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诸城市博物馆
鹰首提梁壶，战国青铜器，山东诸城博物馆藏。这件铜器颈长腹深，鼓腹平底，矮圈足，通体饰瓦纹，腹背有一环形纽。通高54.6厘米，口径12.5厘米，腹径28.4厘米，足径15.3厘米，重达10公斤。因它的顶部被别出心裁地制作成一只双目高突，昂视长空的鹰首状，在盖的上方有一个可供用手提携的横梁，所以定名为鹰首提梁壶。
壶是古代人们最常用的一种生活器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种类繁多的陶壶。到了商周时期，壶又成为青铜器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在史书文献中经常可以见到有关它们的记载。《诗经》中云：“清酒百壶”。《孟子》中记：“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周礼》注解中曰：“壶，酒器也。”由此可知，壶是古代人们主要用来盛酒的器皿。
在奴隶社会，统治者制定了整套的礼制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于是某些青铜器便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即所谓的“藏礼于器”。原来是日常生活用品的铜壶，也成为重要的礼器之一。正因为如此，古人对铜壶的制作是非常的讲究的。根据不同的用途和主人的地位喜好，壶的形状或方、或圆、或高、或矮、或精美华丽、或新颖别致。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古代铜壶，成为今天宝贵的艺术珍品，鹰首提梁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它那别具一格的造型，神态昂然的身姿，在战国中晚期的青铜器中，犹如鹤立鸡群，出类拔萃，而被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铜壶也形成了各个时期不同的风格和特征。一般认为，商代和西周时期的壶，庄重浑厚，纹饰华丽。到了春秋战国，则变为制做轻巧，纹饰简朴。鹰首提梁壶则巧妙的将两者聚为一身，既继承了商代、西周的传统，又表现出了春秋战国的特征，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它的设计构思有着独到的过人之处，将壶顶作成仰视的鹰首，利用鹰嘴的自然形态作为壶的流口，形象逼真，自然流畅。当人们提着横梁倾斜壶身倒酒时，鹰嘴的上唇便可自动打开。倒完酒后将壶直立，鹰嘴又会自动合闭。整个壶盖用铜环与提梁相联，既能自由开启，又可避免脱落。这独具匠心的设计，科学的将艺术观赏与实用功能，自然形态与人工制作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惟妙惟肖，天衣无缝。在表现形式上，运用浮雕技法，使鹰首的双眼高凸于壶顶之上，格外引人注目。这大胆夸张的表现手法，更加突出了鹰眼那敏锐犀利的本能特征。鹰嘴则采用圆雕技法，比例和谐，结构严谨，线条丰满，形态逼真，大大增强了造型的立体感和艺术感染力。整个鹰首制作规整，雄健有力。较多的保留了前代铜器中的严肃庄重，凝练浑厚的遗风。而壶身则器壁轻薄，纹饰简练，表现出战国时代的明显特征。设计者采用了由平横的凹槽组成的瓦棱纹，装饰壶身，利用横线条能使人产生稳重感的视觉效果，使壶身在轻巧中显现出稳重，简朴中透露着华丽。与鹰首相辅相映，浑然一体。它造型精巧奇特,通体灵动，特别是对鹰嘴和鹰眼的刻画,尤为传神,且使用极为方便，展示出战国时代青铜铸造的高超艺术水准。
艺术来源于生活，是人们对自然界中客观事物的反映。一件重要而特殊的物品，往往与人们的信仰、宗教意识及民族传统的影响有密切的联系。鹰是飞鸟中最具代表性的猛禽，看到鹰首壶那栩栩如生的造型，不禁使人联想起自然界中千姿百态的鸟类。鸟能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既能躲避陆地上野兽的侵害，又不受山川湖海的阻挡，成为古代人们崇拜敬仰的偶像。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中的典型器物陶鬹，就是一个鸟的形象。据史书中记载，远古时代山东地区的东夷族，就是一个以鸟为神的民族，他们中的一支则直接被称为“鸟夷”。传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商民族，则把鸟与本民族的起源联系在一起，与鸟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这件鹰首提梁壶1970年出土于诸城市臧家庄的一座战国时期的齐国贵族墓中。因齐国地处东夷族的旧地，建国初期对东夷族推行“因其谷，简其礼”的政策，故保留了较多的东夷族的风俗习惯。由此我们可以推知，齐国贵族使用的这件以鸟的形象为造型的重要礼器，与东夷族敬鸟为神的习俗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鹰首提梁壶不仅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一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友好使节。它曾赴日本、英国、奥地利等多个国家巡回展出，令外国观众拍手称奇，赞叹不已。值得一提的是，鹰首提梁壶的照片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被国家邮政部门制作成明信片进行广泛散发宣传。此后，它就象插上了翅膀，飞向大江南北世界各地，声名远播，使更多的人们欣赏到了这件稀世珍宝的动人风彩。
论文作者:姚志平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5年11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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