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同志维护国家主权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同志论文,国家主权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也是举世公认的卓越的外交家。长期以来，他强调外交战略应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础，服务于国家利益，并时刻关注和始终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冷静观察国际风云变幻，科学分析并准确把握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局势，对我国国家利益进行了全面分析、阐述和判断，揭示了我国不同层次的主要利益，形成了他完整的维护国家主权的思想。
一、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构成独立的政治实体的根本标志。它是指一国对其领土范围内一切事务的专有管辖权和在国际社会中不受他国干涉的权力。根据主权原则，每个国家的政府有权力独立自主地决定和处理本国一切内政事务。国家安全是指本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领土、主权等不受侵犯，保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不受损害和侵犯。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是一国生存的基础，没有国家主权与安全，也就没有独立的国家利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是立国之本，没有它们，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国家的主权利益和安全利益是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国家利益中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中国政府，根据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先后提出两个阵营、两个中间地带、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和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始终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总结历史，正视现实，着眼于国内形势的变化，立足于国内建设的需要，提出要更加鲜明地坚持独立自主，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方针，丰富和发展了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的思想。1982年，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庄严地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情况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西方国家借机掀起一股反华浪潮，它们打着所谓捍卫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旗号，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并企图通过采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制裁以达到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其附庸国的目的。针对西方的制裁、压力和威胁，邓小平明确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48）“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32）。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顶住外来压力，“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20）同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针对西方国家频繁通过干涉我国内政的决议一事，他指出：“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48）他还多次发表谈话，反复阐明了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民族尊严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人民绝不能在外来压力下放弃这条道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西方国家借口“人权、民主、自由”干涉我国内政，实质是搞强权政治、推行新的霸权主义，是要控制这些国家，把他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人民不怕西方国家的孤立、封锁、制裁，有志气、有能力顶住外来压力。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坚强决心，同时也表明了我国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二、主权问题没有回旋的余地，不容讨论
香港、澳门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港、澳地区恢复行使主权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台湾自古以来也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所以港澳台问题都是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在香港回归祖国的整个中英谈判过程中，邓小平旗帜鲜明，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性和原则性表现得十分突出，为香港按时顺利回归和回归后的繁荣与稳定奠定了基础。1982年9月，邓小平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话时，针对英方提出的历史上的条约仍然有效，1997年后英国还要保留对香港的部分主权，并享有对香港治理权的主张，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周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就是李鸿章！”“人民就没有理由相信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12）邓小平还明确地对撒切尔夫人说，中英两国政府商谈处理香港问题应该有一个期限：如果在此期间不能达成协议，“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的时间，但肯定不能再拖延更长的时间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12）。在长达两年多的22轮艰苦谈判中，针对英方提出的中国收回香港可能给香港带来动乱，损害香港繁荣的说法，中国政府十分坦然地表示，如果真要中国政府在香港的主权与繁荣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中国宁愿选择主权。为了主权利益，可以暂时承受对香港繁荣带来的冲击。正是在中国政府坚定的立场面前，挟有马岛战争余威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不得不退却，只好向中国交还主权和治权。
邓小平在收回香港主权问题上的坚定性，也有力地推动着澳门问题的解决。中葡两国在主权问题上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早在1979年两国建交时，葡方就承认澳门主权属中国。1984年12月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后不久，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葡萄牙总统埃亚雷斯时说：“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达成协议，只要双方友好磋商，是不难解决的。”实际上在后来双方的谈判中，在一些细小的矛盾分歧中，最突出的就是收回澳门的时间问题，邓小平针对葡方要在下一个世纪才交回中国的要求，明确表示：“澳门问题必须本世纪内加以解决，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最后葡方也只好接受中方立场，确定恢复行使对澳门的主权时间为1999年12月20日。
关于台湾问题，这既是一个主权问题，又是内政问题。邓小平坚持一个中国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说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企盼统一的强烈愿望和要求。1984年6月在会见香港有关人士时，他指出：“实现祖国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59）。1986年9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说：“统一问题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的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170）87年4月他又讲到：“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中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219）但统一“条件只有一条，即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他明确指出：“我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因为那样“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0）在此前提下，台湾才可以有为自己独有的某些权力。针对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在台湾问题上设置障碍，力图把台湾当成其“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台湾当局与岛内某些人士主张的分裂祖国的观点，邓小平坚决反对外国干涉，反对把台湾问题国际化，明确强调“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1）“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170）他还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不能排除使用武力……，这是一种战略考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86-87）这个考虑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而是针对台湾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的。以上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邓小平同志在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三、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是为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首要目标在于如何为国家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以在国际社会中谋求和发展国家利益。实际上，各国的外交政策总是根据本国的国家利益制定并为其服务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我国对外政策要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了我国的外交战略。他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30）
我们知道，意识形态因素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必须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和核心利益。国际斗争实践表明，意识形态因素并不一定是决定国家关系亲疏的标准，真正决定国家关系亲疏的还是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民族主义国家为发展本国经济，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与繁荣，都必须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别，实行全方位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开放与合作，特别是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与周边所有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有鉴于此，邓小平提出：“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20），不把自己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别国，并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造成不幸后果的深刻教训，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相互间的关系，纠正了一度出现的“以苏划线”或“以美划线”的偏向。遵照这些原则，我们同邻国建立和恢复了正常关系，使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我们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各个方面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同维护正当权益，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近年来，通过高层互访，分别与美、俄、法、日等国建立了面向21世纪发展双边关系的目标和指导方针。
邓小平同志还充分认识到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各国应坚持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的原则来改善发展国家关系。他强调：“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28-329）还认为，不同国家在追求自己国家利益时，必须尊重别国的国家利益，不损害对方利益，他指出：“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51）他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办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87）正是从维护世界和平大局出发、从促进国家间共同利益的角度考虑，邓小平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途径和办法。首先是尊重历史和现实，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解决了港、澳问题，也有力地推动着台湾问题的解决，被撒切尔夫人称之为“最富有天才的创造”，为和平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鲜经验。其次是针对一些有争议的领土、领海、边界纷争不断，屡屡酿成难以排除的矛盾和冲突问题，他提出在“主权归我”这个不可动摇的根本立场与前提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可以先把争端问题搁置起来，而对那里的资源合作开发，共同得利，如果双方合作成功，后代人就有可能消除积怨，化解矛盾，理智而圆满地解决这些争端，不再诉诸武力。邓小平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充分反映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需要，既有利于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又有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
四、国权高于人权，坚决反对西方的干涉和制裁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动乱，随后出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欣喜若狂，他们不遗余力地西化、分化我国。在这一严峻形势面前，邓小平同志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以战略家的气魄，针锋相对与其斗争，并反复阐述了一些重要思想。
1、国权高于人权
国权神圣不可侵犯，它同国家的政治存在生死攸关。一旦丧失国权，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了。针对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推行“人权外交”和宣扬的“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没有国界”等谬论，邓小平明确提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31）“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45）他在批驳西方人权外交的同时，还阐明了我国的人权观，提示了国权高于人权的道理。他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125）我们认为人权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既包括全体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又包括公民个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文化权利。它不仅是个人人权，而且也是集体权利。邓小平认为，对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确保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也是最大的人权保障，但没有国家安全，没有国家经济发展，公民的一切权利就很难得到保障。事实上，我国的国权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着人民的共同意志，实际上是全国人民的集体人权。我国及发展中国家尽管面临着改善人权状况的任务，但更为紧迫和重要的还是保持国家的稳定、捍卫国权，把维护国权放在首位并不意味着轻视人权。因此，在我国国权与人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统一的。在批驳西方人权观的基础上，邓小平还揭示了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实质，指出：“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48）他还一针见血指出：“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45）这些谈话既揭露了西方“民主、自由”口号的虚伪性，又指出了西方国家借口“人权”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险恶用心。
2、绝不允许干涉中国内政
内政就是一个国家人民在本国内享有的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和约束的行为，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政治制度和信仰的自由，别国无权干涉。在内政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这是最重要的国权。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维护国家主权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有机统一的关系。针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人权、自由、民主”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和竭力把自己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强加给别国的作法，邓小平指出：“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32）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据国情决定的，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人民拥护，怎么能够因为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任何国家都没有干涉他国内部事务、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特权。事实上，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国情不同、民族历史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不同，最了解国情的还是本国人民，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照搬照套美英法模式是办不到的。邓小平讲：“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51）他的这些谈话，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表达了中国人民坚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的决心。
3、不怕制裁、谋求发展
面对西方国家对我国制裁的压力和威胁，邓小平从容镇定，泰然自若，一方面要求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11）“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绝不示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20）他还反复强调这种所谓的制裁吓唬不了我们，压不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了22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57）“中国人吓不倒”、“庞然大物吓唬人，中国人不怕”、“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27）“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29）解铃还需系铃人，改善中美关系必须由美国采取主动，他让尼克松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31-332）另一方面，他认为尽管中美关系、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存在着纠葛和分歧，“西方七国制裁我们”，但我们仍然要“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3年版P359）因为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着共同的国家利益，只要相互尊重对方，尊重现实，双方关系就会好起来，就会有新的发展，“这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正是在邓小平同志上述思想指导下，我们不仅很快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孤立和封锁政策，而且还使得中国与美国、西欧、日本关系全面恢复，科技、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交流不断扩大。
二十一世纪已经来临，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人类要进步，这是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为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维护国家主权的思想，为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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