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176(2009)05-014-(8)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范式，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研究范式。然而，在取得发展的同时，也需要深入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仍然存在的问题以期大力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当前，“范式”的方法、视野与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研究的“焦点”问题，“范式”也成为当前研究领域的“关键词”之一，因此从范式转换与创新的视角反思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范式的研究有重要的现实的和理论的意义。
一、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展的整体评价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迅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成果丰硕。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获得了突破性发展，出现了多学科攻关、多维度展开、多层级进行、多时向推进的特点。许多学科领域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研究方法和对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方法、基本原则和价值理念也成为基本共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破和理论生长点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成为理论学术界努力的基本方向。因此，客观地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贡献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一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实践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原则和价值理念的合法性论证；二是基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思维、新方法、新理念，转换了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积累了坚持、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验；三是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创新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现实期待还有一定距离，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理论创新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十多年来的工作主要是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思想历程，这项工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奠定了历史和理论的基础。其它的探讨则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展开，研究其提出的政治、文化、历史和理论的背景、涵义、意义、创新等等，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总体上还是宏观“粗放型”的，涉及论题广泛但都需要进一步持续地深化研究，更加细致的、个案的、非主流的、国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微研究亟待深入，只有将宏观与微观、主流与非主流、国内与国外进行深入地结合和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才更加全面、系统、合理，也即通常所说的更完整准确和实事求是；二是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性结合得不够好，意识形态性明显处于强势，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的客观属性，因而对其的意识形态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学术性显得薄弱又会最终影响说服力，也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似乎只是一项政治工程，容易造成与学术的隔绝甚至绝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成为整个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共识并成为构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念，最终还是要靠学术力的影响和渗透。因此，如何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性和学术性之间生成合理的“张力”，是当前摆在学界面前的难题。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围，从狭义上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基本任务，从广义上看则应是整个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研究课题，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则必须担当起引领和主导的责任。
提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平如何有效地实际操作呢？综观学界的做法可归结为三个方向：
一是寻求“外援”。借助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和理论范式，放弃意识形态规范，单纯地强调学术性，学术水平看似提高了，却不仅与中国现实的联系越来越弱而卸掉了为中国实际服务的民族责任，与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本真精神渐行渐远。
二是转向文化层面。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文化意义、文化性质和文化目标，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文化转向，实际地借助了文化学特别是文化哲学的思想，这一转向很快兴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线索、以近现代中西文化融合、中国文化论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等论题的热点问题研究，产生了许多学术专著和论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内涵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机制有了更切合实际的认识，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融合提供了文化学的支持，成效显著。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文化保守主义乘势升温，掀起了复兴儒学、国学的热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发生学研究演变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文化之争，其中从文化上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要害；另一方面，把历史主要归结为文化，有片面强调文化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唯物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现实根据不是文化层面，而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需要，这其中虽然伴随着文化层面的结合和融合，但它是从属于实践的“结合”，而不是相反，否则就倒向了文化唯物主义立场。依据文化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永远过不了“文化关”，因而最终是不可能彻底成功的。这既与事实明显不符，在理论上则是通过立场转换偷换概念的后现代的解构策略，把本来清晰的、十分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搞混乱了。①
三是回溯马克思的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摆在突出位置，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核心问题上，对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性质定位和梳理其内在逻辑有重大进展，出现了大批学术专著和论文。但是，这种研究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学术含量不高、论题的视野比较狭窄等问题。鉴于此，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问题上又有回溯马克思的倾向，即分门别类地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文艺学、教育学等等方面寻找马克思文本中的相关方法、立场、原理和基本观点，因而也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等专题性学术研究，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形成了众多学科共同关注和推进的局面，②突破了单纯地寻找马克思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思想的狭窄学科视界，加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性。这是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动向，值得重视和特别关注。通过回溯马克思而提高学术水平固然是以上广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应然逻辑，但是对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来说，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精神实质的高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突破经验直观深入内在进行科学规律的抽象，以此来提高学术水平。这就需要理论规划。中国学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进行研究已有十多年，“从哲学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视野或角度问题，而是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的本质内容使然”。从哲学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范式和研究范式，研究这个范式的基本内涵、理论意义、学术规范、研究的问题域和学术目标，将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实然”状态逐渐推进到“应然”状态。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的形成和发展
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组织化实施和推进，再到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形成了完整系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初形态即毛泽东思想，其间经过起伏跌宕，又到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实践和理论命题，经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和深化，形成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了中国近现代以来伟大的历史进程、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战略、理论创新和先进文化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已经从“命题”升华和成长为基本理论“范式”，这个过程是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立场观点方法再到形成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由学科内向到学科间的共同推进的丰富而复杂的理论进程。
在学术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全新命题”，②已经事实上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遵循的研究范式，但是却一直又未能对这个范式进行自觉地直接深入研究，停留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必然性、思想方法等方面，其它方面的研究如具体理论成果、理论体系、发展与创新逻辑等方面主要还是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之内，这虽然十分必要但本身也需要不断创新，因而一直存在守护性坚持与突破性创新的矛盾，二者之间也没有保持合理的“张力”，整体上处于“老生常谈”的状况，对新概念新思维的研究也没有说出更多“新话”，提出真正有创新性的“新观点”。
事实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还刚刚起步。认真解读这些领域的成果，可以发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思想方法、基本原则和价值立场是推动其研究的直接动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在成为新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规范和努力方向；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理论范式的全面系统深入的规范性理解，这些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难免不被“公式化”操作，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分门别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同样需要有学术水平的推进和深化发展。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学化”状况比较严重，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并最终创建真正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客观上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和原则。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责无旁贷地应该承担起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范式的任务，这不仅是提高自身学术研究水平的直接需要，也是引领21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真正成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规范价值理念，需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最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成为代表中国价值和中国文化的国际性“身份”和“象征”。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承担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功能，具体说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历史事实”迅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一大批专家和学者自觉地从事这一新兴课题的研究，出版了包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名的大量学术专著和论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和学术界共同遵循的研究课题、价值规范和理论原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键词、核心价值理念和共同的学术精神；其二，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二级学科以及学科建设体系，这个二级学科下面已经和正在形成许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一门学科，可见它已经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范式，是有比较坚实的基础和可靠根据的；其三，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和研究的热点，受到中国学术界普遍的共识，成为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基本信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明显地承担了范式的功能；其四，海外中国学研究、海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他们理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切入点，并取得了可以供国内学界借鉴的许多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理论范式已经基本形成并承担着现实功能。
当然，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概念在这里仅仅是借用于描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照搬而是中国化的创造性转用，主要用于表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共同的信念、主题和一致遵循的理论规范、理论原则以及共同的理论和价值目标。按照库恩对范式的理解，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的范式是不能通约的，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当代中国各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却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范式，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范式有其特殊性，而这个特殊性正是迫切需要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着力研究的重要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的基本问题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的基本内容。从命题到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已经不只限于一个理论命题，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思想方法、精神实质、理论性质、重大意义等等的总体性原则、理论规范和问题系列。因此，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它有哪些具体规定性，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有何区别与联系，等等，都需要认真严肃地展开学术研究。目前，学界还只停留于作为理论命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本依据、学理内涵、精神实质、必然性等问题，如果从范式的高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有的论题必将扩大、深化和走向更合理的整合。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的产生、发展与演进趋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最初的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具体实际的理论原则和命题，到今天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与创新史上的重要范式，经历了一个提出与争论、理解与接受、探索与发展、由政治的和理论的策略到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则的漫长又艰难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还是马克思主义走向衰落的“迹象”与“表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将向何处去？等等，都需要在理论上更加深入地研究，也需要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展开“对话”与“交流”。这一研究必将更加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必将有利于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理论创新。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基本范式的比较研究。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范式，是理论范式的“断裂”还是合乎理论自身逻辑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是被解构了还是得到了发展与创新，通过比较是否能得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规律？等等。“范式”概念的引入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状况确实有积极意义，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来说新范式的产生是否同时意味着理论革命呢？这些问题都有待审视和回答，不应该模糊不清地使用“范式”概念，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的“范式”概念的科学内涵。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积极影响和有可能的负面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有利于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平，有利于形成自觉合理的“中国问题”意识，有利于推进和形成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还有，当形成多学科门类都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的学术氛围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地位和作用都将得到提高，因而有利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向世界学术舞台，获得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并进行实质性地学术对话和交流。因此，这就需要认真研究确立这一理论范式的积极影响，进行合理的筹划和整合，推进这一范式获得广泛认同，要研究这一范式对提高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权威的积极作用。同时，要特别注意，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的本意在于更加学术化地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理论研究，因此要研究如何避免在众多学科门类遵循这一范式进行中国化理论建构时以往的那种政治化公式化的理论模式的重演。
5.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将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成为一级学科，下设六个二级学科，这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重大步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获得了确认。但是，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将意味着对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影响，其它五个二级学科的阐释和发展趋势也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为原则或参考，整体上代表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立场。因此，需要认真评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的影响，以此来规范和设计发展它的具体制度和办法。同时，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也将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产生直接影响，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都需要更好地体现和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法、价值取向和精神实质，这就要求在具体的内容设计和教学方法上都有相应地改革和创新。
四、以“范式”概念为例评估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兴起之时，也正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鼎盛之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后现代主义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不期而遇”，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如何看待这一影响及其后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引用“范式”概念有一定的合理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借用“范式”概念，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进行一次立场、原理、方法的梳理与反思。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有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范式，比如，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辩证关系，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群众及其内在辩证性，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社会形态更替的内在逻辑，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全人类的最终解放和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等，这些世界观、方法论、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只有把握这些基本理论范式，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梳理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范式，有利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也可以此为基本标准来判断其发展的状况是否具有“一脉相承”的特性。在学术研究领域，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的理论“内在性”研究。
其次，“范式”概念可以大致描述和界定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状况，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行规律性把握。比如，有人就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脉络以教科书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后教科书范式的演进来进行表述、理解和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走过的历程本身就是需要认真梳理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借鉴“范式”这个概念是有益的。
再次，“范式”概念有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现代西方哲学展开“对话”与“交流”。中、西哲学的对话与交流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共同关注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焦点”问题，“范式”既是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的创新思维，同时被现代西方哲学广泛采用的研究型概念，近两三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已经认同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思维方法并用于理解、规范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与理论创新。因此，“范式”概念正是当前中外哲学“对话”的焦点之一，有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话”中反思、丰富和发展自己并逐步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据有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引入“范式”概念只能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化和中国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借用，有许多前提性基础性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③
其一，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库恩所发明的“范式”概念，其本意在提供自然科学发展的动态演进模式，因此他认为人文学科实际上至今没有形成真正的“范式”，如果用“范式”概念来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就是“非法的”。其实，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哲学家，库恩对人文学科有很大偏见，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相互借鉴与交叉融合是一个普遍现象，“范式”这个概念被人文学科引用实属正常。但是，库恩的忠告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引入“范式”概念不能只是照搬，首先应将其马克思主义化。
其二，包括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整个后现代主义的所谓创新，其实质都是纯粹的“创新”，是纯粹的“理性的狡计”使然，因而这种创新概念的快速“推陈出新”，是为创新而创新，为理论革命而革命，是理性无所谓无目的论的随机性“滑动”，创新就是一切，革命就是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宗教、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等一切文化形式才具有平等无边界的意味。“范式”概念的提出，同样具有解构一切的使命，否定和虚无是其本质力量。因此，这里根本没有一脉相承意义上的与时俱进，有的只是纯粹的随意的“说新话”。
其三，“范式”概念是纯粹的理论操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空场”，虽然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们也企图改变逻辑实证主义科学模式对人的统治与压制，但这种矫枉过正明显地在解构逻辑实证主义的同时也解构了人自身，人变成了无目的无价值无意义属性的“幽灵”，它的存在实则是纯粹的“虚无”。因此，它不仅与实践，而且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以人为本”风马牛不相及。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引用“范式”概念首先要有批判性认识，自觉将其马克思主义化和中国化。例如，不加任何批判性地运用“范式”概念，就可以为历史上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正名”和“平反”，因为它们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范式变迁”而已，仅此而已，无可厚非，无所谓对与错或者对与错根本不重要，也无所谓是否继承真精神，重要的是纯粹地“与时俱进”。同样的也有可能把“民主社会主义”看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次“范式变迁”，从而无批判地认同它，近年国内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与受后现代主义负面影响不无关系。这样来理解历史上的修正主义，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显然是十分荒唐无法接受的。因此，我们要赋予毫无内在批判性的“范式”以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批判性；同样以无批判性的范式名义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完全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做是一次“历史事件”，而以马克思主义的严肃认真的历史批判性视野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现当代中国伟大的历史进程和思想文化历程。事实上，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客观上存在着根本否定或不理解或抵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做是伟大的历史和思想进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本化、漫画化、虚无化的现象，有的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讳莫如深保持沉默拒绝言说并防范与之发生任何关联，有的言说则是对此的虚无主义的批判，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封建化、儒学化、资本主义化，等等，有的则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则二者的内涵有根本区别。
注释：
①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混乱”现象往往比“错误”情况更复杂难辨、危害更大，从批判中显见真理的难度也更大，正如弗兰西斯·培根的方法论格言“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出现。”转引自托马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②许全兴较早提出了这一观点，他发表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的文章《请不要误读恩格斯的“美国化”及学风问题》中具体谈到了提出这一观点的理论背景和主要思想。
③有许多学者对“范式”概念的引入的合法性提出了相应的问题。详细内容可参见吴元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争鸣与反思》，《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当我们借鉴库恩的范式概念和理论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的时候，首先就要对库恩的范式概念及其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运用进行研究。我们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构成和制约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要素是什么，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理论传统、惯例、心理在哲学家身上是通过怎样的学术积累形式而形成的，它们各自在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过程中又起着怎样的不同作用；研究范式形成的标志是什么，形成后的研究范式对问题的发现、提出和解决又起着怎样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不同的哲学范式是怎样相互竞争的，不同范式之间的竞争又是怎样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哲学研究范式与哲学体系、哲学形态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新范式的形成是不是意味着建构哲学新体系、形成新哲学形态等等。”庄有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基础与原则》，《河北学刊》2007年第6期；《风险范式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出场》，《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文章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中，范式的转换与创新不仅可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强化反而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削弱与扼杀”，论及了“范式转换”的内涵与学科之间、学科内部、理论派别内部等三个层次。卜祥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辩误》一文中认为，“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所发生的还只不过是不同学术观点、学术路径或学术风格的碰撞，并非是理论范式本身的革命性转换”，见《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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