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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1－0101－06
解构批评（deconstructive Criticism）也即作为文学批评的解构，有时又被称作修辞分析（rhetorical analysis）、修辞阅读（rhetorical reading）、修辞批评（rhetorical critcism）、解构修辞学（deconstructive thetoric）等。这一批评形态反对历史的、社会学的以及心理分析学等的批评模式，将修辞分析引入文学研究的腹地。诚如米勒所言：“文学研究无疑应该终结那种想当然地指涉性研究，这样的一种（特指解构批评的）文学原则将正确地终止对作品进行专门的思想、主题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类心理研究，而是（使文学研究）成为语言学、修辞学、比喻认识论的研究。”[1](P451)本文拟从批评的目的、批评的伦理以及批评的功能这三个方面，来解析解构批评的批评观。
一、关于批评的目的
解构批评的几位领军人物尽管在文学观念上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其批评旨趣却大相径庭。从批评的操作层面而言，解构论者关于解构的对象、侧重点明显不同；但在观念的层面上，也就是在关于批评的基本目的或基本任务的见识上，笔者发现这一批评形态还是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探寻文本真相
解构批评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施为性的创造活动，它追问的是文本说了什么，以及文本到底想说什么。一个文本之所以被视为是一个迷宫般的存在，就在于文本的修辞性与指涉性、比喻义与字面义之间所产生的张力与冲突，这使文本不再可能是某种单一意义的附着体，毋宁说变成了一个歧义丛生的混合物。诚如德曼所言：“修辞即为文本，因为它包含着两种不可兼容、彼此解构的视点，并因此给任何阅读和理解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2](P120)而批评或阅读总是需要在文本的指涉性和修辞性，比喻义和字面义之间做出决断，否则，阅读便不能够继续。米勒也指出：“阅读总是属于施为性质，而不是对信息的被动接受。”[3](P9)这种施为性的阅读就意味着文本某一层面的意义总是不可避免地遭到加强或压制。因而，文学批评就应该揭露这种文本运作的机制，从而打开文本所暗藏着的所有秘密。通过文本细读，推究那些常常被阅读和批评所忽略的细节来颠覆、翻转或打破先前被认可了的、权威化了的、习见的看法，米勒指出：“解构批评旨在抵制批评的笼统化和极权主义倾向。”[4](P132)在这种解构式的质疑中，文本得以解放，解构批评对“探寻文本真相”这一信念的执著追求，预示着真正的批评或阅读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每一次的阅读或批评永远都是文本的重新开启。
（二）探寻文本的修辞功能与文学语言的别异性
米勒在《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一文中，重申了解构批评所倡导的一种科学的阅读观念，他指出：“解构主义就是探讨在借喻、概念和叙述相互交织的固有属性中究竟隐含着什么的批评”。[4](P102)由此可以看出，解构批评对作为一种修辞系统的文本的关注，而这个文本还是异质共生的；这与新批评所设想的有机统一的文本是背道而驰的。为此，解构批评对反讽、转义、错格等修辞格作为一种无法消除的文本特征投注了极大的热情。
不难发现，米勒、布鲁姆、德曼等解构批评的代表人物都对雪莱去世前留下的诗作《生命的凯旋》进行过分析，包括对这首诗与雪莱所有诗作的关系探讨、诗歌中的某一意向与几乎所有使用过这一意向的其他诗人的诗作之比较以及这首诗作在语言上的独创性上的分析等。例如，德曼指出：出现在这首诗里的“叙事的声音”与文本所使用的辞格并不吻合，这使雪莱所一直尊崇的卢梭，在雪莱的这最后一个并且在许多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断篇残章中折射出颠覆性的力量，使卢梭成为雪莱一个意欲超越甚至不屑一顾的对象，使这首诗成为雪莱之前所有诗作的反讽性存在。
此外，解构批评还特别关注语言的别异性，重视那些看似反常或怪异的语言，分析语言的独创性以及语言的“修辞伎俩”。希利斯·米勒指出：“所谓‘解构主义阅读’，照我看来，就是这样一种揭示语言的别异性为己任的阅读。”[5](P369)米勒举例指出，在阅读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鸽翼》时，应该注意到这一或那一人物一共讲了多少次“oh”或者多少次“There you are”，进而探究这些怪异究竟意味着什么，“并结合着对整个作品的读解——但愿不是整体的或整体化的（声称能够取得对作品整体的把握将是一个错误）——说明这些怪异何以会出现，但最终之目的则是要在这些怪异的相互关联中尽可能地烛显出更多的该作品的特色。”[5](P369)德里达在马拉美的诗歌里发现了具有独创性的语言魅力，通过探究出现在马拉美诗作中的一个多义词“or”，进而指出马拉美已然不能够被法国的文学传统所规约，认为：“他已经与修辞仪范决裂，即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已被修辞传统自己所证明的缄默的经典和哲学再现相决裂。他的文本躲开了这种再现的控制，以实践证明了其不适宜性。”[6](P388)
（三）探寻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一般认为，互文性或者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这个概念是由法国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来的，她指出：“每句话或每个文本作为所有话或所有文本的一个交集，至少在一个其他的句子或文本中可以被读到。这样，任何文本都是作为一种引文的拼凑而被建构的，任何文本都吸收和转化了其它的文本。”[7](P127)解构论者看来，文本内部充满着裂隙和异质性，而且“作品和文本间的对话是永无止境的”。[8](P32)在此意义上，米勒断言：“文学研究就是互文性研究。”[9](P256)简单地说来，解构批评在探寻互文性时，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扭转了新批评视文本为封闭的存在物的批评观，将文本看作是整个文本系统中的一个构件。在《阿里阿德捏之线：故事线条》以及《解读叙事》等论著中，米勒认为，通常所说的文本的开端、中部和结尾都不过是看似如此，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开端、中部和结尾。文本的开端不过是任意的开场，它可以是其他文本的结尾；文本的中部也并不是连贯的，它使讲述总是可以向着多种不确定的方向进行下去；结尾也并不意味着完结，它总是能够被当作另一个文本的开端而接着讲述。
其次是强调文本的再生性以及文本间的影响。文本再生性使文本不断产生出新的意义，批评因而就不得不一次次地对文本做出新的解释。同时，文本的再生性还表现在，那些强有力的文本总是不断地召唤着其他文本来仿效、续写、阐释它，这就是为什么《红楼梦》、《西游记》等经典文本有那么多前传、补传以及仿造之作，而且这些经典文本还不断地召唤批评对它们作出新的阐释或增补。就莎士比亚对我们施加的影响而言，任何文本都会受到之前文本的影响，都是对之前文本的模拟或超越，而“影响意味着压根儿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外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解”。[10](P1)
最后是将批评本身看作是一种互文发现。当然其前提是：“必须具备一双富有新奇感的眼睛，而不能带有过多的先入之见，即预先就设定好你最终将要发现的东西。”[5](P373－374)也就是说，批评要抛弃先入之见，但又不能放弃主体的创造权力。正如张首映所指出的那样：“解构批评所呈现的‘互文性’不仅在于知识和文本层面，而且还体现在批评家的思维活动和心理活动中；批评家尽可调动自己所有的知识潜能，发挥意识、潜意识、无意识、联想、幻想等能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印迹的印迹’，构思不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11](P443)
二、关于批评的伦理
批评的伦理指的是文学批评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主要有这么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寄生和寄主的关系，批评文本是由文学文本派生或孵化而出的，是文学文本的婢女。文学是第一性的，而批评则是第二性的。另一种看法认为通过批评可以把握和制服文学，批评使文学的本质得以显现，可以将文学文本隐藏的秘密揭示出来，因此，它是凌驾于文学之上的。另外，就文学和批评的功能和结构来说，一般认为，两者具有不可通约性，批评可以对文学指手画脚，而文学则只能指向自身；批评更具实用性，而文学更具创造性。解构论者主要从两者的文体区分以及功能结构上，对以上所提出的看法进行解构。
（一）作为文学的批评
就文体而言，我们如何确定一些文本究竟是批评文本还是文学文本，以及与此相似的是，我们如何确定一些文本是哲学文本还是文学文本，或者历史文本，这是个问题。在哈特曼看来，某些文本比如像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布朗肖的《超越障碍》、德里达的《丧钟》、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等都既是文学文本也是批评文本，而且“它们属于‘文学’的领域而不属于纯‘批评’的作品，它们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把文学的概念弄得太狭窄了。”[12](P22)由此，我们就可以引申出以下关于批评作为文学的基本的看法，即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种隐喻结构；而就解构批评而言，批评是对文学的增补，它不在文学的外部。
首先，批评作为一种隐喻结构。在解构论者看来，任何一种主题批评比如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学等都不过是将关于存在的虚构转变成虚构的存在，与其说批评解释了文本，毋宁说它只是以隐喻的方式构造了一个文本，因此它没有必然对小说构成一种支配关系。詹姆逊指出这种隐喻式的批评是：“一个文本依据某一根本的主符码或‘终极的决定事例’而被系统地加以重写。那么，照此看来，所有‘阐释’在其狭隘的意义上都要求把某一特定文本强有力地或不知不觉地改变成特殊主符码或‘超验所指’的一个寓言。”[13](P181)批评只是提供了一套符码，利用这套符码，批评隐喻性地重写了文本，在精神分析学批评的文本中，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俄狄浦斯情结、性压抑等常规分析。而“每一个新的理论总是把它自身加到一堆它想消除的东西上去，并增加了它打算消除的重负。换言之，每个理论不过是另一个文本”。[12](P271)
实际上，解构批评是反对这种外在批评的，这类批评的弊端就在于它总是根据确定了的主题（比如恋母弑父的主题）来将文学文本简约为其主题的一个例子，在解构论者看来，这无异于削足适履。而解构批评展开的前提是源于语言的不确定性、任意性以及多义性，解构批评所做的工作往往是揭示自相矛盾、自行解构的文本逻辑，而不是提供另一套符码来勾兑文学，解构论者常常暗示我们要将解构批评所写就的文本当成侦探小说来读。
其次，批评内在于批评对象。解构批评给予了批评以相当高的地位，批评不再是文学的附属品，不再是次要的文本，传统上关于批评和文学的分类被颠覆了。雷纳·韦勒克指出：“哈特曼和其他人已经努力克服这种（文字）迷信，要则求助于与作品背后的作者的纯粹的直觉认同，要则提倡一种彻底的解释自由，以图把批评抬高到艺术的地位，消除批评与创作的区别，为此，罗兰·巴尔特发明了方便的常用术语‘写作’。”[14](P259)这里所说的“解释的自由”，在解构论者看来，并不是指文学批评可以任凭批评家天马行空，无视文本对象，而恰恰相反，解构批评是要求批评深入文本，之所以会出现“解释的自由”，是由文学语言的不确定性和修辞特性决定的。因而某种程度上，解构批评属于内部研究的范畴。并且批评就内在于文学，这就是说，批评不是独立于文学文本之外的，而是对文学文本的增补或重构，这就是为什么德里达在他关于马拉美、卡夫卡、黑格尔等人的批评文章中，尝试着重复这些作家的写作风格去展开他的批评，通过这样的一种文本构造，使得这个新文本同时成了一个由批评家和作家共同署名的文本。
（二）作为批评的文学
批评一直自诩凭借自己的理性能力，可以穿透文学的修辞迷雾，达到一种“显现”的洞见，本质、真相、存在由此而表露出来。然而在解构论者看来，这种由来已久的形而上学偏见，只不过是人类认识论上的一次徒劳无获的自欺。在海德格尔看来，“思”是存在的展示，而语言是存在之家，但并非所有的语言都是存在之家，只有本质的语言才是存在之家，而所谓的本质的语言就是存在或在场的显现，只有通过这种本质的语言，人才能领悟存在。但这种本质的语言恰恰不是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的语言，而是诗。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说：“作诗乃是人之栖居的基本能力。”[15](P479)借助诗，存在得以敞开。解构论者虽然不再执著于本质、存在这些形而上学概念，解构者同样认识到文学的修辞结构所具有强大的认识功能和批评能力，而这种批评能力指向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就单个文本而言，文学文本内部的修辞力量使得我们在理解文学作品的时候，总是发现文本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地、明晰地读完，总是会有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出现，这些新问题不仅仅包括，在我们的阅读过程中，那些之前不被重视的细节的重新开掘所带来的阐释视角、阐释内容的转向；而且错格、反讽、重复、隐喻等无所不在的修辞格总是召唤着我们不断地质疑、修正、推翻、增补之前的阅读经验。德曼指出：“解构不是我们把某种东西增加到文本中去，而是解构原来的文本。一个文学文本同时肯定和否定它自己的修辞方式的权力，并且通过阅读我们所解构的文本，我们只是试图像不得不首先以写句子为目的的作者一样，较为接近地成为一个严谨的读者。诗歌写作是最先进、最精致的解构方式；它也许是在连接的系统方面，而不是在性质与批评的或推论的写作不同。”[3](P17)
其次，就文学史、文学文本的谱系（genealogy）来说，正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生产出了绵绵不绝的文学，在布鲁姆看来，整个文学史就是一部批评史，他认为面对前辈诗人，特别是那些成就斐然的伟大诗人，后辈诗人会产生一种“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一方面，后辈诗人通过直接或间接地阅读前辈的作品来吸收养料；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这种巨大的影响，产生出焦虑，进而试图改变和克服这种焦虑。因而这种影响的焦虑所产生的巨大的批评力量，使得那些强力诗人或多或少地修正、改造着前辈的文本。那么，在此意义上，布鲁姆指出：“文学批评可以归属于文学范畴，也可能归属不到任何门类；而伟大的作品就像文学批评一样，它总是在强烈地（或虚弱地）误读着前人的作品。每个人对待一件隐喻性的作品的态度本身就是隐喻性的。”[16](P10)
三、关于批评的功能
一般来说，文学批评有描述功能、阐释功能、评判功能、规节功能四个层次的功能[17]，这四个层次是一个逐层深入的关系，后一个层次上的功能总是以前面一个层次的合理展开为依据，而其中文学的评判功能位于文学批评的核心地位，文学批评如果不对文学做出价值评判，那么这种批评就是失职的，甚至不能称其为批评。
就批评的描述功能与阐释功能而言，解构批评的基本看法是，批评本身就是对文学文本的一种增补或重构，文学语言总是在指涉性和施为性、字面义和比输义之间摇摆不定，因而，批评“非但不是一种层层深入文本、步步接近一种终极阐释的链锁，而是一种总会遇到某种钟摆式摆动的批评，如果它走得足够远的话。在这种摇摆中，概而言之是对文学，具体来说是对某一篇特定的文本，总有两种见解会相互阻遏、相互推翻、相互取消。这种阻遏使任何一种见解都不可能成为分析的可靠性归宿或终点”。[4](P131)也就是说，分析永远是正在进行中，描述永远需要重新描述，而阐释也永远无法到达终点，解释学所祈望的那种文本原初意义的在场揭示，在这里被宣布为无效。正如米勒在雪莱的作品里看到的那样：“既有理想主义，又有怀疑论；既有指涉性，但它只在喻象中不断前指，因此什么也不能指涉；还有行为性语言，但这种语言又不产生任何行为，解析变成了瘫痪。”[4](P131－132)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解构批评将阅读简约为一种文本体验（experience）。德里达很喜欢使用体验这个词，他指出：“它的原意带有贯穿的意思，指一种对身体的贯穿的意思，它激发出一种事先不存在，但当人前行时就敞开的空间。”[18](P14)体验就是不断地敞开，对文本的敞开。文学描述以及文学阐释实际上就是对这种体验的描述与记录，这种随着阅读而不断敞开文本的体验活动提示我们，通过细致而严肃的阅读，文本内纵横交织的路径便会呈现出来，但这需要一种发现的眼睛，一种深邃的洞见参与其中，它使一种“事先不存在”成为“敞开的空间”，因而在此意义上来说，阅读本身就是文本自身建构的一个必要构成，是阅读解救了文本，并且参与了文本的建构。批评的描述功能和阐释功能因而就变成了文学文本的一个自我建构的功能，它不是对文学文本的简单概括，而是内在于文学的文本逻辑。“由于拒绝关于一种被动的或被限制的角色的遁词，他立刻成为读者和作者——或者说，充分意识到，他既是文本的一个解释者，又是一种自我解释的深层文本的创造者。”[12](P186)
解构批评在对待批评的价值评判功能时是极为谨慎的，一方面，他反对那种集权化的评判，因为这种所谓的权威评价会对文本造成一定的伤害，从而限制了人们对文本的阐释。而有效的批评不应该阻塞或封闭人们对文本展开多层面、多角度分析的可能，那些被解构批评称之为“憎恨派”的文学批评比如女权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等都是在批评展开之前就已经预设了批评的目的和效果，预先定下了评价的基调，所谓的评价实际上在批评展开之先就已经被固定下来。在解构批评看来，这实际上是对阅读的戕伐。乔纳森·卡勒指出：“研究小说中的妇女状况要求助女权主义批评；着重研究文学作品的心理内涵，精神分析或能澄清迷雾；而马克思主义批评，也能帮助批评家理解强调阶级差异及经济力量于个人经验之影响的作品。每一种理论都说明了一些问题，错误在于它们认定这些问题是唯一问题。”[19](P206－207)任何试图对文学文本进行单义性的阅读都是企图在终结文学阅读。文学语言的不确定性、它的修辞特征都将这种单义性的阅读指认为一种话语暴力，在此基础上的所谓价值评判就不可能是全面的，即便是深刻，也不过是片面的深刻，即便有可能是真理，也不过是局部的真理。
此外，就价值评判的标准，在解构论者看来，首先就应该是一个被解构的对象。因为对于善的概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利益集团都会有不同的理解。苏格拉底因被指控不敬国家所信奉的神，而且还宣传其他的新神明，鼓励言论自由，并以此来败坏青年，而被希腊人民法庭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判处其服毒自尽；在今天看来，希腊人民法庭的做法实在是令人愤慨。那么，就文学文本而言，即便是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的时代里，人们对待它的态度也都不尽相同，许多在这一时代颇受推崇甚至被奉为经典的作品，在其他时代里可能被作为禁书或者非严肃读物来看待。而且随着人们价值观上的变化，人们对“什么是文学文本”的看法本身都在不断地发生着漂移（move），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圣经》完全可以被当做文学作品来读，而弗洛伊德的作品也可以被当做一套隐喻结构来阐发。于是，在此基础上，哈特曼不禁要问：“因为历史的变化和语言的不稳定性，从而形成了错误解释或片面解释的可能性，那么对文学的过去做一种评价性理解真是可能的吗？”[12](P279)
但是，从另一方面，解构批评又总是在进行着价值评判。
我们发现，解构批评总是对某些文本特别看重，这些文本包括莎士比亚、尼采、马克思、马拉美、济慈、普鲁斯特等作家的文本，那么这些文本有什么特点呢？尽管这是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国家里的不同作品，但这些作品都毫无疑问地在某个方面比如问题思考的角度、写作的范式、风格、样式、个性化等都大大地超越了之前的作家，他们是那种自觉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那种一眼就被识别出来的那个卓尔不群者，是一代文风的开创者，是未来历史的预言家，他们是布鲁姆所赞美的强力诗人或对前辈诗人的强力“误读者”。
另外，就解构批评的基本价值观念，笔者想援引德里达《法律的力量》的一句话：“解构是正义的。”正如日本学者高桥哲哉所言：“这样的断言不仅会给解构的敌对者和批判者以冲击，也能给予解构的理解者和共鸣者以冲击。”[20](P167)一方面，这种宣称是德里达对于其反对者所斥责的虚无主义名声的拒绝，另一方面则构成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保有的基本立场和情怀，因为，就正义而言，它本身就是个历史概念，本身也是要经受解构的。因而对正义的坚持就与一种信念结合在一起。以此看来，解构批评不是不作价值评判，而是对那些霸权化的权威评判方式的明确拒绝，它赞扬那些能够突破故步自封的写作范式的文本，赞扬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预言家，它被一种正义感所充实，因而就不再是盲目的、虚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