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秘密社会的认识与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革命论文,时期论文,策略论文,秘密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1-0068-06 ［收稿日期］2010-09-26
秘密社会，亦称秘密结社或秘密会社，包括教门和会党两大系统，是历史上一些下层民众为谋求经济互助或精神寄托，在非公开状态下以歃血盟誓或师徒传授的方式结成，是具有特殊的礼仪规则、伦理价值取向、权力结构和活动方式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秘密社会依托于主流社会而产生，但又有碍于主流社会的正常运转，因而被历代统治阶级视为异端或叛逆并严加禁止。这些组织在政治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们宣扬的口号或教义，在客观上迎合了下层民众的某些愿望和要求，“举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时，它们常常尽着革命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们也往往从事打架斗殴、绑架勒索、走私贩毒或敛钱渔色等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活动，“它的思想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与反动的色彩。因此，它又时常为反革命的野心家与军阀官僚所利用、收买，而成为反革命的工具”[1](P53)。
民主革命时期，国内外各种势力“都想利用会党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的目的”[2](P300)。因此，对待秘密社会组织，如何克服其落后性和破坏性，防止其被反动势力所利用，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战斗性，进而改造成为革命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者，毛泽东自始至终对此予以关注，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及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以确保民主革命的顺利发展。
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中国共产党与秘密社会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讳莫如深。直到1980年代中期后，这一状况才稍有改变，帮会和会道门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表现及其与各政治派别的关系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产生了为数不多的相关成果，但有关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秘密社会的认识与实践，在学术界仍没有专题性的研究。笔者拟对此作粗略的考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大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始终把组织、领导工农运动作为工作的重点。在斗争实践中，毛泽东逐步认识到秘密社会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村中的重要作用，并制定了相关策略，从而推动了国民革命的不断高涨。
1.争取帮会势力支持工人运动，使其成为一种革命的力量
中共“一大”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工人中普遍存在帮口和帮会等秘密社会组织，给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工人运动造成了巨大障碍。在这一背景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即力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考察、分析中国社会，积极探寻正确解决中国秘密会社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1921年10月至12月期间，毛泽东先后到粤汉铁路、安源煤矿进行考察，以交朋友的方式与工人谈心，深入工地了解工人的生活，因而对秘密社会在工人中的影响有了较深的认识，并开始形成在工人运动中联合帮会及对帮会成员采取分别对待的思想。安源路矿大罢工时，毛泽东专门指示李立三，到那里搞工人运动时，一要取得合法地位，办平民教育；二要注意做红帮工作，特别要做好红帮头子的工作。据李立三回忆，当时矿上的红帮势力很大，“众人中间加入红帮的很多，红帮头子是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大多数是他的徒弟”。经过争取、教育，安源路矿不仅有很多具有帮会身份的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工人俱乐部，有的甚至入了党。由于中国秘密社会在组织结构上采用封建家长制，首领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李立三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注意发挥红帮首领的作用，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据他回忆，一次他买了一点礼物去见红帮头子，“红帮头子见我去很高兴……喝完鸡血酒后，我说我们要罢工……提出要他讲义气，多帮忙，他拍着胸脯说‘我一定帮忙’。”由于成功地争取了红帮头子的同情、支持，安源路矿大罢工得以顺利举行并且取得了胜利。李立三后来总结说：“这件事情表现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说明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作用。”[3](P32)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初步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此文中，毛泽东特意强调了秘密社会这一民间力量的存在及其作用，深刻地阐述了秘密社会的成因与特性，并提出该组织经过改造可以成为“一种革命力量”的思想：
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4](P8-9)。
2.在农民运动实践中初步形成对待农村秘密社会的策略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唤醒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开展农民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初步形成了对待农村秘密社会的策略。
秘密社会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农民（民间教门的主要群众基础）和因丧失土地而从农村游离出来的无业游民（秘密会党的主要群众基础），因而在农村的影响很大。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为了回应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及党外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在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作了三十二天的农村考察，进一步认识到秘密社会在广大乡村的实力与影响，并初步形成了对待农村秘密社会的策略，那就是通过发展秘密社会成员加入农民组织，既发挥他们的优势，又自然地取消他们的组织，“洪会是一种势力，必须拉拢这种势力而不可采取打击的方法”[5]（上卷，P182），“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4](P38-39)。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党内外有识之士的注意和认可。3月2日，毛泽东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三次常委会，并被推定为关于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在他的努力下，红枪会工作成效明显。16日，连瑞奇在报告中称：“红枪会调查训练团已开始工作，查得现有红枪会几十人，已集中开会，不久就要介绍训练。”[5]（上卷，P183-184）山东一些地方的红枪会也组成“红团”，“开始与劣绅奋斗”[6](P467)。工农武装力量的壮大，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不断高涨。
二、工农武装割据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的武装斗争，并逐渐探索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走向成功的道路。毛泽东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对秘密会社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提出了团结秘密会社开展武装暴动，吸收会党加入革命队伍，并在战争中予以改造的思想。但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社会策略曾一度出现偏差，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1.联合贫民会党势力开展农村武装暴动
“四一二政变”后，中国秘密社会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动摇，其中一部分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共势力所收买，但大部分仍然处于非法的反抗政府和社会的地位。如何正确对待这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和政治上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作为当时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与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陆沉等其他常务委员一起，认真分析，共同探讨，在对秘密会党进行客观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此类组织应采取的态度：
会党（哥老会等类组织）原来是被压迫阶级起来反抗压迫的组织，他们有很严格的组织，勇敢的精神，很有对于共同奋斗的义气。但是他们的工作方法（机械的纪律）及其游民的性质使他们往往为豪绅所利用。……农协应取得他们的群众，这是非常必要的。假若农协排拒他们，则他们在旧式的首领指导之下是有被地主利用成为法西斯的可能。我们对他们应该有积极的很好的宣传与训练，同时须有具体的部分解决乡村游民目前迫切要求的方法，以及国民革命对于他们的政纲，使他们能明了本党能代表贫苦群众的利益而奋斗[7](P163)。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中共中央决定，农村武装暴动应以农会为中心，“争取向来在旧式秘密结社（如哥老会、青红帮等）指导下的群众”[7](P148)。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明确提出了“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民会党等势力”[7](P226)的方针。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谢绝了中共中央负责人让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要求，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5]（上卷，P209）。随后，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会同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在毛泽东等人的指导下，同年10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湘省目前农民运动（农村暴动）行动纲要》，提出：“我们应密切地与会党合作，我们所活动之处均需与会党接头，向他们宣传土地革命，邀他们共同工作。”“使他们在暴动时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8](P106)。由于方法得当，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起义时，有好几股会党武装“自动的要求和工农军合作”[9](P107)，壮大了起义军的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成功地争取了王佐、袁文才的绿林武装，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开始考虑对秘密社会成员的教育和改造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秘密社会的消极面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井冈山红色根据地建立后，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教育和改造秘密社会成员，使之成为合格的革命战士。“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4](P63)具体措施有两点：一是对会党武装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逐渐提高他们的觉悟；二是加强对党、军队的马列主义教育，及时纠正秘密社会成员固有的陋习，诸如无纪律、无组织、无明确政治目标及抢掠、勒索等错误行为。
流寇思想是帮会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秘密社会成员的加入，流寇思想也渗入到了红军内部，“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毛泽东指出，肃清帮会流寇思想的方法，首先是要“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其次是要“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4](P94)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成熟，中共中央多次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对秘密社会的策略也一度出现偏差。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对秘密社会的策略作了新的规定：“在宗教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里（红枪会等），我们应在民主化的口号下进行工作，并夺取其群众。同时应揭破其首领的行为，使与群众分离，陷入孤立地位。”[10](P242)注重对教门武装的改造，无疑是正确的，但片面地孤立、打击而不是团结、争取教门首领，却往往招致教门群众的反感，激化中国共产党与教门武装的矛盾。毛泽东对这种错误策略进行了抵制。1929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团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联席会议上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案时，有意隐瞒了有关教门势力和绿林武装策略的部分，会后又专门与其他领导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研究。但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毛泽东被排挤出领导层，秘密会社的策略随之出现偏差。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被杀，其部下马上反戈，投靠了国民党军队，井冈山根据地也随后失守。王明路线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后，肃反严重扩大化，许多革命同志在“AB团”、“大刀会”、“兄弟会”、“铲共会”等罪名下惨遭杀害，根据地的中共党组织、军队均遭受重大损失。
三、抗日战争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逐渐上升，国内各种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这一政策要求出发，毛泽东形成了新的秘密会社策略：争取和改造秘密会社成为抗日力量，对于投敌的反动秘密会社坚决予以取缔。
1.以中华苏维埃人民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对哥老会宣言》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中国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分析了国内形势，确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策略，指出：“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1](P12)在这一策略原则指导下，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宣言”肯定了哥老会在晚清以来的积极作用，“在辛亥反满的革命运动中，哥老会曾积极参加过，陕北革命亦得着了哥老会同志不少的帮助、拥护与积极参加；如谢子长、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宣言”指出：
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更完全相同。因此，现在更以至诚特向全国哥老会的全体弟兄们宣言，不管我们过去互相间有过怎样的误会与不满，我们现在都应该忘却抛弃，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我们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1](P51)。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切实做好秘密会社的工作，1936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对哥老会的性质和历史作用进行了界定，明确指出：“目前我们对于哥老会的策略，是在争取哥老会”。具体阐述了制定这一政策的基本依据，规定了贯彻这一策略所应该依照的基本方针，同时对这一策略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作了非常详细的说明。该指示最后强调：
党必须教育自己的同志，清楚的了解我们对于哥老会的这一策略，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之。对于那些过去是哥老会弟兄，现在是党员、或红色指战员、或苏维埃与群众团体工作人员中所可能保存着的某些哥老会的落后思想与习惯的残余，我们应在加强政治教育中，及提倡亲密的同志的友爱与团结中消除之[1](P56)。
根据《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1936年8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设立哥老会办事处，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并于同年10月15日在陕西省志丹县的马头山成功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即“马头山开山堂”。
由于统一了思想认识，中国共产党对秘密社会的策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华北的红枪会武装迅速建立起来，仅河南信阳一地的红枪会就拥有七八万之众。他们以“抗日高于一切”、“保卫家乡田园”、“保卫祖宗坟墓”等为中心的口号下动员起来，奋勇杀敌，创造了许多奇迹。其他如东北的大刀会、红枪会和湖北的哥老会、上海的青红帮、皖南的大刀会等都在中共有关政策的感召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民族抗战中，与全国人民一道为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1](P337-351)。
2.争取、改造与取缔相结合
抗战时期，由于生存、活动于沦陷区、国统区、游击区及抗日根据地的秘密社会之政治倾向、社会影响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相应的策略。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下发《中央关于哥老会及青帮的工作指示——关于哥老会、青帮工作的初步指示》，着重提出了在沦陷区、国统区、游击区及抗日根据地开展有关工作应注意的原则。在沦陷区，应当是打入其内部进行长期的埋伏工作，争取地位，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统区，应当是争取哥老会、青帮广大人士同情抗日以致于参加到抗日阵线中来；在抗日根据地，应“在政治上提高他们，以达到组织同化他们于革命进步团体之内的目的”，对于“受日寇勾结利用而从事于破坏抗日活动的哥老会、青帮头子，则应按抗日纪律制裁之”；在游击区，应着重争取他们的同情，以至参加抗日斗争，至少应争取其对我们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对于“为日寇或顽固分子利用坚决反共的帮会头子，在一切争取说服的方法无效后，则应采取分化的政策，在群众面前揭露其罪恶，使之孤立，同时应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予以必要的打击，在这种打击中，夺取其影响下的群众到抗日方面来”[12]。
这一时期，在积极争取广大秘密会社成员的同时，毛泽东主张对于被反革命势力收买和利用的秘密会社内部的“反革命野心家与军阀官僚”予以坚决的斗争，并强调政策的灵活性和党在斗争中的领导地位：
特别对于那些甘受帝国主义卖国贼利用，破坏抗日战线，进攻苏区的分子，必须坚决的铲除之。这不仅是哥老会中的败类，而且是革命的罪人。但在这种斗争中，应该采取适当的方法与步骤，揭破一切他们的欺骗宣传，以达到争取在他们影响下的群众。在苏区内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的哥老会分子均应按照苏维埃法律处理，哥老会不得私用肉刑或死刑来对付自己的会员[1](P56)。
之后，毛泽东在《论政策》中再次强调：“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1](P767)
1942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由于秘密会社成员“私人利害观念尚未克服，因之动作极不一致，配合也不密切，甚至在日寇汉奸的阴谋挑拨下，相互猜忌，相互争夺，引起了一些愚蠢的行为，减低了抗战的力量”[1](P548)。鉴于此，毛泽东指示对各根据地内的秘密社会组织进行取缔，抗日根据地内的秘密社会组织大大减少。“从总的形势上说，已是呈下降的趋势（较战前与抗战初期）”[3](P136)。对于那些投靠日伪、破坏抗战、积极反共的秘密会社，毛泽东主张坚决予以打击。1943年3月，经毛泽东批准，晋冀鲁豫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取缔和打击反动秘密会社的斗争，破获、瓦解了世界普济佛教会、一贯道、万国道德会、大刀会、红枪会、九宫道、华北道德总会、混元门等秘密会社组织[13]。
四、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矛盾日益激化，秘密社会问题也再次尖锐起来。除少数为中国共产党收编、改造外，大部分秘密社会组织或者依附国民党，或者脱离统一战线，为害社会。那些依附国民党的秘密社会组织多配合国民党进行反共活动，在国民党的操纵下，利用部分落后群众，以封建迷信为纽带，以练武、保家、行善、医病为手段，采用亲传亲、邻传邻、人人宣传、全家入会（道）的方法，四面出击，发动以侵扰新生共产党地方政权、杀害共产党干部群众、破坏社会秩序为主的反共暴乱，有的甚至配合国民党军队直接进攻解放区。1946年，兖州红枪会协助国民党吴化文部对抗新四军，即墨大刀会与国民党军队联合，经常对解放区烧杀抢掠。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发表《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一文，分析了当时中国的主要阶级：无产阶级（例如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资本家经营的机器工业、手工业、农业和商业中的雇佣劳动者）、农民、农民以外的独立劳动者（例如手工业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小商贩）、自由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和新式富农）、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旧式富农[14](P58-59)。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对由“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的“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在各地成立的秘密组织，没有再论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这一时期秘密社会发生的变化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这一时期，由于各种反动会道门和帮会组织已成为阻碍革命发展的因素，而中国共产党已积聚了充足的力量，并有了相关的经验，毛泽东把各种帮会与会道门组织都纳入“股匪”的范围并开始采取清剿的措施。1946年3月27日，毛泽东就东北主力军和地方兵团的当前任务问题致电中共东北局，指出：“为了防止蒋军与股匪联络，在我区设置据点，贻害将来，必须在乡区留下次要力量，配合地方党政，迅速剿匪。”4月6日，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东北局林彪、彭真，要求“各军区后方剿匪与发动群众斗争，一刻不能松懈，望同时严督实行。”按照毛泽东的指示，4月14日，中共东北局发出“剿匪指示”，强调进一步肃清各地股匪、残匪仍是当前的战略任务之一。如何彻底清除这些影响解放战争顺利进行、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反动势力，是毛泽东重点思考的问题。1946年4月11日，毛泽东就纠正群众中的错误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陈毅电，指出：“至于给汉奸、豪绅、恶霸、反动分子以严重打击，只要是真正群众的行动，则不是错误，而是必需。”5月2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电中再次强调：“必须将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与剿匪任务联系起来，方能达到根除匪患的目的。”[5]（下卷，P64-68）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0月，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明确指出反动会道门是反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予以重点打击，从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运动。毛泽东自始至终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他强调：“为了打落敌焰，伸张民气，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他同时要求各级党政军负责人高度重视相关的政策和策略：“为了不致弄错，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证据的特务及会门头子，应当进行侦察，取得确证，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分清这两种情况的界限是必要的”；“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15](P117-118)由于决策正确、执行到位，加上解放战争的结束和土地改革在全国的顺利展开，各种反动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曾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秘密社会组织基本上销声匿迹。
五、结语
在近代以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秘密社会一直表现活跃，鸦片战争中的黑水党、太平天国时期的两广红兵起义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咸丰同治年间的灯花教起义、甲午战争时期的抗俄敢死队、戊戌变法时期的自立会，等等，无不显示了秘密社会的力量。至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力量弱小，很难独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秘密会社便成为联合的主要对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与秘密社会的联盟，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先生国内革命事业的继承者”[16](P156)。他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其中包括联合秘密社会的思想和实践。他高度评价孙中山联合包括秘密社会组织在内的各派力量的统一战线政策，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统一战线政策的必要性：
孙先生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从为着推翻清朝而联合各个革命派别与会党，发展到为着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而采取联合苏俄、联合共产党与联合工农的新政策……今天我们又是一个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较之过去是更加广大的，这个统一战线所要对付的敌人也是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的[17](P112)。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借鉴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历史经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针对秘密会社的本质特性制定和采取了科学、灵活、正确的政策，即在团结、争取广大的秘密会社成员参加民主革命的同时，对其进行耐心、细致而艰苦的教育工作，瓦解其组织并进行有效的改造，对投靠反革命势力、破坏民主革命的秘密会社则坚决予以镇压，并根据形势发展及时调整相关策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各级政权、取缔秘密社会组织、镇压反革命势力暴乱的同时，在农村广泛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农民摆脱了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地位；在城市则大力解决失业工人和闲散人口的就业问题，从根本上铲除了秘密社会产生、存在及发展的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把打击取缔与宣传教育结合起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增强他们自觉抵制反动势力诱骗、利用的能力，最终“使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的帮会、游民、土匪、会门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1](P350)。而且，这也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体现，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成功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为推动中国历史进步和社会健康发展所作出的又一重大历史贡献。
标签：哥老会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的秘密论文; 历史论文; 武装论文; 历史学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