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书燕[1]2004年在《新疆建省与清廷治新政策的转型》文中研究表明1884年，清廷宣布新疆建省，改变过去以军府制为主导的治新政策，转而在新疆地方实行趋同内地的行政管理体制。本文通过对建省前后清廷治新政策的形成背景、运作模式、基本形态进行比较研究，探析清廷治新政策转型的历史意义与阶级局限以及边疆民族地方政治体制变革的一般规律。 第一章，主要论述建省前清廷治新政策的形成背景、运作模式及其基本形态。本章认为，清廷重新统一新疆后实行以军府制为主导的治新政策，适应了当时新疆特殊的社会历史情形和时代背景，在很大程度上使新疆地方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得到较好整合而趋于暂时平衡，使得新疆地方社会出现了近百年的相对稳定。这种政策实现了清廷对新疆地方的有效政治控制，客观上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全，其基本形态表现为：传统羁縻型、边疆民族地方型以及满洲贵族主导型。 第二章，主要论述新疆建省及清廷治新政策转型的时代背景、演变过程以及转型后清廷治新政策的基本形态。本章认为，近代以后，伴随着清廷内部出现的统治危机，以军府制为主导的治新政策的弊端日渐凸显，打破了新疆地方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状态，逐渐丧失了有效政治控制的功效。清廷在驱逐阿古柏匪帮的过程中，新疆地方的社会利益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原来的治新政策无法使社会利益关系得到较好整合而趋于平衡，加上日益加剧的的边疆危机，迫使清廷革新其原来的治新政策。转型后清廷治新政策的基本形态表现为：直接控制型、趋同内地型以及汉族官僚主导型。 第叁章，主要论述清廷治新政策转型的客观必然性、历史意义以及清廷决策主体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本章认为，清廷治新政策的转型，一方面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没有能够使国家统一与新疆地方自身的发展相协调。清廷将制定既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又有利于新疆地方自身发展的治新政策的历史重任留给了后人。这是历史的无奈与遗憾! 清廷治新政策转型的特点及其局限表明边疆民族地方政治体制变革，不仅必须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以是否有利于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为基本原则，而且还应该符合边疆民族地方的客观实际，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统一与边疆民族地方的发展相协调。
董宁[2]2017年在《晚清至民国维吾尔族经济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维吾尔族的族源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丁零到公元5世纪时高车六大部之一的袁纥,是一个既有本民族语言亦有本民族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主要信仰伊斯兰教。清廷统治时期,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一度为维吾尔族创造了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维吾尔族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维吾尔族特有的封建伯克经济制度是建立在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基础上的封建领主制,维吾尔族经济矛盾在封建伯克制向集权官僚制的演化中,随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了之前勉强维持的平衡状态,兼具半殖民地化的色彩。矛盾演化互为因果,"一族叁制"下内忧外患并发,维吾尔族社会经济矛盾不断激化,广大农民以起义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和经济诉求。1884年(光绪十年)新疆建省,伯克制度宣告废除,集权官僚制经济制度在形式上正式确立,成为维吾尔社会经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维吾尔族人民摆脱了对伯克的人身依附,有利于清廷对维吾尔族经济的控制。清廷实行兴修水利、革兴屯垦、改革赋税、统一币制等一系列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适应了维吾尔族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暂时缓和了当地的阶级矛盾和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安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促进了维吾尔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响应辛亥革命的迪化起义和伊犁起义结束了清廷在新疆的统治,民国前期中央政府无暇顾及新疆,新疆处于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控制之下,几任军阀治疆风格各异,但均为谋求各自权势而置维吾尔族人民利益于不顾,内部各种矛盾斗争不止,外部帝国主义势力仍觊觎新疆,军阀混争下维吾尔族经济难有起色,刚刚起步的维吾尔族工业裹足不前,维吾尔族人民受到极为严酷的剥削。"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趁农民起义之乱而起,虽因分裂祖国的行径和对人民更疯狂的掠夺而以短命告终,但其背后的经济根源不可不察。民国后期国民政府搞大汉族主义,实行民族压迫,反对民族平等,破坏民族团结,招致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以反抗盛世才、国民政府和帝国主义侵略为初衷的叁区革命,尽管因早期领导权问题而走了一段弯路,但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的经济诉求,迫使国民政府被迫进行和平谈判,成立省联合政府。张治中为保持新疆全面和平及建设新新疆的方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较为现实、开明的,既比较符合维吾尔等族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又将新疆的局部利益与国民政府的现实利益暂时调和起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维吾尔族经济恢复,为维吾尔族人民赢得一段短暂而难得的发展时机。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苏联对维吾尔族影响日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积极发展抗日力量,帮助维吾尔族重建农业生产力,发展工业、民族手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动下的叁区革命政府,最终获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叁区政府施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鼓励农牧业生产和扶持工商业,扩大对苏贸易。新疆和平解放时维吾尔族新民主主义经济开始形成,维吾尔族经济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集权官僚制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转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维吾尔族经济也随之起伏于动荡的历史潮流之中,其间清廷与国民政府对维吾尔族的经济政策有成有败,对晚清及国民政府施行于维吾尔族的经济政策进行总结,对维吾尔族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政策借鉴意义。清廷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基本方针为"因地制宜"、"因俗施治"和民族同化,其施行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推动了维吾尔族经济的发展,维护与巩固了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民国后期,国民政府受制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被迫与叁区革命势力组建省联合政府,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恢复经济措施,成为促进维吾尔族经济的有益尝试。新疆自西汉就纳入中国版图,两千多年来,统一是主流,分裂为暂时。强大的中央政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维吾尔族人民的坚强后盾,有利于维吾尔族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近代维吾尔族历史证明,新疆若在祖国版图之外,必招外敌入侵;若在祖国版图内,而社会经济制度不统一,也会导致社会动荡,进而阻碍民族经济发展,即所谓"分离必遭侵,两制多动乱。"从总体上看,从晚清至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前,维吾尔族人民始终处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以及经济剥削的悲惨境地,从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即可看出。维吾尔族受到的经济压迫和民族剥削不利于其民族经济的发展,平等的民族关系才能维护新疆稳定、促进维吾尔族经济繁荣,从维吾尔族的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可以明确地得出这一结论。如今,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民族区域政策,是各族人民浴血奋斗的宝贵成果,有利于维吾尔族人民彻底摆脱阶级、民族压迫和剥削,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所有民族的共同选择,需要倍加珍惜。经济史研究的魅力在于以厚重的理性指引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方向,唯有探究历史之缘起,才能领悟当世所滋延,进而预测未来之究竟。历史通向现实,现实源于历史,唯尽窥颠末,方能互证得失。历史表明,维吾尔族在近代商品经济和工业化进程中相对落后,发展商品经济和完成工业化仍然是今天维吾尔族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姜刚[3]2011年在《军阀时代—清末民国新疆的政治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军阀政治是新疆这个自古以来多民族共生舞台上最为显着的特征。造成军阀政治的诸多因素,早在晚清时期已在酝酿当中。腐朽的清王朝,在十九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以来的时代大变局中,遭遇到了数千年来前所未见的危机。其为挽救危亡,加强中央集权而推行的步履维艰的整顿和改革,随着王朝的覆灭无疾而终。在此历史背景之下,以巡抚领导下的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军队的地方化、私属化、地方财税权的扩大、金融体系的自立为表征的新疆地方主义倾向也日益增强。而封闭的地理环境、落后的交通、复杂的民族和宗教格局,以及经贸关系的离心化,更加剧了新疆形成割据势力的危险。民国肇造,杨增新在恢复和建构新的统治秩序的过程中,在清代新疆巡抚事权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加强了军、政大权向督府的集中,巩固了其在新疆的绝对权力和独裁地位,从而开辟了民国新疆军阀政治的格局。杨增新这个老吏,以传统的州县之道治理新疆,标榜“无为而取天下”的道治主义政治哲学。载牵制主义、平衡主义和“无为而治”的施政总方针的指导下,杨增新禁锢了新疆社会自晚清以来萌动的近代化欲望。这使得其统治下的新疆社会,长期处在一种缓慢新陈代谢的状态当中,徘徊于现代文明世界的大门之外。在新疆新旧思潮的激烈碰撞下,以樊耀南为代表的新疆“新派人物”,于1928年7月7日刺杀杨增新于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作为杨增新的学生和忠实追随者,金树仁试图在因循其前任基本路线和方针的前提下,对杨的部分治新政策进行调整和改变,来迎合新疆社会在杨增新时代被压制和禁锢了的近代化革新的愿望。由于受到个人能力、意志以及客观条件的局限,金树仁敷衍性质的改革刚刚跨出一小步,杨增新时代的统治秩序便已然变得七零八落,这使其陷入到一个尴尬和窘迫的境地。哈密事变之后金树仁脆弱的政权迅速解体,标志着在新旧的激烈碰撞下,在革新与守成的两难中,杨增新所建立并在金树仁时期得到延续的军阀政治的模式已悄然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盛世才政权的崛起,是包括南京政府在内的各种势力在新疆的利益角逐,最后由于苏联胜出所造成的结果。新疆统治者由文人向武人的过渡,以苏盛同盟为基础新疆对苏联模式下近代化成功经验的复制,表面新疆的军阀政治在经历短暂的中断后踏上了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实现量由一种模式向另外一种模式的转变。苏盛同盟,是盛世才时期新疆军阀政治最鲜明的特征。苏盛同盟本身包含着一个无法化解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一矛盾不断扩大的结果,导致盛世才在1942年与苏联决裂。重庆国民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成功地接管了新疆地方政权。至此,自民国元年以来杨增新开辟的军阀政治的格局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维持半独立半割据状态长达叁十二年之久的新疆,终于被纳入到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刘虹[4]2012年在《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汉文化传播研究（1884-1949）》文中研究表明在独特的生态环境、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新疆多元文化,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原地区汉文化至晚从西汉时期就已经进入天山南北,成为新疆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之后,尤其是光绪十年(1884年)建省以后,新疆在行政上与内地划一,更多的中原人移住新疆进行开发建设,汉文化在新疆的传播进入了历史上新的阶段。梳理新疆建省至民国时期汉文化在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中传播的线索、阐明汉文化在近代新疆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仅可以深化人们对近代新疆多元民族文化格局形成的认识,而且也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理论。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汉文化的传播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新疆建省以后,清政府在新疆围绕建省及“新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新疆的交通、通讯条件得以改善,中原人赴疆更为便利和频繁。清朝及民国以后新疆历任主政者的文化政策,以及该时期以各民族团结抵抗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为主流的民族关系,为汉文化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该时期汉文化传播的主体主要有入疆屯田的士卒、农民、遣犯,以及来自内地各省的商人、主政官员、遣员、手工业者、艺术工作者等等。汉文化在新疆传播的内容不仅包括中原成熟的农作生产文化、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生活文化,还包含中原地区以汉人为代表的宗教信仰、汉语方言、岁时节庆文化、传统戏曲艺术等方面。其传播的途径也较以前更为多样,不仅通过祀典活动、文献与文学作品传播,还通过会馆、学校教育等途径传播,在民国时期甚至还出现了新闻、话剧、电影等新式传播途径。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汉文化传播具有传播区域的广泛性与不平衡性、传播的阶段性与时代性、传播内容的全面性与丰富性叁个特点。该时期汉文化传播的范围遍及天山南北,但其影响程度受内地移民分布格局的限制,呈现出“北重南轻”的特点。在这六十余年当中,汉文化传播的总体态势呈活跃状态,其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关系和谐时,汉文化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反之则出现缓慢发展状态。在多种多样的传播途径下,其传播内容丰富全面,不仅包括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而且包括心态文化层。该时期,新疆汉文化也具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它不但与中原汉文化一脉相承,具有传承性和民族性,而且具有因中原移民迁出地多元而产生的多元性与地域性,更具有汉文化在新疆少数民族多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创造性。清末民国时期独特的新疆汉文化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化传播的作用,首先,它维系着新疆世居汉人的认同,成为“老新疆”的身份标签；其次,清末民国时期的新疆汉文化,是新疆近代化,尤其是文化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最后,清末民国时期的新疆汉文化,奠定了近现代以汉文化发挥主导作用的新疆多元文化格局的基础。
田自耕[5]2010年在《清代新疆建省前后经济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疆建省,是清朝政府对历代治边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对前期在新疆实施军府制的重大变革。此次政策的调整,最终完成新疆各项制度与内地划一的进程。同时,新疆建省是中国边区建省的发端,这也为清政府治理其他边疆提供借鉴经验和参考模式,台湾、东北地区先后建省,从而更进一步完善了清政府对边区的管理。同时,以建省为界的两个阶段,经济发展形式、经过、结果产生巨大差异。本文即以前后两个阶段经济发展作为研究对象,揭示不同体制对经济的影响,展示经济发展轨迹。本文就新疆建省前后的经济变化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人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分析建省后人口总量的变化、人口政策产生移民差异以及对人力资源认识都将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第二,由于清政府在建省前后农业定位不同,导致建省传统农业迅速发展,建省后的传统农业与商业性农业迅速发展;第叁,在内地形成新商业思潮氛围背景下,已具备洋务“求强、求富”思想的左宗棠等湘军人员进入新疆后,促使新疆形成了与前期完全不同的商业氛围,使得新疆商业、手工业获得极大发展;第四,由于近代商业理念对游牧民族产生了冲击,使得游牧业被纳入市场体系中,开始按照市场经营,促进了牧业的发展。本论文论域上限始自清朝1755年统一新疆,下限以清朝统治被推翻为止。主要以新疆建省为分界点,从经济角度论述清政府在前后两种“边疆思维”模式引导下的新疆经济,在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中,发展的不同轨迹和模式。通过对比分析两个阶段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和效果,体现出制度变迁对新疆社会经济的影响,揭示出两种制度不同的社会功能,从而揭示清朝中央政府控制边疆权力的深入。同时,也进一步介绍、呈现新疆最初的近代化过程。
参考文献：
[1]. 新疆建省与清廷治新政策的转型[D]. 兰书燕. 中央民族大学. 2004
[2]. 晚清至民国维吾尔族经济史研究[D]. 董宁. 中央民族大学. 2017
[3]. 军阀时代—清末民国新疆的政治变迁[D]. 姜刚. 兰州大学. 2011
[4]. 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汉文化传播研究（1884-1949）[D]. 刘虹.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5]. 清代新疆建省前后经济变化研究[D]. 田自耕. 新疆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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