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吗？——“两次转变论”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费尔巴哈论文,马克思论文,两次论文,哲学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4-0037-09
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发展轨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着所谓马克思通过哲学思想的“两次转变”实现哲学革命、创立唯物史观的观点。该观点认为，青年马克思转向唯物史观、实现哲学革命经历了两次思想转变：第一次转变是从先前的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1837年加入青年黑格尔派至1843年夏)转向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历史观。与这一阶段相对应的文本，包括马克思1843年夏天以后写下的《克罗茨纳赫笔记》，至1845年3月评论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笔记为止的所有论著，其中又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顶点；第二次转变是根本超越了上一时期的费尔巴哈式的抽象人本学唯心史观，真正完成了哲学革命，创立了唯物史观。这一哲学革命在马克思评李斯特的笔记中初见端倪，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起点，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致安年柯夫》、《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他们认为，《手稿》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在这两种逻辑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抽象人本主义逻辑(即“思辨逻辑”)。《手稿》从抽象、理想化的劳动(即“自由自觉的劳动”)出发，伦理地批判私有制下的现实劳动，从而得出现实劳动都是所谓“异化劳动”的结论。《手稿》还从抽象人本主义观点出发，把历史理解为抽象的“人的本质”自我实现的历史。因此，《手稿》的历史观是一种人本主义历史观，实际上还是唯心史观的构架。总之，马克思思想的“第一次转变”所实现的只是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唯心史观，与“第二次转变”创立的唯物史观是截然对立的。①
我们认为，上述“两次转变论”、“费尔巴哈阶段论”的观点貌似创新，实际上是退回到了苏联哲学界由普列汉诺夫、梁赞诺夫等人首倡的传统解读模式。普列汉诺夫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黑格尔主义阶段、费尔巴哈阶段(“反黑格尔阶段”)、唯物史观阶段。在他看来，青年马克思在走向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历程中，确实是经过这么一个“费尔巴哈阶段”，而后才真正走上他们“自己的”、真正的道路的。② 梁赞诺夫等苏联学者附和了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说法。在我们看来，不论是苏联学者，还是一些国内学者所持的这一看法，都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轨迹，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自身思想演变的逻辑。
一、夸大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忽视了两者的根本差异
“两次转变论”者认为，马克思离开黑格尔唯心主义之后，所转向的哲学观正是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在我们看来，所谓“费尔巴哈阶段”正是过度拔高、夸大费尔巴哈在1843年夏至1845年3月期间对马克思哲学影响的产物。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是有限的，同时两者存在着根本差异。
第一，马克思在接受费尔巴哈影响的同时，就对后者持一分为二、批判地吸收的态度。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找到明确根据。例如，他早在1843年3月13日致卢格的信中就提到，“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然而这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可能会像16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③。马克思表达上述意见时，正是他诚恳借鉴费尔巴哈思想并充分肯定其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恢复唯物主义权威的历史功绩的时期。可见，即使在马克思较为热情地接受费尔巴哈影响的初期，也不是对其全盘肯定、奉若神明，而是有选择地、批判地吸收。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评虽然十分委婉，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实际极为重要。他实际上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致命缺陷——基本停留在自然观上，“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在他看来，既重视自然也强调政治，实现两者的统一，这才是现代哲学有资格成为“真理”的根本要求。马克思婉转的批评背后，表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类似于费尔巴哈的只关注自然、不关注政治的所谓“哲学”，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现代哲学(它要求将自然观和政治观两者内在地结合起来)。可以说，这一批评反映了马克思自己的哲学追求与费尔巴哈的根本区别，并预告了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必定沿着不同于费尔巴哈哲学的方向前进。马克思的这一态度也表明了：从他刚刚离开黑格尔唯心主义，并注意吸收费尔巴哈思想时，他就打算和费尔巴哈保持一定的距离，立足于走自己的独立哲学之路；他在开始借鉴后者思想时，就几乎同时地意识到了后者的根本局限。同样，马克思在1843年夏至1845年3月的这段时期内，对于费尔巴哈哲学，一向是不迷信，不盲从，坚持批判地、有选择地吸收的态度。即使在出于论战的特定需要(例如在《手稿》等著作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而对其作了较高评价时，马克思也从来没有不加分析地采纳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比如，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肯定费尔巴哈恢复唯物主义权威的历史功绩时，坚决抛弃了其哲学的一些不科学做法，如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是辩证法采取的简单否定的做法。马克思在《手稿》中大力赞扬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因素，与费尔巴哈形成了鲜明对照。
第二，费尔巴哈的合理思想只是马克思当时众多的思想来源之一，他对这些思想来源持综合创新的立场。
在关于马克思哲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的观点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哲学预设：在上述时期，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超过或压倒了其他思想来源对马克思本人的影响，成为马克思主导性的哲学观。否则，就决不能认为存在一个独立的“费尔巴哈阶段”。事实并非如此。在上述时期，费尔巴哈哲学始终只是马克思合理借鉴的哲学因素之一而不是全部，而且也不能认为它就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哲学的压倒性因素。费尔巴哈的影响，可以说从来就没有根本超越黑格尔的影响(特别是其辩证法的影响)而成为马克思的主导性哲学观，即使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时也是如此。夸大费尔巴哈的影响，实际上贬低了马克思探索自身哲学的主体性。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虽然存在，但马克思在借鉴其合理思想的同时，又批判性改造了其哲学，扬弃了其消极直观性、形而上学性。而随着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的逐步深入，他越来越超越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而走向唯物史观；到了《手稿》，马克思已初步形成了以劳动实践为核心观点的唯物史观基本理论构架，基本超越了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不论是这一时期的开端，还是终点，费尔巴哈哲学都没有压倒其他思想来源的影响而占据实质性上风。对于费尔巴哈的影响，我们应予以肯定，但不应夸大。
经过《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基本摆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之后，所走的哲学道路，不是重新投向任何独特哲学(比如费尔巴哈哲学)的怀抱，而是走哲学综合创新之路：马克思虽然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却在批判的同时积极继承、改造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其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并用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因素克服费尔巴哈存在论的消极直观性质；对于费尔巴哈哲学，他重点吸收了其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关系)上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原则和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抛弃了其一些不科学做法(比如，不注重政治，脱离社会现实，简单否定黑格尔辩证法等)，同时还根据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成果来补充费尔巴哈的上述合理因素，使这些因素不同于它们在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原有存在形式，而在被有意识地改造后作为一个要素融入到马克思思想体系中；这一时期马克思还广泛吸收了青年恩格斯、赫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等人)的研究成果，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等人)的社会政治观、历史观的深刻影响；当然，除此之外，还不应排除马克思亲身参加革命实践的思想成果。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他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末期(即《莱茵报》时期)，首先是现实问题的触动而不是费尔巴哈的启发，开始促使马克思去研究经济问题，从而打开唯物史观思想之门的；同样是在这一时期暴露出来的黑格尔唯心主义与社会现实的剧烈冲突，决定性动摇了马克思原有的黑格尔哲学信仰，促使他探寻新的哲学真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等著作和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之前已经问世，却未能立即促使马克思改变哲学信仰转到唯物主义阵营。这暗示着，推动马克思离开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更强大、更直接的因素，还是现实实践的触动。这比费尔巴哈的理论启发更强烈、更具有实质性的震撼力。正是实践触动导致的马克思的思想动摇，才使费尔巴哈的影响得以顺利进入马克思思想并真正发生作用。同样，正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直接深入了工人运动本身，才直接推动他完成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也正是马克思在巴黎期间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实地考察，使他得以在《手稿》中进一步揭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谎言，真正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内在秘密和阶级对抗，从而为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这些都是脱离革命实践、远离社会现实的费尔巴哈及其哲学根本不可能提供的。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正是综合了各家各派思想，并总结了自己参加革命实践的思想成果，才逐步创立自己的新哲学的。
第三，这一时期马克思哲学在历史观和存在观上，都与费尔巴哈哲学存在重大差异。
费尔巴哈哲学虽然突破了黑格尔唯心主义本体论，但仍存在根本局限。它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但到了社会历史领域就成了彻底的唯心史观。在费尔巴哈那里，自然界和自然属性的人是哲学的中心，社会历史领域基本在他的哲学视野之外，“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④；“关于社会的学说，即社会学，对他来说，是一个未知的领域”⑤；“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⑥；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基本停留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他主张阶级调和，建立所谓“爱的宗教”，用泛爱来实现人类解放，根本脱离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反对革命；他主张超阶级、超历史的道德，实际上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抽象道德观上；他所说的“人”基本停留在自然的、肉体的、有情欲的人上，只重视人的自然差别，对人的社会差别的认识是完全不够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在历史中行动的人”。⑦ 就哲学存在观而论，这一哲学仅仅满足于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颠倒，虽然恢复了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却仍然没有摆脱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直观性；它仅仅将感性现实等同于直观的自然存在物，没有将人的感性活动同样理解为客观的活动，纳入“感性现实”的范畴；它简单地将黑格尔辩证法当作思辨哲学的证明工具、副产品，当作“无用的东西”一概加以抛弃。
而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历史观的探索，经历了从唯物史观萌芽到唯物史观初步形成的量变、质变相统一的发展过程。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通过从事反对德国专制制度的现实斗争，开始意识到黑格尔唯心主义不能合理解释社会现实，并萌发了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中，他通过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发现国家、法等政治上层建筑的真正基础、决定因素正是社会大厦的底层(市民社会)，正是经济因素、经济关系决定政治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批判》对经济因素重要地位的初步认识，开辟了通向唯物史观的道路，是唯物史观的萌芽和思想发源地；此外，《批判》进一步将人现实化，初步形成了人是劳动的人，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思想；《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诉诸革命实践、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共产主义；《巴黎笔记》、《手稿》则在《批判》初步开辟的思路(从经济因素入手剖析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结构，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在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劳动和资本的对抗性矛盾)的基础上说明了共产主义到来的必然性；《手稿》确立了劳动实践观点，赋予“现实的人”以实质性内涵，现实的人不仅是感性、自然的人，更是从事劳动实践的人，后者是人的现实本质和根本存在方式；《手稿》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劳动实践为核心观点的唯物史观理论构架：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意识，用物质生产劳动来解释历史，以劳动为根本内涵来理解“现实的人”，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方法来解释人类历史的辩证运动，用经济根源来说明阶级对抗和社会革命，肯定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为科学基础来说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和共产主义到来的必然性，初步描绘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等；《手稿》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神圣家族》进一步补充和深化了《手稿》的唯物史观基本思想，进一步阐明了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阶级斗争、革命和物质利益的关系、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等唯物史观基本观点。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观，可以说远远超过了费尔巴哈。
在哲学存在观上，马克思从这一时期的初期，就注意到并努力克服这种一般唯物主义存在观的消极直观性。他没有满足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简单颠倒(尽管他赞扬了这种颠倒对揭破唯心主义实质的历史功绩)，而是努力实现对费尔巴哈一般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综合，既超越黑格尔唯心主义，也超越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在《手稿》中，他对“存在”本身的理解，已与费尔巴哈截然不同。后者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意义上理解感性存在，而《手稿》不仅从感性客体的意义理解存在，而且将存在的外延扩展到感性的活动(实践)。“存在”既包括客体意义的自然物，也包括感性现实的活动(实践)。人类生活于其中的那部分自然界不是与人的活动无关的存在，而是人的劳动实践作用下的、日益人化的存在。存在虽制约人的思维，但人的思维也以积极的能动性反作用于存在，实际改变存在的形态。此外，马克思还从费尔巴哈的自然存在扩展到社会存在，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且，马克思力图克服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观的二元割裂(这种二元论正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局限)，建立统一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从来就没有停留在单纯自然观、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上。
二、根本忽视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及辩证法的重要地位
诚然，上述时期是与马克思对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乃至整个德国思辨哲学的批判分不开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上，而看不到他对后者的实质性继承关系，那么，我们就会得出类似于普列汉诺夫等人主张的“这一时期是马克思思想的非黑格尔化运动，是一个反黑格尔的新的‘费尔巴哈阶段’”⑧ 的结论。而如果我们深究这种批判的实质，就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决不是简单的“非黑格尔化”、“去黑格尔化”时期，而是既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个德国思辨哲学，也批判性地继承后者哲学遗产(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两次重要批判(《批判》、《手稿》)的矛头都主要指向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而不是他的辩证法合理内核。对于后者，马克思作了明确肯定和批判性继承。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简单抛弃态度不同，马克思不是把黑格尔“简单地放在一边”⑨，而是以他的辩证方法为出发点，“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⑩。
例如，在《批判》中，马克思既揭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色彩，也积极肯定了这种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他认为，黑格尔发现了对立面双方真实对立的一面，肯定了矛盾存在的客观性，这是他的深刻和正确之处。在肯定其矛盾学说合理因素的前提下，马克思提出了对待矛盾的正确方法：承认客观存在的矛盾，并采用具体分析的方法，正确解释这些矛盾，发现其内在根源和必然性，从矛盾特殊性的层次来把握每一个具体矛盾。《批判》通过对黑格尔矛盾辩证法的继承和扬弃，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矛盾辩证法。没有黑格尔矛盾辩证法的奠基，就没有马克思的矛盾辩证法。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继承、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其重点是否定之否定学说。马克思充分肯定，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和伟大成果，“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1)。在他看来，黑格尔所说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曲折地揭示了事物自我发展、自我运动的辩证过程。马克思唯物主义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这一学说，并将其运用于对人类历史的考察。他在《手稿》中所表述的人类历史、人类劳动史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私有制产生前的人类原始社会—私有制社会—扬弃私有制的未来社会，原始的自由自觉劳动—异化劳动—未来的自由自觉劳动)，包括使用的“异化”、“异化的扬弃”等历史哲学范畴，都反映了他对黑格尔否定之否定学说的积极继承和改造。马克思还认为，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12)。基于对黑格尔学说的批判性继承，马克思确立了“能动的人”、“劳动的人”的观点，克服了费尔巴哈的“人”的消极直观性、被动性，并将劳动确立为“现实的人”的本质和根本存在方式。此外，不论是在《批判》，还是在《手稿》中，都不难发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发展观的积极继承和改造。他继承了黑格尔“世界不是既成事物集合体，而是过程集合体”的伟大思想，自觉地将各种社会现象，如政治国家、私有财产、异化劳动，包括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等，都鲜明地看成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并非从来就有，也非永恒存在的特定历史现象。
此外，如前所述，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在借鉴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时，并不是简单地用费尔巴哈哲学否定黑格尔哲学，并把自己归入前者的思想阵营，而是同样也用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扬弃费尔巴哈式一般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消极直观性，将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使唯物论成为辩证的唯物论，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也使辩证法根本摆脱唯心主义色彩，成为以唯物论为前提、基础的新辩证法。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哲学，正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有机综合和分别超越。如果把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唯物主义简单等同于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就等于既否定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关系，也否定了他自己的新哲学正在实现的唯物论、辩证法的有机综合。实际上，正是拥有了基于对黑格尔哲学继承、改造而形成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哲学，不论是其存在观，还是历史观，才发生了真正的革命。
比如，在哲学存在观上，由于引入了辩证法，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理解。他既看到存在对思维的决定作用，也看到思维自身的能动性和反作用，这就避免了把思维变成完全被动的思维；存在虽决定思维，但它自身也受到人类思维的巨大反作用。存在和思维之间不是线性的决定、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主客体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两者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辩证的统一。存在不仅包括自在意义的存在，也包括人类思维、实践作用下的存在。与此不同，费尔巴哈基本停留在存在决定思维上，根本忽视了人类思维、意识的巨大能动性和反作用。他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理解是形而上学的、反辩证法的：存在和思维之间是单纯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思维是完全被动的；只看到存在对思维的作用，却找不到从思维到达存在的真正桥梁(实践)；存在不是人类实践作用下的存在，而只是静态的、直观意义上的直接存在物。这就完全割裂了思维和存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此外，由于借鉴了黑格尔辩证法并形成了自己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的历史观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实现了两者的统一。辩证法成为马克思这一时期(尤其是《手稿》)历史观的基本哲学方法。在《手稿》中，马克思比较成熟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基本规律来解释人类历史的辩证运动和发展趋势。他深刻认识到，劳动和资本、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对立面、对立阶级，两者的矛盾运动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新的社会形式的诞生；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看作是历史地产生、由于自身的矛盾运动不断发展、最后必然灭亡的辩证运动过程；未来社会，作为人类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并不是要退回人类原始状态，而是在更高起点(资本主义全部成果)上恢复人类劳动的自由自觉特性，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对历史的既唯物又辩证的理解，正是费尔巴哈历史观完全不具备的。
三、根本曲解了《手稿》历史观的出发点
“两次转变论”、“费尔巴哈阶段论”的一个核心论点是，《手稿》仍然是用费尔巴哈式的抽象的、先验的“人”、“人的本质”来说明现实的历史，用抽象的、理想化的“自由自觉劳动”来伦理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具体的劳动，并将其说成是“异化劳动”。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观决不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来说明历史的唯物史观，基本上还是抽象人本主义唯心史观。我们认为，上述论断是对《手稿》历史观出发点的根本曲解。
第一，《手稿》的“人”、“人的本质”是抽象、先验的概念吗？
我们认为，所谓《手稿》从抽象、先验的“人”、“人的本质”出发来说明历史的看法是缺乏根据的。马克思从来没有抽象、先验地讲“人”、“人的本质”。在他那里，不论是“人”，还是“人的本质”，都是在现实的、具体的意义上理解的。现实的人之所以是“现实的”，就在于他不仅是感性的、肉体的、有情欲的自然意义上的人，而且是劳动的人，是从事劳动实践活动的人。尤其是后者，构成了人的本质和根本存在方式。《手稿》将人理解为“自然的人”和“劳动的人”的统一，并将劳动视为人的现实本质，这就既超越了黑格尔唯心主义(黑格尔将人等同于“自我意识”)，也超越了费尔巴哈(后者基本停留在“自然的人”)。马克思综合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合理思想，扬弃了他们各自的局限性，既将人确认为自然存在物，也充分肯定了人的能动性(劳动就是人的能动性的充分表现)。他所理解的“现实的人”，是能动和受动的统一。他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来解释感性的、现实的劳动，而是用感性的、能动的劳动实践活动来解释人的现实性，来定义“现实的人”。同样，马克思不是用抽象的、先验的“人的本质”来解释劳动实践，而是用后者来解释和定义“人的本质”。比如，他在《手稿》中以赞赏的态度，肯定了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的合理思想。他还认为，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在说明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时也指出，劳动正是人类的“类的特性”，是人的“类本质”。即使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本质”也不是从完全抽象、神秘的意义上理解的。费尔巴哈认为，“理性、爱和意志力是完善的品质，是最高的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绝对本质”(13)。理性、爱和意志力都是现实的人所固有的现实属性，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正是用现实的劳动来解释和定义“人的本质”，才使“人的本质”成为一个现实概念，而不是一个抽象、先验或神秘的概念。
第二，《手稿》的“劳动”是抽象的、理想化的劳动吗？
我们认为，把《手稿》中的“劳动”看作是“抽象的”、“理想化的”劳动是没有文本根据的，系研究者的个人解释。马克思本人根本没有使用过“理想的劳动”这一概念。对《手稿》劳动观的上述指责，其实只是来自于马克思的“自由自觉劳动”这一用语。《手稿》的确使用了“自由自觉的劳动”这一概念，但是，“自由自觉劳动”就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色彩的、只是应该存在(从伦理上而言)而实际并不存在的劳动形式吗？或者按照“两次转变论”者所说的，“马克思把劳动规定为人的类本质，又根据人的类本质推演出本来意义上的，非异化的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而使劳动具有了超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性质”(14)？
首先，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自由自觉特性”，是就人类劳动和动物生命活动的根本区别而言的。他是在强调人类有意识的、能动的劳动活动相对于动物无意识生命活动的巨大优越性的意义上来谈劳动的“自由自觉”特性的。他从来没有抽象地、无条件地讲人类劳动的“自由自觉”特性。自由、自觉地进行生产、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内在固有能力。这种能力是人类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能力。这里所说的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能力，而不是描述人类劳动在某一社会状况下的具体表现形式。马克思从来没有不加分析地断言，劳动在任何特定历史时期(比如私有制社会)、任何特定劳动主体(比如雇佣工人)那里，都必然是或应该是“自由自觉的”。相反，他恰恰肯定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例如在私有制社会)，劳动必然是不自由、不自觉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在人类历史上的确存在一个劳动尚未异化的原始的“自由自觉劳动”阶段。他不满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非历史地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拒绝考虑私有财产、异化劳动起源问题的做法，鲜明地提出异化劳动的历史起源问题：“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很多东西。……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着问题的解决。”(15) 显然在他看来，异化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不是从来就有的。从现代科学的事实来看，马克思的这一判断是成立的。在他的历史视野中，不论是人类最初的自由自觉劳动，还是后来历史地产生的异化劳动，亦或未来社会的新的自由自觉劳动，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现实的劳动形式。
第三，《手稿》是用理想化的劳动来“伦理地”批判现实劳动吗？
马克思非但没有用所谓的“自由自觉劳动”对现实劳动进行简单的道德谴责，用劳动的“应有形式”来强制性地要求现实形式与之相适应，恰恰相反，他是以巨大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考察了人类劳动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异化劳动的各种历史形态)，分别肯定了它们相对于不同历史条件而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原始的自由自觉劳动相应于私有制尚未产生的原始社会；异化劳动相应于私有制社会；未来的自由自觉劳动相应于扬弃了私有制的未来公有制社会。劳动形式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正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规定和赋予的。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异化劳动、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马克思始终坚持了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态度，肯定了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和巨大历史功绩。他指出，“获得自由的、本身自为地构成的工业和获得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16)；“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17)；“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18)；“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9)；“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0)；“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21)；“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人们对于这种高傲地撇开人的劳动的这一巨大部分而不感觉自身不足的科学究竟应该怎么想呢”(22)；“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23)；扬弃了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是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里所说的“全部成果”也包括资本主义现实劳动和生产力所创造的成果；真正的共产主义决不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24)。马克思对那些不加分析地否定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和生产力成果的做法持批判态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虽然存在对劳动者的压迫(这种压迫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样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成果，表现了人类的巨大能动性、主体力量，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可见，说《手稿》是用理想化的“自由自觉劳动”对资本主义现实劳动进行单纯道德批判，是缺乏根据的。
四、不符合马克思本人及恩格斯、列宁对这一时期著作的科学评价
在“两次转变论”者看来，马克思这一时期著作的思想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就整体而言，它们是非科学的。对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著作，“两次转变论”者作出了基本否定的评价。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主要是从积极肯定的意义上来评价这一时期著作的。
马克思曾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解释了青年时代世界观转变和走向唯物史观的最初动因、思想进程：“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5) 从经济问题入手，正是马克思后来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前提。《批判》在马克思思想史上的重大历史地位，就在于它不仅是马克思离开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实质性的第一步，更是他开始重视经济领域、经济问题后，探讨社会历史领域重大问题的第一部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为他后来进一步从经济领域解释人类社会结构、历史发展的真正奥秘，奠定了思想前提、思想基础。《巴黎笔记》、《手稿》则是马克思第一次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是马克思沿着《批判》开辟的思路，剖析“市民社会”，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的首批重要著作，对于他实现哲学革命、创立唯物史观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中，也充分肯定了《批判》、《手稿》等早期著作对其确立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功绩：“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6) 正是《批判》、《手稿》等早期著作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确立了唯物主义，才为唯物辩证法的诞生创造了根本前提；并且在继承、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唯物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资本论》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
此外，马克思在1858年11月12日致拉萨尔的信中明确宣布，1843年至1858年，这十五年正是他一生中从事理论研究的“黄金时代”。(27) 他所说的“黄金时代”，当然也包括“两次转变论”者所谓的“非科学时期”、“唯心史观时期”(1843年夏至1845年3月)。
同样，恩格斯也充分肯定了《批判》等早期著作的历史功绩和天才萌芽思想。他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一文中回忆说，他青年时代在英国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28)；这些经济事实构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又是政党形成、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29)。我们知道，“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的观点，正是马克思在《批判》中第一次予以实质性阐发的，并且是该书的核心观点。另一方面，恩格斯也明确宣布，当他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由此，《批判》的“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的新思想，正是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重要铺垫，是唯物史观的思想发源地。
列宁也曾在他关于马克思思想史的评论中，充分肯定了马克思这一时期著作的历史地位。他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1914年11月)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都是“马克思的特别出色的文章”(30)。他还在著名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一书中明确指出：“其实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无比丰富和彻底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31) 显然，在列宁看来，马克思在1843年就已经“成为马克思”，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无比丰富和彻底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而不是什么“不成熟的”、持“非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
可见，“两次转变论”者对上述时期马克思著作的基本否定，是与马克思本人及恩格斯、列宁对这些著作的积极肯定和科学评价相抵触的。
总之，我们认为，“两次转变论”、“费尔巴哈阶段论”不符合马克思思想演进的真实轨迹，所谓“费尔巴哈阶段”实际并不存在。应当说，马克思自从离开黑格尔唯心主义之后，走的就一直是哲学综合创新之路，直至他创立唯物史观，完成哲学革命。在马克思的探索历程中，费尔巴哈的影响的确存在，这不应否认，但不应将这一影响过度夸大、拔高，进而认为存在一个独立的所谓“费尔巴哈阶段”。
注释：
①以上观点参见孙伯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第178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第9、21、218—22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此外，也可参见他们的一些相关论文。
②《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第41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237、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页。
⑧《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卷，第414—416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1)(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1、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第4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4)孙伯：《探索者道路的探索》，第165页。
(15)(16)(17)(18)(19)(20)(21)(22)(2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3、68、71、89、89、88、89、88—89、88页。
(2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8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8)(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7、2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0)《列宁全集》，第26卷，第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1)《列宁选集》，第2卷，第2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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