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清華簡《耆夜》的《蟋蟀》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蟋蟀论文,論清華簡论文,耆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前年秋天，我曾在《光明日報》寫過一篇小文，簡要介紹了清華大學所藏戰國竹簡中的《耆夜》① 幸能引起讀者的興趣。現在該篇竹簡的圖版和考釋，已在2010年底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書内發表②。這裏想就有關這篇簡文的一些問題，特別是篇中的《蟋蟀》詩，作進一步的討論。
大家可以看到，《耆夜》簡共爲14支，其間有4支斷折，文字殘缺。簡文記述周武王八年伐耆，即《尚書·西伯戡黎》的黎國，得勝凱旋，於文王宗廟舉行慶功的“飲至”典禮。參加這次禮儀的，除武王外，有畢公、召公、周公、辛甲、作册逸（史伕）、吕上（尚）父（太公）等。飲酒間武王作詩，致畢公的名《樂樂旨酒》，致周公的名《輔乘》；隨之周公作詩，致畢公的名《英英》，致武王的名《明明上帝》。這四篇，都是我們前所未見的佚詩。
最后，周公持爵未飲，有感於蟋蟀驟降於堂，作詩一篇三章，名爲《蟋蟀》。這篇詩與傳世《詩經》的《唐風》首篇《蟋蟀》，不僅標題相同，内容也顯然彼此有着關係。在出土的古文字材料裏，發現這樣與《詩經》相關的實例，是非常特殊罕見的。
現收於《詩經·唐風》的《蟋蟀》，也是三章，依阮刻《十三經注疏》的《毛詩正義》本，全篇是這樣的：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孝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悟。天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耆夜》簡文的《蟋蟀》則是（盡量用通行文字）：
蟋蟀在堂，役車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樂，夫日□□，□□□忘。毋已大樂，則終以康。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逍迨。
蟋蟀在席，歲聿雲落，今夫君子不喜不樂，日月其迈，從朝及夕。毋已大康，則終以祚。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愳愳。
蟋蟀在舍，歲聿□□，［今夫君子不喜不樂］，□□□□，□□□□。毋已大康，則終以愳。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愳愳。
粗看起來，兩篇《蟋蟀》似乎相近，仔細分析，兩者實有較顯著的差異。
首先，一念就會知道，兩篇用韵很不一樣。簡文《蟋蟀》，第一章押陽部韵，第二、三章押魚、鐸部韵（魚鐸平入對轉）。《唐風·蟋蟀》第一部押魚、鐸部韵，第二章押月部韵，第三章押幽部韵。單就這一點說，差別已經很大了。
兩篇雖有許多共通文句，但各章并非一一互相對應。實際上與簡文第一章相接近的，是《唐風》的第三章。可以看到，兩者均以“蟋蟀在堂”起句，隨后説到“役車”。《唐風》的二、三章起句仍是“蟋蟀在堂”，簡文則二章爲“蟋蟀在席”，三章爲“蟋蟀在舍”，且用以押韵。
兩篇的句式也有不同。簡文《蟋蟀》不像《唐風》那樣作清一色的四字句，整齊劃一。尤其特别的是其中“今夫君子不喜不樂”没有韵脚，八字只好作一句讀。如其第二章：“今夫君子不喜不樂，日月其返，從朝及夕”，韵脚落於“夕”字，按照王力先生的説法，乃是“疏韵”③。《唐風·蟋摔》没有這種現象。
《唐風》三章，末句分別是“良士瞿瞿”、“良士蹶蹶”、“良士休休”，句末都是叠字。依毛傳，“瞿瞿”意爲“瞿瞿然顧禮義也”，“蹶蹶”意爲“動而敏於事”，“休休”則指“樂道之心”，總之皆爲“良士”的品德。簡文《蟋蟀》三章，第一章末句作“是惟良士之
”，第二、三章作“是惟良士之愳愳”。“愳愳”或即《唐風》的“瞿瞿”，“”可能是指正大而言，因爲“方”字有大和正的涵義。簡文同樣是説“良士”的德性，却仍有明顯的差異。
簡文與《唐風》兩篇《蟋蟀》既然有這樣的不同，其成篇的時期和地域應該有較大的距離。從《唐風》一篇顯然的比簡文規整看，簡文很可能較早，經過一定的演變歷程才演變成《唐風》的樣子。
二
關於《唐風·蟋蟀》的成篇時期和内容性質，《詩序》有很明確的説法：“《蟋蟀》，刺晋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晋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④，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所説的晋僖公，《左傳》桓公六年作僖侯，《史記·晋世家》作釐侯，其在位年爲西周共和二年至宣王五年，即公元前840至前823年。
漢代學者論及《蟋蟀》，大都本於上述《詩序》的看法。例如《漢書·地理志》説：“參爲晋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於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還有《後漢書·馬融傳》等，也有類似的話。晚出的《孔叢子·記義》甚至假托孔子讀《詩》，説：“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這些都是由《詩序》之説而來。⑤
按照《詩序》一系的傳統説法，《唐風·蟋蟀》“今我不樂”的“我”，指的便是詩篇所刺的晋僖公。但是，通讀詩篇，會感到意旨的前后矛盾，正如前人已指出的：“每章前四句似爲荒樂者代述其言，后四句又似戒其耽於逸樂”⑥。盡管有些學者努力調和⑦，矛盾還是顯著的。作詩的人何以這樣來“刺”晋僖公，確實有些費解。
這裹特別是要說的是，歷史上的晋僖公實際不是生活過儉，以致不合禮制，激起人們作詩以“刺”的君主，事實剛好相反。這一點，有他所制青銅器足能證明。
近年在山西曲沃北趟發掘的晋侯墓地中，發現了器主爲“晋侯對”的一批青銅禮器，經多方面研究，“晋侯對”肯定就是《晋世家》的釐侯，也即《詩序》講的晋僖公⑧。墓地M1是他的墓，M2爲其夫人。
晋侯對器物裏引入注瞿瞿的有一組盨⑨，上面的銘文是（依原行款）
惟正月初吉
庚寅，晋侯對
作寶
盨，
其用田狩湛
樂於原隰，其
萬年永寶用。
還有一件鋪⑩，銘文是：
惟九月初吉
庚寅，晋侯對作鑄
鋪，用旨食
大
，其永寶用。
這兩篇銘文都有獨特的地方，不見於其他青銅器。
盨銘説“田狩湛樂於原隰”，“湛樂”可參照《詩·常棣》“和樂且湛”。其實“湛”可以通作“沈”，有不好的意思，如《詩·抑》“荒湛於酒”，《墨子·非命下》“内湛於酒樂”。
鋪銘“旨食大”，“旨食”意是美食，“”我想應讀为“燔”，即烤肉。鋪是豆類器，可用以陳肉食。
將兩篇特異的銘文結合起來，不難看出晋僖公绝不是儉嗇的人，而是耽於逸樂，愛好田游和美味的豪奢貴族。《詩序》所講恐怕不是史實。
《耆夜》所提供的簡文《蟋蟀》的歷史背景，則完全没有上面説的矛盾和問題。
簡文周公作《蟋蟀》一詩，是在戰勝慶功的“飲至”典禮上，大家盡情歡樂正是理所當然，周公只是在詩句中提醒應該“康樂而毋荒”，才符合“良士”的准則。要求周朝廷上下在得勝時保持戒懼，是這篇詩的中心思想。
三
有些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耆夜》不但明記周的伐耆在武王八年，實際通過周公作《蟋蟀》一詩，指出了伐耆的具體時節。
《唐風·蟋蟀》第一章的毛傳説：“蟋蟀，
也，九月在堂。”孔穎達《正義》：“九月之時，蟋蟀之蟲在於室堂之上矣。”按《豳風·七月》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正義》：“蟋蟀之蟲，……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户之内。至於十月，則蟋蟀之蟲入於我之床下。”正與毛傳“九月在堂”相符。以此對照《耆夜》的《蟋蟀》，不管《七月》曆法的建正如何，蟋蟀“在堂”、“在席”、“在序”肯定是接近歲末的事，以至詩中説“歲聿雲落”。由此證明，周的伐耆是武王八年的深秋以後。
按《史記·周本紀》云：“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五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這是十一年克商的前奏，前人多認爲本於漢初流傳的《泰誓》。這種本子的《泰誓》，曾爲《尚書大傳》所引，應該有很早的來源，與後來的《孔傳》本《泰誓》不能同日而語(11)。按《尚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因此清梁玉繩《史記志疑》説《周本紀》“其曰‘九年’，乃武王即位爲西伯之九年；下文曰‘十有一年’，乃武王之十一年，與《書序》合，甚爲明劃，其言亦必有所據，與文王不相涉。”(12)
梁玉繩這段話，是針對《孔傳》本《泰誓》把克商從十一年改作十三年説的。《孔傳》説：“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并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這樣講來，“十一年”乃是文王受命的紀年，武王不用自己即位年數，而是沿用文王受命之年。此説影響甚大，一直到王國維的《周開國年表》還繼續着這樣的看法。
孔穎達《正義》爲了支持《孔傳》，還專門引用了《逸周書》的《文傳》篇。《文傳》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有遺的性質，似與《孔傳》相合，然而細繹《逸周書》有關各篇，有文王、武王的紀年，例如：
《程寤》“惟王元祀正月既生魄”（文王紀年）(13)
《柔武》“維王元祀一月既生魄”（武王紀年）
《大開武》“維王一祀二月”（武王紀年）
《小開武》“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武王紀年）
武王并不沿用文王受命之年。
無論如何，《耆夜》的“武王八年”一定是武王即位的八年，不可能是文王受命的八年。這也就支持了上述梁王繩的意見，《周本紀》本於《泰誓》講的“九年”是武王自己紀元的九年。
這樣，簡文所記武王伐耆，同孟津觀兵在時間上便前後鄰接了。伐耆在八年之末，隨後就是在孟津觀兵，與諸侯相會。
《西伯戡黎》的本事，歷來以爲“西伯”是文王，宋代才有學者主張是武王(14)。《耆夜》的記載，從各方面考慮，要比傳統的説法近乎情理，值得今后深入探究。
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出土簡帛與古史再建”（09JZD0042）、科技部科技支撑計劃“中華文明探源及其相關文物保護技術研究”項目課題“古代簡牘保護與整理研究”（2010BAK67814）和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清華簡的文獻學、古文字學研究”的資助。
注釋：
① 李學勤：《簡介清華簡〈
夜〉》，《光明日報》2009年8月3日。
②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0年。
③ 王力：《詩經韵讀》，第67-7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④ “憂深思遠”，語本《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⑤ 詳見胡承珙：《毛詩後箋》，第507-508頁，黄山書社，1999年。按胡氏説：“《鹽鐵論·通有篇》引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此尤足見《序》説之古”，查《通有篇》原文，“此《蟋蟀》所爲作也”應係桓寬所説，不是孔子的話。
⑥ 同⑤，第508頁。
⑦ 參看吴宏一：《〈詩經·唐風〉新繹》，（香港）《國學新视野》2011年春季號。
⑧ 李學勤：《〈史記·晋世家〉與新出全文》，《學術集林》卷四，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
⑨ 鍾柏生等：《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匯編》，852-854、856，（臺灣）藝文印書館，2006年。
⑩ 同⑨，857。
(11) 蔣善國：《尚書綜述》，第222-22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2) 梁玉繩：《史記志疑》，第82頁，中華書局，1981年。
(13) 同②。
(14) 參看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066-1067頁，中華書局，2005年。今本《竹書紀年》云帝辛“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即受宋儒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