荣，拉动需求和消费，带动整体经济的繁荣。而在长期内，由于制造业在规模收益递增情况下扩大规模，降低了经济社会的积累率，致使自身必须降低工资。而该行为促使采掘业部门地租收益(即超额利润)大大增加，推动采掘业工资的持续增加。根据劳动力迁移理论(Todaro，1969)的解释，劳动力的迁移是理性的经济行为，它取决于部门之间预期工资的差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短期内还是长期内，采掘业部门与制造业部门之间工资的变化差异将导致劳动力从制造业部门流出，制造业产出下降并逐渐趋于萎缩[11]。
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丰富自然资源为背景的资源开发部门初期的边际收益远大于制造业部门，致使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采掘业，制造业趋于萎缩；而制造业的落后又会加剧资源型地区对采掘业的依赖，进而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当采掘业因为矿产资源枯竭、衰弱时，富资源地区将失去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经济停滞不前而陷入发展困境。
二、“资源诅咒”的现实表现
中国北部、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随着近年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大规模开发，部分地区经济取得较快发展，但产业结构失衡、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也逐渐显现。本文拟以陕西榆林地区为例进行典型分析。
榆林以其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被誉为中国的“科威特”。已发现矿产资源8大类48种。煤炭预计储量2714亿吨，已探明1660亿吨，其中神府煤田是世界七大煤田之一。天然气预测储量5万亿立方米，已探明储量7474亿立方米，是迄今我国陆上探明的最大整装气田。石油预测储量6亿吨，已探明储量3亿吨。湖盐预测储量6000万吨，已探明储量330万吨。岩盐预测储量6万亿吨，已探明储量8854亿吨，约占全国岩盐总量的26％。此外，还有比较丰富的高岭土、铝土矿、石灰岩、石英砂等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榆林地区进入大规模资源勘探开发阶段，西煤东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工程相继在榆林地区完工并投入使用。1998年，国家计委正式批准榆林地区为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
榆林现已基本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6年，全市GDP由2005年的320亿元增长到439亿元，同比增长17.0％。根据2005-2006年榆林市统计年鉴及榆林市政府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资料，本文对2005-2006年榆林市工业化指数进行了计算，并运用该工业化指数计算了指标偏移系数，即：
我们可以看到，榆林地区仅产业产值比指标超越了全市乃至全省工业化进程，人均GDP指标与工业化指数接近，工业结构、城市化率和产业就业比与工业化指数产生了严重偏离，表明榆林地区工业结构、城市化率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
数据来源：历年榆林市统计年鉴和陕西省统计年鉴
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长期以来，榆林地区处于以资源开发、能源外销为主的粗放增长阶段。作为工业的主体部分，制造业发展落后。而如果进行纵向分析，从图2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总量大幅增长的同时，制造业比重还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
在榆林工业化进程中，资源大开发带来产出效益明显，由此导致的以采掘业为主导的工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工业结构优化调整严重滞后，具体表现为榆林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发育严重不足、产业链较短、粗加工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低技术含量和低档次产品多、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少。
三、富资源地区“诅咒”形成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与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负相关性，基本验证了“资源诅咒”假说在富资源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现实意义。本文借鉴前人对“资源诅咒”在经济领域的解释，结合榆林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富资源地区产业结构失衡、转型难问题形成的原因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人力要素转移效应引发“荷兰病”
结合榆林地区工业结构性矛盾现状，并根据对Corden和Neary的“资源诅咒”三部门模型的数理推演可以看到，该地区已经显露出“荷兰病”的一些症状。自然资源的丰裕与区域贸易造成该地区采掘业和消费型服务业的畸形繁荣，限制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水平，资本和劳动要素在部门间的转移使得制造业和相关技术服务业提升乏力，使该区域产业结构转型阻力重重。同时，制造业的衰落也必然会对当地经济增长的长远发展造成致命打击。从目前对榆林发展研究的分析来看，榆林市2006年采掘业占到了工业总产值的66.6％，而制造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却一路下滑，从1978年的87.3％降至2006年的23％，这种因果关系存在于榆林市特有的资源配置中。
(二)外部的环境造成资本投入采掘业领域或资金外流
一方面，由于资本天生的逐利性，其必然趋向于流向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领域。富资源地区的煤炭、天然气等自然资源采掘业相比于制造业具有高收益、低风险的特点，投资主体倾向于该领域，对其他领域的投资则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因此增加了富资源地区产业转型的阻力。
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矿产资源的开采都会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乃至伤亡事故，对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生存造成严重的负外部性。同时，矿源地区都在偏远地区，一些富裕的人群就会将资金转移到环境较好和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致使本地区的产业转型受到资金缺乏的制约。由于较低的城市化率和当地制造业逐渐萎缩，导致矿产开发积累的资金缺乏可供投资的对象，这样不仅难以吸收外部资金进入，还会使本地投资者将资金转移到其他地方。这种现象正与当地政府大力招商引资的政策背道而驰，对当地经济增长造成严重的危害。
(三)产业结构制约当地人力资本和科技力量的增强
作为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人力资本和科技力量有其特定的成长环境。只有存在于现代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经济结构中，人力资本和科技力量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而资源富裕地区是以采掘业这样低端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这种环境需要的是大量低成本的廉价劳动力而不是高科技人才，所以自然很难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12]。在2007年榆林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关于民营经济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提到，资源产业的繁荣及其企业的高工资和高福利，挤压了相对更倚重人才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良性发展，而“资源诅咒”的存在，使社会人才需求不足，教育效益外溢。由于没有形成两权分离的委托代理制度，不利于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作用的发挥；由于没有形成科研-生产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机制，不利于高级科技人才智能的展示，出现“稀缺中的过剩”。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当地初级的采掘业存在明显的对人才和科技力量的制约作用，这也无形影响了倚重人才的其他产业的发展。
(四)不合理产权安排导致严重的负外部性
虽然我国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已在《宪法》中有明确规定，但这种所有权没有得到优化的保障。地方政府和各级资源管理部门行使了事实上的所有权，他们如不能直接获得资源的采掘，也会利用开采权等方法来谋求局部利益或集团利益，从而间接实现分享资源收益的目的，这极有可能导致当地寻租活动的盛行。这种依靠强权建立起来的排他性占有，会对当地公平竞争的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同时，资源开采成本(由国家和地方承担)与收益(由少数政府官员和经营者享有)的失衡，导致当地经营者破坏性的开采行为，同时也导致产业转型严重受阻。这种悬殊的利益差距曾导致了地方性的群体暴力事件，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13]。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资源禀赋主要通过内生的人才和资本流动及外生的制度安排制约了产业结构转型，富裕资源所引致的制造业衰退和不合理的资源产权制度是其中的关键原因。
四、结论与对策
根据以上的数理推导及内在机制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富资源地区的自然资源大开发将导致由巨额财富带来的“支出效应”以及由繁荣工业诱发的“资源转移效应”，从而产生当地制造业因遭受挤压而不断萎缩的“去工业化”现象[14]。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将会使该地区失去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陷入产业结构转型的困境。本文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对策来调控富资源地区的建设进程，减缓或者延迟“资源诅咒”的不利影响。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富资源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首先要打破依靠高强度开采和消耗资源，转变“资源→产品→废物”为路径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方式，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有效解决工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其次，要坚持资源有限开发和就地转化原则，限制初级产品输出，鼓励就地转化，切实提高资源就地转化率。最后，要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资源的深加工能力，统筹发展非能源化工产业。
(二)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和配套加工业
针对富资源地区表现出来的经济结构重型化和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特点，制造业比重过低，能源化工等下游产业发展滞后，已成为推进工业化进程的主要障碍。因此，不仅要立足于现有能源产业发展的优势，继续延伸产业链条，挖掘产品加工深度，扩大产业关联度，真正做强能源产业；而且还要依托能源化工基地建设，按照“高起点、高科技、高附加值、延伸产业链、发展集群产业和循环经济”的要求，以能源生产、煤化工产业为主导，装备制造和配套加工业为两翼，着力优化产业布局和工业结构，发展装备制造业和配套加工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创新资源矿权制度
油气资源的战略属性及油气产业的高投资、高技术、高风险性，原则上要求必须由国家直接控制所有权，并主要由国家大型企业开发。但榆林油气资源的二级开采矿权体制的演变，使得在油气资源开发利用上地方将更多地期望有开发权。考虑到资源合理的利益要求及发展地方经济的迫切愿望，现阶段可通过建立国有资产两级出资人制度，使地方政府不再作为代理人，而是直接可以享有投资、受益、经营者选择等国家企业股东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力，以确保地方的资源利益，这样既调动了资源地方政府支持国家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的积极性，也使地方更加关注地方经济发展，顺利推进产业的转型。
(四)实施积极的税收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针对采掘业部门存在超额利润以及制造业部门资本积累相对困难的现状，政府部门应通过税收政策调节这一部门差异。比如，可以针对资源型企业超额利润征收重税，而对制造业企业实行减税政策。一方面可以调节部门之间的利润差距，保护制造业部门，消除“去工业化”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为实施相关的财政政策奠定基础[15]。通过对制造业部门送行政府预算、财政补贴、政府投资等多种手段，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协调搭配，促使当地制造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扶植可持续发展的制造业企业，对重点、重大项目政府全资扶植。同时，为各投资主体进入可持续发展制造业市场寻找切入点，推动当地主导产业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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