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参加一九六二年莱比锡春季展览会原因探析^*

童 欣

〔摘要〕 莱比锡展览会是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的晴雨表。1962年，尽管民主德国十分需要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交支持，中国却决定不参加当年的莱比锡春季展览会。中方的解释主要是国民经济陷入困难，民主德国则认为问题出在政治方面，即原因在于中国与苏东国家出现意见分歧。通过梳理双方档案，分析具体历史情境，本文认为，双方的说法都不够全面，或多或少忽略了对方内政的影响和中国树立国家形象的意图。

〔关键词〕 莱比锡展览会；民主德国；中德关系；人民公社；中苏关系

冷战初期，中国与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重要伙伴。对中国而言，民主德国地处冷战前沿，又拥有发达的工业体系，所以两国关系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有重要意义。拥有700多年历史的莱比锡展览会(以下简称“莱展”)，正是两国交往的重头戏。从1951年到1961年，中国每年都派团参展，而且还在1953年民主德国遭遇内政、外交重大困难时，给予其巨大的政治支持。然而到了1962年，北约国家因反对修建柏林墙而集体抵制春季莱展，民主德国十分需要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可是中国却首次缺席莱展[注] ① 1962年，中国仅派出以驻民主德国大使王国权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参观春季莱展，并没有像从前一样派团参展。关于当年王国权代表团参观春季莱展的德方记录，参见Aktenvermerk über den Besuch der Leipziger Messe durch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sdelegation，10.3.1962，Politisches Archiv Auswärtiges Amt，Bestand MfAA，A.6745，Bl.249-251。按：Politisches Archiv Auswärtiges Amt为联邦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以下简称为PAAA)，该馆收藏有民主德国外交部(MfAA)的全部档案。 。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原因在于中苏分裂，那么为何在1963年至1964年中苏论战进一步升级(以“九评”为标志)之后，中国又于1965年重新出现在莱展之上呢？中国政府对莱展的定位究竟是什么？中国未参加1962年春季莱展与中德两国各自的内政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 本文是华东师范大学2018—2019年度“幸福之花”基金先导项目(人文社会科学)“冷战起源与苏联战后的安全和发展战略研究”(2019ECNU-XFZH002)的阶段性成果。

德国重新统一后，前民主德国档案的保存和开放情况相对较好。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利用这批档案写出了一系列研究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的文章[注] 参见李丹慧：《分朋引类：中国分化苏联东欧集团再探讨(1964—1965)》，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22)，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55—84页；葛君：《试论新中国与民主德国的早期贸易关系(1950—1955)》，《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葛君：《民主德国与中国关系史初探(1949—1965)》，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陈弢：《中苏破裂背景下的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1964—1966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N.Stuber，East German China Policy in the Face of the Sino -Soviet Conflict ：1956-1966 ，(Dissertation)，Zürich，2004；Werner Meißner(Herausgegeben)，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Politik -Wirtschaft -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Berlin：Akademie Verlag GmbH，1995；Joachim Krüger(Hg.)，Beitr äge zur Geschichte der Beziehung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Erinnerungen und Utersuchungen ，Münster：LIT Verlag，2002；Harald Möller，DDR und Dritte Welt ，Die Beziehungen der DDR mit Entwicklungsl ändern —ein neues theoretisches Konzept ，dargestellt anhand der Beispiele China und thiopien sowie Irak /Iran ，Berlin：Verlag Dr.Köster，2004；William E.Griffith，ed.，Communism in Europe ：Continuity ，Change ，and the Sino -Soviet Dispute ，Volume 1，The M.I.T.Press，1965。。不过，其中以莱展为主题的，仅有陈弢的《新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开端——以莱比锡博览会为中心的考察》[注] 参见陈弢：《新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开端——以莱比锡博览会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按：这篇文章主要介绍的是中国在1951年到1953年参加莱展的情况，几乎不涉及之后的历史，更没有提到中国错过1962年莱展一事。 。事实上，莱展可以视作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的晴雨表，通过莱展研究两国关系，特别是梳理1961年下半年德方(本文中的“德方”均指民主德国)一再邀请中方参展，而中方最终决定不参加1962年春季莱展的过程，是一个观察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绝佳视角。

通过梳理中德双方档案，本文认为：中国未参加1962年春季莱展的主要原因是对德方政治态度不太满意，次要原因是参加展览对当时已陷入严重困难的国内经济而言负担太重；1965年重新参加莱展，则与中共分化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策略有关。

一、新中国与莱比锡展览会

“莱比锡集市”(Leipziger Messe)被称为“展览会之母”(Mutter aller Messen)，历史十分悠久。在中世纪的欧洲大陆，东西方向上，有一条从巴黎开始，经法兰克福、艾尔福特，再经波兰直抵乌克兰的“国王大道”；南北方向上，有一条从德意志北部开始，穿过纽伦堡，终到意大利的“皇帝大道”。莱比锡就位于这两条大道的交叉点上。从12世纪起，这里出现了地方性集市。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莱比锡成为与法兰克福齐名的欧洲大宗贸易中心。从18世纪末开始，莱比锡集市成了西欧与东欧(特别是波兰、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枢纽，这也是它最大的特色。“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莱比锡市场由商品市场转变为展览市场，在莱比锡的买卖双方凭样品就可订立合同，近代的交通工具也保证了交货的迅速性和供应的经常性。”[注] 新港：《来比锡博览会的发展道路》，《世界知识》1957年第18期。

然而，当1961年民主德国再次陷入内政、外交双重困境，急需中国在1962年初的莱展上显示团结的时候，中国政府却没有再像1953年那样做。尽管德方反复劝说，中方最终还是决定不参加此次展览会。至于其中的原因，中德双方说法不一。

小麦赤霉病是典型的气候型病害，其发生流行会导致小麦结实率和千粒重下降，影响小麦高产稳产，且病菌产生的毒素还会污染麦粒，影响小麦及其制品的质量安全。因此，小麦赤霉病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大力推行小麦赤霉病的综合防治技术，力争将小麦赤霉病病粒率控制在3%以内。小麦赤霉病的防控应重点搞好以下工作。

几乎与民主德国同时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收到了参加1950年春季莱展的邀请，只是因为国内战事未熄、百废待兴而未能赴会。1951年3月，新中国首次参展，备受瞩目，累计参观人数达40多万，“拥挤的时候，要从楼下走上去，二十余级的楼梯需时七分钟”[注] 陈适五：《四十万人争看中国馆——莱比锡博览会纪事》，《世界知识》1951年第18期。 。中方的展览是按周恩来关于展品要能表现出中国“地大物博、富丽堂皇”的指示组织和布置的[注] 《中国参加德、捷国际博览会筹备工作总结》(1951年4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转引自陈弢：《新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开端——以莱比锡博览会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 ，主旨是“表现我国在解放后取得的辉煌进步”[注] 《参加莱比锡博览会展览品内容》(1951年1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转引自陈弢：《新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开端——以莱比锡博览会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 。图片部分以介绍中国的整体经济情况、建设情况、抗美援朝运动为主，实物部分以大豆、丝绸、茶叶等土特产为主，同时也展出少量特色工业产品(如滚珠)。中国媒体认为，这次展览初步打破了欧洲人心目中“愚昧、落后”的中国印象。[注] 陈适五：《四十万人争看中国馆——莱比锡博览会纪事》，《世界知识》1951年第18期。 1952年9月再次参展时，中国展区的面积扩大了三倍多，独占一馆，“为仅次于苏联的独立的综合展览馆”[注] 吉茵：《莱比锡博览会中观众热爱的中国馆》，《世界知识》1952年第49期。 ，而且首位访客即是民主德国总统威廉·皮克[注] 吉茵：《德国人民热爱新中国——旅德散记》，《世界知识》1952年第50期。 。这次的展品除土特产外，主要突出了日用工业品和机械工业方面的成就，成功引起各国关注[注] 参见吉茵：《莱比锡博览会中观众热爱的中国馆》，《世界知识》1952年第49期。 。

上文已分别介绍了中德双方对中国不参加1962年春季莱展一事的解释或判断，由于两种说法均不完备，所以笔者再作四点分析：

目测法是通过视觉对颜色标准参照物与目标物进行比色，从而得到目标物色度值的方法[26]。该方法具有快速、简单、方便、成本低廉等优点，在临床中应用较多。人眼对物体颜色的感知过程为：光源→物体→眼睛→脑→表达，此感知过程受身体状况、视觉适应性、年龄、眼的光谱响应等主观因素以及不稳定的周围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共同影响[27]。因此，仅通过目测法来进行修复体比色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953年，中国参加了秋季莱展。这一年，民主德国所面临的紧张局面与1961年颇有相似之处。从1952年起，原本保留着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色的民主德国开始了快速苏联化的过程，重工业被提升到绝对优先的地位，由此造成的经济比例失调使得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从莫斯科传来新一届苏共领导层(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对统一社会党的批评意见。6月9日，经莫斯科同意，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开始推出“新路线”(Neuer Kurs)政策，检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承诺重视消费品工业以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可就在此时，柏林数百名工人因对提高工作定额不满，于6月16日举行小规模罢工。在政府拒绝工人们的要求之后，包括东柏林在内的多个大城市出现骚乱，直到6月17日驻德苏军出动……是为“六一七”事件。[注] 参见Hermann Weber，Die DDR 1945-1990 ，München：Oldenbourg Verlag，5.Auflage，2012，S.41。此次风波发生之后，整个民主德国人心不稳，大批民众逃往联邦德国[注] 《周总理与柯尼希团长的谈话记录》(1953年7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286-01。 。承受着巨大国际压力的民主德国政府急需与中国这样的大国在莱展的舞台上展现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团结一致的姿态，所以将原本规模较小的秋季莱展办成了一场大型展览会。

中国政府很愿意展现自己的团结精神。在1953年的秋季莱展上，中国派出高规格的政府代表团，携带了超过往届的商品和图书。这样的安排是“对德国政府予以政治支持，影响很大”，“德官方对此表示满意”[注] 驻德使馆：《参加1953年莱比锡博览会工作团总结报告》(1953年12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275-01(1)，转引自陈弢：《新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开端——以莱比锡博览会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 。展览会结束后，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总结了参加莱展的三大意义，即“对德国人民的政治支持”“扩大东西贸易”“交流和观摩技术”，进而提出：“如国内无有大困难，我国仍以每年参加莱比锡博览会为好。”[注] 驻德使馆：《我驻德使馆关于莱比锡博览会问题的馆委会会议记录要点》(1953年11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3-00189-03(1)。 在此后数年里，中国果然每年必到，并使各项安排趋于常规化——一般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促会”)负责带队参展，只不过宣传上没有前三次那么突出，一般仅发简讯[注] 参见《我国政府参观莱比锡博览会代表团赴德》，《人民日报》1956年2月16日。 。

二战结束之后，莱比锡博览会的恢复速度惊人。苏联红军在1945年7月即把相关场地交还给了市政当局，当年10月就恢复了当地商品的展览。1946年3月8日至12日，举行了战后的首次莱展。此后每年开两次博览会，春季博览会主要展览工业技术和样品，规模较小的秋季博览会主要展示消费品样品[注] 中国刚开始参加莱展时，每年参展一次，有时参加春季博览会(如1951年)，有时参加秋季博览会(如1952年、1953年)，后来几乎只参加春季博览会，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记者误以为中国直到1987年才首次参加秋季莱展。参见《我国首次参加莱比锡秋季博览会》，《人民日报》1987年9月10日。 。民主德国成立前后，拥有历史传统且能吸引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商人的莱展，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民主德国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极为看重的一个政治和外交舞台。苏联对莱展也大力扶持，1950年的春季莱展是其首次在国外大规模展出自己的工业产品，犹如为1949年10月刚刚成立的民主德国送上一份大礼。

二、中方对不参展原因的解释

由于参加莱展牵涉面甚广，所以相关决策一般需要在半年之前作出。也就是说，在1962年春中国是否参加莱展的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961年秋的双边关系。

泥石流是一种常见的地质灾害，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以及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1961年秋，民主德国政府再次面临巨大的国内外压力，十分希望得到中国的外交支持。德方的处境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的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热潮有关。1958年，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在党的五大上宣布，到1961年，民主德国要在经济方面赶超联邦德国。然而，该党随后采取的农业集体化措施遭到了严重失败。[注] 参见童欣：《对1960—1961年苏联向中国“逼债”一说的辨析——参考与东欧国家相关的新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21)，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197—213页。 与前述1953年的情况相比，德方此时所处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向美、英等国发出最后通牒式的声明，要求西方军队在六个月内撤出西柏林，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的和非军事化的”城市，由此引发“第二次柏林危机”[注] Hermann Wentker，Au ßenpolitik in engen Grenzen ，Die DDR im internationalen System 1949-1989 ，R.Oldenbourg Verlag München 2007，S.128.。1960年9月至12月，联邦德国暂时废止与民主德国的贸易协定(即《柏林协定》)，使后者本已陷入困境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而经济困难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波恩政府能够顺利地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诱骗劳动力”(这是乌布利希写给毛泽东信中的话)[注] 《瓦·乌布利希致毛泽东主席函》(1961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760-02。 。1959年，有14.3万人逃往联邦德国；1960年，有近20万人；到了1961年，仅4月一个月就有3万人[注] Hermann Weber，Die DDR 1945-1990 ，S.57.。面对这种局面，民主德国政府在赫鲁晓夫支持下，于1961年8月13日开始修建“反法西斯防卫墙”。柏林墙的修建固然暂时中止了人口“流失”，但也使民主德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特别号召北约国家集体抵制1962年的莱展[注] 后来，英国还是参加了1962年春季莱展。 。所以，民主德国政府非常盼望在1962年春季莱展上获得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支持。

可是，中方的反应与民主德国政府的期待大不相同。1961年9月22日，莱展办公室收到民主德国驻北京商务处(Handelspolitische Abteilung)发来的消息：中国贸促会以自然灾害为由，决定不参加1961年秋季莱展[注] Vermerk über die Teilnahme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an der Leipziger Frühjahrsmesse 1961 bzw.Nichtteilnahme an der LFM 1962，BArch-SAPMO，DY 30/IV 2/6.10 179，Bl.412.按：BArch是德国联邦档案馆的缩写，该馆收藏了原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档案馆的档案；Bl指档案上的页面编号(有些卷宗没有页面编号)；德国文件中，日期的顺序为“日—月—年”。 。这还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秋季莱展的规模一向较小，受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可就在此后不久，又从北京传来消息：中方连1962年的春季莱展也不参加了。这令德方感到意外，并开始反思是哪里出了问题。德方首先想到的是：是不是因为中方对前一年的展览面积有所不满？

综上，德方判断：中方拒绝参加1962年春季莱展，并非出于经济上的困难，而是出于政治上的不满。这种不满从大的方面讲，是因为统一社会党在中苏分歧中完全站到苏共一方，指责中共；从小的方面讲，是因为德方阻止中方在展览会上宣传人民公社。德方的这种判断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那时，政治原因往往是促成中共或其他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作出某项决策的首要因素。不过，简单地强调“中国与苏东国家间的政治分歧”，尚不足以完整解释中方不参加1962年春季莱展的决定。否则，正如本文开篇时所述，又如何解释中国从1965年起全面恢复参加莱展的决定呢？[注] 1965年是莱展800周年庆典，中国既派出了政府代表团，也派出了参展团。参见Zu den Verhandlungen über das Handelsabkommen DDR-VR China 1965，5.3.1965，PAAA，Bestand MfAA，C 904/76，Bl.46-53，hier Bl.49。

创伤性颅内损伤的致伤因素主要有交通伤、高处坠落伤、平地跌倒伤、运动伤、物体砸落伤、机械致伤、利器穿刺伤、殴打施加伤等。其中，交通伤是最主要的致伤因素（占33.8%），其次为意外损伤（占21.5%）、殴打施加伤（占17.3%）等。高处坠落伤导致的平均住院时间、住院费用以及药品费用均居第1位，分别为20.7天、57 023.7元、19 703.0元，提示高处坠落所导致的创伤性颅内损伤可能往往更为严重；而交通伤导致的创伤性颅内损伤占比居第1位，详见表1。

真正令1961年的中方参展团吃不消的[注] 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在1961年的工作年报(1962年1月4日写成)中提到，劝说中国参加1961年的春季莱展已经需要花费比从前更多的力气，而且中国当年参展团的规模大不如前。这极有可能与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有关。参见Jahresbericht 1961 der Botschaft der DDR in der VR China，4.1.1962，PAAA，Bestand MfAA，A 6836，Bl.36。 ，其实是展品本身的花费。按常理讲，一国外汇不足时，更需要参加大规模国际博览会，以扩大国内产品的销路，赚取外汇。然而，中国参加莱展本身就带有巨大的消耗性。从1952年第二次参加莱展开始，中方每次都要携带大量商品在当地销售。例如1952年就带来“价值八十余万卢布的六百五十二种中国商品在德国国营零售公司出售”。售价之低，引得当地居民“常常在黎明时”就开始排队，还因拥挤而“打破了玻璃与门窗”，导致“当局加派警察维持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却并未提升价格以求利润最大化，以至当地见多识广的德国人也对中国产品“质量之高，售价之廉表示惊异”。[注] 吉茵：《莱比锡博览会中观众热爱的中国馆》，《世界知识》1952年第49期。

1961年12月6日，德方代表与中国贸促会交涉时甚至许诺可以将整个五号展厅(3700平方米)都留给中国，还特别提到对1961年春季莱展削减中方展览面积表示遗憾。中方的外国展览部副主任“侯同志”(Genosse Hou)却回答说：“不要再提削减展览面积的事，那事情早就过去了。”12月13日，莱展办公室接到中国贸促会展览部负责人张复生的回函：“我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并向您表示感谢。现在我要通知您，我们将不会参加1962年的莱比锡春季博览会。请接受我诚挚的敬意。”[注] Vermerk über die Teilnahme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an der Leipziger Frühjahrsmesse 1961 bzw.Nichtteilnahme an der LFM 1962，BArch-SAPMO，DY 30/IV 2/6.10 179，Bl.412，413.

这样的反应让德方颇感意外，1962年1月3日，刚刚到任的民主德国驻华大使约瑟夫·黑根(Josef Hegen)专门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会谈，希望澄清此事。黑根表示，中方决定不参加1962年莱展让德方很意外，在政治上对德方很不利，因为北约国家正在抵制莱展。中方临时电话通知的这种方式也令德方“感到不快”，而且中方甚至没有说清楚原因。对此，曾涌泉认为，黑根是在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而“感到不快”，是“小题大做”[注] “鸡毛蒜皮”的原文是“wie mit Hühnerfeder und Knoblauchhaut”，“小题大做”的原文是“aus einen kleinen Thema einen grossen Aufsatz zu machen”。 。他对不参展的原因作了解释：“过去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没有足够的外汇去参加莱展，因此不能再派团参展。”他还说，其实1961年的莱展中方也是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才参加的，而且中方对敌友分得很清楚，我们不去，跟北约的抵制完全不是一回事，没有人可以妄想利用“三年自然灾害”让我们失败，“人不能落井下石”。[注] “人不能落井下石”的原文是“Man kann nicht auf einen in den Brunnen Gefallenen Steine werfen”。 对此，黑根指出，有必要继续加强沟通，但不能接受“参加莱展花了你们的外汇，给你们造成了困难”的说法[注]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Besprechung im Außenministerium der VR China am 3.Januar 1962 in der Zeit von 16.00 Uhr bis 18.15 Uhr，BArch-SAPMO，DY 30 IV 2/20 124，Bl.20-31. 。他表示，尽管德方确实知道中方在经济上有困难[注] 在黑根与曾涌泉这次谈话前不久，即1961年10月，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处注意到，中国在伦敦市场上“出售未公开数量的”黄金和白银。德方推断，这是因为中国急需外汇，用以从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联邦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小麦。到了1961年下半年，通过来自苏联方面的情报，德方对中国发生饥荒的情况已经略有了解。参见Ludwig an das ZK der SED z.Hd.Genossen Sölle，Peking，19.Okt.1961，Anlagen，BArch-SAPMO，DY 30 IV 2/6.10 179，Bl.345；Aktenvermerk ü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sowjetischen Botschafter，Genossen Chervonenko，am 3.3.61 von 16.15 bis 18.15 Uhr，BArch-SAPMO，DY 30/IV 2/123，Bl.200。 ，也能理解中方无法像以往那样派出较大规模的代表团参展，但如果说中方只是因为外汇不够而不去参展，德方是无法信服的。[注] 此次会谈并未使德方彻底放弃，九天后，使馆参赞文宁(Wenning)又带着民主德国副总理维利·斯多夫(Willi Stoph)向周恩来发出的正式邀请中国参展的信函到中国外交部劝说。接待他的苏欧司副司长徐明说，中国会永远全力支持民主德国，但因为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需要外汇进口粮食，所以不能去参展。参见Aktenvermerk ü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stelllv.HA-Leiter im MfAA der VR China，Genossen Hsü Ming am 12.1.1962，Politisches Archiv，Bestand MfAA，A 6745，Bl.351-357。

三、德方对中国不参展原因的分析

中方所说的经济原因，并不能让德方信服。正如民主德国驻苏联大使施耐德(G.Schneider)1962年2月20日对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所说：如果经济上有困难，“中国最起码也应该象征性地参展——我们完全知道中国的困难并对此十分理解”[注] Aktenvermerk über den Besuch des Kulturrates der Volksrepublik China，Genossen Tschan Mo-tan in der Botschaft am 20.2.1962，PAAA，Bestand MfAA，A 181.按：中国同志并未对施耐德的话作出回应。 。也就是说，德方的思路是：即使中国经济上真的很困难，也可以像1951年那样，多带图片，少带实物。那时，不但尚在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来参展了，连山河残破的朝鲜都派代表团来了，尽管展品非常之少。德方一再强调，重要的是政治意义，哪怕是“象征性地”参展，只要能来就好，以免造成中国跟北约国家一起拒绝参展的国际观感。更何况中国此前每年都参展，这次突然缺席，容易使人对中国的政治态度产生联想。鉴于在上述情况下，中方仍然决定不参加1962年春季莱展，德方开始为中方的这一决定另寻原因。

在德方看来，经济困难不仅解释不了为什么不象征性参展，而且解释不了中国对越南等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援助。在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处1962年的年终总结报告中，工作人员重点分析了中国拒绝参加当年春季莱展的原因：“我们的判断是，决定中国是否参展的关键并不是经济上的困难和他们所说的其他一些理由，而是中国的外贸政策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整体构想。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现在对莱展已经没有兴趣，因为其政策越来越偏向于亚非拉国家。”[注] Bericht der HPA Peking für das 2.Halbjahr 1962，BArch-SAPMO，DY/30/IV A 2/6.10 252. 显然，德方认为问题出在政治上，因为这就解释了中方为何连“象征性地”参展都不愿意——即使侧重于图文展示，终归要进行政治宣传，中方认为这种政治宣传会引起摩擦。如果德方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政治上的原因”使得中国对莱展失去兴趣呢？

毫无疑问，中苏关系恶化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1957年莫斯科会议后不久，中苏同盟出现裂痕，并很快发展到关系破裂的地步[注] 参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从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起，虽然有时步调并不完全一致，但总体上说，德国统一社会党一直跟随苏共攻击中共。两党之间的矛盾自然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各项关系。从前述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处的报告看，德方工作人员很可能认为中国是因为发觉无法影响苏东国家，才转而将交往和宣传的重点移向亚非拉国家[注] 当时，中国确实在重点拓展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参见欧阳湘：《广交会客户邀请的国别(地区别)政策与中国经济外交的政策取向——以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前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

这里绝不是说中苏分歧会使中国与民主德国的交往中断，进而导致中国拒绝参加莱展。特别是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召开和《莫斯科声明》发布之后，中苏之间的矛盾“从形式上看有所缓和，1961年上半年双方的经贸、科技和军事技术合作都在恢复或发展”[注] 牛军：《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4页。 。在这种气氛下，民主德国和中国在1961年5月11日和15日分别签订了关于农业合作和商品交换方面的协定[注] William E.Griffith，ed.，Communism in Europe ：Continuity ，Change ，and the Sino -Soviet Dispute ，Volume 1，p.116.。就在中方告诉德方不参加1962年莱展的同一时期，即1961年9月底，为支援因修建柏林墙而陷入困境的民主德国，中国政府还决定派出以贺龙为首的高规格党政代表团赴柏林参加民主德国的12周年国庆[注] 关于这次访问的具体情况，参见童欣：《1961年贺龙访民主德国——两国关系恶化中的关键一环》，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17)，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第101—131页。 。所以，这篇报告要么是写得过于笼统，要么就是揣测得过于武断了。无论如何，德方所说“政治上的原因”都还需要进行更为具体的讨论。

图2中竖坐标表示子批量，纵坐标表示选择的工艺路线，横坐标表示工艺路线下的所有工序；式(25)中，数组O=[ot,r]4×r分别记录了工序加工所选择的机床、刀具、夹具、搬运设备，r表示工序个数；式(26)中，数组W=[we,r]w×r存储了调度过程中工序在机床上加工的顺序。

开挖分层高程与爆破梯段高度相同，左右岸坝肩槽开挖分层高度一般为10m，考虑左岸高程785m及右岸高程805m以下坝肩槽边坡坡度逐渐变缓，开挖高度调整为7.5m～2.0m，以保证开挖质量。根据以上分层原则，左、右岸总共规划为29个开挖分层。总体进度目标为每40天开挖高度为30m，以坝肩槽开挖为先锋线，对其上、下游边坡进度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坝肩槽每13天为一个分层高度（10m），上、下游边坡每 20天为一个分层高度（15m），上、下游边坡领先坝肩槽进行爆破，最终达到两侧工程边坡开挖不影响坝肩槽开挖的目的。

通过对双方档案的检视可以发现，中苏、中德之间具体影响到莱展的“政治分歧”，在于对“大跃进”，特别是对人民公社的评价。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一直对人民公社不以为然[注] 关于中苏领导人对人民公社的意见分歧，参见沈志华：《冷战的再转型：中苏同盟的内在分歧及其结局》，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01—129页。 ，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态度则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当苏共领导人尚未直接对人民公社提出批评的时候[注] 当赫鲁晓夫于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暗示自己对中国农业集体化的轻视之后，8月底，民主德国仍然在党的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宣传中国“大跃进”的“成就”。参见N.Stuber，East German China Policy in the Face of the Sino -Soviet Conflict ：1956-1966 ，p.64。，或者说直到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召开之前，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干部们甚至一度“对人民公社的发展，怀抱着很大兴趣”，以至于在公开讲话时“几乎是言必称中国”[注] 驻德使馆：《对明年外交工作规划的意见和建议》(1958年11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1361-01。 。这是因为在1957年之后的赶超热潮当中，他们也正在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发起本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希望通过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Landwirtschaftliche Produktionsgenossenschaft)，让农业向“工业化生产方式”过渡[注] Arnd Bauerkämper，L ändliche Gesellschaft in der kommunistischen Diktatur ，Zwangsmodernisierung und Tradition in Brandenburg 1945-1963 ，Köln；Weimar；Wien：Böhlau Verlag，2002，S.11.。而当农业生产合作社遭到德国农民抵制，并遇到其他一些生产上的困难时，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想向中国“取经”，因为那时农业集体化搞得最热火朝天的无疑是中国。1959年上半年访华的民主德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和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赫尔曼·马特恩(Hermann Matern)都对人民公社赞不绝口[注] 参见葛君：《民主德国与中国关系史初探(1949—1965)》，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第116页。 。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开创了以经济特性把握市民社会的传统。 马克思眼中的市民社会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以社会组织为形式，以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为内容，体现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并独立于政治国家。 他汲取了黑格尔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中的合理成分后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只有对市民社会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剖析，才能解决整个社会问题。 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些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3]66。 因而，马克思开始在政治经济学中深入地研究市民社会。

同时，莱展也是中方宣传人民公社的重要舞台。1958年11月，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致电外交部：“建议及早准备明年莱展的工作，对莱展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如从国内派出政府代表团(德方对此提过意见)。展览内容要求能够反映大跃进的情况和总路线的威力。除展品外，最好能有照片、图表和模型，宣传我国人民公社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方针的成就，使参观者对我国大跃进有一个较完整、较深刻的印象。”[注] 驻德使馆：《对明年外交工作规划的意见和建议》(1958年11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1361-01。 在民主德国官方媒体支持下，相关宣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据1959年5月作为副官陪同彭德怀访问民主德国的朱开印回忆：“那时，正当‘大跃进’狂热的高潮，这样那样‘卫星’上天的报导正吹得天花乱坠的。东欧人相信了，以为我们的粮食肉类等真的堆不下了……”[注] 朱开印：《庐山会议前陪彭德怀访东欧》，《百年潮》2005年第11期。 统一社会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的高级领导还在1959年署名出版《中国的大跃进》一书，以介绍“大跃进的秘密”。他认为，日新月异的“中国现象”将使西方国家的汉学家们“生气地将他们早已发黄的手稿扔进废纸篓里”[注] Horst Sindermann，Chinas grosser Sprung ，Berlin：Dietz Verlag，1959，S.4.。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方在莱展和其他展览会上宣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但毫无问题，而且是德方求之不得的。例如1959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收到德方来信，专门邀请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王国权去卡尔·马克思城[注] 卡尔·马克思城(Karl-Marx-Stadt)即开姆尼茨(Chemnitz)。该市位于民主德国南部，离联邦德国边境不远。1953年5月10日至1990年6月1日，民主德国政府将其名称改为卡尔·马克思城。 地方党校作《关于组建人民公社的运动》的报告[注] Antwort des ZK der KP Chinas an das ZK der SED，18.Okt.1960，SAPMO-BArch，DY 30 3605 SED ZK Büro Walter Ulbrich，Bl.143. 。民主德国的这种态度，让已经对苏联领导人心存芥蒂的毛泽东感到有文章可做。于是他要求《人民日报》刊载民主德国报刊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三面红旗”的正面报道，“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06—507页。 。

然而，随着苏联对“大跃进”的否定态度日趋明朗，自身农业集体化的实践以失败告终，以及逐渐了解到中国的“大跃进”也不成功[注] 除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情报外，民主德国驻华大使汪戴尔也在1959年6月27日致信乌布利希，向他报告说，中国的“大跃进”存在各种问题，出现了许多无计划的现象。参见葛君：《民主德国与中国关系史初探(1949—1965)》，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第116页。 ，民主德国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1960年6月，在民主德国的马克勒贝格(Markleeberg，中方文件中曾译作“玛格莱贝格”)举行的农业展览会上，根据当地《萨克森日报》的报道，中方代表团团长在中国馆开幕仪式上把中国的人民公社与民主德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联系了起来，称后者相当于中国的高级社，实际上是通往人民公社的一个阶段[注] 事实上，这些说法更多的是《萨克森日报》记者加工的结果。根据中方的说法和民主德国农业部副部长布鲁诺·斯克朵夫斯基(Bruno Skodowski)事后的调查，中方代表团团长的原话与报道有很大出入。参见Skodowski an Politbüro，den 4.7.1960，SAPMO-BArch，NY 4182 1221，S.45-47；N.Stuber，East German China Policy in the Face of the Sino -Soviet Conflict ：1956-1966 ，p.173。。这样的表述让态度已经转变的德方极为不满，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作出决定，“要求农业部部长致信农业展览会中国馆领导人，指出他的开幕讲话与民主德国政府的政策不符，民主德国不认为自己的农业合作社可能向共产主义跃进”，还让统一社会党中联部部长彼得·弗罗林(Peter Florin)约见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王国权，就此事提出抗议[注] Protokoll Nr.26/60 der Sitzung des Politbüros des Zentralkomitees am Dienstag，dem 14.6.60 im Sitzungssaal des Politbüros，in：SAPMO-BArch，DY 30/J IV 2/2/707，Bl.3-4，转引自葛君：《民主德国与中国关系史初探(1949—1965)》，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第118页。 。统一社会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于6月17日发文强调，现在民主德国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或许可以与中国的人民公社进行一些技术上的交流，但说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向人民公社过渡是不对的[注] Zur Klärung einer Frage，Neues Deutschland，17.6.1960，in Werner Meißner(Hg.)，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Politik -Wirtschaft -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Berlin：Akademie Verlag GmbH，1995，S.116.。在同月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乌布利希直截了当地对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说：“对(东欧)人民民主共和国来说，人民公社的道路绝对是错误的……谁都知道，你们想在我们这里激起一个内部的讨论。可是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对于和中国同志进行这样的讨论完全没有兴趣。”[注] Rede des Genossen Walter Ulbricht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Meinungsaustausches zwischen den kommunistischen und Arbeiterparteien der sozialistischen Länder über Fragen der internationalen Lage，in Werner Meißner(Hg.)，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Politik -Wirtschaft -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S.118.乌布利希还专门写信给处理“马克勒贝格事件”的德方干部：此事的要害在于“中国同志认为土地改革会经由农业生产合作社通向人民公社。对此，似有必要据实反击”[注] Ulbricht an Skodowski，Berlin，den 25.Juli 1960，NY/4182/1221，Nachlass Walter Ulbricht，Bl.44. 。同年7月11日，当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参赞徐晃表示，马克勒贝格展览会上的事有可能会影响两国关系时，德方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斯图特(Stude)回答说：“如果中方有了错误，那就必须改正它，但这不会对两国关系造成影响。”[注]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Unterredung mit dem Botschaftsrat der VR China，Gen.Shü Huang auf dem Empfang anlässlich des mongolischen Staatsfeierteiges am 11.Juli 1960，PAAA，Bestand MfAA，A 6747，Bl.469.按：其中“错误”前面的“中方”二字没有出现在文件打印稿上，是手写添加上去的。

马克勒贝格展览会出现的问题，后来又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有中方参加的其他展览会上。在那之后，中方已经注意不把人民公社与民主德国的农业集体化联系到一起，而是只宣传中国“大跃进”的“伟大胜利”。但即便如此，德方也已经很难接受这样的宣传。1960年秋天，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九周年而举办的摄影展上，中方计划展出的60张照片中，有15张是宣传人民公社的。德方请求中方把这些照片从展览中撤下，否则就建议中国放弃举办展览。在双方商谈的过程中，德方坚持要把展览中的说明文字删改到跟“民主德国的政治条件相适应”的程度。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参赞王平则指出：“如果删掉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内容，那还不如不办这个摄影展，因为那样的话就会改变展览的政治内容。”[注] 参见Aktenvermerk über eine Zusammenkunft mit Botschaftsrat，Genossen Wang Ping，in der Gesellschaft vom 10.10.1960，BArch-SAPMO，DY 30 IV 2/20/115，Bl.199-201；葛君：《民主德国与中国关系史初探(1949—1965)》，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第119页。 为此，统一社会党中联部于10月17日直接向乌布利希请示：是否就此把事情拖下来，等到“11月的那场会”(指1960年莫斯科会议)结束之后再视情况而定？该请示获得的批示是：“是的，明年吧。”[注] Aussenpolitik u.Int.Verb.an Gen.Walter Ulbricht，17.10.1960，BArch-SAPMO，DY 30 IV 2/20/115，Bl.202.按：手写批示的原文是：“Richtig，Nächstes Jahr.”

（2）Meyer & Allen（1984）提出了组织承诺的二维测量模型（情感承诺和持续承诺），并开发出了一个情感承诺量表（ACS）和持续承诺量表（CCS）。之后McGee & Ford（1987）在Meyer和 Allen（1984）二因素模型的基础上，将ACS和CCS合并成一个共有16个项目的量表。通过对该量表验证发现，情感承诺是一种独立的承诺形式，但持续承诺却可以分为多种维度，但其并未明确指出具体各维度。

德方态度的突然转变，引发了中德双方在展览会问题上的一系列摩擦，不但势必影响莱展，而且由于莱展参展团的筹备时间较长，德方态度的前后差异表现得更加明显。本来在1960年中国决定派代表团参加1961年春季莱展时，中方收到了一份由民主德国驻华大使保罗·汪戴尔(Paul Wandel)转交的民主德国外交部的书面意见：只要不把人民公社宣传为一种可以普遍应用于各国的形式，中方可以展览关于“三面红旗”的内容[注] 关于1960年12月汪戴尔与曾涌泉的谈话记录和曾涌泉1962年对此事的回顾，参见Aktenvermerk über eine Besprechung des Botschafter，Genossen Wandel，im Außenministerium der VR China am 28.12.1960 mit dem Stellvertretenden Außenminister Dsöng Jung-tjüan，PAAA，Bestand MfAA，A 6671，Bl.15-19；Aktenvermerk über eine Besprechung im Außenministerium der VR China am 3.Januar 1962 in der Zeit von 16.00 Uhr bis 18.15 Uhr，BArch-SAPMO，DY 30 IV 2/20 124，Bl.28。按：关于“不把人民公社宣传为一种可以普遍应用于各国的形式”这个前提条件，在1960年的谈话中，曾涌泉认为完全不是问题；1962年他与黑根的对话，则并未谈到这一点。 。可当中国代表团1961年春到达莱比锡之后，统一社会党中联部部长弗罗林却说，展览人民公社是“有害的”[注]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Besprechung im Außenministerium der VR China am 3.Januar 1962 in der Zeit von 16.00 Uhr bis 18.15 Uhr，BArch-SAPMO，DY 30 IV 2/20 124，Bl.30. 。

但是，在承诺不干涉德方内政的前提下，中方不愿在宣传人民公社一事上退让。中方代表团总是希望在莱展以及其他场合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三面红旗”。当中方感觉到德方高级干部态度冷淡之后，就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对其中下层干部和普通民众(比如对勃兰登堡门附近的警卫人员[注] 1.AEA Stude an Hegen，den 10.10.1961，PAAA，Bestand MfAA，A 6743，Bl.53. )的宣传之中。这样的做法让德方感到不满。而在德方表示反对时，中方反驳称，德方之前对此类宣传是非常支持的。比如196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回忆相关事件时，对来访的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赫尔曼·马特恩说：“你们党中央联络部(或者是外交部)请王大使去做报告，指定要讲人民公社，我们当时还考虑怕不合适，后来你们却突然说我们强要宣传人民公社。由于时间来不及，今年我们本想不去参加莱比锡博览会，你们一定要我们去，我们只好不展出农业。这种情况使我们很难处。”[注] 《周总理与马特恩会谈记录》(1961年1月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760-03。

1960年6月，中国同意参加1961年春季莱展。9月22日，德方莱展办公室致信中国贸促会，承诺将在第五展厅为中国保留3514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大约一个月后，莱展办公室再次致信中国贸促会，陈述参展的巨大政治意义，并再次承诺了上次提到的展览面积。然而，1961年1月26日，莱展办公室主任从民主德国外贸部得知，由于联邦德国参展商增加，只能给中国1890平方米的面积。而最后实际交付给中方的，仅有1675平方米。[注] Vermerk über die Teilnahme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an der Leipziger Frühjahrsmesse 1961 bzw.Nichtteilnahme an der LFM 1962，BArch-SAPMO，DY 30/IV 2/6.10 179，Bl.411.

四、对双方想法的再分析

在解决科学问题或社会挑战的同时，会聚研究往往融合各学科特点形成新的创新方式，或开发新的科技产品，从而更好地推动创新模式和创新经济的发展。

第一，中方表示不去莱展是因为外汇不够，而德方不予采信，其实德方未必完全了解中方的情况。派代表团参加莱展本身是要花一些钱的。在中国参加莱展的头一年，尚且不存在经费问题，因为“使团人员参观莱比锡博览会之食宿费用，全由德方负责”。而从1952年9月起，“德方只在头两天招待大使及参赞，其他人员则必须自付食宿费用。我使团今年有若干非外交人员亦前去参观，通过德外交部索取入场券。此项入场券德方亦照单收费”。[注] 《驻民主德国使团一九五二年交际工作总结》(1953年1月1日—1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0181-06。 后来，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出现了问题，中德两国关系也不像开始时那么亲密，中方便感觉“自1960年下半年以来，德方在一些外交活动中对外交使团的招待不断从简。(许多以前免费的项目都自费了。经济主义严重，不考虑政治影响。)”[注] 《驻外使馆报回驻在国(伊拉克、缅甸、民主德国)交际工作的新方法》(1963年6月4日—11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1125-01。 不过，这些应该只是参展费用中较小的一部分。

于是，在得知中国不参加1962年春季莱展的决定后，莱展办公室于1961年10月26日再次致信中国贸促会，一方面强调中国参加此次莱展的政治必要性，另一方面特别提到，主办方这次会为中国参展团保留174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莱展办公室还在信中承诺，将免除多年来一直由中方支付的场地布置费用，改由德方出钱。[注] Vermerk über die Teilnahme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an der Leipziger Frühjahrsmesse 1961 bzw.Nichtteilnahme an der LFM 1962，BArch-SAPMO，DY 30/IV 2/6.10 179，Bl.412. 同时，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处也使尽浑身解数，为1962年莱展作宣传：他们在使馆杂志上写文章、登广告，给中国媒体寄送材料，还在大使馆专门为此举办了电影鸡尾酒会[注] Bericht der HPA Peking für das 2.Halbjahr 1962，BArch-SAPMO，DY/30/IV A 2/6.10 252. 。但这些举措并未让中方改变态度。

这种参展方式很可能已经给中国的外贸部门造成了一定的负担。早在“大跃进”的后果显现出来之前，中方就已经不太想继续参加莱展了。1957年10月6日，中国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对来华访问的民主德国副总理弗雷德·厄斯纳(Fred Oelßer)表示，中国不愿再参加1958年的春季莱展[注] 在此之前，厄斯纳刚刚于1957年9月21日与周恩来谈话。不过，中德双方记录的谈话内容存在不少差异。参见童欣：《中德两国对同一场谈话记录的对比——1957年9月民主德国副总理厄斯纳与周恩来谈话的记录》，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19—20)，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259—269页。 。但因为厄斯纳反复说明参展的国际政治意义，叶季壮改口说：“我们没有说完全不去参展，我们只是在说缩减展览的规模。”[注] Besprechungsnotiz-Nr.41，beim Ministerium für Außenhandel der VRCh am 6.Oktober 1957 9.00 -10.45 Uhr，BArch-SAPMO，DY 30/IV 2/6.10 179，Bl.6. 中方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从1956年春到1958年1月南宁会议召开前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陈云等人一直在反冒进，试图控制“二五”计划的规模。在此背景下，中方决定削减与民主德国的贸易额，并且计划不再参加1958年莱展，只是因为顾及德方的态度和社会主义阵营内其他国家的观感，才改为缩小规模参展。1957年中国不愿参加次年莱展的想法，与1961年中国政府开始酝酿调整“大跃进”路线之后放弃参加1962年莱展的做法，在思路上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到了1964年，当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之后，中国又决定恢复参加1965年的春季莱展。

上述情况说明，中方所提到的经济原因并不是一种托词。只是中方遇到的困难并非临时性的外汇紧张，而是由于长期将外贸视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的“互相帮助”而导致的结构性困难。在上文提到的1957年10月与厄斯纳的谈话中，叶季壮提出的意见并不局限于莱展，而是希望全面削减与民主德国的贸易，因为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尚无法满足，而“为了完成出口义务，我们必须限制国内需求”[注] Besprechungsnotiz-Nr.41，beim Ministerium für Außenhandel der VRCh am 6.Oktober 1957 9.00 -10.45 Uhr，BArch-SAPMO，DY 30/IV 2/6.10 179，Bl.5. 。事实上，中国为支援民主德国而在外贸中付出了巨大代价，莱展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注] 这首先是因为那时中苏商定的人民币与卢布的固定汇率不够合理，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导致中国在民主德国出售产品的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甚至不到市价的一半。参见沈志华：《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上)——来自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期；Xin Tong，Die Wende in den Handels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in den Jahren 1960—1962，in：Christian Kleinschmidt，Dieter Ziegler(Hg.)，Deutsche Au ßenpolitik und Au ßenwirtschaftsbeziehungen im Zeitalter des Kalten Krieges ，München：De Gruyter Oldenbourg，2018。。

第二，中方决定不参加1962年莱展，的确受到中苏矛盾的影响，不过中德双方的分歧还有一个在一连串具体事件中不断积累的过程(见下表)。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加快催生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美国、德国等国家纷纷将创新提升为国家战略，各国围绕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不断加强[1-2]。为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党中央在十八大做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在十九大再次明确指出“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与主要战略[3-4]。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具体政策，强化了“创新驱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5]。

1960年6月至1961年末影响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的事件表

1960年7月，即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刚刚开始时，民主德国远东司司长斯图特还对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参赞徐晃说，“马克勒贝格展览会事件”对两国关系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可是半年之后，他对徐晃讲，这段时间关于中德关系的“几件事在一起”，让他“有好几天睡不好觉”[注] 驻德使馆：《马特恩访华后情况》(1961年2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760-04。 。

前面的表格中，贺龙访德一事尤为关键，其中的一些误解和由巧合导致的矛盾在双方交好的日子里本来很容易化解，但在当时气氛下，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得出的结论是：德方“表面上对我尚友好，但骨子里是冷的”[注] 驻德使馆：《驻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4年2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1139-06。 。如前所述，当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黑根受命与中国外交部谈1962年莱展一事时，接待他的正是两个多月前刚刚陪贺龙访德的前驻德大使曾涌泉。曾涌泉回顾了自己两个月前的亲身经历，说明中方是如何在布加勒斯特会议遭围攻之后不计前嫌，继续在政治上支持民主德国的，结果以贺龙为首的代表团却在柏林遭受了“不友好的对待”[注]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Besprechung im Außenministerium der VR China am 3.Januar 1962 in der Zeit von 16.00 Uhr bis 18.15 Uhr，BArch-SAPMO，DY 30 IV 2/20 124，Bl.23. 。曾涌泉说这番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贺龙代表团返回北京时，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余湛在机场等候室问黑根的那句话：“我们倒要问问，民主德国究竟想不想要我们的支持？”[注]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Aussprache mit Genossen Jü Dschan，Stellv.Abteilungsleiter im Außenministerium vor Ankunft der Sondermaschine mit der Delegation unter Leitung von Genossen Ho Lung am 11.10.1961.，in Werner Meißner(Herausgegeben)，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Politik -Wirtschaft -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S.124.此前中方认为习仲勋访德受冷遇时，还能与德方外交人员平心静气地进行沟通，到贺龙访德之后，中方态度就比较严厉了。在中方看来，德方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不友好的态度回应中方的友好举动。中国拒不出席1962年春季莱展的最后决定，很可能与这一系列问题有关。

而且，政治问题应当和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看。德方一直愤愤不平地认为，中方一边说因为经济困难而不能帮助自己，一边又继续大力援助阿尔巴尼亚和越南，可见所谓的自然灾害必定是一个借口[注] Jahresbericht 1960，Handelspolitische Abteilung der Botschaft der DDR in Peking，BArch-SAPMO，DY 30 IV 2/6.10 179，Bl.130ff. 。由上文可知，在中方看来，参加莱展的确是一个负担，每当要收缩经济战线时(1956年下半年、1961年下半年)，就会考虑不去参展或缩减规模。其实，如果中共觉得政治上确有必要(比如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经济困难亦可努力克服。可是，倘若经济上已经极度困难，被帮助的一方又不够友好，那就很难再伸出援手了。

第三，双方都没有真正注意到对方国内政治对此事的决定性意义。关于德方反对中方在莱展上宣传人民公社一事，中方常常是从民主德国与苏联特殊关系的角度去思考，认为统一社会党追随苏共，不愿承认中国“大跃进”的“伟大胜利”。其实，即使没有苏联方面的压力，统一社会党也不可能一直允许中国大张旗鼓地在本国宣传人民公社。这主要是因为民主德国农民对农业集体化有很强的拒斥情绪，而联邦德国又在不断招揽从民主德国出逃的农民，所以民主德国的土改工作非常复杂，集体化运动推行起来困难重重。不少农民对集体化的反应是一走了之——逃往联邦德国，这本身已经是乌布利希等人十分头疼的事情了。如果中国在这里宣传说，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是通往人民公社的一个阶段，那就势必令民主德国农民更加恐慌；如果民主德国政府不干预中国的这种宣传，该国群众就很有可能将其视为一个官方信号，以为自己这边也要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从而导致人心不稳，加剧外逃。

2.2 随意带负荷拉开分支线路隔离刀闸，或带负荷拉开配电变压器的高压跌落保险，造成刀闸间弧光短路而引发谐振。

德方在思考中国拒绝参加1962年春季莱展一事时，总是从中国的外贸需求和外交战略层面进行推演，很少从内政角度思考问题。中国政府决定是否参加1962年莱展的那段时间，正好是中国经济政策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1960年夏， “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已经暴露得比较充分。1961年起，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开始在农业政策上纠“左”。最终，中共中央在1961年下半年决定取消公共食堂，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七千人大会尽管在结论中仍然肯定“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在相当程度上反思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在这样一段时间内，如果派代表团参加1962年春季莱展，如何筹备、以什么口径宣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无疑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再结合前述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放弃参展可能是一个比较保险的选择。

第四，关于中国参加莱展时树立国家形象的意图，中方没有明确阐述，德方也未重点分析。其实，中国政府参加莱展，除了表示对民主德国的支持和进行经济交流之外，还有树立国家形象的诉求。用1953年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报告中的话说，就是中国参加莱展“表现了世界和平民主力量之强大”[注] 驻德使馆：《我驻德使馆关于莱比锡博览会问题的馆委会会议记录要点》(1953年11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3-00189-03(1)。 。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因为一个强大的新中国诞生了，到来了，所以显得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强盛。将中国的参展目的作如此阐释，有以下三个证据：

一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明确指示。无论是周恩来关于“地大物博、富丽堂皇”的批示，还是把“表现我国在解放后取得的辉煌进步”定为参展主旨，都指向了展现新中国良好形象的诉求。二是对展品的安排。20世纪50年代，中国原本应该出口丝绸、茶叶等农产品和矿产品，进口工业产品，以便发挥比较优势。但从1951年第一次参加莱展起，中国代表团就突出展示了滚珠和化学仪器，此后更是显著增加了工业技术类产品的比例，其主要目的恐怕不是促进出口贸易，而是展现新中国的工业化成就。三是中方观察参加莱展效果的着眼点。不管是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写给外交部的内部报告，还是《世界知识》公开刊载的报道，都非常注意突出西方人因莱展而对新中国“刮目相看”的反应。这些报告和报道经常用大量篇幅描绘西方人对新中国能生产如此多的机器表示诧异，用报道中的一个小标题来概括就是：“中国馆震惊了西方”[注] 吉茵：《莱比锡博览会中观众热爱的中国馆》，《世界知识》1952年第49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西方人”并不限于“铁幕”西侧之人，而是包括了所有的“外国人”。相反，对于商业信息，特别是展览会上中方商务代表与西方厂商签约的情况，相关报告、报道常常只是一笔带过。

上文分析过，1962年之前中国参加莱展不但盈利性不大，反而带有巨大的消耗性。支撑这种消耗的动机，除了显示对兄弟国家的政治支持之外，主要就是树立国家形象。中方1961年参加莱展后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就是德方不够热情，没有像从前一样在媒体上对中方的参展进行大力宣传[注] Betr.：Chinesische Delegation，Berlin，28.10.1961，SAPMO-BArch，DY 30 IV 2/20 115，Bl.206.in N.Stuber，East German China Policy in the Face of the Sino -Soviet Conflict ：1956-1966 ，p.183.。在1961年下半年经济陷入困难、方针即将调整之际，对外展示中国辉煌成就的动力就不那么突出了。这可能也构成了中方放弃参加1962年春季莱展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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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分析成立，那么中国于1964年作出恢复参加1965年莱展的决定就比较好解释了。其一，在中苏争端方面，当中苏两党关系越来越紧张乃至趋于完全破裂时，毛泽东于1964年初提出“豺狼当道，焉问狐狸”的策略，意在分化瓦解苏联与东欧国家：集中火力批评赫鲁晓夫，而“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注] 李丹慧：《关于1960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来自中国档案文献的新证据》，《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4期。 。于是，中国在1964年作出种种改善与东欧各国关系的努力，其中尤以波兰和民主德国为重点，重新参加莱展可以看作中国向民主德国释放友好信号的具体措施。其二，到了1964年，围绕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争论已经停止，中方不会再提要求，德方对此也比较放心。其三，1964年，中国经济已经基本度过了困难时期。

五、结 论

中国决定不参加1962年春季莱展，是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中的一个曲折片段。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综合性的，既不像中方说的那样仅是由于外汇不足，也不像德方所认定的那样只跟中苏分歧这一政治原因有关。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中共与苏东各国执政党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冲突。在随后一年里，中国与民主德国在多个领域、多次外交事件中因意识形态分歧、误解和巧合，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此外，中国参加1962年之前的莱展时，虽然不无商业目的，但经济方面总归是比较次要的，必须服从树立国家形象和表示政治支持这两大政治目的。由于参加莱展在经济上对中国是一个负担，所以在中方觉得德方不再热情接受自己的政治支持，国内经济确有困难，而且正在酝酿调整经济方针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作出了不参加1962年春季莱展的决定。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边国家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上海 200241)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 for China ’s Absence from the Leipzig Spring Trade Fair in 1962

Tong Xin

Abstract :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Leipzig Trade Fair was always a barometer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GDR). Although the GDR urgently needed political support from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in 1962, China decided not to participate the Leipzig Trade Fair.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reason for its absence from the Leipzig Trade Fair had to do with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but the GDR attributed the reason to politics, in particular the endless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Based 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archives of both sides and an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situation, this article maintains that the arguments on each side were insufficiently comprehensive and more or less ignored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other side as well as China’s intention of building up its national image.

〔中图分类号〕 D829.3/.7；K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15(2019)-06-0068-14

(责任编辑 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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