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共党建学体系的重大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大突破论文,党建论文,中共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先生是中外著名的中共党史党建学专家。本文仅就张静如先生在中共党建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进行简要评析，从而，进一步增强我们“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的自觉性。
一、党的机体“细胞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研究党的建设问题，历史与逻辑的起点究竟是什么，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真观地看，党的机体是党建学的研究起点，但是，党员是党的“细胞”，恰恰在这个“细胞”中蕴含着党的全部特征，因此，从根本上说，党建学的研究起点不是党的机体，而是党的“细胞”——党员。那么，什么是党员？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2]这里，“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这句话不仅揭示了党员的内在素质，而且提示了党员的历史起源。以“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为研究起点，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对于建构党建学的科学体系，深入揭示党的建设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以“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为党建学的研究起点，无异于生物工程中的解剖学，据我所知，在党建学的研究工作中，张静如先生是较早系统进行这种解剖工作的学者之一。早在1978年，张静如先生就撰写了《论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文，并提出了衡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基本标准。文章发表在当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上，正如张静如先生在《静如文存》评文纪事里说的那样：“这篇文章发表后曾引起一些争论，这是好事，”[3]好就好在引起了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
党的“细胞”先于党的机体诞生，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论说过：“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同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4]那么，什么叫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呢？张静如先生认为：“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他们所能达到的水平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有初步了解，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赞同俄国十月革命，主张暴力革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努力为此而奋斗。”[5]这个标准接近于非党积极分子的基本要求。
1999年10月，张静如先生说：“在五四运动60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上，不少人认为我提的标准高了，但我至今不同意那种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说成与马克思主义不沾边的看法，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有一点需要明确，如果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就一定要按毛泽东所提出的时间概念来使用，也就是中共成立前的五四运动时期。另一点也需要明确，尽管有人快一点有人慢一点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但就整体来说，到中共成立时才完成了这种转变。这两点明确之后，再研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标准，才能说到一块，否则，只能各说各的。”[6]这个申明很重要，否则，就会把民主主义者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混为一谈，甚至会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视为是完全依靠共产国际的历史产物。
“我们党是一个统一的战斗集体，每个党员是组成这个集体的细胞。”[7]党的建设必须以党员素质建设为重点，否则，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都会失去意义。1995年，张静如先生以其深遂的学术洞察力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在《新视野》杂志上发表了《共产党员要有现代化意识》一文，这是一篇关于党员素质研究的重要文献。正如张静如先生所说：“本文论述的观点比较新，虽然也有人感兴趣，但一时还难于取得更多人的共识。说搞现代化要有现代化意识，人们觉得毫无疑问，而把这个问题转到共产党员头上，就会有人提出问题，说你强调这个干什么？真难。其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现代化意识是衡量党性的标准。”[8]张静如先生感叹：“真难”！反映了党员素质建设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也反映了党员素质问题在党建学研究中的相对薄弱性。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适应新形式，探索党员管理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9]这句话指明了党员素质建设的根本途径。
二、党的发展“特征论”：政治与经济的统一
在不同历史时期，党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而党的特点是党的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注意观察和研究这些特点，对于党“发扬优点，克服弱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0]党的特点决定于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因此，分析党的特点应该着重分析党的“历史方位”。而党的历史方位的变换总是与党的历史转折相联系，而党的历史转折无非是政治转折、经济转折和文化转折，或者说，党的历史转折是政治与经济的统一。
关于党的特点问题，历来为党建学界重视，但是，如何深入分析党的特点，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张静如先生于1981年、1991年分别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形成的特点》、《再论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形成的特点》等两篇论文。从党建学角度来看，这两篇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具体内容如何，而是为分析党的特点提供了方法论。前一篇论文把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形成的特点概括为四个方面，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党史党建学界的兴趣，认为这几条总结得好。张静如先生说：“我自认为是下了功夫的，但也有不足，主要是没有把话说透，特别是没有把某些缺陷说透。在五四时代的中国，能够建立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确实不容易。但也正因为这样，它才不可避免地要有弱点。研究这些弱点，是为从历史上认识今天存在问题的根源，这对党的发展有很大好处。”[11]后一篇论文是对前一篇论文的补充，着重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形成的思想理论特点。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这两篇论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分析党的特点时，要把优良传统与现代精神统一起来，以现代精神升华优良传统。张静如先生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为了反对剥削和压迫，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总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黑暗势力的统治。”[12]同时，“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所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表明，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完全被继承下来了。”又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的时候很自然很容易把革命传统这份民族遗产接下来，构成自己机体的优质细胞。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革命性和战斗性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集中表现。”总之，“民族的传统，阶级的品格，以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为桥梁，渗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胚胎。”[13]显而易见，对于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必须注意既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二者不可偏废，否则，就不能保证始终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政党。第二，分析党的特点，既要看到优势又要看到劣势。从党的思想建设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建立过程中虽有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但从基本上说还是一开始就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了，并且在中国革命的最根本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14]从党的组织建设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总的来说，党一开始就贯彻了民主集中制，但对发扬民主方面注意不够。”[15]从党的政治建设来看，“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在秘密状态下成立的，但却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其有紧密联系群众的特点。但由于这个基础的主要成分是小资产阶级，这就给党内在后来出现‘左’、‘右’倾机会主义提供了客观条件。”[16]第三，注意分析党的特点对于党的建设的影响。正如张静如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总要受到它出现时就已形成的特点的影响和制约。政党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诞生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就形成了上述一些历史特点，而这些特点，也必然要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发展。”“那些具有优质性的特点，始终是党前进的动力，而那具有缺陷性的特点，也常常使党遭受挫折。”[17]当然，党的特点并非一成不变，但也不是随时随地在变，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研究党的特点对于党的建设的影响，首要的是搞清不同历史时期党的特点的具体情况，否则，我们就不能把握党的建设规律。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高度概括了我们党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其所具有的基本特点。他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18]就是说，“执政”和“建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特点，与此相应，党已经形成了以下四个具体特点：一是“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19]从而，“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20]二是“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21]，从而，“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22]三是“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23]从而，“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通流”。[24]四是，“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25]从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推进理论创新相统一，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弘扬时代精神相统一，坚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相统一”。[26]以上，江泽民着重从正面阐述了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特点，其实透过这些正面阐述不难发现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弱点，无疑，这些弱点不克服，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则难以实现，因此，这些新特点，为我们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主攻方向。
总之，张静如先生通过研究党的特点进而深化党建学研究的思维方法，对于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推进党建学的新发展，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服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党的领导“核心论”：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党的领导作用是党存在意义的集中体现，离开党的领导作用，党就失去了存在意义。但是，党的领导地位不是靠自封而是靠人民的选择，而人民的选择不是一劳永逸而是处于经常的选择状态，因此，党生活在人民群众中也就是生活在人民群众的每日每时的选择之中。人民选择党的领导不仅看党说了些什么而且看党做了些什么，或者主要是看党做了些什么，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27]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党可以去代替群众做什么而是指党必须带领群众做什么，一句话，主要看党能否率领人民群众创造自己解放自己的条件。因此，党的领导的实现条件往往表现为两个自愿：一是党自愿地领导人民群众；二是人民群众自愿地接受党的领导。二者缺一不可，而二者的辩证统一，恰恰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张静如先生历来重视党的领导问题，可以说收在《静如文存》中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党的领导问题的。其中，有三篇论文对党的领导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即《关于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张静如先生研究党的领导问题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注重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研究。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党的性质的集中体现，是党的领导的真理论，是党成为全中国人民领导核心的立足点。张静如先生指出：“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这个大道理管着一切小道理。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共产党都不能丢掉这一条，否则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28]这里有一个如何认识党的阶级性与群众性的关系问题。从党的阶级性来看，“在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新兴的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中国无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因此“它的政党当然是中国社会里最革命的政党”，[29]是“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无限忠诚，在政治生活中光明磊落，不谋私利”[30]的政党。因此，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努力把党的阶级性与群众性统一起来，正如张静如先生说的那样：“为了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中国共产党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在一定时期还包括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调动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最大限度地孤立了主要敌人，使胜利得到保证。”“这一切，只有政治目光远大，不拘阶级偏见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做到。”[31]其实，党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摆在面前的根本任务，已经不是领导全国人民消灭政治上的敌人，而是领导全国人民消灭经济和文化上的“敌人”。消灭政治上和敌人表现为阶级斗争（反侵战战争例外），消灭经济和文化上的“敌人”表现为全民族的斗争，也就是说，摆脱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局面是全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们所面临的共同任务，这个任务比消灭政治上的敌人的任务更加艰巨。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共同任务，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和博大的胸怀，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32]领导核心。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说：“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33]
第二，注重党的领导的实现条件研究。从阶级性和先进性来看，当然，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最有资格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者，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党的领导地位在它一产生时就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承认，而需要实践和时间的考验。张静如先生以民主革命时期为例，指出：当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许多进步的政治势力，其中尤以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在群众中影响最大。所以，人民群众对各个政治派别有个比较、鉴别、选择的过程。只有当他们认定某一政治势力确实能代表自身利益，代表民族利益，又确实有领导能力时，才会公认其为政治领袖。”[34]那么，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现条件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指出：“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第二，是按照这种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去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35]毫无疑问，只有做到这几点，才能够成为领导者。但是，这几点并不是任何政党都能做到的。因此，张静如先生说：“这样的政党，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36]“正因为中国人民在为争取解放的斗争中，眼见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出色地做到上述各点，才认识到这个党是可以信赖的，从而承认了这个党的领导地位。”[37]在今天看来，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四个“一定要”，[38]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条件，这个基本条件的突出特征是强调党的制度建设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江泽民指出，只要“全党同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永远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坚如磐石。”[39]深入研究党的领导的实现条件，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挥党建学咨政功能的关键所在。
第三，注重党的领导目的、领导主题及其领导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张静如先生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改变中国落后状态，拯救人民摆脱贫困境遇，过幸福生活为己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决定革命分两步走。先搞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革命的第一步以解放生产力为主题。”[40]“1957年下半年开始，党和毛泽东犯了‘左’的错误，虽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当做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种错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新成为中心任务。”[41]张静如先生上面这几段话高度概括了党的领导目的——让人民过幸福生活；领导主题——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领导行为——革命、建设、改革。其中，党的领导主题最为重要，它既是党的领导目的的实现手段又是党的领导行为的直接目的。显然，离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幸福是一名空话，革命、建设、改革的意义无从谈起。因此，能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衡量党的领导行为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42]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解放生产力。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主要是通过改革开放的方式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43]邓小平这段话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条件下，党的领导活动方式及其直接目标的——通过改革开放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先富带后富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对此，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做了更加高度的概括，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44]深入研究党的领导目的、领导主题和领导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不断拓展党建学的新视野，不断创新党建学的研究方法，“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45]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