跛者不忘履——沈从文建国后的文学写作生涯（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不忘论文,生涯论文,从文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1年，文化部又请沈从文担任高等艺术院校工艺美术教材编写组的顾问，组织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陶瓷史》、《中国瓷工艺史》、《中国染织纹样简史》等教材。沈从文为这些教材拟定了提纲和参考书目，明知道这样下去自己体力吃不消，也想等“纲目和基本材料提出，馆图书资料为联系好后，即将让年轻人自己动手写编，直到年底审稿时，再参加审定工作。”（注：1961年6月23日复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58页。）但当他到青岛疗养时，依然放心不下，所以要提前回来。不但如此，沈从文为这套教材倾尽了心力，但当教材完成时，他却连校订人的名字也不肯署。据《中国工艺美术史》的责任编辑回忆：“南京艺术学院陈之佛罗叔子先生60年代编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多次请沈从文先生校阅和修改、补充，我社拿到的是沈先生第四次校阅修改后于‘文化大革命’前转交他的侄女儿沈朝慧同志保存下来的原稿，据了解此稿沈先生补充了三分之一的内容。此书由我社出版，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拟在本书上署名沈先生校订，而沈先生不肯同意。”（注：詹蕙娟：《沈先生指导我做编辑工作》，《长河不尽流》，第269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多年来，沈从文不但义务为上海师范学院、长春人民大学等许多高校购置文物，而且还将自己陆续购置的文物捐给了博物馆。对此，沈从文在文革初期曾经作过“交代”：
昨见大字报，所以响应号召，带了家中作参考用的几件破瓷器来，若有需要，我就全带来。
此外收藏主要是纸张，较好的，已送本馆三百七十多种，另外的多送了故宫，和其他公家。家中只留下三几张做样子。我的习惯即是凡是买的较好的东西，有用的文物，通送公家。例如馆中陈列的《阿房宫图》也是我的，一个谢条也不需要。此外还送过故宫、山东大学、吉林师范、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天津工艺学校、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等等。（注：沈从文：《上交家中破瓷器的报告》，《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82页。）
沈从文成了一个典型的“文化服务社问事处”、“百凡杂事服务问询处”，文物、电影、戏剧、陶瓷、纺织……各行各业的人都向沈从文请教，而他都事无巨细地予以帮助。无怪乎汪曾祺要称沈从文为“一个爱国的作家”：“沈先生五十年代以后不写文学作品，改业研究文物，对服饰、陶瓷、丝绸、刺绣……都有广博的知识。他对这些文物的兴趣仍是对人的兴趣。他对这些手工艺品的赞美是对制造这些精美器物的劳动者的赞美。他在表述这些文物的文章中充满了民族自豪感。这和他的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注：汪曾祺：《一个爱国的作家》，《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25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实际上，沈从文的“爱国”、“爱党”、“爱岗”的行动还要丰富细腻得多。
从在革命大学学习的时候起，沈从文就开始阅读毛泽东著作，以后又逐步扩展。尽管沈从文在引用经典著作时经常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但大体意思并不错。诸如“文艺面向工农兵”、“不调查研究无发言权”、“一切不孤立，一切事有联系和发展”等就是这样的例子。对于这一点，黄永玉曾有过一段颇为生动的描述：
从文表叔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什么态度呢？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我从来没听他谈过学习的经历和心得。
我们这些政治上抬不起头的人有一个致命的要害，就是对熟人提起“学习”就会难为情。
他书房里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还是选集？）《列宁全集》，自然还有《毛泽东选集》，还有《鲁迅选集》（全集？），记得还有《斯大林全集》（选集？）和《联共党史》，其他的学习材料也整整齐齐排了几个书架。……
在从文表叔家，他的马恩列斯毛的选、全集，有的已经翻得很旧，毛了边，黄了书皮。要不是存心从旧书摊买来，靠自己“读”成那种水平，不花点心力是办不到的。（注：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比我老的老头》，第115—116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
沈从文是真诚的。1959年1月3日，苏联成功发射了“月球1号”探测器。中国作为苏联的友好盟邦，自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1月4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开创星际飞行伟大新纪元，显示社会主义无比优越性，苏联宇宙火箭飞探月宫，今天中午可抵月球区域，将成为第一个人造太阳卫星，十多种科学仪器工作正常，并且首次放出了人造彗星”的特大新闻。沈从文也兴奋异常，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苏联的骄傲，而且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骄傲。这情绪在写给大哥的信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几天来，全北京都为苏联卫星上天兴奋。（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大事，才足表示对社会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这一来，实在太好了，把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加速崩溃的事情，必然将在亚、非及南美各处都有具体的反美行动来证明！我们国内科学文化的进展，也是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可见出的。”（注：1959年1月7日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280页。）
实际上，沈从文入党的想法并不是因苏联卫星上天才起的，自20世纪50年代，这是他的长期追求。这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沈从文在内江参加土改期间，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就说：“要入党，才对党有益。我就那么打量过，体力能回复，写得出几本对国家有益的作品，到时会成为一个党员的。工作搞不好，就不。”（注：1951年12月6日致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213页。）他把入党看得极其神圣，如果连自己工作也搞不好，就不入。从这一刻起，这种想法就已经悄悄地埋在了他的心底。1959年，当大哥再次以入党事相询时，沈从文再次向他坦承了自己的想法：“请求入党事，还没有作。因为目下工作重点在解决文物问题，不紧抓业务，不能完成任务。单是我积极也不成，有些问题国内还无人摸过，此后年轻人或更无从摸它，不赶紧作，将成永远空白。……对付业务学习，我的能力比较容易运用，对付人，我不成功。特别是对付某种毫无业务热情，毫无职业责任，唯以民主党派成员出面，靠社交混日子的上司，我就不知如何来对付。……我最不中用的，是从社交方式来应付人，有些同事即同在一处十年或再久，也不易相熟。有些同事中即已共事廿年，也还是等于陌生。工作态度不同，因之更难相熟。这是我一生极大弱点，无可奈何。这种性情入党，也许只能增加党的负担，因此从客观说来，目前或者不是入党与否问题，倒是怎么样好好使用剩余生命到工作上问题。”（注：1959年1月25日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289—290页。）这是沈从文的真情流露。
在这种情形下，沈从文对过去许多帮助过自己的朋友的认识也发生了悄悄的变化。1960年4月24日，沈从文接待了《鲁迅传》电影创作组，在与他们的谈话中， 对胡适、徐志摩作了重新评价：
胡适实际上很浅薄，他的一些文学上的见解和几位大弟子一样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他一会儿又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他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从来不敢想过搞中国文化史，在文学上也没有什么抱负，因为他本身没有多大能耐。他看了他的学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他是依靠控制庚款起家的，惯于吹捧，到处拉手，周旋于英美公使、买办、政客、军阀、官僚之间，吹拍逢迎，他靠了用庚款津贴的几个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机构，成为学界一霸，他是“对内学阀，对外买办”。
他的一些弟子，靠了他庚款的势力，分布国内，像罗家伦长燕京大学，傅斯年打入研究院……胡适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分布在各地的弟子都赶来贺生日。他的弟子，想利用胡适这个买办去国际上走走，都对他捧场。胡适当时他不想做官，因为做官不上算，做了什么长，一有变动就要下来，他想造成在野名流地位，自己执牛耳，和英美密切联系，靠庚款，抓学会，名利双收。
胡适在上海时，住极司非尔路三号，每天要接见许多客人，外国的多，中国的也不少，谈论天下古今，言不及义，应酬时连声“嗯、嗯、嗯”不时打哈哈，谈到一些小问题，眉飞色舞。到晚上，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尝试集》之类的新诗来自我欣赏，以为是最大的乐趣，有一次客人走后，他拿一首《我就来了》的新诗在灯下念，得意死了。
胡适的老婆江氏爱打牌，罗家伦、傅孟真、梁实秋之类为了要讨胡适欢心，就常去陪她打牌。傅斯年是胡适最大的走狗，经常跟胡适回家去和他太太打牌。还有一个毛文水，为了要进身，不惜走内线。
胡适对事的处理能力也不强的，他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时，许多学生反对他。中国公学中华侨多，当时也很活跃，陈波儿也是那里出来的。后来控制很严，拿了鲁迅的《呐喊》红封面要被没收，有一次拿了一本马寅初的书，也被没收了。
胡适在政治上提出来的一套完全是抄袭英美的。国民党讲训政，他讲宪政，结果被国民党大骂一顿。他抽香烟，但不会跳舞，他说：“我不跳舞，沾了便宜，可以讲话。”家里雇用一个厨子，一个车夫。
办《新月》时，胡适、王造时、罗隆基、潘光旦、梁实秋等经常在一起开会，那时闻一多去武汉大学教书了，闻在武大当过中文系主任。徐志摩跳跳打打的，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不像梁实秋有一套，文学主张都是梁实秋提出来的。（注：《鲁迅传创作组访谈录》（油印内部材料），第151—152页，引文见《沈从文在1960年的谈话：胡适实际上很浅薄》。该文经过当代作家陈村整理，2004年7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对此有专文介绍，请参照。）
由此可见，与1949年前相比，沈从文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他开始自觉地按照官方的评判标准“校正”着对这些过去的老朋友们的看法。
1961年夏天，从疗养地青岛返回北京后，沈从文马上就住进了西山静宜园。《中国工艺美术史》是一项大工程，参加的人又多是第一次动手，他实在放心不下。这里的工作告一段落后，1961年11月23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安排下，沈从文与阮章竞、戈壁舟、蔡天心、江帆、安旗、华山、周钢鸣等人一起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开始了长达100余天的南昌、庐山、井冈山、赣州、景德镇、上海、南京之行。
在此期间，沈从文计划完成关于张鼎和的小说。像在四川土改的时候一样，眼前的一切令沈从文非常激动，与他同行的又大多是诗人，在他们的感染下，沈从文创作了一批歌颂新时代的诗歌。多年后，沈从文还记得这次井冈山之行，“站在井冈山十层楼上望远近数十里群峰罗列，金碧明灭，一天中老是变化不定。又在名叫‘黄洋界’山顶，先是一片云雾封锁，毫无所见，随即云散雾消，近百里万千山峰一一呈现，如同幻境。七十里山下村落也如在足下目前。还仿佛可闻四十年前巨雷惊天号角齐鸣战争情形。（其实极端沉静！）约十分钟后，忽见白云如千马齐奔，由山脚上涌，顷刻间即又把面前远近群峰一一掩盖，面前但见白茫茫一片湿雾，真正是一生希遇！一切都和童话中描写或梦境相似。”（注：1965年4月8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440页。）在黄洋界，“正值雾散云开，群山奔赴，和仙境一样，为一生所仅见。特别是送米上山之小路，一线直下，千七百尺，比矮砦规模大得多，比庐山也高四五百公尺，回想当年种种，真是奇迹。”（注：1961年12月31日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20页。）在此情形之下，沈从文诗性大发：
井冈山之晨
委员初来时，人民记忆深，
“入门谈家常，亲如自家人。
干活争动手，作事够细心。”
“红军闹革命，只是为人民，
斗争有对象，恩仇自分明。
官兵重纪律，反霸财同分。
谨记六誓约，考验证假真。
眼前不如人，迟早功必成。
丑类全消灭，家国始康宁”。
话语极平常，实践扎根深。
国运一转移，山村面貌新，
重楼遍山阿，灯火通宵明。
老幼各有托，山林献众珍。
我来值岁末，心暖如三春。
旧迹一一寻，感旧还歌今。
多难兴邦国，毛选实圣经！
在另一首题为《赠蔡天心、江帆兼及诸同志》一诗中又有：
延安城虽小，茂材集群英，
马列勤学习，劳作共艰辛。
青春冶一炉，集体成巨人。
时事尽蜩螗，信心日转深。
多难兴邦国，自古在得民。
红旗遍地插，敌寇据孤城，
强弱各异势，不败亦自崩！
同唱还乡区，兆民共欢欣。
多士各尽职，同补破乾坤。
大豆高粱茂，工矿日以新。
主义重实践，真正证愈明。
历史重回溯，毛选实南针。
虽然这里所引述的只是诗的片断，但诗中所蕴含的情绪，确是沈从文此时此刻心灵的真实写照。在致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对自己作了非常深刻的分析：“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极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说是一个‘怪人’，一个‘真正乡下人’，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也因此不免到处还是会感到一点痛苦，一点不好受，一点和人难于完全适应协调。好在在人看来是可以用一个‘老’字加以原谅的。事实呢，我的理想不是反映生命比人还幼稚年轻！总若在沙上筑屋，希望把生命更有效果一些使用到国家总的进展需要上，而且还永远幻想工作得突破自己固有纪录，作出点新的什么。又还十分充满自信，能够克服体力上的限制，生活经验上的限制，在工作和学习上有点‘奇迹’出现。”（注：1962年1月14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53页。）在三年困难时期，沈从文诗中的这种明亮格调是难能可贵的，这些诗很快在《人民文学》、《星火》、《江西日报》、《光明日报》等刊发表，沈从文似乎又进入了文学创作的“喷发期”。然而，拟议中的长篇小说却迟迟不能动笔，又拖延了下来。他对张兆和说，“写文章如像给你写信那么无拘束，将多方便，还可写多少好东西给后来人看。”可是这只是一个理想，现实世界永远有那么多清规戒律，作家怎么能人尽其长地表现自己的个性？沈从文再度陷入了苦恼之中：
四哥那个小说长期以来不知如何下笔。不知用某一方法，即比较容易处理而对读者却易于领会。我对一般方式（如《红旗谱》、《青春之歌》）不拟采用，应还有更合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于下笔。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注：1962年1月14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54—155页。）
在这种情况下，这部长篇小说也只有搁置一途了。而沈从文千辛万苦整理的材料，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最终成为他的一桩未能完成的心愿。这是沈从文为融入新中国文坛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在此以后，他完全放弃了重操旧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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