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军事关系：问题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论文,前景论文,关系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29;E5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5-0040-04
一、中俄军事关系的回顾
（一）军事互信建设与军方高层互动。冷战结束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中俄关系承继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结束敌视与正常化，在新时期不断向前推进。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两国军事互信奠定了坚固基石。在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中俄两国还推动了双方在军事领域的互信建设。1994年9月3日，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了《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并重申了关于不首先使用武力，特别是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1]211。同年，中俄两国还签订了《中俄两国预防危险军事行动活动协定》。两国开始在多边框架下开展军事合作。1996年4月26日，中、俄以及中亚三国共同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标志着“上海五国机制”的诞生。1997年4月24日，上海五国又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在两国军事互信取得重大成果的同时，两国军方的高层互动为密切两国军事联系、加强沟通创造了有利条件。中俄两军于1993年11月建立了国防部长定期会晤机制，随后又于1997年11月建立了总参谋部战略稳定磋商机制，两军高层始终保持密切的往来与磋商[2]。2004年10月普京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又同意建立国家安全磋商机制。目前，两国军方高层互动已经定期化、制度化，就双方事务甚至国际事务进行磋商。
（二）武器贸易与技术合作。苏联曾经长期是国际社会的头号武器出口国。俄罗斯独立初期，由于内忧外患，致使武器出口直线下降。尽管如此，中俄两国在武器贸易上仍进行了良好的合作。1992年5月，中国向俄罗斯购买了24架米格-31飞机，1995年再次购买26架苏-27SK飞机。1996年2月，中俄达成苏-27战机完全国产化的第二阶段协议，中国原则上获得俄方许可自行生产整个苏-27战机系列，交换条件是中国须购买俄罗斯数百亿美元的原装成品机。此后，中国又购置了俄罗斯的大量先进战机，形成了目前中国的先进飞机大多为俄制或拥有俄罗斯技术支持的局面。在海军装备方面，中国购买了俄罗斯许多价格不菲的舰只，如基洛级潜艇、现代级驱逐舰等。在俄罗斯的武器出口贸易中，中国作为买家长期占据第一位置，但2007年以来这一位置已被印度占据。俄通社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07年总共从俄罗斯进口价值约13.6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是俄制武器的第二大进口国。而中国2006年从俄进口约15.646亿美元的武器，也就是说，2007年俄对华武器出口同比下降了14.5%。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方面基本上是单向的，也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对华军事技术输出保持严格控制，而且刻意保持对华技术转让与对印技术转让的差异。对中国“擅用”俄罗斯技术进行武器出口颇为不满，这也为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
（三）军事交流与联合演习。作为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两国的军事交流与联合演习是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显示器。在中俄武器贸易取得重大突破、军方高层互动频繁的影响下，两国在军事交流与联合军事演习上也不断发展。军事交流成为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渠道。目前，中国有大批学生在俄罗斯军事院校学习[3]。据俄媒体披露，自1996年以来，已有两千多名中国军官根据中俄两军交流计划，陆续在俄军各级指挥学校进修。俄军也派遣了一批中高级军官到中国国防大学短期进修。这为两军进一步展开合作打下了人事基础[4]。借助“中国年”与“俄罗斯年”等活动，两国军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军事交流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军事合作关系的发展。在联合军事演习方面，2002年中俄两国在内蒙古的中俄边境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由于这是两军之间的第一次联合军演而备受关注[5]。2003年，中俄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举行了“联合—2003”反恐联合军事演习。2005年8月18-25日，中俄两国首次举行了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这表明中俄两国的政治互信与军事合作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212。值得注意的是，中俄之间的和平使命系列演习在2007年再次举行，2009年夏在中国东北再次举行“和平使命—2009”演习[6]。两国努力将双边军事演习制度化，推进两国军方协同作战能力，表明了两国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信心与决心。
二、问题与困境
（一）中俄军事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不成比例。目前，中俄两国在武器贸易、联合生产、军方高层互动、军事互信与交流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但合作的深度却与广度不成比例。在所有的合作方式中，武器交易是主体，单纯的技术合作与交流明显不足[7]。东西方冷战结束后，由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在经济发展允许的情况下进行了国防现代化建设，购置了大量俄制武器，实现了大部分武器的更新。如今，中国需要更高技术含量的武器，并寻求在技术转让上获得俄罗斯的更多支持，但俄罗斯迟迟不予同意，导致两国在技术合作上难以深入发展。由于中国对俄罗斯市场的高度依赖，俄方严格控制一些高端技术向中国转移，在其国内则加强了对国防工业的监督与管理，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与中国发展军事关系。这也就导致两国现阶段在武器贸易与军事技术合作上陷入低谷，自2006年以来，中国自俄武器进口不断减少，在俄罗斯武器出口中所占比例也连连下降。可以说，目前中俄武器贸易与军事技术合作到达了一个关口，两国必须寻求一种妥善的方式予以解决。但俄方的立场令人担忧。俄专家认为，由于没有选择的余地，中国将不得不在国防技术研制领域与俄罗斯进行合作，并据此认为两国在军事技术方面合作潜力巨大[8]。但潜力并不等于现实，中俄两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的潜力释放必须由两国共同推动、激发。改变两国在军事合作上的广度与深度不成比例的现象，实现广度与深度的合理配置，才能推动两国军事合作继续向前发展。
（二）中俄军事合作双方存在不对称相互依赖。俄罗斯军事力量强大，无论从战略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方面来看都是名副其实的军事强国。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以武器贸易为主，技术合作非常有限，而且还体现出一种单向性，即中俄军事合作中俄方往往居于主导地位，中俄之间存在一种不对称相互依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俄之间武器贸易额巨大，中国自俄罗斯进口了大量先进的飞机与舰艇，俄罗斯主导着武器贸易的品种与数量，中国由于对俄武器市场的严重依赖而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如今中俄之间军事合作出现了资源禀赋的转化现象，与不对称相互依赖一道造成了当前中俄武器贸易与技术合作的低谷现象。俄罗斯独立初期，内忧外患，特别是经济困难，出口武器是俄罗斯获取外汇、以军养军、以武会友、维护大国形象的重要经济手段[9]。如今，俄罗斯对以武器出口或技术转让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已不太热衷，中国则希望在武器层次上有所提升，结果就导致两国的预期出现分歧，难以在资源互补优势逐渐流失的情况下取得重大的合作进展。根据约瑟夫·奈与基欧汉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脆弱性与敏感性往往可以转化为一种合作动力。但在中俄目前这种不对称相互依赖当中，无论是敏感性还是脆弱性在动力上都显得不足，难以自发地推动两国军事合作向前发展。因此，中俄两国要从战略高度审视这一问题，实现两国在军事领域的互利双赢合作。
（三）中俄两国军事合作的定位差异与战略分歧。由于中俄军事合作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导致两国在军事合作上实际上存在定位差异。在单向性主导的武器贸易与技术合作中，中国处于买者地位，俄罗斯处于卖者地位，双方存在一个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作为相互毗邻的大国，地缘大国的因素同样影响着两国的军事合作，这不仅表现在武器贸易与技术转让上，还表现在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睦邻友好关系当中的军事环节薄弱。在俄罗斯国内，“中国威胁论”有着广阔的市场，很难令人信服一个正在衰弱下去的国家要武装一个曾经敌对的邻居大国[10]。猜忌与不信任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军事关系的发展。中俄两国在战略上也存在分歧，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重振大国地位，中国则是力求实现和平崛起。中俄两国宏伟目标的实现要求巨大的战略空间，陆权的空间挤压可能引发地缘冲突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中俄两国要规避地缘冲突，必须在战略上有所规划。作为地缘大国，是目前“一超多强”的国际战略格局使得中俄两国走到一起，互相倚重对抗美国霸权对两国战略空间的挤压与围堵。中俄两国只有从战略高度出发，共同应对美国单极霸权，推动世界秩序多极化与民主化，并在此进程中构建两国政治、军事互信。如今，中俄两国虽然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但战略分歧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应对美国霸权上存在搭便车现象。俄罗斯虽然宣传实行“欧亚平衡外交”，实际上战略重心仍在欧洲，只要一有机会，俄罗斯就会努力向西方示好[11]213，如“九一一”事件后俄罗斯的一系列举措。只要中俄之间存在战略分歧的困境，两国军事合作就不会一帆风顺。
三、中俄军事关系的前景
要对中俄两国军事关系做一个前景预测，就有必要对中俄军事合作的内在动力进行分析。目前，西方学界对中俄军事合作的动力基本上持三种态度。一种观点认为，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仅仅是一个衰败大国与兴起国家之间的出于眼前利益的暂时性合作，并不具有深层的战略含义，相反，由于历史的积怨、意识形态的差异、边界问题的纠缠，俄中两国发展势头的反差在俄罗斯引发的安全疑惧，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渐加剧的“中国化”现象，以军事合作为主体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不像中俄官方说的那样积极乐观，而是潜伏着危机，难以长久[12]。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中俄军事合作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它是中俄两个大国基于抗衡美国单边主义、维持世界政治地缘战略平衡的睿智之举，换言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深远的地缘战略价值[13]。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俄军事交流、武器转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转型期的俄罗斯社会政治治理失范，是地区利益、各部门利益尤其是军工企业利益压倒俄罗斯国家整体利益的结果，因此有其一定的局限性[14]。
虽然上述观点都失之偏颇，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国际环境变更对中俄两国军事合作的推动力远远大于两国双边的推动。只要当前的国际格局不发生大的变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调就不会改变，中俄两国军事关系的良好态势就会得以维持，并根据国际局势变化灵活调整。这种态势在过去十几年已经出现过，未来也仍将保持下去。
双边武器多元化战略会对两国军事关系有所影响，但不会撼动两国军事关系的战略基石。近年来，中国为了减轻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程度，开始实行武器进口多元化战略，从欧洲国家和以色列进口武器。俄罗斯同样为了减轻对中印武器出口市场的依靠，也寻求武器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在非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各地寻求出口市场。但考虑到武器采购的周期性，没有良好的政治关系作为保障，武器贸易将难以为继。虽然西方国家对向我国出口军事技术与产品的限制有松动的苗头，但美国为了维持其单极霸权地位，不断阻碍这一势头。2000年以色列向中国转让预警机技术因此夭折，最近欧盟解除对华军售一事也不了了之。尽管美国也会向俄罗斯施压，但共同的战略利益使得俄罗斯不会完全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不向中国出口武器与技术。中俄两国均谋求武器多元化战略，但作为安全核心的军事领域并不完全受市场逻辑的主导。武器采购的周期也同样要求武器贸易双方能保持较长时间的友好关系，方便以后的零部件维修与技术升级。尽管中俄两国目前在武器贸易与技术转让上处于低谷，但并不损害两国军事关系乃至全局关系的总体态势。
虽然后冷战时代变化的国际格局，是影响中俄军事与技术合作进程的关键因素[6]，但不可忽视地缘因素、民族心理、历史记忆、安全观念以及战略文化对中俄两国军事关系的影响。两个相邻的地缘大国同时寻求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地缘空间挤压。俄罗斯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民族，历史上不断以扩展空间来寻求安全。俄罗斯民族内心至今还深受“黄祸论”与“中国威胁论”影响，对中国的不信任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俄专家亚·沙拉温甚至认为俄中关系似乎是“宿命论”的：无论中国是强大、抑或孱弱都会对俄构成威胁。最为消极的因素是近代以来中俄两国不友好关系的历史在两国民众心里形成了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非常容易被两国国内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唤醒而影响两国的关系。虽然中俄两国共同倡导新安全观，但俄罗斯实际上奉行的还是一种过渡型安全观，坚持以军事手段为主解决国家安全问题[11]3。就安全的价值而言，无论中国或俄罗斯，一个强大的邻国都是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中俄之间巨大的战略文化差异也会影响两国的军事关系。俄罗斯崇尚武力，崇拜个人英雄，治军手段严厉，对待征服者严酷；中国信奉“以战止战”，崇尚道义，强调民众力量，实行“以德治军”[15]。诸多负面因素将影响两国军事关系的发展。
总而言之，战略态势是影响中俄两国军事关系的结构性变量，中俄两国的发展势头与战略选择则是单元变量，地缘因素、民族因素等不利因素则是干涉变量，中俄军事关系的前景将深受这一系列变量的影响。在国际格局不发生大的变更情况下，中俄两国的战略选择都是谋求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寻求大国的崛起。在战略高度维持中俄两国合作的基石，根据全球态势与周边环境灵活运用策略，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中俄军事关系将受此作用而变化，保持谨慎平稳的发展态势。
收稿日期：2009-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