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企业理论方法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经济学论文,自由主义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6）03—0012—05
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企业理论，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它从新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衍生出的一套理论，对企业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不能做出科学解释，更不能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基础。本文试通过对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企业理论方法论的对比分析，来阐明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方法论的局限性，挖掘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方法论的科学内容。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使其企业理论渗透着唯心史观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是建立在主流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之上的，这一企业理论实质是把主流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与制度分析的主张有机结合，并具体应用到对企业制度的分析中来的。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主流经济学并没有把个人主义分析传统彻底贯彻到对企业的分析之中。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企业仅仅被视为生产函数，劳动力同资本一样仅仅被视为生产要素，企业行为是一种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并假设企业整体有一个人格化的行为目标——利润最大化。这种理论模型对企业行为的分析实质是把企业内部要素看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企业“黑箱”。而在新制度主义者那里，企业不再被看作生产要素构成的整体，而是作为无数个人长期“契约”关系的集合体。这样，以个体“契约”为核心的企业理论，把企业的“黑箱”打开了。把企业看作契约集合的分析方法，使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转向了人与人的关系分析，并由此提出了分析企业内部关系框架，这为我们分析企业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比如，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内部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中处于不同职位的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因此，要想使企业协调有效地运行，必须设计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如果我们从企业运行的一般规律来看，这一理论有其应用的价值。再比如，企业治理结构理论认为企业虽是由契约构成，但这些契约是不完整的，为了避免履约过程中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就应该加强事后的企业治理结构的改进。这一理论也同样有启发意义，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从管理的角度看，设计合理的治理结构是保证企业效率的前提。
然而，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方法论的基石存在着致命缺陷，这就是其所渗透的“经济世界观”是“人性论”历史观，这一历史观贯穿到企业理论的研究中，必然导致两个严重后果：其一，把企业制度看作是个人理性选择的产物。许多批评者认为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中关于企业起源的理论存在严重缺陷。这种缺陷恰恰源于新制度学派个人主义方法论，因为按照他们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是在个人理性计算的基础上主观选择的结果，企业制度的起源当然也不过如此而已。与之相适应，企业的规模大小、企业内部分工——协作关系也都成为个人理性选择的产物。当然，在新自由主义者那里，能够选择、创造或改变企业制度的个人绝不是普通的“个人”，而是那些创造历史的“英雄”，这些“英雄”就是拥有资本的企业家。正如诺斯所认为的，制度变迁是经济的、政治的企业家理性选择的结果，企业家获得技能和知识的过程就是通过改变新的谈判和合约的可观察成本和收益来改变相对价格的，所以“长期经济变迁是无数政治和经济企业家短期决定的累积结果。”[1] 国内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就是运用这一理论逻辑为那些非法剥夺劳动者财富，而成为新兴的资本所有者进行辩护的。其二，抽象掉社会生产关系来分析企业的经济性质。理论界一些人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把“制度”作为研究核心，因此，二者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本文认为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新制度主义者虽然把制度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但他们的“制度”不是指“经济制度”，而是各种经济规则。新制度主义者抽象掉企业内部经济关系来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必然得出企业是自由契约的集合这一结论。按照这一逻辑，进一步可以推理出不论什么性质的企业，只要市场中的自由交易都是合理的，任何政府干预或参与都是不合理的。国内一些新自由主义者正是依据这一理论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借“MBO”之名行侵吞国有资产之实的各种不正当行为进行辩护的。
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的方法论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史观基础上的。这一方法应用到企业理论研究中，就具体化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中揭示企业制度的起源与演变问题；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研究企业的经济性质问题；把契约关系看作经济关系的法律体现，而不是相反；在生产和交换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内部关系及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正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企业理论才不仅仅是抽象地研究企业一般，而是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企业。在马克思那里研究的企业是资本主义企业，因为从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角度看，企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而产生的。正是由于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起点研究企业问题，才使马克思对“企业是什么”这一企业理论的基本问题的解释与新制度主义区别开来。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是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马克思则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中研究企业的性质的。
从马克思对尤尔关于资本主义工厂的两种描述的评价中，我们可以体会出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方法论特点。尤尔对资本主义工厂的第一种描述是：“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原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2] 在马克思看来，这显然是从生产力或一般劳动过程对工厂的认识。它表明，抛开社会生产关系看，劳动者在企业里的劳动是分工协作基础上的创造性活动，他们以团队为基础，运用生产工具（机器或机械化设备）进行生产活动，即“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是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是客体”。[3] 所以，从一般的生产过程看，劳动是人的一种能动的、积极的生产活动。而尤尔在对工厂的另一种描述中认为，资本主义工厂是“一个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因此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同上）这种描述包含基本经济关系对企业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所带来的影响，即“表明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及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同上）这个特征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对机器的应用使本应是劳动主体的劳动者，变成了像原材料、生产工具等一样的生产要素，成为了有意识的工厂器官，因而，人受物的支配，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受到了抑制。这表明，在企业中，对劳动者的行为分析不能单纯从他们所处的分工协作关系中进行，还必须揭示他们的经济行为受到怎样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
从马克思对尤尔关于资本主义工厂描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企业是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者，在分工协作基础上，为资本增值而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对企业性质的研究、企业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必须从一定时期的生产关系出发，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而这一点，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中是无法达到的。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新经济人”假设使其企业理论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之中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企业理论的研究必然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的。因为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个人选择对制度形成的决定作用，这里的“个人”的内在规定性就是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当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并不满足主流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具体规定，在科斯看来，“把人的经济行为描述为理性的最大化者的标准经济学是‘不必要的和误导的，即使应用于市场交易的情况也是如此’”。[4] 基于此，新制度主义者对“经济人”假设做了三方面拓展，有人把这种拓展后的“经济人”称为“新经济人”，这种拓展对企业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方法论意义。
第一，在人的行为偏好上，将“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修正为“追求效用最大化”。新制度主义者从个人交易行为的角度理解企业，将企业看作个人之间产权交易的一组契约集合，企业行为是所有企业成员博弈的结果。这样，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的分析单位是“个人”而不是企业整体，他们把个人行为归结为“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这一转变对恢复被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演绎模式所淹没的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起到了作用。
第二，把“完全理性”现实化为“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概念与市场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性是紧密相连的，这与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市场竞争能够提供充分信息的假设相比，的确更接近现实。“有限理性”概念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是重要的，它表明在人的认知能力有限、信息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决策，制度安排和设计有了重要意义。这样，他们很自然地在逻辑上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引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第三，提出了“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和“逃避责任”假说。在新制度主义者那里，对人的利己性作了更进一步的规定，“机会主义倾向”成为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假设的具体规定。所谓的机会主义就是“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利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获取他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倾向”[5]。而“逃避责任”则成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代理理论中关于人的行为假设的具体规定。通过这样的假设，他们就从逻辑上提出了通过公司治理结构和产权设计来降低交易费用和防范“偷懒”行为的企业理论。
必须看到的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坚持“经济人”假设的核心思想，使其企业理论陷入了形而上学思维中。比如，他们把企业存在的原因仅仅归结为“经济人”假设下的交易费用的问题。再比如，由于他们只从企业表层关系上强调契约的平等、自由和个人的理性选择能力，把经济关系中的利益冲突，看作只是“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目标函数不一致造成的。所以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设计合理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企业治理结构，来抑制“经济人”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的机会主义等行为即可。这些认识显然是片面的，现实中的企业绝不仅仅是个人理性选择的产物。人的选择能力是由他所处的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并非新制度主义者所假设的由信息是否对称决定的。另外，人的行为偏好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制度约束下，人们的偏好会受制度的塑造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这就决定了对企业理论中人的行为的研究，必然是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运用辩证联系的方法来进行的。马克思主张从现实生产关系出发研究人，把经济学分析的人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反对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6] 也反对把人看作生来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经济动物。在马克思看来，企业的产生不是简单的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为企业是发挥协作、分工的优势和利用科学技术的组织形式，正如乐队需要指挥一样，分工协作的经济组织也需要管理与协调。因此，抛开“经济人”的行为假设，企业同样会存在，企业产生不是“经济人”假设的必然逻辑。
当然，马克思对企业的研究绝不是仅仅停留在生产力层面，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对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生产关系的分析，才能深入研究企业内部每个个人的物质利益具体内容是什么以及这一内容由什么规律决定。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深刻揭示。他通过对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工人工资的本质，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统治劳动的经济性质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通过对企业与市场关系的分析，揭示了企业资本正常循环和周转的内部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条件之间的矛盾；通过对企业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资本家的个人利益不完全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现实中利润量的获得不是资本家个别企业创造的剩余价值量，而是在利润平均化规律作用下的资本家阶级内部重新分配所获得的平均利润量。
同时，马克思也不否认个人理性选择的重要性，但他不是把决定选择能力的因素仅仅归结在人的认知能力和市场特征上。在马克思那里，将个人在企业中的理性选择问题纳入具体经济关系中来分析。按照新制度主义者的观点，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是平等的契约关系，但二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工人是信息优势的一方，而资本所有者处于信息劣势地位，所以要通过设计各种制度来“如何让工人不偷懒”和“如何让工人说真话”。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确存在，但信息优势不在工人一方，而在资本家一方，因为这种不对称根本原因不在于个人的认知能力上，而是在强制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因此，资本主义企业中平等的契约、工人的理性选择不过是假象而已。马克思也深知市场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和滞后性，才导致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出现个别企业的有组织生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马克思并没有仅仅停留于此，他认为导致问题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个人选择不是受主观上理性是否“有限”的约束，而是受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支配。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有限理性、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等字眼，看上去似乎能对企业理论做出很好的描述，但实际上它们无法揭示问题的实质。马克思运用辩证联系的方法，从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研究企业问题，显然比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研究企业问题更具有深刻性。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静态比较方法把企业问题仅仅置于交换领域中研究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认为经济学家的发言应该从观察开始，“现实主义的假设是迫使我们去分析存在的世界，而不是一些想象的不真实世界。”[7] 威廉姆森也指出：“如果市场和等级组织，用信息经济学的语言符号，转化为博弈论语言，它可能是一个非常拙劣的转化……尤其是在交易成本和契约形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理论中，用数学理论模型，就会缺乏捕捉关于有限理性本质思想的语言。任何一个依靠数学模型的人，都会丢掉交易成本经济学大部分有价值的思想起源。”[8] 正是基于这一方法，科斯才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考察，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已不是经济学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交换”却成了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因此，必须从“交易”领域研究企业理论。沿着这一思路，科斯认识到市场的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是有局限性的，从配置资源的角度看，除了价格机制这种制度安排外，还存在非价格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就是企业。那么，企业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它与市场制度又是什么关系？科斯最终找到的答案是：“运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企业的存在就是市场交易的契约与一体化交易的契约在交易成本上相比较的结果。
从交易费用范畴的起源上看，应该承认它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新制度经济学把对企业理论的研究仅仅局限于交易领域，并采用现实体制的静态比较方法，显然走向了极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家和雇佣关系上，货币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交易的社会性质；相反，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此外，不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作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9] 这种仅仅停留于事物表层的分析，不可能揭示其内部结构及运动规律。比如，按照科斯只从交易角度分析问题的逻辑，交易费用为零，企业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交易费用的增加会使企业协调出现。然而，现实中完全可以出现相反的情况，就是交易费用的降低，伴随着的是企业数量的增加，而不是减少，因为这种情况下更适合企业专业化生产；相反，交易费用的提高，会使企业数量减少，而不是增加，因为这时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即使交易费用为零，企业也不会消失，因为企业的功能并非单纯的交易功能，它还必须进行生产，实现分工带来的好处。此外，把企业问题仅仅局限在交易领域分析，无法深刻揭示企业的经济性质。新制度主义者把企业的经济性质仅仅归结为平等契约条件下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问题，显然是肤浅的。
与新制度经济学的静态比较方法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企业理论运用的是系统发展观，因此，它对企业的分析，既不是单纯局限在生产领域，也不是单纯局限在流通领域（交易过程），而是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的。
在马克思那里，企业不再仅仅被视为市场的微观主体，而是被视为一个具有丰富内容构成的“经济系统”。在企业系统中包含各种关系，这些关系按层次划分可以包括：（1）最深的本质层次关系。这是由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 它体现企业内部人们之间的本质经济关系。（2）中间层次关系， 它是理解本质关系与表层关系的中介。企业的产权制度通常在这个层次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企业所有制关系的法律体现，这个层次的产权关系通常是由法律规定；另一方面，产权关系又不完全等同于所有制关系，它还体现着企业中哪些人拥有企业虚拟财产所有权[10]，这种财产所有权可以是在管理意义上使用的，如经营者持股权；也可以是资本运营意义上使用的，如股票市场上的产权交易等。之所以把企业产权问题视为中间层次，就是因为企业产权与企业所有制和企业资本的市场经营之间存在复杂的过渡关系，不这样认识问题，容易走向极端，或者认为产权仅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或者认为产权只是一种管理形式。（3）表层关系。 也就是企业作为一般经济组织所具备的特征，比如不管企业的性质如何，作为经济组织都把追求最大化利润作为经营理念；都有科学的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人与人的关系在企业内部上下级之间都是权威与服从关系，劳动者之间都是分工协作关系，等等，这些体现着企业具体经营管理层次的问题。此外，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也可以看作企业表层关系。马克思把企业作为这样一个系统来考察时，运用系统方法与动态发展观，不仅要分析企业表层关系，还要分析企业深层本质关系。马克思这一方法在《资本论》中处处都有体现。
比如在第一卷马克思首先从流通领域出发，分析了资本和劳动力在遵循等价原则基础上实行自由契约式的交换过程；然后，再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这种自由契约的经济实质，即生产剩余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社会条件、企业的起源及演变、企业内部的经济关系、企业治理结构等基本问题，同时还从分工、协作和专业化等技术方面阐述了影响企业效率的基本因素。在第二卷，马克思再从流通方面考察企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从资本循环和周转的角度，分析了资源在企业内部合理配置的基本条件。然后又从市场机制运行的内在要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企业生产的商品顺利实现的社会条件。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资源配置不是单纯的企业个体行为，它是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的过程。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由于受市场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影响，存在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生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矛盾，从而破坏社会范围内资源合理配置所要求的比例关系。显然，马克思的分析比仅仅用市场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来解释问题要深刻得多。最后，在第三卷，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考察了资本主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企业运行的经济实质，等等。总之，马克思正是通过运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才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深层本质关系，而且揭示了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表层关系，从而完成了对资本主义企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全部认识过程。马克思这一方法为我们科学研究企业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收稿日期：2005—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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