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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近代中国开放的认识
近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日益扩大，经济的活动日益越出单个国家的范围而具有世界意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得到生存和发展。都不能（也无法）孤立于世界之外。19世纪40年代，中国被列强的炮火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一经纳入，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统一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就成为一种必然，任何人为的重新闭关、退出世界经济体系的举措都是徒劳和愚蠢的。
孙中山十分理解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必然性。他把那种坚持闭关自守的主张称为“荒岛孤人之思想”〔1〕，指出近代世界各国彼此开放。取长补短，互通有无是一种潮流，一种必然趋势。“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处于近世开放大潮中的中华民族只有“迎此潮流。行门户开放政策，以振兴工商”〔2〕，才能逐渐缩短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最终达到“驾乎欧美之上”〔3〕的目标。反之，固步自封、闭关锁国就等于自甘落后、自扼生机，必然会被时代潮流所淘汰。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4〕。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纳入了国际分工的范畴。并逐渐形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但这种纳入在不同的国家却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落后国家自主的、顺应潮流的开放，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主动“迎此潮流”；一种是血与火的征服，即被动的、压迫下的开放。近代中国的开放即属于后一种形式。在被动的不平等的开放下，中国的领土被侵占，主权遭干涉，脂膏被郡朘削，人民遭涂炭。近代中国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屈辱辛酸的血泪历史。因此，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不仅存在着一个开不开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开放的问题。针对近代中国不平等开放的屈辱史，孙中山旗帜鲜明地提出变被动为主动，以开放保主权，即开放同时“仍须保持主权”〔5〕。
以开放保主权，强调开放是维护近代中国主权的前提和手段。孙中山指出晚清政府之所以丧权辱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少主动开放的精神。鸦片战争以前不识世界大势·“闭塞门户，不与外人往来”，导致了炮火下的不平等条约和屈辱的开放。被迫开放之后，又以“排外与畏惧”这两种不正常的态度对待西方，“凡事自己不能办，又不准外人来办”〔6〕，结果不仅无法拒绝外人，反而闹到主权、领土与事业俱失的地步，“此大可为寒心”〔7〕。他列举美、日等国主动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并未导致主权丧失的事例，驳斥当时社会上颇为流行的对外开放引起瓜分的谬论，指出“开放门户，不论强弱，能行此政策，必能收效”〔8〕，主张近代中国人在开放这一问题上“放胆而自行公理，不必更有一毫畏惧心”〔9〕。
以开放保主权包含了孙中山积极主动维护主权的思想。经济现代化是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近代中国要想摆脱屈辱，跻身于先进国家之列，最关键的还在于经济能否迅速发展。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就必须具有足够的资本积累，使资本形成率达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要的水平，需要有足够的技术设备和管理人员，而这一切在面临民穷财尽、民愚国黯双重困境的中国，都是很缺乏的。要摆脱这种双重困境，满足近代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对资金、人才、技术设备等一系列生产要素的要求，方法只有一个，即开放。对外开放不仅可以直接利用外国资源。实现落后国家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的平衡，而且还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扬长避短，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正是在开放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有利于增强国防实力这个意义上，孙中山指出“开放门户政策利于保障主权”，“开放门户足以保障主权”〔10〕。主动开放，取人之长。补已之短·正是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由弱变强。摆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位，实现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手段。
开放仍须保持主权，强调维护主权应是积极主动的行为。孙中山认为晚清政府丧权辱国除了缺乏主动开放的精神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不敢放胆维护主权。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在被动消极的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清政府所借之外债既“丧失主权”又“须抵押’〔12〕，主权随利益丧失殆尽。什么才是积极主动的态度？孙中山认为正确的做法同样应该是“放胆自行公理”，在对外开放中把经济上的开放同政治上独立自主联系起来，一切方针政策均以“能兴利，又无伤主权”〔12〕为原则，不因开放而损主权，不作有损主权的开放。孙中山反复告诫国人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惟止可利用其资本。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人”〔13〕。为了一变近代开放、屈辱相随的历史，孙中山一方面强调在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中应讲究原则、优订条款·以积极的态度确保不再丧失更多的主权。另一方面他提出通过外交途径“将条约修正，将治法外权收回”〔14〕，以中国真正的自主实现全面自主的开放。晚年他更提出了“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15〕的积极主张。
以积极自主的开放维护主权和在开放中积极维护主权，这就是孙中山在开放与主权关系上的积极态度。
开放是近代中国由弱变强的必由之路，但不等于说选择了开放就意味着成功。能否实现成功的开放.即开放能否达到经济发展、国家振兴的目的，取决于开放者是否有智慧、有胆识，能否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取舍。孙中山就足这样一位有智慧、有胆识、能取舍的对外开放的设计者和倡导者。在提倡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的同时，他十分重视中国的国情.反对将西方的文明“全盘照搬过来”。他说“我们有我们的社会”，这是我们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的立足点。中国只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否则“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要危险”〔16〕。开放是一种稳定选择，对外开放、学习西方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17〕，“学欧美之所长”〔18〕，对于欧美。中国只可以借鉴，但“不能完全仿效”〔19〕。在对外开放中的“极端的崇拜外国”、“事事都是仿效外国”的崇洋媚外主义和“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20〕的盲目排外思想都是错误的，是与开放主义的真精神背道而驰的。
开放是一种选择·同时又是不甘落后.自我进取。开放的精神也体现为一种积极进取精神。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对等待开放，孙中山“观察世界的大势。默想本国的情形”〔21〕。指出“欧美强矣.其实民困”。民生问题积重难返.“社会革命其将不远”。中国对外开放、学习欧美，将来如果仅仅做到“媲迹于欧美”〔22〕。与之并驾齐驱.那么中国还算不得乐土，中国的开放也算不得成功。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要造成一个类似西方的贫富不均、经济不平等的社会。中国必须更进一步。在吸取西方文明的精华的同时，“取那善果，避那恶果”〔23〕，“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24〕中国不仅要通过开放实现经济起飞.“转弱为强，化贫为富”〔25〕而且更要通过开放。以外国之资本主义“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26〕。解决平民大众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实现“人民的满足和幸福〔27〕。把中国建设成“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黄金世界”〔28〕。很显然，在孙中山的思想中，中国开放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富，一个是均；一个是经济增长，一个是经济平等。撇开孙中山思想中的乌托邦成分不论，这一认识已暗合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部要求。
二 利用外资的设想
外资是对外国资源的简称.泛指国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能够推动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外资依其性质可分为物质形式、金融形式和技术形式三种类型。利用外资是孙中山开放主义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倡导对外开放中。他提出“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之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29〕。内容函盖了外资的三种形式。
利用外资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为了真正做到外资为我所用，孙中山提出了利用外资过程中带有技术性的四点考虑。
（一）时机：时机即是机遇。在经济发展中把握有利的时机，抢先一步，往往可以获得最优的经济条件，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在利用外资方面。孙中山十分重视对机遇的把握，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时。他预见到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大批设备行将闲置无用，大批技术人才、熟练工人急于寻找合适的就业机会，认为这是一个利用外资的“天予之机”〔30〕，积极筹划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开发中国的实业。《实业计划》就是孙中山为利用这一大好时机而拟定的。事虽不成，但其见识无疑是卓越的。
（二）知识：利用外资是为了以外资弥补中国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不是为了替西方的剩余资本寻找出路。为了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掌握主动.做到外资为我所用，不致我为外资所用，孙中山非常强调必须具备利用外资的专业知识。他说：“吾欲操此发展之权，则非有此知识不可”〔31〕。从“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32〕的认识高度出发，他强调只有具备了利用外资的专业知识.才能“庶几操纵在我……驰骤于今日世界经济之场”〔33〕。
（三）计划：在利用外资计划问题上，孙中山提倡根据计划寻找外资、利用外资·强调在利用外资之先应有通盘的考虑和周密的设计，反对那种等有了外资再去寻找项目的消极被动作法。他说“我有计划，则我始能用人，而可免为人所用也”〔34〕。《实业计划》就是一部颇具战略眼光、深谋远虑的利用外资计划。
（四）步骤：所谓步骤就是利用外资开发实业的先后顺序。在孙中山利用外资的计划中，他提出了由重点到全面与由易到难相结合的发展顺序。《实业计划》主张利用外资重点发展交通运输、机械制造等生产资料部门，然后再旁及与人民衣食住行等有关的生活资料部门。在重点发展的交通运输业中，孙中山主张首选修筑中央、东南、东北、西北四大铁路系统，对于工程“极为繁难”、“费用亦甚巨大”的高原铁路系统.他提出“当他部分铁路未完全成立后，不能兴筑”〔35〕。
利用外资是一项复杂的经济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要求。人们的认识正确反映这种规律和要求就能在实践中掌握主动、寻找对策，推动经济的发展，反之就会陷于被动，妨碍经济的发展。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建设中利用外资的四点技术性考虑反映了利用外资过程中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掌握主动。
“欲图中国实业之发展，所当注重之问题，即资本与人才而已”〔36〕。人才引进属利用外资的技术形式。资金缺乏固然影响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更为关键的是人才。缺乏必要的技术知识和科学管理人才是近代中国产业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相对于资金来说，这更急迫、更直接地关系着现代化建成设的成败。早在青年时代，孙中山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作用。他说“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37〕。他批评洋务派不重视教育与人才培养，“徒惟坚船利炮是务”的作法是“徒袭西人之皮毛”、“舍本而图末也”〔38〕。并说若人才缺乏，“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39〕辛亥革命以后。他更强调“非学问无以建设”〔40〕，强调“培养人才，实为当今之急务”〔41〕，主张仿效欧美.创立新型的资严阶级教育制度，“育人才而培国脉”〔42〕。
“人才问题之解决，则有二法焉：一为多开学堂，多派留学生到各国之科学专门学校肆业、毕业而后，再入各种工厂练习数年，必使所学能升堂入室回国能独当一面以经营实业，斯为上着。然此非十余年后不能成功，而当此青黄不接之秋，急须治标，故二为广罗各国之实业人才为我经营创造也。”〔43〕人才的培养有一定的周期性。古语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正是从人才培养周期的长久而言的。在中国急需抓住时机开发实业，“若必俟我教育之普及，知识之完备而后始行，则河清无日，坐失良机”〔44〕的情况下，孙中山主张边引进边培养，以人才引进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重视教育，广办学校，多派留学生，以达到经济建设与人才培养同时并举、两不耽误的目的。
人才引进是孙中山开放主义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主张人才引进的过程中，孙中山提出了颇具战略性眼光的两点建议。
（一）重视管理人才：经济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严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45〕现代经济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性劳动，它不是个体劳动的简单组合，而是一种共同劳动，即复杂的协作劳动。在现代经济中，管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主张引进人才时，孙中山十分重视对管理人才的引进。早在1916年，他就致函咸马里夫人，请她代为罗致管理人才。1918年，孙中山在编订《实业计划》时，更把经营管理人才，即“外人之熟练而有组织才具者”与外资、计划并列为开发中国实业的三大条件，主张在利用外资开发中国实业“母财、子利尚未完付期前，应由中华民国国家所雇专门练达之外人任经营监督之责”〔46〕。重视管理人才反映了孙中山对社会化大生产中复杂的分工协作、共同劳动的积极认识。
（二）以引进推动培养：人才培养是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问题，中国必须有自己的人才，才能最终摆脱对外才的依赖。大量人才引进仅是在中国人才极端缺乏的情况下的不得已之举。为了加快中国自己的人才建设，孙中山一方面强调重视教育，另一方面积极主张以引进推动培养，即要求引进的外才不但能“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而且要能“为我训练”，他强调“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为受雇中国之外人必尽义务之一”〔47〕。孙中山希望通过这一措施达到“十年之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而我可以独立经营矣”〔48〕的目的。以引进推动培养不失为现代化过程中人才培养的一条捷径。
先进的机器设备是联系人才、资金的纽带。也是人才、资金得以发挥作用的载体。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属引进外资的物质形态。
大机器生产是工业化过程中起决定性的生产力因素。自从人类进入近代以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即机器大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18世纪英、法、美等国工业化的完成，19世纪后半期日本半殖民地地位的摆脱、经济的迅速起飞，都与生产技术的进步、大机器的广泛运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今天。我们更可以说，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现代文明。孙中山十分重视大机器生产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把资本与一定时代先进的技术设备相联系，指出“商业时代之资本为金钱，工业时代之资本为机器”〔49〕。又说“夫资本者，乃助人力生产之机器也。今日所谓实业者，实机器毕生之事业也，是故资本即机器，机器即资本，名异而实同也”〔50〕。资本即机器，机器即资本这一命题的提出，表明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先进的生产技术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决定作用。从这一命题出发，孙中山强调引进外资与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的同一性，指出“中国今日所缺之资本非金银也，乃生产之机器也〔51〕，他所主张的引进外资是“借外国人的机器做生产的事业”〔52〕。中国只要能仿效欧美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完全可以赶上欧美，摆脱贫穷，步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主张引进资金、人才和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加快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构成了孙中山以利用外国资金为核心的开放思想的基本内容。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来，孙中山把它看作是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绝无仅有之机会”〔53〕，主张利用大战期间“交战国之所生资本、熟悉人才”〔54〕开发中国之富源。他说“吾国既具有天然之富源，无量之人工，极大之市场，倘能借此机会，而利用欧美战后之机器与人才，则数年之后，吾国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55〕。从“我有计划.则我始能用人，而可免为人所用也”的积极观念出发，他拟定了详细的《国际共同开发中国计划》，即《实业计划》。《实业计划》详细拟定了利用外资谋求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若干重大项日.是孙中山以全面开放为基点，全方位利用外国资金、人才、技术的经济发展规划。整个计划不仅在内容上遍及了近代产业结构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地域上覆盖了当时整个中国的版国。其设想之宏伟·规模之巨大.规划之具体，不仅前所未有，而且迄今仍令人叹为观止。
三、开放思想的形成轨迹
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是孙中山社会经济改造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发展实业、振兴中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国家的伟大理想的重要构成。
孙中山开放思想的形成和完善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孙中山早年“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56〕。1894年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提出了仿效西方进行变革.实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良主张。《上李鸿章书》是孙中山以学习西方为主旨，谋求实现工业化.改革中国贫穷落后状况的初步设想，也是其开放思想的最初萌芽。上书失败后，孙中山“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57〕。在改良无希望的情况下，他把通过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提上了日程，作为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第一步。1897年初他首次提出“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的形态”〔58〕。同年他说“中国天然富源的开发.会增加整个世界的财富”〔59〕。1904年他更热情地指出：“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政府的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增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60〕。不难看出，这里已经有了日后《实业计划》中国际共同开发中国这一思想的影子。
辛亥革命前是孙中山开放思想的酝酿时期，在这一阶段，由于“反满”革命是时代的主题，他虽多次论述过对外开放问题，但整体看来，思想还比较零碎，不成体系，还没有涉及利用外资的原则和方法，更没有系统构思过全面开放的蓝图。武昌起义爆发后，远在美国的孙中山立即由美赴欧进行外交活动，争取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在欧洲，孙中山不仅和法国东方会理银行总裁西蒙商谈了借款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共和政府成立以后利用外资的原则和方法。他说：“共和政府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但于海关税则须有自行管理之权柄”。又说中国“资本有限，如开矿、筑路等事，不能同时并举，势必愿借外债为挹注；况科学专门知识以暨工程上之经验，尚在幼稚时代，亦非取材异域不可”〔61〕。同年，他在和胡汉民、廖仲恺谈话时指出.新政府借外债应以“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62〕为原则。1912年.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又发布对外关系原则八款。表达新政府“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63〕的愿望。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更将全部的身心投入寻求外资开发中国的实业中。从4月到年底仅有的9个月中，他曾先后到过湖北、福建、广东、山东、北京、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足迹几达半个中国。每到一地，都要发表演说和谈话。据不完全统计，在这9个月中，孙中山发表演说60多次，其中涉及实业问题的达30多次。他还提出了利用外资10年修筑20万里铁路的宏大计划。该计划拟定修筑南、中、北三大干线，一起南海，出广东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起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迄于伊犁；一起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大体具备了《实业计划》中五大铁路系统的雏形。1913年2月，孙中山还亲赴日本考察工业建设情况，希望得到日本的资金和技术的援助。
从武昌起义到“宋案”发生是其开放思想的提出、基本形成时期。在这一阶段，孙中山不仅明确把外资的范围确定为资金、人才、技术三个方面，而且详细探讨了利用外资的原则与方法，并对中国全面开放的蓝图作了初步的规划。“宋案”发生后，孙中山虽无法全力投身实业，“然也时时研究建设”〔64〕。现今的《孙中山全集》第3、卷仍有不少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篇章。1917—1919年，孙中山据其“仔细研究工业建设有关问题和解决方法”〔65〕以及实地调查的结果，编订出庞大的蓝图。再现了其以前提出的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原则与方法，而且详细探讨了利用外资过程中带有技术性的四点考虑（时机、知识、计划、步骤），提出了以引进推动培养、重视管理人才的战略性建议。《实业计划》的完成标志着孙中山开放思想的完善与成熟。《实业计划》是孙中山从1894年以来对外开放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是其近25年艰苦探索的结晶。
对外开放、取人之长，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的一个共识。近代中国经济上利用外资的活动也以19世纪六七十年代借用洋债为嚆矢，逐渐扩大和展开。作为近代中国利用外资思想的集大成者、开放主义的先驱，孙中山是在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卓识的，有继承有发展，更有先哲艰辛的求索。如今先哲已去世多年，但他的许多思考对我们今天仍有积极的启发。
注释：
〔1〕〔21〕〔26〕〔27〕〔30〕〔31〕〔32〕〔33〕〔35〕〔44〕〔46〕〔47〕〔48〕〔53〕《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4、6、398、528、225、244、248、249、369、228、253-254、254、228、247页。
〔2〕〔5〕〔6〕〔7〕〔8〕〔9〕〔10〕〔12〕〔14〕〔29〕〔40〕〔41〕〔42〕〔6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9、530、494、449、530、494、498-499、415、340、533、360、126、253、11页。
〔3〕〔35〕《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84、53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11〕〔22〕〔23〕〔24〕〔37〕〔38〕〔39〕〔56〕〔57〕〔58〕〔59〕〔60〕〔61〕〔62〕《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8、288-289、327、273、2、8、53、86、106、253、562、568页。
〔13〕〔31〕〔36〕〔43〕〔50〕〔51〕〔54〕〔55〕《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23、134、133、134、133、121、134、135页。
〔15〕《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7页。
〔16〕〔17〕〔18〕〔19〕〔20〕〔28〕〔49〕《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20、231、251、321、316-317、578、393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7页。
〔52〕邓文仪主编：《中山先生全集》，第833页。
〔64〕《国父全集》第2册，第353-354页，转引自《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下），第1080页。
〔65〕蒋梦麟：《西湖》，第83页，转引自《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下），第10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