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二二八”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台湾论文,二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台湾“二二八”研究的历史背景
1947年在台湾爆发的“二二八”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腐败统治，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二二八”事件，由台北民众要求惩办缉烟血案凶手的示威再遭镇压，而发展成波及全岛的一场官逼民反的暴动，事变的性质是要求改革独裁统治，实现台湾人民的高度自治和高度民主。（注：参见才家瑞：《台湾二二八事件50周年祭》，《台湾研究》1997年第1期。）可是，以陈仪为长官的行政长官公署和警备总司令部，在事变之初即认定事变是“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注：台湾“总统府”档案《战乱时期重要文件分案辑编》第38册《台湾“二二八”事件”（上）》第46页。）为动用军队进行镇压制造根据。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撰写的事件报告中，更明确将“二二八”事件定性为“利用机会，以求改革政治为烟幕，进而逐步发表叛乱之言论，由所谓‘高度自治’而变为叛背国家，脱离祖国之独立主张”（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台湾省二二八事件记事》第10页。）。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官方出版物中继续强调事变性质是“奸党煽动”分裂国土、追求独立的“叛乱”事件。如：国防部新闻局扫荡周报社由黄存厚等人执笔，于1947年3月底在台中出版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始末记》；由行政长官公署新闻室编印，1947年4月底在台北出版的《台湾暴动事件纪实》；由台北正气出版社的曾今可（笔名游客）编辑，于1947年5月在台北出版的《二二八事件亲历记》；《正气半月刊》第1卷第1、2两期的事件专辑；由警总调查室编辑，以劲雨为化名，于1947年在上海建设书局出版的《台湾事变真相与内幕》……。除公开出版物外，当时的许多内部报告，如1947年4月16日杨亮功、何汉文关于“二二八事件”致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国防部史政局“秘密稿本”（注：李敖《二二八研究》第三版，“真相丛书”第36集，台北：李敖出版社1989年2月，第9-14页。）以及赖泽涵《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书末所列“A档案部分”等有关资料（注：赖泽涵总主笔《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第415-426页。），也都把事件定性为“奸党煽动”、分裂国土追求独立的“叛乱”事件。
国民党官方对“二二八”事件的上述定性，由于严重背离了历史的真实，这就为以后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二二八”研究埋下了伏笔。
在80年代之前，任何主张查清历史真相，还“二二八”事件历史本来面目的行为，在岛内都被视为“为台独翻案”、“为匪张目”的“叛乱”行为。“二二八”成为岛内的政治禁忌。不仅禁止在历史书中提及“二二八”，连文学作品中也一律禁止。如文学家吴浊流在《无花果》一书中，描述了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亲身经历，该书于1970年10月遭警总查禁。不仅查禁一切涉及“二二八”事变的民间作品，连国民党官方在事变后出版的各种有关“二二八事件”的书刊，也禁止在社会上流行。
在80年代之前，岛外关于“二二八”事件的书籍，有一些秘密流传到岛内。如台共党员苏新以“庄家农”为笔名，1949年3月在香港智源书局出版的《愤怒的台湾》；杨克煌以“林木顺”为笔名，1948年2月28日在香港出版的《台湾二月革命》；王思翔1951年由上海泥土社出版的《台湾二月革命记》。这几本书中，作者以参加“二二八”事件的亲身经历，向世人揭露了陈仪政权的腐败如何激起了“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军队如何屠杀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湾社会菁英、青年学生和一般民众。其中，苏新（愤怒的台湾》，引证了张琴的“台湾真相”（1947年4月5日《文萃丛刊》第3期）等珍贵的资料。但由于站在揭露国民党血腥镇压的立场，有的书中对事变最初几天各地发生的殴打大陆赴台的“外省人”的事实欠缺叙述，对“二二八”中，台湾难民死难数字“两万人”也嫌夸大，把事件的性质和“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革命”联系起来，也欠准确。
除上述三本书之外，还有“二二八”事件时在台的大陆人士写的资料，如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内幕记》（注：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又名《台湾事变面面观》，中国新闻社南京大中国出版社1947年6月出版。），江慕云的《为台湾说话——历史的大悲剧》（注：汪慕云：《为台湾人说话——历史的大悲剧》，上海三五记者联谊会1948年出版。），类似这样的珍贵资料，保存留传下来的约30余篇。其中，1946年3月由“闽台通讯社”出版的《台湾政治现状报告书》，台湾研究“二二八事件”的专家王晓波教授称赞该书“提供了我们光复初期，‘二二八事件’发生前的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背景。掌握了这份资料，才掌握了对‘二二八事件’的社会科学的了解”。（注：王晓波编：《二二八真相》，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再版，序言第3页。）
80年代前，大陆和岛内出版的涉及“二二八事件”的一些著述，也成为日后台湾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参考资料。如：王芸生的《台湾史话》（注：王芸生：《台湾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李稚甫的《台湾人民革命斗争简史》（注：李维甫：《台湾人民革命斗争简史》，广州：华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1977年4月《台声》杂志《“二二八”起义三十周年纪念专辑》，邓孔昭编铲二二八”起义资料集》（注：邓孔昭编：《“二二八”起义资料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1981年版。）；何汉文《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湖南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二辑）。岛内80年代前涉及二二八事件的相关出版物，如丘念台的《岭海微飙》（注：丘念台：《岭海微飙》，台北，中华日报社1962年版，1981年版改名为《我的奋斗史》。），叶荣钟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注：叶荣钟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台中：林献堂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1960年。），杨金虎《七十回忆》（注：杨全虎：《七十回忆》，无出版时间地点，约1967年印刷，1989年1月由张炎宪、李筱峰编入《二二八事件回忆集》中，台北：稻乡出版社出版。），杨肇嘉的《杨肇嘉回忆录》（注：杨肇嘉：《杨肇嘉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78年出版。）吴新荣《震瀛回忆录》（注：吴新荣：《晨瀛回亿录》，硝琅山房1977年3月发行。）。以上例举资料，其中丘念台《岭海微飙》为日后研究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学者多次引用。丘念台是反割台抗日先贤丘逢甲之子，1895年斗争失败，随其父到大陆。八年抗战时期，丘念台在第七战区任少将参议，并组织青年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台湾光复后，一度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二二八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广东，3月27日应白崇禧之邀赶赴台湾参加以白崇禧为团长的中央宣抚团。他在《岭海微飙》中说“另一项不可靠的传说，就是地方当局透露：外省籍同胞被暴民杀死几千人，而民间却说事变期中，台民死伤近万。根据我的调查访问，双方实际伤亡数字，不及上列传说的十分之一，乃至不及百分之几。他们为什么要夸说死亡数字呢？难道死多了人就成为有理的一方？这种故作夸大的作法，大概是乱世变态心理的表现吧”。丘念台这些参加祖国八年抗战后返台的台湾本省人，一直被某些人称为“半山”（“唐山”指中国人，“半山”意为不是道地台湾人，是半个中国人），他在《岭海微飙》中的论述，则被大多数的研究学者所引述。
总之，国民党官方对“二二八”的错误定性与长期对“二二八”真相的封锁，为日后搞清真相，给死难者以公道的“二二八”研究埋下了伏笔，而80年代前，保存流传下来的各种资料，为80年代掀起“二二八”研究的热潮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80年代后台湾“二二八”研究热的兴起
80年代后，台湾“二二八”研究热的兴起，首先是统派学者为反击“台独”人士对“二二八”事件的歪曲污蔑，为消除“省籍矛盾”，促进族群和解而奋力推动的。
70年代后，以美国为中心的海外“台独”势力，为宣传“台独”的历史传统，索性利用台湾官方的错误定性，宣传“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反抗大陆人统治”的省籍冲突，是“台湾民族反抗中国民族”的一场民族冲突。这种把“二二八事件”爆发的根源归结为是台湾回归祖国造成的宣传鼓动，在岛内兴起的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党外运动中，找到了同路人。
1980年1月，台湾学者王晓波教授应哈佛大学之邀，作为访问学者第一次访美，发现当时在海外的台湾留学生中流传着两本书，一本是帝国主义分子柯乔治所写的《被出卖的台湾》，一本是“台独”分子王育德的《台湾——苦闷的历史》。为反驳“台独”分子对“二二八事件”的歪曲和污蔑，王晓波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尽力搜集有关“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资料，撰写了《偏见不能代替历史——评〈台湾——苦闷的历史〉及〈被出卖的台湾〉》一文，使得海外的台湾同乡会和留学生中，开始有人认为不能无批判地接受王育德的“皇民化”和柯乔治的帝国主义观点。1981年王晓波教授返台后，又发表了（以更高的民主解开“台独”的问题纠结》（注：见台湾《海峡评论》2004年2月第158期。），1982年发表了《是历史潮流的还给历史》，1984年发表《二二八事件的历史梦魇》，批驳了把“二二八事件”定性为“奸党煽动”、“台独”、“叛乱”的国民党官方结论，揭露了“台独”分子借此挑动省籍矛盾，鼓吹“台独”的险恶用心。与此同时，旅日的学者戴国焊教授，从1983年开始，以“梅村仁”为笔名，在纽约由叶芸芸主编的《台湾与世界》期刊上，连载“二二八史料举隅”。戴国焊教授也是最早推动对“二二八事件”进行学术研究，还“二二八事件”历史真相的学者之一。1985年，为推动“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工作，王晓波在该年四月号的《中华杂志》上，又发表了《略论二二八事件》一文，并将有关“二二八事件”的史料，编辑成《二二八真相》一书秘密印刷。该书在秘密发行中虽遭官方查禁，但研究“二二八事件”，呼吁为“二二八事件”平反，终于汇成一股历史潮流。
在海外，一批有“台独”倾向的学者也开始利用“二二八”作文章，如陈芳明着手编著谢雪红的传记，简炯仁研究台共史。其中张富美于1983年7月台湾文学研究会在美国新泽西举行的第二届年会上，发表了《漫谈有关二二八的几篇短文》。1987年2月，海外‘独派’学者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彭明敏、谢里法、谢聪敏等“台独先进”，以及陈芳明、张富美、林宗义、林宗光、张旭成等共20名学者参加。会议的论文经陈芳明编辑，1988年8月由台北前卫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陈芳明在该书序言中说：“海外台湾人对二二八事件的讨论，从60年代以来就陆陆续续在进行了。不过，真正从学术的观点，严谨的态度来批评这个事件，大概还是以这次四十周年纪念的学术讨论会为第一次。”（注：陈芳明编《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第16页。）
该书中谢里法《从二二八事件看台湾知识分子的历史盲点》一文的结论，道出了“台独”学者的研究立场和研究目的：“三百年间，台湾朝亚洲大陆的方向接触，不论依赖或对立的方式、都已注定不得善终。历史的教训使台湾人……开始尝试朝大洋的方向发展，这个转向为台湾带来新希望。”谢里法认为台湾的知识分子以中国为祖国的“情结”是“历史的盲点”。他的结论是“谁也不可依赖，不依赖于人的台湾，必须是独立的台湾”。（注：陈芳明编《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第194页。）王晓波教授以《历史的瞎子——略评谢里法的新皇民观》对其“台独”的立场予以痛驳（注：王晓波：《历史的瞎子——略评谢里法的新皇民观》，台湾《中华杂志》，1987年总第283期。）。但有“台独”倾向的学者，当时也有比较客观的“真正从学术的观点”来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张旭成在《二二八事件的政治背景及其影响》一文中认为，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立足点“最重要的是执政党以行动落实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诺言，果断地推动民主化及实施各种政治上及制度上的改革。这将是去除二二八事变以来政治上许多病根的最有成效的办法”。（注：陈芳明编《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第127页。）张富美在《在血痕中读史——二二八事件研究资料评介》一文的“结论”中，引用了黄嘉光、毛水水《走出二二八的阴影》中的一段话“让这个岛上的住民，得以因了解而谅解，因谅解而和解，因为和解就是迈向和平的开端”。（注：陈芳明编《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第159页。）他们对“二二八事件”进行的研究，也成为推动80年代后岛内“二二八”研究和“二二八”平反向前发展的另一股力量。
在岛内，1986年2月，李筱峰《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由台北自立晚报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10位死亡和30位被逮捕、被通缉的民意代表的生平事迹。王晓波在1985年《纵横》第1期发表了《外省子弟的原罪——论亚细亚的新孤儿》，1986年在《中华杂志》总272期发表了《走出二二八事件的历史阴影》，1987年在《中华杂志》283期发表了《历史问题必须历史解决——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论其与共产党的关系》。
同时期，北京《台声》杂志于1987年2月（第31期）发表的“二二八专稿”多为第一手资料。邓孔昭《试论台湾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主与地方自治要求》（注：邓孔昭：《试论台湾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主与地方自治要求》，《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2期。）一文，是大陆第一篇承认在事件中偶见有“打倒国民党政权”、“托管”、“台湾独立”等口号，但它既不能证明事件的性质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更不是“台湾独立”，邓孔昭指出这些口号只是少数而非主流，它不能改变“二二八事件”是追求自治与民主的性质和实质。
1989年，戴国輝教授的《台湾总体相》由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1989年2月，李敖编辑的《二二八研究》资料三集由李敖出版社出版（注：《真相丛书》序号分别是36、37、38集。）。这三大本资料总计1299页。前两集共收录文章62篇，第3集收录研究陈仪的专论30篇。李敖在每一集中，除前言外，也自写一篇收入书中。在第1集的序言中，李敖说，“从历史公道看来，二二八不是叛乱，不是起义，不是革命，只不过是一次民变，一次清朝天理教式的‘变起一时，祸往有日’的民变。它以台湾暴民滥杀开始，以国民党部队滥杀结束，中间奉陪了善良外省人和善良台湾人一家一路的哀呼与血泪。任何事后对它的丑化、美化、党化、地方化，都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亵渎”。这和我们今天客观评价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是“官逼民反”，基本上是一致的。
1987年2月，岛内的陈永兴等人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发起为“二二八”死难者立碑的运动。在“二二八”巨大的悲情面前，几乎无人敢对此运动发表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不同意见。但李敖在《二二八的立碑问题》一文中（注：李敖：《二二八研究续集》，《真相丛书》序号第37集，第433-435页。），针对陈永兴的言论一针见血地指出，陈永兴的讲话“口口声声局限在台湾人上面”，“二二八的死难者不全是台湾人，也有无辜的外省人，他们在官方朝台湾人开枪的同时，也是民间朝外省人动刀的牺牲者。……试问今天主张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的仁人君子们，是不是也该主张一下还点公道给非官方的外省人呢？试问今天主张‘促成公布真相，平反冤屈’的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调查一下台湾人怎样‘冤屈’外省人呢？”“从正义立场上，我赞成为不幸冤死者立碑。不过主持它的人，必须反省他所做的，是不是那么纯，那么公道，是不是纯粹没有政治作用隐含其中？如果答案是犹豫的，该警觉警觉：立碑以后，最大的受益人到底是谁？”李敖的这篇短文是1988年7月11日写的；16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梳理和研究“台湾的二二八研究”时，仍然可以强烈地感觉到李敖这段文字的犀利和现实意义。
1991年，台湾“行政院”成立了“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委员有陈重光、叶明勋、李云汉、迟景德、张玉法、何景贤和赖泽涵等八人，另由黄富三、吴文星、黄秀政和许雪姬等资深史学教授、研究员执笔，赖泽涵任总编撰写“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在此背景下，台湾掀起了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热潮。用王晓波的话来说，“一时间台湾社会出现了许多‘二二八专家’，在这些‘二二八专家’的鼓噪下，从国民党的‘一言堂’到民进党的‘一言堂’，而不允许有任何知识学术的‘二二八’研究，连行政院指派的二二八事件研究的学者，都受到了不少困扰”。（注：王晓波：《二二八真相》序言，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但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学术力作还是不少，如戴国輝、叶芸芸《爱憎二二八——神话与史学：解开历史之迷》，于1992年由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在资料部分，1991年11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1992年2月出版了《二二八事件文献续录》，1994年2月又出版了《二二八事件文献补录》。这三大本资料共2310页，收录各种原始资料约138类，可说是研究“二二八事件”学者的工具书。
1992年2月，以赖泽涵教授为总主笔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予以公布，又经二年的修改和补充，翻检了可以调阅的档案，查研了包括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当时所能见到的原始资料，访问了能够访问到的“二二八”事件受难者遗族和事件的当事人，于1994年2月20日由台湾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出版。
三、台湾“二二八”研究的成果和遗留问题
“二二八事件”不是共产党策划、组织和领导的，这是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各派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一致的结论。
丘念台在《岭海微飙》中最早谈了这个问题，他说：“关于共党分子利用事变扩大作乱问题，中央和地方当局都曾注意查缉。根据我个人的了解：台北地区的共党可疑分子在事变初期凡有‘露面’的，统遭警察逮捕，没有多大作为。台中方面，则有老牌女匪干谢雪红想乘机利用群众倡乱，她纠集了一批无知青年，到处煽动……其倡乱如昙花倏现。”丘念台认为“上面的人不惜夸大宣传，说台省共匪秘密组织‘新华共和国’，并已查获旗帜和组织人名单等，力加渲染；下面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恼羞成怒的制造声势，捏造事实瞒骗上峰。这些都是自欺欺人，贻害百姓的。”（注：李敖：《二二八研究续集》第275页，227页；《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第220页。）
谢聪敏在《台湾抵抗运动与华人世界》一文中（注：陈芳明编《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第58-60页。），也不同意二二八事件是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他说“当时，中共在台的负责人是蔡孝乾，事变发生时他住在台中，他和杨逵来往”。他引用杨逵的回忆“在处理委员会控制台中好几天时台共负责人蔡孝乾来找我……要办人民日报，要我负责，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台中局势维持不了多久……因此我写了一篇《从速组织下乡工作队》，呼吁大家到乡下去……蔡孝乾说，如果不可能办日报，就去山上组织游击队。我说台湾环境也不允许，两人讲话不投机”（注：何徇访问杨逵录音记录，原载《台湾与世界》1985年5月第21期，谢聪敏引自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湾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谢聪敏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可以看出蔡孝乾实际上不能掌握二二八事变的情势”。谢还引用吴克泰的回忆“到处是愤怒的人群”，“整个台北市沸腾起来了，形成了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酝酿已久的火山终于爆发了。这完全是被国民党的恶政激发起来的。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短的两个小时内动员这么多的群众。国民党说这是‘汉奸和少数野心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煽动起来的’，完全是为了镇压制造借口”（注：见吴克泰在纽约举行的二二八事件40周年纪念讨论会的发言“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40周年。）。谢又引用苏新“关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遗稿”：“二二八起义的失败，都不是什么人的过错，而是当时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形势的必然结果。就台湾一地而言，中共在台湾开始建党不到一年，没有多少党员，工人农民都没有组织起来，在工人农民中间还没有扎根”（注：《台湾与世界》1987年3月号，第14-15页。）。根据调查局郭乾辉的《台共叛乱史》，以及1992年5月24日接受黄富三教授访问的原军统局特务谷正文所说：“中共在‘二二八’事件时在台之势力极小，而且老台共也不等于中共。”谢雪红、杨克煌等人在台中地区成立“二七部队”，夺取台中政权、撤退后武装抵抗“国军”进攻，都不是蔡孝乾领导，当时的谢雪红并未“归队”，谢雪红到北京后才转为中共党员。
张旭成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政治背景及其影响》一文中说“尽管个别共产党员确实介入‘二二八’事变，但事变既不是中共发动的，也不是中共领导的。因为1945年以后台湾的共产党没有超过50人，力量有限。中共在1946年才派遣参加过长征的蔡前（彰化鹿港籍，本名蔡孝乾）返台，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建立地下党，发展组织和开拓工作。根据参与其事台共党员自己的分析，共产党不可能发生太大的作用。……至于一些人，跑到大陆投奔中共，除了少数台共外，其他大部分的人可说是走投无路，被迫上梁山，而不是因为他们在‘二二八’事变时就已参加革命”。（注：陈芳明编《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第112-113页。）既然“二二八事件”不是中共事先策划，并在事变爆发后进行领导和指挥的，陈仪、白崇禧、柯远芬乃至蒋介石定性“二二八事件”是“奸党煽动”的叛乱就错了，“二二八事件”必须平反，在事件中被杀的死难者也应平反并予以补偿。这是台湾“二二八事件”经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入所得出的研究成果。
台湾“二二八事件”研究的另一个成果，就是多数学者都否认了国民党官方定性的“二二八事件”是“分裂国土”，赶走外省人的“台独叛乱”。
王晓波、赖泽涵、戴国輝以及本文所引用的几乎所有学者的论著都持此观点。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作为民进党人士的张旭成，1987年在《二二八事件的政治背景及其影响》一文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同样地，亡命海外的台籍人士有不少人长期滞留日本和美国，后来并发动了台湾独立运动，决心推翻国民党政权，追求台湾的独立。因而独立运动的刊物也就强调‘二二八事变’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把该事件说成是台湾人民为独立的台湾而奋斗的一环节，与1920年代以来台湾人民的反日运动相衔接。不错，‘二二八’事变后，陈仪的暴政及其后国民党的高压政治导致台胞对国民党的疏离感，认为和平改革无望，因而产生分离意识及海外的台独运动。但如果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应该说当时参与‘二二八’的人并没有什么分离意识，并不是要脱离祖国。上了五十岁的台湾同胞都可能记得当年日本战败后台湾人兴高采烈庆祝台湾光复的盛况，充满效忠认同祖国的情怀。1945年10月，笔者已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当时在学校与同学牙牙学‘北京话’，练习国歌，参加庆祝光复，欢迎祖国来台军民等各种活动的情况，记忆犹新，并没有排斥外省人的心态。”（注：陈芳明编《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第113-114页。）
台湾《海峡评论》2004年2月1日出刊的总第158期，王晓波在首页的社论中写了《论台湾人民的“二二八”精神——抗议皇民化余孽对台湾爱国主义的历史强暴》一文。该社论指出：“二二八是台湾人民的爱国主义，绝不是什么‘本省人打外省人’的省籍冲突，也不是什么‘中国人欺负台湾人’的族群冲突，而是要民主、自治，要和国内同胞精诚团结，打倒恶劣腐败政治的‘官民冲突’。”“真正政治上的省籍矛盾当自1949年中央政府迁台时始。国民党把一个全国的统治架构搬到台湾来，为了安顿这些背井离乡的‘军民同胞’，只能将彼等大量的安插到政权机构，……而造成了外省人统治台湾人的现象，但与‘二二八事件’无关。”“省籍矛盾”，是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实行排斥本省人进入政权的独裁统治，才逐步形成的。“省籍矛盾”如此，“分离意识”、“台独意识”也是如此，他们都不是“二二八事件”所固有的意识。
王晓波教授在《二二八真相》2002年版的序言中说：“二十年前，推动解决‘二二八’的历史问题，是为了从本质上去消弭‘省籍冲突’的表相。现在‘二二八’平反了，但不意‘省籍冲突’益烈，甚至于‘二二八’变成了新‘省籍冲突’的帮凶。是耶？非耶？”王晓波没有说出答案，只是说“历史的还是必须回到历史”。在《海峡评论》2004年2月号第63页王晓波又说：“历史可以被窜改，可以被扭曲，但只要史料在，史料自己会说话的。”笔者认为，台湾的“二二八”研究是在1990年台湾废除刑法一百条“宣传台独”非法的条文之后形成高潮的。从表面上看，刑法一百条废除后，在台湾只要不使用暴力，宣传“台独”和“共产主义”皆合法。但国民党统治多年的反共教育根深蒂固，李登辉又一直“抹黑”大陆，因而在反共情绪下，对“二二八事件”不是共产党策划和领导这一点上，能形成共识，但言外之意，若真是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的夺权革命，也就理应镇压，“镇压有理”了。由于在废除刑法一百条后，一方面“台独”合法化了，但大陆因长期被妖魔化，在台湾社会形成的负面印象并没有消除。在这种大环境下，为不使台湾被已经妖魔化的大陆所统一，“台独”就成为能抵制统一的一种武器被大量使用。1990年后，海外“台独”人士返台加人民进党，民进党成为披着民主外衣，推进“台独”的合法的政治力量。李登辉和司马辽太郎的谈话，讲“国民党也是一种外来政权”这种宣传，没有遭到国民党的坚决抵制和彻底批判，在这样的背景下，“二二八”事件是“外省人欺负本省人”，国民党政权是“大陆人统治台湾人”的宣传，在社会上广为蔓延。“二二八”平反，“二二八”成为和平日，以及为“二二八”死难者的立碑、补偿，是台湾人民、有正义感的学者多年推动，多年奋斗的成果，符合民心。但不能否认的是“台独”分子是在“外来政权统治镇压台湾人”，“大陆人镇压台湾人”、“外省人欺负本省人”、“中国人镇压台湾人”的心态、立场上，来推动对“二二八事件”的“立碑”和平反的。因此在李登辉主政，“台独”势力恶性膨胀的大环境下，“二二八”的平反，怎么能使“省籍冲突”消失呢？只要“台独”势力在台湾横行，“台独”分子利用“二二八”悲情制造省籍冲突的恶行就很难终止。
“省籍冲突”没有因“二二八”平反而消失的第二个原因，是台湾恶质的选举文化。因为以闽南人为主构成的所谓“本省人”，在台湾是人口的绝对多数，只要把“二二八”事件说成是“中国人欺负台湾人”、“外省人镇压本省人”，把闽南人中的多数蒙骗住，就可以获得多数票而胜选。这就是不断炒作省籍冲突、族群冲突，而使“省籍冲突”一直阴魂不散的又一个原因。由于对台湾正直善良的人民采说，为过好日子，就必须团结一致搞建设，要建设就要维护两岸和平，避免因“台独”而引起两岸的战火，因而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对制造族群冲突和省籍冲突是反对的。于是李登辉在2004年选战中，为助陈水扁胜选，在“二二八手牵手护台湾”的造势活动中，也不得不喊出什么要“族群团结”的口号。但只要稍加观察，2004年“二二八”手牵手护台湾的活动，首先在基隆港东岸的码头上，以陈水扁的讲话作为开始。“台独”立场的《自由时报》在“二二八”这天写道，陈水扁所以选择在基隆港东岸码头，作为全天造势活动的开始，是为了表示“在当年镇压部队登陆地宣誓，拒绝中国再次登陆。”因此，只要“台独”势力在台湾横行一天，“台独”分子制造省籍冲突、族群冲突的恶行就一日不会停止，不过会改变手法，今后要在“族群团结”的外衣下，继续在选战中行分化族群，制造新的省籍冲突之实罢了。
台湾学者对“二二八”研究的成果是巨大的，不仅在学术上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搞清了“二二八”的真相，而且也推动、促进了符合台湾人民心愿的“二二八”平反。但“史料自己会说话”的前提是要有人看“史料”，在台湾很多人，因各种原因很少读这些“史料”，甚至连报纸都很少看的现实条件下，除了在学术战线、文化战线上，以学者的良知继续进行“求真”的研究以外，对“急独”的铁杆分子，毕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只有“台独”的势力在台湾失去了市场，台湾人民才能实现大团结，两岸的人民才能最终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