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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寻找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最佳选择
现代经济的最重要特点是GDP的增长和人均GDP的增长。GDP增长的累积便构成财富的增长。GDP不是衡量财富增长的完善尺度。在许多情况下，GDP增长所伴随的是人类福利的损失和财富的减少。但是，直到目前为止，GDP仍然是衡量经济进步的最重要尺度，是各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最主要目标之一。政府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是多重的。除GDP增长速度之外，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就业充分等等都是政府的重要宏观经济目标。在这些目标中，有些目标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有些则是相互矛盾的。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证明，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仍然存在某种取舍关系。因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困难之一仍然是如何在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之间寻找最佳选择。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应该如何确定呢？首先要考虑的是可能性，其次是必要性。可能性可以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不考虑通货膨胀率有多高，经济所能达到的最大增长速度是多少。这个问题难以精确回答，但10%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层次是，在所能容忍的最高通货膨胀率下，经济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增长速度是多少。中国容忍3%至5%之间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欧洲通货膨胀率目标是2%。假设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实现8%～9%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从必要性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保持在9%左右。原因很简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增加就业。中国的决策者去年一再强调，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就业优先”的政策。尽管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但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的增加这一命题应该还是成立的。而且，为创造同样的就业量，随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所需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越来越高。
在强调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还必须看到，自2002年底、2003年初以来，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首先是投资的超常高速增长；其次是贷款和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再次是一些生产资料价格的急剧上升；最后是一系列“瓶颈”产业（电力、煤炭等）的出现。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在2004年和今后若干年中，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在保持较高增长速度(8%～9%)的同时，维持一个为正值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3%～5%)。第二个问题则是：在当前的投资增长中，哪些地区和行业的投资增长是不合理的，如何在不影响经济增长势头的前提下，遏制这些不合理的投资增长。
从需求方来看，所需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2004年投资的增长趋势。2003年投资高速增长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2003年以来的投资增长中，有些增长是一次性的，有些增长虽然不是一次性的，但增长速度会自动下降（以同比计）。当然，也有一些增长，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可能会持续发展或进一步加速，从而导致供不应求缺口的扩大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由于经济政策与政策对实际经济产生作用的非同步性，急刹车将造成资源的进一步浪费并对经济的稳定造成严重损害。
从供给方和供求关系的角度来看，稳定增长、通货膨胀率上升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其极端情况是滞胀）、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下降（其极端情况是通缩）三种宏观经济状态。换言之，当上期出现过度需求缺口、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时候，在本期（在没有政府干预和外部冲击的情况下）经济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率和增长速度的各种组合。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由上期投资所决定的本期总供给的增长速度。
总之，中国经济刚刚走出通货收缩，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未严重背离历史趋势。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目前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不是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降下来，而是进一步深化经济结构调整，改善经济结构，包括需求结构，特别是投资结构。如何一方面维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另一方面缓解结构性问题，使中国的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长期保持下去，是中国政府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货币政策的空间和有效性受到严重制约
尽管还不能说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尽管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效率问题，尽管货币政策不能直接解决效率问题，但适当收紧货币政策有助于结构问题的解决。
但是，在新的形势下，货币政策的使用空间和有效性已受到严重损害。从宏观开放经济的角度来看，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中，中国政府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或加速放松资本管制）的某种结合。这种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由于中国企业对于间接融资的高度倚赖，结构失衡带来的效益恶化必然导致不良债权的增加，并通过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虽然从理论上说，结构失衡问题是不能通过宏观货币政策解决的。但是，较高的利息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抑制低效率企业的投资需求，迫使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从而有助于纠正中国投资结构的失调。
但是，在中国，利息率政策的运用和利息率自由化的步伐受到极大制约。首先，在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利息率的提高必将增加一国经济对资本流入的吸引力。资本的进一步流入必将进一步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抵消利息率上升的紧缩作用，并迫使国内利息率水平回归国际利息率水平。其次，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借贷需求对利息率的弹性过低，也是导致利息率政策失效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由于维持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度是当前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由于中国地方政府对银行体系的严重影响和中国企业的非市场化目标和行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严重限制，有效性受到严重削弱。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改善投资和生产结构，搞得不好，中国可能不得不回到窗口指导、信贷控制、行政干预的老路上去。现在看来，早先的担心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
三、财政政策仍应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除履行提供公共物品和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外，还应该通过增加和减少财政赤字在实行宏观调控方面继续发挥作用。2004年，中国政府继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扩张力度明显小于2003年。如果同2003年相比，政府同时执行偏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2004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可能会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就业形势很可能将明显恶化。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通货膨胀形势不会明显恶化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努力维持8%～9%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在货币政策偏紧的同时，财政政策应该具有足够的扩张性，以便抵消偏紧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中国投资和消费增长速度的失调比较严重，在GDP中投资的比重偏高。在保证投资的必要增长速度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提高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而提高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重点应该是农民、城市中低收入阶层。但盲目鼓励消费，到处寻找“消费热点”的做法不可取。对于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脱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高消费，则应通过提高征税等办法加以限制。
中国必须进一步改善税收体制，处理好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关系，从财政制度上消除地方政府大搞政绩工程、大搞经济开发区、不顾国家整体利益和长期效益而大搞招商引资的动机。
中国在继续推动对外贸易健康发展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效益，应该逐渐取消鼓励出口的特殊政策，应该在均衡汇率的基础上决定人民币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
最后，尽管我们一再强调不应该因担心增加债务负担增长过快而过度追求财政平衡，但这绝不意味我们可以对中国的隐形债务掉以轻心。特别是，中国银行体系的问题最终都将转化为财政问题。如果我们在处理不良债权、清理破产倒闭金融机构、为银行注入资本金等问题时，不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管理入手，而是一次次地大量浪费公共资源，中国财政的活动余地将日益减小，中国未来的财政稳定将受到严重威胁。
四、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2003年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经济事件，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困难，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尽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中国还远未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对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破坏作用。
在本轮经济调控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利益集团”的崛起。在以往，中国的“老总（板）们”是低调的，某一“老总”作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而公开批评政府宏观调控部门的事情则更是闻所未闻。这种现象是中国政府越来越开明、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化的表现。但是，在更多地听取各种“利益集团”的声音的同时，政府必须排除“利益集团”的干扰，坚持正确的各项既定政策。中央调控部门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关键。
200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特别是投资结构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说明中国仍然未能建立起来一个有效的现代化银行体系。长期以来，央行十分重视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和资本金不足问题。注资所创造的道德风险有可能导致银行业绩恶化、不良债权增加和资本充足率下降。建立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更为根本的改革将是必不可少的。
五、小结
经过6年的努力，中国经济终于摆脱了通货收缩的阴影，走上快速增长的轨道。尽管仍然存在种种问题，我们有理由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只要我们不忘记发展这个“硬道理”，只要在寻找短期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同时，不忘记处理好协调发展、经济结构、产业发展和体制改革等长期问题，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前景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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