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类道德——现状#183;假说#183;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经济学论文,视野论文,模型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经济学家对道德问题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偏好和执着，从亚当·斯密到阿玛蒂亚·森近300年 间，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道德的研究。这种研究主要以4种形式展开（不考虑可能出现 的交叉）：第一，纯道德研究，即在道德范畴原有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基本不涉及经济范畴 和经济学的方法，如亚当·斯密对道德情操的研究(1759)（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二，纯经济研究，即在经济 学的框架内，把有关的道德问题转化为经济范畴，并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如阿玛蒂亚 ·森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1987)（注：Amartya Sen:On Ethics & Economic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87,p.6—89.
）；第三，相关研究，即在原有的道德范畴和经济范畴 下研究两者的关系，如科斯洛夫斯基有关伦理经济学的研究(1988)（注：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四，渗透研究，即 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有关的道德范畴进行研究，如贝克尔用经济模型对利他主义的 分析(1976)（注：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国内经济学界近五、六年来已经形成一种道德研究氛围，涌现出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 。如厉以宁、茅于轼、刘伟与梁钧平、陈泽环、刘光明等人的专著。（注：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 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刘伟、梁钧平：《冲突与和谐的结合——经济与伦理》， 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陈泽环：《功利·奉献·生态·文化——经济伦理引论》，上海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光明：《经济活动伦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5 月。
）许多知名学者，如张 曙光、盛洪、樊纲、汪丁丁等，都撰写过有关道德的文章。（注：张曙光：《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读书》1999年第1期，第75—84页。盛洪：《道德 、功利及其他》，《读书》1998年第7期，第118—125页。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 ，《读书》1998年第6期，第50—55页。汪丁丁：《谈谈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在 哲学与经济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162页。
）不过，国内的研究基本属于上 述第三种形式，即相关研究。资料检索显示，第四种形式即渗透研究几乎还是空白。盛洪在 一篇文章中试图通过比喻把经济学的最大化原理用于道德范畴的分析，但没有建立相应的模 型。而且在研究方向上，似乎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叶航，1999）。（注：叶航：《盛洪与他的道德功利说》，《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3月12日，第4版。
）华中师大刘鹤玲(1999)对 利他主义作过比较深入的分析，但这种分析主要是从博弈论，而非经济学角度切入的。（注：刘鹤玲：《互惠利他主义的博弈论模型及其形而上学预设》，《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 年 第6期，第6—13页。
）台 湾淡江大学教授盛庆王来提出的统合效用理论，（注：盛庆、王来：《功利主义新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他用英 文撰写的著作1991年由荷兰克罗安学术出版社出版，1996年又出了汉译本，但在国内经济学 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就国外来说，如果不把边沁(1781)、（注：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伦敦，1781年版。
）穆勒(1863)（注：约翰·穆勒：《功利主义》，伦敦，1863年版。
）等人早期对功利主义伦理学的研究 算在内，则当代有关第四种形式的道德研究，主要集中于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利他主义（利 他主义是道德行为最显著的特征），其中最著名的是贝克尔提出的利他主义经济模型(1976) ，（注：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350 页
。）但是受到Nakayama(1981)、（注：Nakayama:Nassh Equilibria and Pareto Optimal Income Redistribution,Economet r ica,1981,(12),p.57—63.
）Arrow(1982)、（注：Arrow:Risk Perception in Psychologe and Economics,Economic Inquiry,1982,(20
),p.67—88.
）Bergstrom(1986)（注：Bergstrom:On the Privat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 ics,1986,(29),p.25—49.
）等人的批评 。 他们的分析表明，当利他主义者的收入函数决定于其他所有人的收入时，有可能产生帕累托 无效率。Arrow还证明了即使在两人模型中，收入再分配的帕累托效率也仅是一种特例。当 然，以上批评仅来自经济学界，伦理学界对这一模型则持更为激烈的否定态度。贝克尔的 分析之所以容易引起异议，关键在于模型本身有一个致命弱点，即把利他主义的动机解释成 收入（包括利他主义受惠者的收入）的最大化。这个弱点在贝克尔对人类其他行为动机的分析 中也普遍存在，例如，把家庭看作一个生产单位，把婚姻看作一种投资，把子女看作耐用消 费品等等。（贝克尔，1991）（注：加里·贝克尔：《家庭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3—210页。
）事实上，它体现了建立在新古典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现代经 济学分析方法的先天不足。（叶航，2000）（注：叶航：《超越经济理性的人类道德》，《经济学家》2000年第5期，第79—83页。
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精髓就是在资源约束条件下通过资源的配置选择，寻求实现经济效用（收 益、利润或收入）最优化（最大化）的途径。现代数学在处理最优问题方面具备了较为成熟的 技术，因此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这是其他社会科学无法比拟的优势。20世 纪60年代以后，这一分析方法开始向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法学和史学等领域 渗透，从而被人们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
但是，在经济理论取得上述发展的同时，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在经济 人的假设下，体现人类效用函数的偏好被抽象成单一的经济偏好，从而把一个丰富的、有着 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社会人抽象成一个冰冷的、只善于功利计算的经济动物。且不论把人 的经济属性抽象出来孤立地考察是否符合科学逻辑的要求，单就经济利益并非人们追求的最 终 目标这一点看，经济人的假设就大可让人怀疑。当作为手段的经济行为与人类最终目标发生 冲突时，理性将如何发挥其协调功能？在许多情况下，人类的经济活动与非经济因素有着极 大的关联，如兴趣、情感、审美、道德、正义、信仰等等都会影响人们的经济决策。因此， 就是在纯经济领域内，经济人的假设可能也是有失偏颇的。
二
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道德问题首先要摆脱方法论的上述缺陷。本文提出的广义效用假说， 就是在批判改造的同时保留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从而为经济学分析人类行为一般，特别 是分析道德行为开拓了新的领域。广义效用假说的基本思想是：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可以把 人类所有行为都看作一个在资源约束条件下通过偏好选择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当然，这 里所谓的资源、偏好和效用都是广义的。其推理过程如下——
传统经济学通常用一个经典的公式来表示人们的资源约束：
P[,1]X[,1]+P[,2]X[,2]+…+P[,n]X[,n]=ΣP[,i]X[,i]=I (1)
上式中P为i种商品的价格，X为i种商品的数量，I为人们的货币收入。显然，上式反映的只 是 一种狭义的资源约束，因为它仅仅考虑了货币收入对商品消费的约束。但我们恰恰可以从这 里开始，推导出广义的资源约束。为了方便，我们假定租金、利息等来自财产的收入为零（ 财产收入不为零并不妨碍我们以下的推论）则货币收入可以在一般意义上视作工资率与人们 工作时间的乘积，即：
I=w·t[,w]
(2)
上式中w为工资率，即单位工时的货币收入；tw则为人们的工作时间。如果工资率相对稳定 ，则I的大小主要取决于tw的长短，而tw的长短又进一步取决于人们对自身所拥有的时间资 源t的划分，即：
t[,w]=t-t[,u] (3)
上式中t[,u]为人们的非工作时间。值得强调的是，非工作时间并非等于休息时间或闲暇时间 。事实上，人们在非工作时间内从事体育、旅游、学习、娱乐等各种可以为自己带来快乐 和满足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t[,u]是人们直接用于产生效用的时间资源，而t[,w]则是人们 间接用于产生效用的时间资源。因为金钱（收入）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人类生存的最终目的 。把 (3)式代入(2)式与(1)式，则有：
ΣP[,i]X[,i]+w·t[,u]=w·t (4)
或
Σ(P[,i]/w)X[,i]+ t[,u]=t (5)
(4)式和(5)式体现了广义资源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其中(4)式是用货币形式表现的广义资源 约束。(4)式与(1)式的区别在于，把货币收入I看作时间t的函数，即w·t；而人们对时间资 源的消费不仅包括一般商品的消费(ΣP[,i]X[,i])，而且还包括直接效用的消费(w·t[,u])。如果 (4)式两边同除w，则是直接用时间形式表现的广义资源约束公式。(5)式的右边直接用t来表示时间资源对人类行为的约束，(5)式的左边则表示人们把时间用于一般商品的消费[Σ(P[,i]/w)X[,i]和直接产生效用的消费(t[,u])。其中，(P[,i]/w)表示花费在1单位第i种商品上的时间 。
上述推论的意义在于，把经济学中狭义的资源约束即仅考虑货币和物质资源对人类行为的 约束，扩展为广义资源的约束即时间的约束，从而使整个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一般化。因为经 济学的分析方法就是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寻求资源最优配置的方法，因此所有消耗人类时间的 行为，从原则上讲都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视野，用经济学的方法加以分析。据此构建的广义效 用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U=U(Z[,1])，Z[,2])，…Z[,n]) (6)
上式中Z[,1]，Z[,2]，…Z[,n]就是包括道德偏好、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经济偏好、甚至 信仰偏好和宗教偏好在内的广义偏好。如果一个人的广义资源总量为I，实现广义偏好所需 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分别记作T[,1]），T[,2]，…T[,n]，则资源约束条件可以改写为：
T[,1]Z[,1]+T[,2]Z[,2]+…+T[,n]Z[,n]=ΣT[,i]Z[,i]=I (7)
如果我们假定广义效用函数是连续、且严格凹的，即U′>O且U″ ）则广义效用最大 化的均衡条件可以表示为： MU[,1]/T[,1]=MU[,2]/T[,2]=…=MU[,n]/T[,n]=MU[,i]/T[,i]=λ (8) 上式中MU为广义偏好的边际效用，λ为广义资源的边际效用。根据式(1)～(8)，我们可以 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一般化，并将其用于道德行为乃至整个人类行为的分析。 从广义效用假说中，我们至少可以作出如下几点有意义的推论： 第一，任何偏好都不是独立的，在人类整体行为模式中，非经济偏好对经济活动来说是一 个内生变量。在广义效用最大化过程中，人类行为将依据一定的偏好结构呈现出形态各异的 价值取向。举例来说，如果Z[,1]代表具有利他倾向的道德偏好，Z[,2]代表具有利己倾向的 经济偏好，则当且仅当MU[,2]/T[,2]>λ时，人们的行为才会偏重经济选择。特别地，当M U[,1]/T[,1]>MU[,2]/T[,2]时，人们将为了利他目的放弃或部分放弃自身的经济利益。 第二，就某一特定的偏好来说，人们的行为取决于偏好的强弱与成本的大小。其中前者与 特定的行为取向成正比，后者与特定的行为取向成反比。举例来说，如果Z[,1]代表道德偏 好，则当且仅当MU[,1]/T[,1]）＞λ时，人们的行为将偏重道德选择。如果T[,1]与λ不变， 则道德偏好的效用越大，人们的行为越具道德性；如果MU[,1]与λ不变，则实现道德偏好的 成本越小，人们的行为越具道德性。这一结论也适用于任一特定的偏好。 第三，人们占有的资源越丰裕，资源的边际效用即λ的值就越小。由于经济偏好具有资源 再创造的特殊功能，因此λ的值越小，经济偏好的边际效用也越低。经济偏好的边际效用越 低，则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就越强。举例来说，当物质资源相当匮乏时，一个人很难产生出 非经济的偏好；反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质资源越丰裕，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就 越丰富、越强烈。显然，需求层次学说（马斯洛，1979）（注：A.H.Maslow: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MacMillan Company,1979,p.36—57. ）支持这一结论。 第四，广义效用假说并没有改变传统经济学的根本结论，作为这一分析体系的特例，经济 学教科书中的绝大多数结论仍然是适用的，但是它却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传统经济学的视野 ，并为分析人类的道德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工具。 总之，在广义效用函数的假设下，人类行为模式内在的统一性和互动性使我们有可能在一 个与传统视角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对道德范畴、经济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全新的 、系统的再认识。 三 构建广义效用函数，首先必须对各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偏好怎样转化为一种同质的效用作出 理论解释。心理学在揭示人类行为内在规律时认为，需要和动机是驱动人类行为的基本要素 。当一个人的需要未得到满足时，建立在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基础上的人体平衡状态便会受 到破坏，由此造成一系列生理或心理上的压力和紧张，当压力和紧张超过一定阈值，人们就 会产生行为的动机，进而通过一定的行为来实现和满足自己的需要，以便缓解和消除身心的 压力与紧张状态（李维、朱宝良，1995）。（注：心理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心理学百科全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因此，人类的需要（偏好）虽然形态各异，但随 着需要（偏好）的满足，人们身心的压力和紧张状态不断得以舒缓和化解则是一个相同的过程 ，这一过程带给人的生理或心理上的感受就是经济学中所谓的效用。现代实验心理学通过一 组所谓的“无量纲矢数”来测量这一过程的强弱变化，它与微观经济学中基数效用论的假设 有着惊人的相似。事实上，当经济学试图在人们的消费、炫耀、学习和闲暇之间比较其效用 大小时，与我们在道德、情感、审美、经济以及宗教诸偏好之间比较其效用大小并无实质的 区别。 构建广义效用函数，还必须说明广义偏好、特别是道德偏好产生的原因。在严酷的生存竞 争中，利己主义总是关心自身的适应性并试图用损害他人的方法来增加自己的适应性，因此 利己主义的行为特征在进化过程中似乎有一种不断强化的趋势。反之，利他主义是通过损害 自身适应性以增加他人适应性的途径实现的，因此利他主义的行为特征似乎很容易在遗传进 化 过程中丢失。现代生物学有两种解释利他主义进化模式的理论：一种是“基因选择论”，该 理论认为遗传进化是在基因层次上实现的，所有生物体只不过是基因实现其遗传频率最大化 的武器，为了使遗传频率最大化，基因甚至可以使某一个具体的生物体采取自杀性的利他主 义；另一种是“群体选择论”(Wilson,E.1975)（注：Wilson:Socilbiologe,the New Synthesis,Harvard,Belknap Press,1975. ），该理论认为遗传进化是在生物种群的 层次上实现的，当利他主义有利于种群利益时，这种行为特征就可能随着种群利益的最大化 而得以保存和进化。虽然这两种理论对利他主义具有同样的解释力，但就我来说，更倾向于 后一种解释。美国科学家艾克斯罗德(1984)（注：艾克斯罗德：《对策中的制胜之道——合作进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设计的、通过重复博弈解决囚徒困境中合作 进化与道德演进的著名试验，则对群体选择的进化机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实证性描述（叶航 ，1999）。（注：叶航：《囚徒困境中的人类理性与道德》，《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4月16日，第4版 。 贝克尔曾经说过，对经济学来说理性假设只是一种工具，它只不过希望说明“如果已经观 察到了一组均衡的行为，那么与那些中途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持续下来，从而无法被观察到的 行为相比，这些被观察到的行为必定是看上去理性的行为”。我们假设最初有两类家庭，一 类胡乱花钱、随意消费；另一类则仔细计算每一分钱的最大效用。那么千百年以后，当我们 再来观察这个社会时，我们还能看到那些随意消费的家庭吗？他们毫无疑问早已从地球上消 失了。他们之所以消失是因为他们无法适应生存环境，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 演进规律在起作用。经济学不用理性假设也可以解释现存的社会现象，但是为了分析方便， 经济学假设他们消失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性”。（汪丁丁，1996）（注：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6页。 同样道理，我们也可以假设最初有两个部落，一个部落全由极端自私的原始人组成，没有 信 任、缺乏合作、互相敌对；另一个部落的原始人虽然也自私，但却懂得信任、能够相互帮助 、相互合作。那么数十万年以后，当我们再来观察这个社会时，我们还能看到前一个部落的 后裔吗？我想，肯定是得益于后一个部落的遗传基因，才会有人类今天的文明与辉煌。从生 物学意义上说，经济学所谓的“理性”，只不过是通过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而得以强化的 个体行为特征和群体行为特征。 ESS理论是英国著名生物生态学家梅纳德·史密斯1982年创立的，它在现代生物学中被称为 “自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建立以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ESS是生物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 narily stable strategy)的缩写，凡是生物种群的大部分成员都采用某种策略，而这种策 略 又优于其他策略，这种策略就是ESS。根据ESS理论，一个完全由“鹰”（代表攻击型）组成的 社会或一个完全由“鸽”（代表温顺型）组成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生物进化的稳定策略会使 “鹰”与“鸽”以某种固定的比例，比如7∶5的组合同时存在。以此推论，在生物种群及其 个体行为模式中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也将以某种大致固定的比例同时存在，它们是生命体实 现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秘密武器（叶航，1999）。（注：叶航：《ESS与人类道德的起源》，《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4月23日，第4版。 我们可以根据ESS理论建立一个简单的动态博弈模型，用它说明道德的起源及其演进。假设 利己主义者和利他主义者的博弈属性如下表所示： 利己主义者利他主义者 利己主义者 -5，-5 8，2 利他主义者 2，8 5，5 再假设任一个体只要累计得到10分就可以繁殖一次。动态博弈的结果可以证明，一个利己 主义者占绝对优势或利他主义者占绝对优势的社群都是不稳定的。因此，生物种群及其个体 行为模式中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将以某种大致固定的比例同时存在。（注：更详尽的分析和模型，将另撰专文加以阐述。 19世纪中叶，达尔文和华莱士各自独立地创建了进化论后，都曾不约而同地提到，他们是 读了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著作后才萌发出生物进化这一思想的。可见，生物学和经济学在理论 渊源上有一种“亲缘”关系。有人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 了比较，结果发现这两门学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的方法来预测某 种现象，然后再作出统计检验。它们包含的内在逻辑相当一致：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去总 好像没法使其基因的遗传频率最大化。但这种良好的开端没有多久就被人类知识“专业化” 的浪潮吞没了。20世纪以后，经济学和生物学在各自的领域内独立地发展，形同陌路。以至 于“寻租”理论的创建者、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戈登·塔洛克(1983)不无忧虑地说：“考 虑到这两门学科具有基本上一样的理论结构——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这一事实，它们 之间缺少相互交叉、促进是十分令人吃惊的。”（注：Tullock:Territorial boundaries:an Economic View,The American Naturalist,198 3,p.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