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与中国外交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哲学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总结近几年的中美关系，应该说中国始终在引导中美关系朝向有利的方向发展。究其原因，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中美关系的发展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对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也至关重要。
一
一个在国际体系中具有长期性政治抱负的大国，其外交政策需要某种哲学，即足够长远、足够宏观的大判断。如16世纪中叶英国确立的均势理念，18世纪末美国提倡的不结盟或孤立主义理念，它们分别为4 个世纪的英国外交和一个世纪的美国外交提供了根本性的战略依据。这种从长远来看合理而有利的外交哲学，必须符合国际体系本身相对经久的结构特征和历史脉络，并据此恰当地判断本国在此结构与演化中应有的根本位置。
国际政治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于1987年提出近代国际政治大循环理论。他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政治舞台上先后出现过四个“领导者”，即主持世界政治基本规范的国家，它们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与世界领导者相对应，先后出现过若干试图夺取世界头号权势地位并且改变国际体制基本规范的挑战者，他们是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路易十四法国、18—19世纪的拿破仑法国和20世纪的威廉二世德国、纳粹德国与苏联。一般来说，领导者往往在技术或社会组织方式方面作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创新，包括航海大发现、近代民族国家、宪政制度、工业革命、现代科技体系和教育体系等，而挑战者之所以具备强大的实力，首先是因为它们最先或最有效地从领导者那里学到了上述创新。同时，世界领导者与挑战者各有自己的主要合作伙伴，即追随者。500 年来的历史可以总结出三点：第一，所有的挑战者均以失败告终；第二，挑战者的追随者一般将由于挑战者的失败而遭遇厄运；第三，新的世界领导者均是先前领导者的主要合作伙伴。世界领导者的合作伙伴虽然会由于自己的从属地位受损，但同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领导者的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甚至有机会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导者，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改革国际体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们以局部的暂时的代价赢取了更广泛更持久的利益。
二
从15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数百年间，世界曾有过几次大的发展机遇。正是在一次次大的发展机遇面前，世界演绎了一幕幕大国兴衰的活剧。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一跃成为世界首强。但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约一百年时间里，利用大量出现的先进科技成果，发展电力、汽车、电子、半导体、飞机、石油化工和制药等产业，到20世纪中期已取代英法等欧洲强国而成为世界领导者。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之机，大力发展汽车、家电等产业，并在80年代将制造业发挥至登峰造极的地步，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这样一些重大发展机遇面前，中国都与之失之交臂。其原因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频频侵略中国，中国人民饱受屈辱。20世纪上半叶，军阀混战，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战乱不断，人民饥寒交迫。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去追赶世界发展的潮流。”为了取得发展国家、振兴民族的权利，中国人民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形势严峻，当时作出了“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后来对形势的判断越来越严峻，发展到立足于“大打”、“早打”、“一切为了备战”。这就自然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要以备战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趋势，在80年代明确地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大判断。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路线提供了前提条件，进而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复兴赢得了一次难得的重大机遇。当然，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主题至今一个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种冲突时有发生，有时还很激烈，必须对此保持足够清醒的头脑，但是又必须认识到这些冲突是局部的、暂时的。千万不能对“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发生动摇。
透过世纪之交世界政治经济喧嚣纷繁的表象，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即以信息、生物、材料、能源等领域的新技术革命为主导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正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发展变化着。它的出现注定要改变世界原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秩序，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动力。这对正在致力于新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更是一次不可多得的良机。未来的 5到10年，是我国实现跨世纪大发展、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未来发展基础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站在时代前列，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给我国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与严峻挑战，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加快发展步伐。
三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外交哲学有几大世纪性战略可供选择。一是“自助”，即从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前提出发，依靠自身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努力来保障安全、独立与强大，争取造就并维持足以扶弱抑强的国际均势。这一战略的特征是抵制外部威胁，而非规避或化解外部威胁，它以新现实主义为其理论依据，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永远只有一个单一的“逻辑”：自助和充满竞争的权力政治。二是“不出头”，如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近年来我国的“韬光养晦”外交也含有此意。它有利于规避或减少外部威胁，但也是内陆性或半内陆性大国（包括中国）一般难以长久依靠的，也就是说，这一战略能够长久施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基本地缘战略条件。三是“搭便车”这一战略是从国际权势分布的等级结构出发，争取支持，减少或消除来自该大国及其国际体制的威胁，最终个别搭车者亦可能上升为驾车者。
应当指出，这三大战略都建立在目前国际关系学界主流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在当今世界，几乎无法想象西班牙和葡萄牙、挪威和瑞典，甚至在最近75年里有过三次战争经历的法国和德国在彼此的交往中会违犯非暴力和互助的规范。这样的规范是建立在友谊基础之上的集体身份所包含的核心原则。因此，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理论重新定义了国际政治结构，据此表明友谊和集体身份的形成在无政府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具体而言，至少有三种“无政府文化”，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逻辑。（1）霍布斯文化。 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互相定位是“敌人”角色，敌人是没有生存和自由权利的。结果国家利益就是消灭对方，以侵占领土、吞并国家为目的的战争是这种文化塑造的国家基本行为方式。（2）洛克文化。 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竞争对手”角色，竞争对手有生存和自由权利，但是不具有免于暴力的权利。结果出现军事竞争，有时会爆发战争，但战争会被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3）康德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国家的互相定位是“朋友”角色，朋友之间承担义务：不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在出现侵略的情况下相互帮助。结果就是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换言之，无政府状态并非毫无逻辑可言，而是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
如果国家以相互敌对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霍布斯世界；如果国家以相互竞争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洛克世界；如果国家以相互帮助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康德世界。所以，归根结底，关键还是国家自身的实践活动。如果国家生活在洛克文化中，但出于国内原因开始以霍布斯文化方式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那么，洛克文化就会解体，除非足够的维持现状的国家能够抵制这种行为。这正是二战时的情景。同样，即使是国家在理论上可将洛克文化转化为康德文化，但如果他们不为此努力，那依然会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这似乎是当今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
二战以来，北大西洋地区产生并日益巩固了从洛克无政府文化转向康德无政府文化的结构性变化。中美关系目前面临的挑战正是在更广的范围内造就这样的结构转化，这种转化说到底是要建立一种基于国家之间友谊的集体身份，要使个体国家和国家群体的需要协调一致。
建构主义理论为中国的外交哲学提供了一种更为积极乐观的战略性选择，即通过外交政策的行为选择，建立一种基于国家之间友谊的集体身份，促使洛克无政府文化向康德无政府文化转化，这可以称为“开放互动”的外交战略。中美撞机事件的偶然发生有其必然原因，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侦察活动从1993年开始逐年上升，从去年开始明显增加。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是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在增加，美国国会和布什新政府仍在强调以实力进行对抗的冷战思维来看待中国。面对这种不利局面，中国的外交政策坚守“冷静观察，守住阵地，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邓小平语）的立场，并且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更加积极的状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