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国实践对“托克维尔悖论”的回击
曹冬英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福建 福州350001）
〔摘 要〕 “托克维尔悖论”源于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清末新政”与戈尔巴乔夫改革也可视为这一悖论的实例。与这几次改革相反：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由好的政府推动、政府稳定性不断增强、最危险的时刻出现于改革之前且改革获得成功，由此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力地回击了“托克维尔悖论”。究其原因，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以下特点：改革目标是增加国家利益而非统治集团利益；改革由凝聚力极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级政府具体推进；以渐进举措推进改革；基于经济改革的成功推进政治改革；改革的领导者、推进者极为廉洁。老挝和越南的“革新开放”是复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实例，基于这两个实例的分析能够发现：一些举措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中国改革开放回击“托克维尔悖论”经验的普适性。
〔关键词〕 改革开放；托克维尔悖论；路易十六
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展开深入分析之后，在其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阐释了后世所称的“托克维尔悖论”：对一个坏的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一悖论所指“坏的政府”即路易十六政府，路易十六改革即是托克维尔所述悖论的原型，从世界历史来看，路易十六改革之前及之后的诸多改革也陷入“托克维尔悖论”魔咒，如王莽改制、“清末新政”和戈尔巴乔夫改革等。与这些改革完全相反的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力地回击了“托克维尔悖论”。
20 世纪70 年代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各级政府开始稳步推进改革开放进程，这一由好政府推动的改革已经持续40 年，改革已经助推中国综合国力全面提升，各领域的重大成就备受国内外关注，曾经存在于改革之前的危机已经消除，政府的稳定性随之不断增强，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力回击了“托克维尔悖论”。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自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 年）一书中深入阐释后世所称“托克维尔悖论”的此后160 余年中，并未出现能够与这一著作比肩、深入阐释法国大革命成因的著作，对“托克维尔悖论”展开的研究也较少。格尔巴赫和芬克尔（SGehlbach，EFinkel）在《托克维尔悖论：为什么改革可能引发叛乱》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改革和反叛的模式，用于证实托克维尔的猜测——改革可能引发政治动荡，强调了改革的分散实施在公民期望与改革现实之间的分裂中所起的作用[1]。伯杰和狄克曼（JBerger，ADiekmann）在《相对挫折和托克维尔悖论》一书中阐述了改革、进步、普遍繁荣与革命的相关性[2]。从国内研究情况来看，王岐山在2012 年11 月30 日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此后，国内部分研究者对这一著作及“托克维尔悖论”展开深入研究。高毅认为托克维尔知道“松动崩溃”这种心理效应无法充分阐释大革命的缘起，他认为大革命的真正起因是：旧制度政府取消政治自由的行政集权政策[3]。陈放明基于“托克维尔悖论”探究了旧制度下法国改革失败的原因[4]。王千陌认为社会矛盾的激化是“托克维尔悖论”的重要成因，有效解决社会矛盾能够破除这一悖论[5]。史傅德、熊颖哲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成因是政治语言与实际操作的背离削弱了旧意识形态，平等自由等新思想推动大革命爆发[6]。国内外这些研究成果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并未运用“托克维尔悖论”深入分析路易十六改革之外的其它改革实践。
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向来看，改革将进一步推进、深化，并且改革的成功经验已被老挝和越南等国家复制，但以越南为例的国家在复制改革开放经验的过程中日益呈现出陷入“托克维尔悖论”魔咒的倾向。中国改革开放回击“托克维尔悖论”经验的推广，有助于其他国家成功推进改革进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创造条件。因此，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都有必要对以下问题展开分析：“托克维尔悖论”的内涵是什么、实例有哪些？改革开放回击“托克维尔悖论”表现在哪些方面？改革开放回击“托克维尔悖论”的原因有哪些？改革开放回击“托克维尔悖论”经验的普适性如何提升？
一、“托克维尔悖论”的内涵及实例
因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研究而得名的“托克维尔悖论”曾在中外学界引起广泛讨论、研究，诸多失败的改革均是这一“悖论”的实例。
（一）“托克维尔悖论”的内涵
“托克维尔悖论”的实例较多，如王莽改制、路易十六改革、清末新政、戈尔巴乔夫改革等等，后三次改革的简况如下：
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有力反击了“托克维尔悖论”，但反击这一“悖论”并非如西方政客及公众所理解的那样——“最危险时刻延后”，而是源于以下方面：
但是，托克维尔所述悖论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未注意从不同视角界定政府的性质，比如路易十六最初的改革试图增加国家利益，尽管未能获得成功，但此时的路易十六政府可视为好的政府；其后，路易十六政府的改革目标调整为增加统治集团利益，这时，在大部分法国国民看来，路易十六政府是坏的政府，但在统治集团看来，路易十六政府依然是好的政府。第二，未注意区分两种类型的改革，即增加统治集团利益的改革和增加国家利益（使绝大部分国民获益）的改革。第三，未述及出现这一悖论的时长。路易十六改革起始于1774 年，终结于1789 年。路易十六于1774 年任命重农派经济学家杜尔果为财政总监，杜尔果推行一系列自由贸易政策并展开税制改革，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标志着路易十六改革失败，这次改革出现“托克维尔悖论”的时长为16 年。其它出现“托克维尔悖论”的改革时长存在明显差异：王莽改制（王莽新政，公元8-23 年）为16 年；清末新政（1901-1911 年）为10 年；戈尔巴乔夫改革（1986-1990 年）为5 年；有可能出现“托克维尔悖论”的越南“革新开放”时长则会在32 年以上。第四，未指明“托克维尔悖论”的两个潜在要件：改革失败和政府被推翻。从托克维尔基于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失败且政府被推翻是“托克维尔悖论”的构成要件，托克维尔述及了这两个要件但并未明确指出来。
(2)企业导师在指导学生过程中认真指导，通过考核企业给予导师额外的奖励，导师的收益为(1+α0)I－ε1，其中 α0(α0＞0)为企业导师认真指导能给其带来的收益增加比例，ε1(ε1＞0)为付出额外的成本。当只有企业导师认真指导时而学徒不努力工作时，学生可以从企业导师的努力中获得更多的收获R'(R'＞R)，学生的行为称之为“搭便车”。
鉴于此，有必要将“托克维尔悖论”修正为：对于一个推进改革的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是其推进的改革致力于增加少数人的利益之时，这样的改革施行一段时期（数年甚至数十年）后必然失败且会导致政府被推翻。这一界定有以下特色：一是去除对政府属性的限定，表明改革过程中出现“托克维尔悖论”的政府最初不一定是坏政府；二是指出催生“托克维尔悖论”的改革致力于增加少数人利益；三是指出生成“托克维尔悖论”的改革时长为数年甚至数十年；四是指出改革失败和政府被推翻是“托克维尔悖论”的构成要件。
2.政府稳定性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之前的十余年间，中国一直处于动荡状态，经济发展速度较慢，人民生活水平较低，政府稳定性相对较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持续推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政府稳定性并未下降而是不断增强。
（二）“托克维尔悖论”的实例
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其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路易十六改革、法国大革命展开深入分析后发现：腐败（而非生活的贫困）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革命往往爆发于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经济繁荣反倒加速革命的到来[7]（P204-213）。这些观点被后世精炼为“托克维尔悖论”：对一个坏的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悖论”的要件有四个：一是改革由一个坏的政府启动；二是最危险的时刻是开始改革的时刻（经济开始繁荣、苛政有所减轻）；三是改革失败；四是政府被推翻。在这四个要件中，前两者是必然要件、明目要件，后两者是非必然要件、潜在要件。
1.路易十六改革。路易十六于1774 年任命重农派经济学家杜尔阁为财政总监，杜尔阁试图通过改革取消一切奴役、一切特权，具体改革举措有：免除农民徭役，取消省界壁垒，废除贸易关卡，振兴工业发展，通过税制改革让贵族、僧侣和第三等级的税率相同；在政治领域借助省级议会扩大政治开放。这些改革受到特权阶级的反对，杜尔阁因而被免职，继任者马尔泽布试图推行的改革与杜尔阁推行的改革十分相似，最终也被迫下台。1780 年，路易十六向臣民宣布此后增派军役税必须公开登记，并试图确立征税平等制度[7]（P215）。但是，其未能获得成功。1787 年，路易十六召开“显贵会议”，试图向特权等级征税，但因遭贵族抵制而失败。为解决财政危机，路易十六于1789 年5 月召开已经中止175 年的三级会议，但其改革意图顽固维护教士、贵族的封建特权，与第三等级形成严重对立，最终引致法国大革命爆发，标志着路易十六改革失败，路易十六政府也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推翻。路易十六改革最终失败主要归因于：路易十六统治末期，其试图通过改革增加以其为首的统治集团的利益，但这一企图被大众否决。显然，路易十六改革具备“托克维尔悖论”的要件，如：改革后期的目标是增加少数人的利益，路易十六政府实施这一改革之时是坏政府，这一改革最终失败且路易十六政府被推翻。
2.“清末新政”。清政府于1901 年开始推行“新政”，此次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仿行立宪”——于1911年5 月组建“皇族内阁”；编练“新军”；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改革官制，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编制现代法律和筹蒙改制[8]。这一改革的积极影响主要有：推动自由经济发展；促进法律现代化、政权机构现代化、军队近代化；推动新学教育兴隆；促进民族资产阶级崛起，催生民主革命。消极影响主要有：增加人民负担；袁世凯集团崛起；加深列强侵略；强化国家机器；催生边疆问题。“清末新政”也具备“托克维尔悖论”的要件，如改革的根本目标是维护清王朝统治而非维护或增加国家利益，据此来看，推进改革的清政府是一个坏政府；经过10年的改革，清王朝的经济开始繁荣、苛政在某些地方有所减轻，但这一改革最终失败且清政府被推翻。
3.戈尔巴乔夫改革。1985 年3 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次年开始推进“改革与新思维”，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指导思想推行多元化；政治上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经济上推行私有化；军队建设上推行非党化、非政治化。1990 年举行的第28 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纲领性的声明和章程中表明苏共已经丧失改革的主动权、失去社会控制力[9]。这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而且这次改革失败是苏联于1991 年底解体的重要原因。戈尔巴乔夫改革也具备“托克维尔悖论”的诸多要件，如：改革举措的实施并未切实增加广大民众的利益；改革削弱了苏联的集权体制，改革的失败加速了苏联解体进程，苏联政府最终于20 世纪90 年代初垮台。
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及对“托克维尔悖论”的破除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对“托克维尔悖论”的有力反击并非出现于短期之内，而是逐步实现于改革开放进程之中，是一个基于量变出现质变的过程。
网上有消息称，潍柴动力（000338）燃料电池发动机预计明年下半年实现量产，股市动态分析周刊记者向其证券部致电后获悉属实。
（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历程
1.改革开放1.0 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1.0 时代”，这一时代由三个阶段组成[10]。第一、全面启动改革阶段（1978 年12 月—1992 年9 月）。这一阶段的起点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从农村向城市稳步推进，由点至面逐步推开，从沿海向内地全面展开。第二、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阶段（1992 年10 月—2002 年10 月）。这一阶段的起点是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第三、初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阶段（2002 年11 月—2013 年10 月）。这一阶段的起点是中共十六大提出到2020 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 年11 月）召开之前已基本实现。
2.改革开放2.0 时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年11 月）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2.0”时代[11]。这次全会再次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将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完善，经济体制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这次全会首次成体系地整体明确了中国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即六个“紧紧围绕”）；在改革方向上，此次全会指出必须持续推进改革，但不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道路错误。
（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对“托克维尔悖论”的反击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相关论述中，“托克维尔悖论”的核心要义是：对一个坏的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在有些西方政客及西方学者眼中，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政府是坏的政府（最常见的指责是“中国政府是专制政府”），可以推测，如果这场改革最终失败，将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托克维尔悖论”的实例。
（21）蒙者，不智也。鄙者，不慧也。（《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三，《中华道藏》30/551）
中国政府在20 世纪70 年代末至今的40 年中成功推进改革开放进程，将中国由基于综合国力来看的世界二流国家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国家，在一些西方学者、政客及公众眼中，当今的中国已经是超级大国但未来有可能崩溃（“中国崩溃论”）。因此，从诸多西方政客及西方部分公众的视角来看：中国政府这一“坏的政府”最危险的时刻并非是实施改革之时而是在将来，因而反击了“托克维尔悖论”。
1.2 试验方式[1] 试验地设在乐都区高庙镇西村火车站道路两边，109国道两边和农田林网的树木，从以上三个地区分别选择受黄斑星天牛危害的树木各10株(共30株)，做1次用试验，于5月8日分别采用氧化乐果和辟虱蚜进行打孔注药(每种药剂选5株)，孔深5cm，直径0.6—1.0cm[2]，用药量20ml,同时再分别选10株(共30株)样本做两次用药试验，于5月8日分别采用氧化乐果和辟虱蚜进行1次打孔注射(每种药剂选5株)，于5月23日进行第2次打孔注药，用药量均相同，同时每组选择2株受害树木，不防治作为对照。
作为反击“托克维尔悖论”的一个实例，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能够有力反击这一悖论的直接原因是在改革过程中不断解决各类矛盾，降低改革的失败风险，其根本原因和具体原因如下：
相关部门应加强业务人员的培训。在部门内部建立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提高荣誉感和使命感。积极进行岗位培训，提高人员的专业技能。尤其是加强对本地区多发气象灾害的发生规律和发生特点的认识。
3.最危险的时刻并非改革之初，也不会出现在未来。改革开放之前的一个时期——“文化大革命”引致严重混乱、动荡，“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两年内，“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诸多错误（借助“两个凡是”等）被延续；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传统文化及社会主义文化被严重损毁；整体科技水平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改革开放后诸多政策的实施使曾经存在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危险不断减少、危险程度不断下降。从发展趋向来看，中国绝对不可能崩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在改革之初也绝对不会出现在未来。
4.改革获得成功。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综合国力较弱，在世界处于二流国家行列。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进程，经过四十年的改革，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国，改革获得成功，改革成就有目共睹。诸多国家的一些改革在短时间内看来取得了成功，但潜在危机的最终爆发致使这些改革在长时期看来并未成功，如斯大林模式的构建、运行和凯恩斯主义的实施均在短时间内获得明显成效，促使苏联和美国的国力有所增强，但这些改革均在实施三十余年之后因各种问题的出现而受到质疑，且最终引致严重问题（如苏联经济停滞不前、西方国家出现“滞胀”）。与这些改革明显不同的是：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中国存在的问题并未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而增加或严重化，而是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减少和轻微化，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会因引致诸多问题而受到质疑，换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现在看来是成功的，置于历史长河中来看也将是成功的。
三、改革开放有力反击“托克维尔悖论”的原因
1.一个好的政府领导并不断推进改革。诸多西方国家政客及公众认为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政府是坏的政府，这一见解是完全错误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相比，中国政府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忠实践者——其产生及运作过程均呈现出真正的民主状态。
（一）根本原因：改革目标是增加国家利益而非统治集团利益
一场改革试图逃脱“托克维尔悖论”的魔咒，首要条件是改革目标必须是增加国家利益而非增加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且这一目标必须得到实现。路易十六改革、“清末新政”和戈尔巴乔夫改革均因为缺乏这一首要条件而最终难逃“托克维尔悖论”的魔咒。以路易十六改革为例，部分学者认为托克维尔的论证存在错误，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并非由路易十六的改革引发，而是由于路易十六拒绝改革。实际上，路易十六进行了诸多改革，恰恰是最后一场改革尝试引发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最后一场改革的目标是增加统治集团的利益，路易十六拒绝增加公共利益的改革方案，最终引致法国大革命爆发。与此相反，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增加国家利益而非增加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且这一目标得到完美实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破除“托克维尔悖论”的根本原因。中国改革开放以增加国家利益为目标而且实现了这一目标，改革没有失败、中国政府继续保持其好政府的性质、不再面临高风险时刻、也不可能失去执政地位，因而有力反击了“托克维尔悖论”。
进行城市发展和建设工作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为了造福子孙后代，为他们留下更好的环境，不重视对环境的破坏，浪费、消耗资源，不仅仅会对人们的健康造成影响，还会使得城市的竞争力降低，在多年以后还可能面临无法生存的问题，所以，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节约资源、最大限度的保护环境，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建设生态城市，促进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促进我国长期繁荣。
（二）具体成因
1.改革由凝聚力极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级政府具体推进。改革开放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实施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中国共产党处于强有力的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并坚持同一宏观目标及同一类宏观举措，而非不断变换宏观目标和宏观举措。作为改革开放具体举措的实施者，中国各级政府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够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实施改革举措，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改革模式，为改革开放取得全面成功创造了条件。与中国改革开放相比，路易十六改革、“清末新政”和戈尔巴乔夫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推进改革的领导集体凝聚力较弱、改革目标变动不一等问题，从而增加了出现“托克维尔悖论”的可能性。
2018 年4 月20 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全党全国要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的战略路线，并强调要重视和发展科学与教育工作[12]。这一表态被多国媒体解读为朝鲜正式宣布进行改革开放，但朝鲜这一情况在研究中尚不可视为复制改革开放经验的实例——朝鲜只是表露出有推进经济建设的意图，尚未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推进改革。与朝鲜相比，老挝和越南的“革新开放”已经在复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取得实效。
生物图是生物科学的第二语言，包括高中生物学教材中的结构模式图、生理功能图、数据例析表格、坐标曲线统计图、遗传图解系谱图等，其最大的特点是既直观又能承载大量信息，能把复杂的内容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变复杂为简单，变抽象为形象，是表达、概括、拓展和深化生物学概念的重要形式[1]。
2.以渐进举措推进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通常被视为分项渐进式改革的典型，这一改革始于农村（农业领域），1984 年才开始展开城市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演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渐进决策的“按部就班”、“积小变大”和“稳中求变”等原则始终贯彻于改革开放过程之中。在渐进推进的改革过程中，国家利益稳步增加，改革获得极大成功，政府稳定性持续增强，为有力反击“托克维尔悖论”创造了有利条件。路易十六改革、“清末新政”和戈尔巴乔夫改革在这方面与改革开放完全相反，以“清末新政”为例：1909 年9 月，依照中央政府的命令，除新疆之外的均设立咨议局（类似西方国家的地方议会），清政府原希望稳步推行新政，但咨议局出现后开始推动清政府加快改革步伐，清末改革呈现出不断加速态势，清政府未能解决改革的“失控”问题，最终引致革命爆发。
3.基于经济改革的成功再推进政治改革。从当代改革开放的历程可以看出：这一改革始于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之后开始推进政治改革，这一举措为改革开放有力反击“托克维尔悖论”创造了条件：经济改革的成功意味着广大民众的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这种情况下展开政治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所面临的风险都会较小——经济改革成功能够提升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认同度，使其支持政治改革举措。路易十六改革、“清末新政”和戈尔巴乔夫改革在这方面与中国改革开放存在极大不同：路易十六政府在经济改革尚未获得成功的情况下贸然重启三级会议，“清末新政”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时展开，但经济改革尚未获得成功之时政治改革开始加速，戈尔巴乔夫在发现经济改革短期内难以获得成效之后将改革重点转至政治领域，超前的政治改革加大了改革陷入“托克维尔悖论”魔咒的可能性——政治改革的启动使中下层民众获得更多权力，当这些民众发现自身的经济状况未获得明显改善之时，就会借助所拥有的权力表达经济诉求，这些经济诉求常常与改革推动者的利益取向并不完全相符，催生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从而加大改革失败、政府倒台的风险。
PIVAS与住院药房一体化信息系统的构建及其应用…………………… 钱晓萍，江翊国，孙大可，等（6·475）
4.改革的领导者、推进者极为廉洁。托克维尔认为路易十六政府的腐败（而非生活的贫困）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与路易十六政府相反：作为改革开放的领导者、推进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长期致力于维护和增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且始终高度重视廉洁政治生态建设，领导者、推进者高度廉洁状态的保持为改革开放进程的稳步推进、改革开放有力反击“托克维尔悖论”提供了重要保障——领导者、推进者廉洁性的保持能够确保改革目标始终是增加国家利益而非自身利益，能够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始终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的成功及政府稳定性的增强从而获得保障。与中国改革开放明显不同的是：路易十六改革、“清末新政”和戈尔巴乔夫改革这三次改革的领导者、推进者都较为腐败，导致改革目标更多地或完全地偏向于增加统治集团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政府的稳定及改革的成功也就难以获得保障。
三、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有力反击“托克维尔悖论”经验的普适性
自20 世纪80 年代至今，数个国家效仿中国改革开放展开改革，对这些复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实例展开分析，有助于判定中国改革开放有力反击“托克维尔悖论”的经验是否具有普适性，并发现增强这一经验普适性的途径。
（一）复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实例
在Simulink仿真环境下实现了闭环线性系统，并且关于反馈矩阵K的选取，对比了传统的极点配置法和基于LQR的最优控制法所设计的闭环系统性能。则对于仿真实验，给定系统输入的电压信号如图6。
1.老挝的“革新开放”。1986 年11 月，老挝革命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老挝开始“革新开放”[13]。老挝的改革在极大程度上复制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如稳步实施对外开放政策、逐步将计划经济体制变更为市场经济体制。诸多改革举措的实施改变了老挝长期对外封闭的状态，显著提升了老挝人民生活水平且使老挝的国际形象得到有效改善。老挝革命党及政府推动改革的目的是增加国家利益，因而可以视为一场由好政府推动的改革；1986 年至今的32 年中，老挝复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稳步实施各项改革举措，获得改革成功，其政府稳定性也得到提升。从这些方面来看，老挝“革新开放”的成功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有力反击“托克维尔悖论”的经验适用于其它国家。
2.越南的“革新开放”。1986 年12 月，越南共产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越南开始“革新开放”[14]。越南的改革也在极大程度上复制了中国改革开放经验。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至今，越南借鉴中国经验推进的“革新开放”获得了显著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越南“革新开放”是反击“托克维尔悖论”的实例，一方面，在周边国家看来，实施“革新开放”政策之时的越南政府是一个坏的政府，它在20 世纪后半叶曾肆意侵占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严重损害周边国家的正当、合法利益；另一方面，越南共产党及越南政府目前面临着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未曾出现的危机——越共威信下降、越南政府中派系林立、越南领导集团中存在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势力。这些情况的存在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越共及越南政府如果未能有效应对“革新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危机，极有可能失去在越南的领导地位。换言之，越共及越南政府极有可能在“革新开放”过程中最终未能逃脱“托克维尔悖论”的魔咒。如果这些情况出现，必须注意的是：越南“革新开放”出现“托克维尔悖论”的时长较长——路易十六改革呈现出“托克维尔悖论”的时长为16 年，越南“革新开放”呈现出“托克维尔悖论”的时长将超过三十年。进一步而言，如果“革新开放”最终导致越共和越南政府失去领导地位，那么越南改革出现的是“托克维尔悖论”的变种或“托克维尔悖论”的修改版本——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在改革开始之时，而是改革推进一段时间之后。
（二）中国改革开放反击“托克维尔悖论”经验普适性的提升路径
老挝和越南等国家在复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过程中能否反击“托克维尔悖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反击“托克维尔悖论”经验的普适性程度，因此，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反击“托克维尔悖论”经验普适性的提升路径有着重要意义。
1.必须确保改革目标是增加国家利益而非统治集团利益并全力实现这一目标。其它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复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之时，必须像中国改革开放一样确保改革目标是增加国家利益而非集团利益，并在改革过程中全力实现这一目标。这一目标的确保及实现有赖于改革领导者、推进者在改革目标方面形成共识，并在强有力领导者的领导下稳步推进改革，基于渐进政策稳步增加国家利益，为政府稳定性的增强及改革的最终成功奠定基础。
2.要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强化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及政府的权威和执政能力。呈现“托克维尔悖论”的改革普遍存在改革领导者、推进者在改革进程中逐渐丧失权威、执政能力明显下降等情况，中国改革开放反击“托克维尔悖论”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权威和执政能力。这一经验值得推进改革的其它国家积极吸纳。强化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及政府的权威和执政能力有赖于诸多要件，如：确保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实现绝大部分民众利益的增加，通过改革举措的实施有效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保持执政党、政府的廉洁性，切不可使民众因执政党、政府的腐败而反对改革甚至试图推翻政府。
3.以渐进举措推进改革进程，严防改革出现“失控”状态。与渐进式改革相比，突进式改革（或突变式改革，如“休克疗法”）的速度较快、有望在短时间内取得成绩，但突进式改革的风险极高，比如：改革进程极快会导致一些方案未经过全面评估就加以实施，加大了改革方案失败的可能性；快速变革会导致大量适应原有状态的群体因脱离原先的舒适区而产生不适感，并由此产生“防御反应”，这些群体极有可能反对改革甚至试图推翻进行改革的政府。因此，其它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时必须以渐进举措推进改革进程，改革方案必须在全面评估的基础上不断试错，基于小区域内（指经济和政治等领域，也指现实中的行政区域）的成功实施逐步推开，切不可因某些群体的鼓动或助推而加速改革。
这年秋天，我上学的事忽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之前一直都是妈妈在家里教我。说实话，我对上学不可能没有顾虑。开学那天，我径直朝教室走去，不用抬头也知道沿路有一些同学在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个没完，“注目礼”形成的光束灼灼燃烧着我。
4.要在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再稳步推进政治改革。路易十六改革、“清末新政”和戈尔巴乔夫改革出现“托克维尔悖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全面改革没有成功的经济改革支撑，在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有力反击“托克维尔悖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它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复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之时须吸纳这一经验，具体举措如：在经济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之前不展开政治改革；或者在改革之初更多地致力于经济改革，少量实施政治改革举措，使绝大部分民众关注经济改革举措的实施。
5.保持改革领导者、推进者的高度廉洁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保持高度廉洁性是这一改革有力反击“托克维尔悖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它国家在复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进行改革时必须采取诸多举措保持公职人员的高度廉洁性，如：完善廉政制度，为公职人员的廉洁提供制度保障；切实发挥社会监督的力量，对公职人员形成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严惩党政系统中的腐败分子，对党政系统中的成员形成威慑，降低腐败现象的发生率。
结语
作为有力反击“托克维尔悖论”的一个实例，中国的改革开放备受国内外政界、学界的关注。这一改革有力反击“托克维尔悖论”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目标是增加国家利益而非统治集团利益，具体原因是：改革由凝聚力极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级政府具体推进；以渐进举措推进改革；基于经济改革的成功再推进政治改革；改革的领导者、推进者极为廉洁。从发展趋向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进一步推进、深化，其成功经验已被老挝和越南等国家复制。但是，复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国家不一定能够像中国一样在改革过程中有力反击“托克维尔悖论”。多种举措的实施能够有效提升中国改革开放反击“托克维尔悖论”经验的普适性，这些举措的实施有助于复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进行改革的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反击“托克维尔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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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冬英（1982—），女，江苏淮阴人，博士，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治理、比较政治与比较行政。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155(2019)05-0021-07
DOl： 10.3969/j.issn.1671-7155.2019.05.004
收稿日期： 2019-09-30
基金项目： 2019 年度全国地方党校（行政学院）重点调研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重要论述在福建省的形成与践行研究”（项目编号：2019dfdxkt05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樊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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