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况伟[1]2003年在《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度量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环境问题包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及许多专家就大声呼吁人们要珍惜地球，保护生态环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生态环境的破坏仍未得到有效的控制。考察环境问题的角度有许多，论文试图从经济损失的角度来考察环境问题中的生态破坏。论文从生态价值理论出发，首先建立起了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价值观。现代生态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生态价值的构成，论文分析比较了已有的生态价值分类体系，认为Pearce(1994)的分类体系是比较完备的，但限于目前的实际情况和生态破坏经济损度量的目的，论文在实例计算部分并没有完全按照Pearce的体系计算。论文的主要任务是以重庆市万州区森林生态系统为例，度量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度量经济损失之前，论文分析了生态破坏的经济学原因，并讨论了生态破坏经济损失计量的经验计算方法和计量中应注意的问题。论文在对已有的四项关于森林破坏经济损失度量计算细目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后，提出了针对万州区的森林生态系统破坏的计算细目。在此基础上，论文结合实地调查的情况，对万州区森林生态系统破坏的经济损失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计算。论文得到了万州区由于森林破坏造成的森林各项功能下降程度的排序，并进一步得出了万州区叁个分区的森林破坏强度的综合评估。由于基础数据的缺乏，论文的计算并不完备，论文集中于成片森林破坏的经济损失度量，对由于森林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论文的意义在于对重庆市的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计算提供一种计算的框架，为今后进一步的经济损失度量做好准备，积累经验。论文并分析了治理生态破坏的对策措施，分析集中于经济手段是因为论文认为用合理的经济手段治理生态破坏是最根本的。
程欣[2]2018年在《基于生态环境和地质灾害孕贫模型的叁峡库区可持续发展机制研究》文中指出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也是中国政府的第一要务。在中国新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包括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库区和边境县地区等地区在内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已经成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解决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成为了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议题。叁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和移民工程项目,其建设和运行导致了库区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覆盖率低、地质灾害频发、水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大量的移民搬迁安置更是增加了库区生态和环境的压力。叁峡库区生态、环境、地质灾害和贫困诸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共存共荣协调发展的契合点和交集。叁峡库区的生态环境、地质灾害与贫困问题,关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来应对。然而,目前叁峡库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模式已被实践证明“高投入、低效率”。因此,研究探索以减贫为中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生态和环境修复与地质灾害治理兼顾的系统性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策略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拟解决如下关键问题:(1)生态环境和地质灾害对以叁峡库区为代表的库区贫困产生何种影响?(2)生态环境、地质灾害与贫困之间可能存在的反馈因果与生克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关系背后深层次的理论基础是什么?(3)库区贫困农户作为减贫的主体和政府减贫政策的受众,其减贫诉求又有哪些?(4)库区可持续发展机制是怎样的,是否能得到实证数据的检验?(5)贫困库区能否实现兼顾环境改善、灾害减轻与贫困减轻的系统性减贫和可持续发展?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将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1)首先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设计本研究的整体研究方案;(2)界定相关概念、梳理相关理论并进行文献综述分析;(3)对比整合主题建模与文献计量两种方法分析结果,在深度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生态-环境-灾害-贫困整合概念框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兼顾环保、减灾和减贫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型,综合考虑了贫困人口的脆弱性、适应性、资源可获性和可持续性,探索了生态、环境、灾害和贫困之间核心关键的因果反馈关系;(4)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在微观层面结合文献分析和问卷访谈结果对叁峡库区的环境灾害孕贫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从中观层面根据区县年鉴数据对叁峡库区25区县的发展概况进行了聚类分析,从而揭示各个区县发展的分布特征;(5)在区县层面,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Vensim软件)对万州库区在不同政策情境下的贫困、环境和灾害等核心指标的变化情况进行了仿真和模拟分析;(6)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文本挖掘技术和系统思维,提出了结合主题建模(TM)和系统动力学建模(SDM)的TM-SDM分析框架,并在区域层面以叁峡库区为例进行了系统动力学建模和仿真模拟分析;(7)运用改进的熵值法,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自然资源、人民生活以及减灾环保五大方面对叁峡库区可持续发展潜力进行评价和分析;最后综合前面各章的研究和分析结果,提出了叁峡库区系统性减贫策略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建议。通过上述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发现:(1)生态、环境与贫困存在复杂关联,灾害与贫困关系研究主要关注脆弱性等视角;(2)与贫困紧密关联的研究聚类包括生态系统、健康风险、自然资源等问题;(3)协调发展政策下适当增加灾害管理比重最有利于万州库区可持续发展;(4)教育和培训政策对于减贫和提高粮食产量效果最好;均衡发展组合政策更有利于系统性减贫和可持续发展;(5)叁峡库区可持续发展潜力指数总体呈较稳定的增长趋势;贫困人口在产业扶持、政策支持、社会保障、弱势群体提高增收能力等方面诉求强烈。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关注库区贫困人口的多元化诉求,注重对库区贫困人口的教育和培训,在关注库区均衡、协调发展的同时重点关注灾害治理,最终促进库区贫困人口与当地生态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体现在如下叁个方面:(1)构建了兼顾环保、减灾和减贫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型。本研究综合考虑环境和灾害等因素构建了兼顾环保、减灾和减贫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型。(2)开展了文本挖掘和系统建模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创新。本研究将演绎式与归纳式研究方法相结合,从可持续发展、文本挖掘和系统思维的新视角,提出了结合主题建模(TM)和系统动力学建模(SDM)的TM-SDM分析框架。(3)提出了库区系统性减贫策略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本研究综合运用建模方法分别针对叁峡库区在区县和区域两个层面的相关案例,进行仿真分析和多种政策情境模拟,最终提出以叁峡库区为代表的库区系统性减贫策略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吴晓[3]2014年在《叁峡库区重庆东段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文中提出生态环境是指地球上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互相作用、互相依存构成的。生态安全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素如空气、土壤、森林、海洋、湿地、水等不被破坏与威胁的动态过程,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生态系统安全和人类生态安全。由于不断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扰动强度和资源环境所需要承受来自人类活动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大。由人为因素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所引发的环境事件、地质灾害、异常气候状况等灾害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以及社会进步的威胁越来越大。生态安全已不再只局限于生态系统范畴,它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一同构成了国家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础,而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则是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外国学者主要研究全球或者国家层面的生态安全,其研究内容主要是环境变化与安全的内在联系。而在我国,生态安全的核心研究内容是生态安全评价,而要使生态安全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唯有对生态环境因子及生态系统整体进行可靠的、可行的、并能为决策者提供指导信息的生态安全评价才能实现。为此本研究在对区域生态安全科学基础探讨的前提下,首先了解研究区生态足迹、万元GDP足迹、生态承载力以及生态赤字时空演变规律与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足迹相互关系,其次是对研究区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价,明确区域生态安全现状、问题及其变化趋势,为建立研究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持,最后要对研究区生态安全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并提出调控对策。本研究选择叁峡库区重庆东段作为研究区域。叁峡水库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的补充水源地,为超过全国一半人口和近四分之一幅员范围提供用水,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叁峡后续工作规划》,叁峡库区定位为国家战略性淡水资源库。叁峡库区重庆东段位于叁峡库区中心,东起巫山县,西至万州区,是重庆直辖市的东大门,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长江上游的下段,是全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之一。由于该区域属于国家西部连片贫困区、百万移民安置区,且地质灾害多发,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人口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生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开展该地区生态安全评价研究,对于保障叁峡库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群众饮水安全、优化中国跨流域水资源调配、缓解北方干旱缺水、实现国家水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包括7章：第一章为绪论。阐述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目的、内容与方法,确立技术路线。通过研读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从生态安全的概念、特点以及分类,国内外生态安全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通过国内外生态安全评价研究对比,我国的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以上几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的撰写。本研究在地理学、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地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上,运用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以及灰色系统预测模型,通过ARCGIS、MATLAB和SPSS等技术手段,结合区域社会及自然环境特点,对叁峡库区重庆东段区域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研究。第二章为叁峡库区重庆东段区域概况。本章通过对研究区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经济状况的描述,分析对该区域开展生态安全评价研究的重要性及理论与实践意义。第叁章为叁峡库区重庆东段生态足迹研究。分别从研究区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动态变化关系及生态足迹与社会经济驱动力关系2方面进行分析。本文应用生态足迹理论及计算方法对2001～2011年叁峡库区重庆东段各区县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计算与动态分析,结果表明2001～2011年叁峡库区重庆东段各区县生态足迹、人均生态足迹和万元GDP足迹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生态承载力则呈现不同程度的逐年降低的趋势,且生态足迹均大于生态承载力,研究区因此出现生态赤字并不断扩大。空间分布上,各区县生态足迹呈现自西向东逐渐递减的分布特征,生态承载力则是两边高中间低的分布态势。说明研究区内人类的生产活动、经济活动频繁,自然资源的消费远远超过了区域所能提供的资源供给,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已经超过了研究区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研究区各区县近年来的发展不断加快,城市化、工业化程度逐渐增高,人均收入与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因此选取了8个社会经济指标,通过相关性分析、指标主成分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生态足迹与社会经济指标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强烈驱动着研究区各区县生态足迹的增长,从而导致了生态足迹的居高不下,反映了研究区各区县总体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第四章为叁峡库区重庆东段生态安全评价分析2001～2011年研究区生态安全状况及分布。本章选择灰色关联模型作为本章生态安全度计算模型,并探索性的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和生态安全等级划分标准做了深入探索,最后对研究区2001～2011年生态安全状况时空演变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各区县生态安全度、压力安全度、状态安全度以及响应安全度等级多数达到Ⅲ级或者Ⅳ级,有极少区县在个别年份出现Ⅱ级的情况。空间分布上,研究区生态安全度方面叁峡水库腹心地带生态安全度高于库周地区；研究区各区县压力安全度呈下降趋势,区域整体资源环境压力在增大,但叁峡库区长江干流沿线各区县资源环境压力相对小于其他区县；各区县状态安全度空间分异发生明显变化,研究区内各区县资源环境状况及发展趋势趋于良好,各区县之间的差距正在缩短；各区县响应安全度都有明显增加,其中万州增幅最大,说明各区县正在加强生态安全响应力度,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五章为叁峡库区重庆东段生态安全度灰色预测研究。采用第四章所计算得出的2001～2011年叁峡库区重庆东段各区县生态安全度、压力安全度、状态安全度和响应安全度构建GM(1,1)灰色系统预测模型,对研究区各区县的生态安全度、压力安全度、状态安全度和响应安全度进行中长期预测。结果显示,到2017年各区县生态安全度、压力安全度、状态安全度和响应安全度均达Ⅳ级或者以上,虽仍有个别区县增幅较小,但区域整体生态安全状况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空间分布上,2017年各区县生态安全状况持续好转,但区县之间生态安全状况差距正在逐渐拉大,空间分异状况加剧。第六章为生态安全调控对策研究。根据已经取得的生态安全评价和预测结果分别从完善法律法规,优化行政管理体制,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建立市场化机制,加强生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提出叁峡库区重庆东段生态安全调控对策,为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支撑体系。第七章为结论与展望。归纳总结了本文的结论与可能的创新点。
苏卿[4]2009年在《铁路绿色选线环境影响经济损失评估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铁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铁路绿色选线”的提出要求铁路建设项目从线路基本走向的确定、线路方案的比选、线路空间位置的确定到线路上各种建筑物的布置,都要综合考虑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使铁路建设项目对沿线环境质量的损害尽可能小。环境问题有着深刻的经济学原因,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通过对铁路绿色选线环境影响经济损失评估的研究,将环境信息转化为明确的经济信息。并提出了将评估结果纳入成本-效益分析和线路方案比选过程中的思路和方法,这对铁路绿色选线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和实际应用价值。论文主要做了以下工作:第一,分析了我国铁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经济评价现状、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铁路绿色选线环境影响经济损失评估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第二,通过分析铁路绿色选线的产生背景、内涵、特点及技术的发展,对铁路绿色选线的基本理论方法进行了研究;从评估因子的识别与筛选、环境破坏的定量化与货币化模型方法、考虑环境成本的广义成本-效益分析叁方面对环境影响经济损失评估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第叁,通过确定和筛选铁路绿色选线环境影响经济损失评估因子,构建了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程序;采用合理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从水土资源、植被资源、生物多样性、自然景观资源、噪声污染、大气环境污染六个方面进行了货币化计量研究;将环境影响经济损失值纳入到成本-效益分析中,建立了考虑环境环境影响经济损失值在内的成本-效益分析模式和铁路绿色选线方案比选模型,为铁路绿色选线方案优选提供了决策依据。第四,利用VB2005进行程序设计,实现铁路绿色选线环境影响经济损失分析及方案比选的可视化系统功能模块。最后,以武汉化工新区铁路专用线为例,对环境影响经济损失的评估过程和方法进行了实例验证。
喻永红[5]2014年在《退耕还林可持续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退耕还林(草)工程是中国政府对1997年黄河流域的严重干旱、1998年长江流域的毁灭性洪灾等一系列环境灾难和环境退化的深刻反思后的积极响应。国家以财政补贴的方式,激励农民停止耕种那些水土流失严重,沙化、盐碱化、石漠化严重和生态地位重要、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定的耕地,并有计划、有步骤地还林还草,恢复植被。从1999年工程试点以来,退耕还林的可持续性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虽然现有文献对工程执行问题、生态影响及效果、社会经济影响、生态补偿问题、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得大量成果,但有关工程的长期可持续性并未达成一致的结论。纵观已有研究成果,至少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并未引起足够关注：退耕还林的环境价值(包括其非使用价值)及其收益-成本效率有多大?作为农户收益改善的构成部分,退耕还林对土地生产力的提高效果有多大?退耕还林对农民的非农就业时间配置是否有显着影响?现有的补贴标准是否合理、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多少?本研究基于重庆万州区的实地微观调研数据,从定量评价政策本身的可持续性和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两个层面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关于退耕还林政策本身的可持续性,本研究主要利用样本区的农户和城市家庭的选择实验调查数据,从环境受益者的支付意愿(WTP)角度定量评估了退耕还林的环境价值及政策的收益-成本效率。研究发现,98.04%的农户和80%的城市家庭愿意以“环保捐赠”的方式维护退耕还林的生态环境改善功能；基于受益者WTP评价的环境总价值高达327048137.61元／年；按照工程第一轮和第二轮补贴标准、并结合工程实施成本计算,样本区退耕还林的收益-成本比分别为2.72：1和4.96：1。由于工程显着地改善了生态环境并取得较好的生态绩效,继续保持退耕还林是未来可取的政策选择。政策本身是可持续的。关于退耕还林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本研究利用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主要从农户收益改善角度对以下叁个方面做出定量分析和评价：第一,退耕还林生态功能对土地生产力的改善效果。研究发现,在没有重大农业技术进步和除退耕还林政策以外的制度创新这一特定的样本背景下,保持其他因素不变,退耕还林(通过其生态改善功能)使玉米和小麦的地块单产分别提高了12.7%和20.9%。研究还发现,样本区的土地生产力还显着地受到地块大小(即面积)、资本投入、土地质量、农户决策者的年龄、农技培训等因素影响。第二,退耕还林的非农就业调整效果。研究发现,工程参与和参与强度虽然对农民的非农就业时间配置具有积极作用,但总体效果不显着；农民非农就业时间的普遍增加只是一种时间趋势,并非退耕还林政策的作用。尽管如此,退耕还林还是显着地促进了家里有老人、劳动力在4人以上和人均耕地面积低于1亩的农民的非农就业时间的增加,也显着地增加了女性农民、具有干部和党员身份的农民的非农就业时间。研究还发现,显着地影响农民的非农就业时间配置的因素是其家庭特征和个人特征,其中,家庭特征包括老人数和劳动力数,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退耕前非农就业与否。第叁,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标准测算及现有补贴水平的合理性。成本流的分析发现,农户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为7760.35元/hm2·年,全部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和环境服务提供成本)为8985.25元/hm2·年；保护拍卖的实验模拟显示,确保参与农户不复耕(当前参与率不变)的农户接受意愿(WTA)为4500元/hm2·年,保持现有退耕面积不变的农户WTA在3450-4500元/hm2·年之间；选择实验的测算结果表明,退耕地的生态价值贡献为10639.77元/hm2·年。基于退耕还林成本、农户WTA和退耕还林生态价值贡献的不同补偿标准测算结果,退耕还林的现有补贴标准(1875元/hm2.年)对农户补偿不足。根据以上叁个方面的研究结论可以判断,虽然土地生产力的提高显着地得益于退耕还林的生态改善,但其效果并不足以弥补退耕农户的收益损失；退耕还林也并不具有普遍的非农就业调整效果；在工程只有较低的经济绩效和原来补偿水平(3450元/hm2·年)不足的情况下,2007年补贴水平的下降(降低为1875元/hm2·年),导致了退耕农户成为退耕还林中的净损失主体。因此,退耕还林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堪忧。从工程设计来看,农户持续参与是退耕还林政策长期可持续的前提,其关键又在于参与农户的收益改善。结合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最后从进一步提高未退耕地的生产力、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实施公平、合理的生态补偿等途径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配套措施和政策建议。
刘杨[6]2012年在《基于SG-MA-ISPA模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于“大危机时代人类面临的威胁与挑战”、“可持续发展实施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以及“区域是可持续发展实现的主要载体”叁大背景，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内在运行机制是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的基础和重点、指标筛选、权重确定以及模型是综合评价法的热点和难点以及跨学科、多视角、多方法是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焦点和前沿。本文研究范畴是区域可持续发展学科体系中的核心环节，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为了顺利完成研究，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应用检验以及得出结论”的技术路线。针对传统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中存在的理论研究有待完善的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动因—过程—结果”的分析模式以及“动因—目标—约束”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内在运行机制，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另外，在此基础上从多学科、多理论视角提出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五系统叁层次”评价指标体系，五系统指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供给、生态环境以及能源消耗，叁层次指系统层、特征层以及指标层。针对传统综合评价模型中指标筛选、权重确定及综合评价等步骤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本文提出了SG—MA—ISPA模型。集对分析与广义回归神经网络相结合的改进MIV算法通过映射思想实现了评价结果的赋值量化，从而有效弥补了神经网络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筛选应用中存在的不足，充分利用了神经网络非线性拟合及高精度等优点，实现了其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中的变量筛选功能。此外，通过改进传统MIV指标提高了变量筛选的精度。蒙特卡洛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模拟算法利用层次分析法的计算规则及层次递归优点，通过计算机模拟技术，根据随机抽样统计原理实现两种方法的结合，成功克服了传统主客观赋权方法难以应用于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中的问题。改进的集对分析模型针对传统集对分析模型存在公式有待推导、细节有待完善以及应用有待拓展叁大问题提出了评价参照标准的改进、重要公式推导的补充以及评价结果的映射赋值叁大改进，由此弥补了综合评价模型的不足并极大的拓展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结果的应用范围。通过我国31个省市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横截面数据的评价以及重庆市区域可持续发展时间序列数据的评价证明SG—MA—ISPA模型能够真实、客观的反应事物的变化规律，评价结果与事实基本吻合。此外，评价结果通过映射赋值后可以拓展与神经网络结合使用并实现系统的敏感性分析。通过研究，本文认为SG—MA—ISPA模型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提供了新的方法、映射思想的赋值极大的拓展了评价结果的应用范围、跨学科和多理论视角有助于探究可持续发展的机理。可以预见，评价指标的选择、评价结果的拓展、模型标准化及指标编码等问题将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
韩勇[7]2007年在《叁峡库区消落带污染特性及水环境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叁峡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其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一直为世人所关注。建成后的叁峡水库将有650km长,水域面积为1084km2,总库容达445.7亿m3,这将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性水资源之一。叁峡工程自2003年6月正式蓄水以来,库区水位已抬升至156m,到2009年水位将最终升至175m。鉴于叁峡工程采用的“蓄清排浊”运行方式,即冬季(枯水期)运行水位为175m,夏季(丰水期)运行水位为145m,这将使库区沿江地区形成最大水位落差为30m的消落带。消落带又被称之为水库的“肝脏”,具有很强的解毒净化作用,同时也是水陆两种生态系统间交换的廊道,具有缓冲带的功能和植物护岸功能。但消落带受到水、陆环境的交替影响,其生态系统结构同时受到陆生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的双重作用。由于受到陆地污染物的进入、淹没地污染物的浸出以及水体自净能力下降的影响,消落带水环境存在着岸边污染带和水陆交叉污染两方面的问题,将严重影响库区水环境质量,扰乱该地区原生生态系统,影响叁峡库区生态环境安全。消落带面临的水环境问题、水土流失问题、库岸地质环境问题以及周边人群健康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消落带的生态环境问题亟待解决。本论文依托重庆市科委、重庆市发改委基金项目:“叁峡库区消落带生态环境研究及生态模式重建”(项目编号03-26),开展了叁峡库区消落带污染特性的研究,分析了消落带水质现状,以及氮、磷及重金属等物质对水环境的影响研究,从生态系统角度提出消落带生态构建的基本原则及防治措施。主要研究内容为:叁峡工程蓄水后,库区消落带初步形成,流域内消落带的水位变化最为明显,尤其是支流受到长江主干流江水顶托后,水位上升幅度较大,流速明显变缓,极大可能发生富营养化现象。本论文主要选择了典型消落带断面,分析了浮游生物种类,并以典型流域——小江流域,对该流域的消落带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进行了调查、采样、监测和分析,并运用模糊数学理论建立了评价模型,对消落带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进行了评判,发现蓄水后长江支流富营养化现象较为严重。本论文对库区消落带土壤中重金属元素进行了采样和剖面分析。叁峡库区消落带土壤中的紫色土淋溶层镉、汞,母质层的镉、锌、汞的平均含量高于全国同类土壤同层次的平均值;潮土的淋溶层、母质层锌、铜、铅、汞的平均含量高于全国同类土壤同层次的平均水平;石灰岩土的淋溶层、母质层的金属平均含量均低于全国同类土壤同层次的平均水平。从消落带土壤中金属元素中的分布特征来看,Cd、Cr、As、Hg、Ni基本符合正态分布(Sig.>0.05),Pb、Zn和pH值均不符合正态分布。土壤pH值与土壤Cd、Cu的含量之间显着相关,与其它金属元素的含量相关性不显着。消落带土壤中Cd-Cu的相关系数为0.67,Pb-Ni的相关系数为0.786,As-Ni的相关系数为0.642,这叁种元素在消落带土壤中的含量具有显着相关。在实验室模拟浸泡实验的基础上,研究了Cd、Hg、Pb叁种重金属元素的浸出规律,根据实验数据建立了这叁种重金属元素的溶出速率方程。论文采用一维水质模型,以小江流域消落带为研究对象,预测小江流域消落带的土壤处于淹水期后,其中重金属元素释放后对库区水环境的影响。通过对消落带土壤的分析,结果表明消落带土壤中氮的含量为0.06～0.28%,磷的含量为0.037～0.071%,土壤中氮磷含量在全国属于较高地区。其中潮土和紫色土氮磷含量比黄壤含量高。消落带土壤中的TN与pH值之间具有一定负相关,TN-TP以及TP-pH之间的相关性不显着。消落带土壤中的全磷含量没有显着差异,但全氮含量在地区分布上具有显着差异。论文仍以小江流域消落带为研究对象,运用一维水质模型预测小江流域消落带土壤处于淹水期后,释放的氮磷元素对水环境的影响。小江流域消落带处于出露期时,因土壤流失而带进水体的全磷和全氮的负荷分别为21.6t、9.64t,对水质中TP和TN浓度的最大贡献值分别为0.02 mg/l和0.01mg/l,衰减到10km处,对水体影响浓度变为0.018 mg/l和0.001 mg/l。库区消落带周边环境因素及管理水平等,对维护库区消落带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以及防止消落带产生的环境问题对叁峡水库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论文最后就叁峡库区消落带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郭晓[8]2012年在《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控制外部环境成本的补贴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畜禽养殖业的发展,特别是畜禽养殖规模化程度的提高,畜禽养殖废弃物排放大量增加,给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畜禽养殖成为农业生态环境、农村生活环境的重要污染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制约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基于外部环境成本控制行为的补贴政策可以激励畜禽养殖者治理污染,是畜禽养殖业发展与农村环境保护一体化的政策。本论文是关于规模化畜禽养殖外部环境成本控制补贴政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首先界定了规模化畜禽养殖外部环境成本的内涵与构成,展示并比较分析了规模化畜禽养殖外部环境成本控制的政策工具,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补贴政策作用于规模化畜禽养殖业外部环境成本控制行为的机理及其构成要素,形成了研究的理论框架；补贴标准的定量化是补贴政策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以重庆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户)沼气工程建造补贴为例,在估算重庆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外部环境成本的基础上,分别基于沼气工程的外部环境成本控制效果和养殖者的接受补贴意愿确定了补贴标准的量值范围；合理的补贴方式是保障补贴政策顺利实施的关键,论文通过对畜禽养殖者的补贴方式意愿调查,分析了畜禽养殖者的补贴方式偏好,确定了外部环境成本控制补贴的方式；养殖者响应补贴政策的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论文运用实地调研数据,采用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养殖者响应政府外部环境成本控制补贴政策意愿的显着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基于以上理论与实证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国规模化畜禽养殖外部环境成本控制补贴政策的建议。本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经过估算,2009年重庆市规模化畜禽养殖的外部环境成本约为15.71亿元,相当于当年畜牧业总产值的4.92%,以猪单位换算,平均每个出栏猪单位的外部环境成本高达99.86元。因此,对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上,如果拘泥于“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高昂的污染治理费用将是养殖者难以承受的,势必影响畜禽养殖产业发展。在各种外部环境成本控制政策中,补贴政策可以较好地避开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激励养殖者对污染物进行减量化、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同时通过分摊畜禽养殖者污染治理行为所增加的私人成本,不至于增加养殖者的负担。因此,在当前我国支农扶农的大政策背景下,应结合我国畜禽养殖行业特征以及畜禽养殖污染的特点,制定科学的补贴政策,与其他环境政策工具构成我国规模化畜禽养殖外部环境成本控制的政策组合,引导养殖者采纳清洁生产技术,从源头减少污染,控制畜禽养殖产生的外部环境成本,实现畜禽养殖业发展和农村环境保护的一体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2.规模化畜禽养殖外部环境成本控制补贴政策的基本要素包括补贴主体、补贴客体、补贴标准以及补贴方式等。其中,补贴标准的定量化是补贴政策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政府的角度出发,补贴额度不能超过畜禽养殖者采取污染控制措施后削减的外部环境成本；从养殖者角度出发,原则上补贴标准应能保证畜禽养殖者接受补贴采取外部环境成本控制技术以后,经济净收益不降低或有所增加,以激励其控制外部环境成本的行为；在实践中,还应通过调查畜禽养殖者的补贴标准意愿(WTA),作为确定最终补贴标准量值的参考。在重庆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外部环境成本估算结果的基础上,论文分析了当前主要的畜禽养殖外部环境成本控制技术模式——沼气工程技术模式的环境经济效益,理论上如果重庆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户)的畜禽粪便均采用沼气工程项目进行污染治理,最少可以削减外部环境成本11.55亿元,占2009年重庆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外部环境成本的73.52%,以此为依据,估算出通过建造和使用沼气工程对重庆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外部环境成本进行控制的效果可以达到367元/m3,此数值可以作为沼气工程建造补贴标准的上限；对于养殖者来说,不同的沼气工程副产品(沼气、沼液和沼渣)财务收入转化率水平下盈亏平衡点不同,需要政府提供的补贴额度也不同。通过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户)响应外部环境成本控制补贴政策的意愿调查,估算出养殖者希望获得的沼气工程建造补贴标准平均为沼气工程建造成本的40.18%,以重庆市沼气工程的平均造价为依据,补贴标准约为334元/m3,此标准低于沼气技术对畜禽养殖外部环境成本的削减值,可以作为确定最终补贴标准量值的参考。3.通过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户)响应外部环境成本控制补贴政策的意愿进行调查,发现：大多数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户)愿意响应政府补贴政策(建造或扩建沼气处理设施),说明政府以补贴手段激励养殖者的外部环境成本控制行为是有效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户)更偏好于现金补贴方式,同时也渴求政府提供技术指导方式的补贴；养殖者不愿意响应外部环境成本控制补贴政策的主要原因是“沼气工程建造成本和维护费用太高”以及“缺乏技术指导”,说明了政府补贴分摊养殖者污染防治成本以及提供技术服务补贴的必要性。4.通过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户)响应外部环境成本控制补贴政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养殖者是否响应政府补贴政策进行外部环境成本控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外部环境成本控制技术给养殖者带来的净收益、养殖者对畜禽养殖污染程度的评价、政府环境监督力度与养殖者响应政策的意愿显着相关,因此政府需要以多种配套措施激励养殖者响应外部环境成本控制补贴政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建立用于规模化畜禽养殖外部环境成本控制的专项补贴目前,我国尚无用于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户)污染治理的国家层面专项补贴资金,仅靠少数地方政府或环保、畜牧管理部门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小额污染防治补贴,补贴力度不足,很难给养殖者控制外部环境成本的行为提供动力。应建立用于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户)污染治理的专项补贴,以区别于支持畜禽养殖业发展的补贴,在政府预算中单列出充足的补贴项目资金,以保证补贴政策的实施有相应的财源保障和财政资金的合理、高效及科学的使用,使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户)外部环境成本控制的补贴成为长效机制。2.科学制定补贴方案,积极实施补贴政策我国现有的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补贴政策存在着补贴覆盖面较小,补贴方式单一,补贴环节不足等问题。应扩大补贴对象范围,激励更多的规模化畜禽养殖者采纳污染控制技术,建造污染治理设施；丰富现有补贴方式,在现金补贴方式之外,考虑合理配置其他补贴方式；在补贴环节上,应增加对污染物韵资源化利用以及有机肥施用等环节的补贴,激励养殖者不仅建造、而且积极使用污染治理设施；在补贴政策的具体实施上,采用“后补助”或“以奖代补”的形式,避免部分养殖者建造污染治理设施“等、靠、要”的想法,提高养殖者建造污染治理设施的积极性。3.建立与完善补贴政策的配套措施外部环境成本控制技术的采纳能够给养殖者带来的净收益,养殖者对畜禽养殖污染程度的评价、政府的环保监督力度等因素对养殖者响应政府外部环境成本控制补贴政策的意愿有显着影响,因此,政府应该建立与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以提高政府补贴政策的效率。具体包括：建立长效机制提高污染治理行为的经济收益；加强环保教育,强化养殖者对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的认知,提高其治理污染的自觉性；加强环保监督力度,组合使用环境政策工具等。
王海明[9]2011年在《叁峡库区生态安全评价与生态恢复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生态安全的企求与研究,是当今全世界关注的热点,叁峡库区是长江上游国家生态治理与生态安全保障的重点区域,其生态系统支撑着长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状况格外受到关注。抑制叁峡库区退化、恢复和重建叁峡库区退化生态系统,保障叁峡库区生态安全成为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需求,成为库区生态屏障建设的重要部分。通过生态足迹法与基于GIS技术评价等研究方法对叁峡库区生态安全状况进行系统研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应用GIS手段研究了 2000年与2005年间的水土流失变化问题,对叁峡库区的土壤侵蚀进行估算得出:2000年土壤侵蚀总量为13588.95×104t/a,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2381 t/(km2·a),2005年土壤侵蚀总量为11979.19×104t/a,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2087T/(km2.a),2005 年较 2000 年减少 294t/(km2.a)。(2)采用生态足迹模型对叁峡库区的生态环境安全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论为:在扣除12%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后,叁峡库区人均生态足迹比人均生态承载力高0.57895hm2,全区域总的生态赤字为11522193.34hm2,是其生态承载力的95.02%。说明叁峡库区生态系统总体上处于不安全状态,为了满足其需求,必须从区外进口自然生态资源,以弥补其生态赤字。(3)运用GIS手段对叁峡库区生态安全的空间分异研究,通过对叁峡库区的安全分区得出:安全区和较安全区面积占叁峡库区总面积的33.66%;临界安全区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24.91%,较不安全区与不安全区的面积占41.43%。由此可以判断,叁峡库区的生态安全状况并不乐观。(4)对叁峡库区植被恢复模式与生态农业试验示范模式的技术体系进行深入研究与总结,本文提出了在叁峡库区建立生物立体共生的山地生态农业系统类型、模式与技术体系与物质循环利用的山地生态农业系统类型、模式与技术体系的理论;并且对典型模式进行深入研究,从模式的构建、试验、示范等方面开展研究,对模式进行筛选、研究。确定了叁峡库区生态建设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战略。对生态渔业模式的研究结果显示:单位产量仅比当地一般放养模式平均产量4725kg/hm2提高2539.5kg/hm2,增产比例为53.7%,但经济效益却提高143%以上,实现了池塘养殖优质高效的目的。柚与皇竹草植物篱模式投入产出比为3.97,是传统经营的2.6倍。粮经果复合垄作模式与纯粮顺坡平作比较,水土流失平均减幅达54.58%。“猪-沼-果”生态农业模式年直接经济效益可达到3000-4000元,节约成本近2000元。
李霞[10]2012年在《农村面源污染的风险与秩序重建》文中认为本文从生活者的角度来考察环境问题,认为而源污染是社会转型中所发生的社会失序在环境问题上的投射。以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来看,而源污染是现代性的风险之一。尤其在农村地区,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原有的乡村社会结构受到冲击,这种冲击不仅体现为村民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且体现为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变化所带来的环境负荷加大,其中尤为令人瞩目的是乡村垃圾的日益增长与垃圾处理无序力方面的矛盾。本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导论,对而源污染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认为而源污染研究是环境社会学领域的一个较新的课题,之前的研究多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强调以技术手段来调控而源污染。如果运用社会学理论,通过个案研究方法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理解而源污染问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深化该研究。第二章为田野点介绍,按照从县到乡再到村的顺序介绍了本文实地调查研究地点的相关情况。第叁章为物质篇,主要叙述了本文所选择的田野点所在区域的环境本底特征,并从当地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两个方面阐述了当地生产与生活方面的特点与变化,以及这些特点与变化与农村面源污染之间的关系。第四章为风险篇,主要探讨了跨区域存在的面源污染问题,分为县域面源污染、村域垃圾问题以及污染源扩散叁大方面。县域面源污染的风险在于土壤退化、水土流失、水土污染与自然灾害频发,村域垃圾问题在于垃圾的排放与处理无序化,面源污染源在农村的扩散是风险加剧的一种表现。第五章为探因篇,首先讨论了农民是否具有环境保护的意识,认为农民将环境视为生活的背景,在强大的生存逻辑下对风险感知较弱。本章进一步探讨了面源污染的路径依赖问题,并且认为面源污染治理方面的制度空缺使面源污染这一问题没能得到较好的控制与解决。第六章为实践篇,本章介绍了田野所在地环境保护的实践行为,认为实践虽然与观念之问存在分裂,但两者可以得到调和。而源污染是现代社会秩序失序的一种表现,而源污染的治理是一种秩序重建的努力。秩序重建有赖于公众风险感知能力的加强以形成社会共识,其中社会教育是调和实践与观念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有助于加强环境保护的公众意识。第七章为总结与讨论,本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与回顾,进一步讨论了如何从风险与秩序来探讨面源污染问题,并试图提出有关面源污染应对的多元思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一是所研究的问题较新,二是观察视角较新,叁是在分析中注重主位观点。面源污染自20世纪90年代在国内才逐渐成为一个关注较多的问题,社会科学方而的有关研究起步更晚,本文选择这一较新的问题作为社会问题之一种进行探讨,有一定的新意。有关面源污染的考察多注重从外部进行归因,较少考虑生活于农村的生活者对于环境所持的态度,本文从生活者的视角透视面源污染问题,运用了人类学中的主位与客位的方法论,具备一定的创新性。本文认为农村面源污染的产生和扩散与农村社会转型息息相关,将农村而源污染问题视为农村社会秩序调整的一个方面,强调从社会秩序重建的角度来治理而源污染,通过社会教育转变观念,从实践上实现而源污染的治理,讨论问题的角度具备一定的新意。本文的不足在于全文的理论深度还不够,虽然涉及面源污染的表现及原因分析,探讨了在面源污染这一风险下,个体风险感知能力、有限的而源污染应对手段以及面源污染应对中制度空缺这儿个相关原因使面源污染的风险有加剧的可能,但全文未能更好地利用国家—市场—社会这一视角更深入地探讨面源污染的体制动因,理论分析尚有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1]. 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度量与对策研究[D]. 易况伟. 重庆大学. 2003
[2]. 基于生态环境和地质灾害孕贫模型的叁峡库区可持续发展机制研究[D]. 程欣. 中国地质大学. 2018
[3]. 叁峡库区重庆东段生态安全评价研究[D]. 吴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4]. 铁路绿色选线环境影响经济损失评估的研究[D]. 苏卿. 中南大学. 2009
[5]. 退耕还林可持续性研究[D]. 喻永红. 浙江大学. 2014
[6]. 基于SG-MA-ISPA模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D]. 刘杨. 重庆大学. 2012
[7]. 叁峡库区消落带污染特性及水环境影响研究[D]. 韩勇. 重庆大学. 2007
[8]. 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控制外部环境成本的补贴政策研究[D]. 郭晓. 西南大学. 2012
[9]. 叁峡库区生态安全评价与生态恢复模式研究[D]. 王海明. 四川农业大学. 2011
[10]. 农村面源污染的风险与秩序重建[D]. 李霞. 中央民族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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