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身份的困扰：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国论文,大国论文,困扰论文,身份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7]01-060929-0871
今天，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比如最突出的有投资过热、货币流动性过剩等问题，追根寻源都是因为我们的发展结构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其中一部分是因为中国经济不断融入世界经济所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外部冲击，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自身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来自于我们经济运行体系内部的各种主观或客观上的约束。不管怎样，这双重原因交杂在一起，已经使得我们按照既定的发展目标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手段与以往相比代价越来越大、效果越来越弱、时滞的程度越来越强。因此，对中国经济而言刻不容缓要解决的问题是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这双重身份所带来的结构性的冲突，而目前紧缩型的宏观调控政策却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结构性的失衡问题。
一、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的特征
中国今天高速的经济增长具有以下一些鲜明的特征：首先，粗放型固定投资(I)的增长最为迅猛(图1)，它带来了中国经济的产能不断在扩大而企业利润近年出现下滑的趋势(图2)；其次，以个人消费(C)为主的内需水平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图3)。但是，在这背后反应的是，宏观层面上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有增无减，银行的个人储蓄规模(S)不断提高(图4)，即相对于国内的消费而言，我们现在是投资过剩，但是，相对于我们国民的储蓄而言我们却是投资不足；第三，从进出口的指标上看，我们的净出口(X-M)增长趋势虽然明显(图5)，但规模有限。可是，如果观察中国出口(X)的贸易形态，很容易就会发现，加工贸易的特征十分明显。而且，出口对GDP的比例(它常被用作衡量对外经济依存度的指标)和欧美日相比明显高出很多，近六成以上，其中出口产品的增加大部分都伴随着大量高附加价值部件或能源等原材料的进口(M)，所以，这种加工贸易型的出口虽然产品的附加价值并不低，但中国所获得的出口净利润是非常有限的。另一方面，以加工贸易型业务为主的外资企业吸收了大量缺乏就业竞争力的劳动人口，平衡了中国产能日益增长所带来的通货紧缩的压力。最后一个特征是，中国政府财政状况(T-G)开始日趋稳健①(图6)。它虽然说明了财政开支(G)的项目在规范，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加强，但是，像东亚危机爆发以后那样，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内需力量的可能性目前已经不复存在。
图1 中国固定资产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皆来自国内权威的Wind Database。以下说明省略。
图2 企业业绩(1995-2006)
图3 中国消费结构的变化
图4 中国居民存款的增长
图5 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长率(％)
图6 中国政府财政状况
因此，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公式1)：民间储蓄过剩、政府支出稳健必然就形成贸易顺差的经济结构。事实上，从居高不下的经济增长和伴随而来的对外经济依存度的上升就可以判断，这种经济结构持续下去的结果必然是中国经济走向贸易大国的道路。
(S-I)+(T-G)≡(X-M)(1)
另一方面，中国对外经济的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浪潮使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了资源的重新整合和产业布局的重新分工。中国以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土地在成为世界加工厂的同时，也享受了先进的消费、管理观念和技术溢出的经济利益；世界主要的工业国家也因为选择了中国作为最终产品的加工生产基地而享受到了价廉物美的商品消费。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的市场原理所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也必然导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事实上，很多参与这一分工的国家都已经与中国结成了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关系，中国贸易水平的下降会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变得越来越大。
中国的这种贸易大国的特征给我们自己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国际收支上的双顺差(图7)，即以贸易顺差为主导的经常项目顺差(CA)和以对华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导的资本项目顺差(KA)的延续使我国一跃而成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RE)国家。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概念可将这种状况表示如下：
图7 中国近年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
CA+KA=RE(2)
可是，我们又是一个金融“小国”，目前无法轻易地改变自己的汇率制度和利率刚性②，于是贸易大国(RE很大)所带来的过剩的流动性(货币供给M失速)问题就制约着我们在这一失衡结构中的经济增长，也使得央行宏观调控政策(控制国内信用DC水平，即抽紧银根的政策)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这可以利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加以说明(公式3)：当外汇储备(RE)急剧增加时，为了不使货币流动性(M)增长过快而造成通胀压力，央行可能无法顾及国内经济增长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抽紧银根(DC)的货币政策。
M=DC+RE(3)
金融“小国”的特征就在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首先，中国金融体系有效运营的机制非常单一，因为资本市场的发展疲软，所以几乎绝大部分的金融资源都集中在银行体系，而我们的银行的效益又绝大部分来自传统的受利率政策保护的、面向企业的信贷业务，所以汇率和利率的变动会直接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而汇率和利率的刚性又会带来过剩的流动性压力。尤其当银行的存款规模因为过剩的流动性不断增加(M2上升很快)③，而银行又没有能力和条件去开拓新的业务和新的客户时(银行贷款增加缓慢)，银行的资产负债的失衡也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糟糕(图8)。一旦银行试图要平衡这种失衡的状况，那么，很自然就会逼得它铤而走险，去过度地追求高收益的信贷业务，比如房地产投资和缺乏个人信用基础的消费信贷。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至今让我们触目惊心难以忘怀。
图8 M1/M2/贷款余额增速比较
其次，中国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社会机制十分匮乏，而贫富分化现象又很严重，因为人们担心未来的医疗开支、退休生活、教育开支甚至失业保障，消费者群体就不得不抑制当前的消费水准而过度的去把自己的收入放入目前单一而又缺乏运作效率的银行体系。只要这种后顾之忧无法消除，那么即使人民币增值提高了人们的相对购买力，即使经济增长转换成了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也还是会出现更严重的储蓄过多的失衡现象。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目前过剩的流动性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引起通货膨胀(消费者物价指数和生产者物价指数下降的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图9)。可是，让人担心的是，由于金融体系的低效率性，这种储蓄并不一定能转变为未来更多的消费。也就是说，在动态宏观层面上我国目前的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状态因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而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第三，金融投资环境和金融文化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制约我国金融体系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每个人金融资源的安排本身就是去实现一个能够创造未来财富的“借”与“贷”的契约承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投资环境中尤其要强调保证资金有效配置的法律和制度环境。那种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不讲诚信、忽略公平竞争、忽略激励机制的“软约束”等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那么，当我们一旦开放自己的金融体系(汇率、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等)，迟早会在这个扭曲的市场中爆发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尽管危机之前也会出现一时的“非理性繁荣”——事实上就是虚拟经济的泡沫现象)。另一方面，要向大众普及金融投资对人生幸福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重要意义和收益与风险形影不离的投资理念。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弱势的消费者群体就会处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过度反应，或者对危机爆发前的“繁荣”征兆沾沾自喜，麻木不仁。这些金融“小国”的落后表现会使得我国金融体系在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上变得十分脆弱。
综上所述，尽管在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的失衡结构中，国家承担了目前几乎所有的维持现状的成本以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今天维持失衡结构中的经济增长的代价已经变得越来越大。比如，央行不得不通过市场的手段来采取持续性的宏观紧缩货币政策，外汇储备中因为有很多是外国资本的流入，虽然是以直接投资为主导，但是确保外汇储备的流动性也使得央行不得不较多地持有美国国债。因此，国家资产的汇率风险在不断增大。另外，在失业压力、贫富分化问题较为严重的经济环境中重视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无法轻易改变，于是中央政府稳定中求发展的方针和地方政府发展中求稳定的战略之间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和谐的音节，为此，上下之间的调节而引起的社会福利的损失也可能变得越来越大。
二、双重“身份”带来不可低估的挑战
1.央行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目前外需依存和外资依存的经济结构以及有限的金融资源向附加价值不高的内资企业倾斜的特点，尤其是我们用贸易大国的优势(丰富的外汇储备)去补偿金融小国的劣势(匮乏的资本金和居高不下的不良资产)的做法，这就使得我们在经济结构没有完成根本的变化和银行业的民营化以及业务的多元化无法实现之前，轻易地调整目前稳定的汇率制度对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而言弊多利少。
于是，刚性的汇率政策就带来了由巨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本币急剧增加的压力。尽管央行动用了一切紧缩的货币政策手段，但只是控制了国内信贷的增长和以此为生的国内投资的增长节奏，如果外资的增长替代了国内投资的增长，宏观紧缩货币政策事实上只是挤出了我们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而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却不会受到这种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外汇占款所带来的货币供给也因此不会有明显的下滑。相反，这种过剩的流动性由于宏观紧缩货币政策的持续却会使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因为存款的不断增长而出现恶化，资产价格泡沫的隐患和通胀的压力因为无法控制“第二央行”(美元的流入)所引起的人民币失速的供给而时刻存在。同时，央行紧缩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国家财政负担却会不断增大。
2.外部经济的负面冲击可能引起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因此，不难想像，较高的对外经济度会使我们在抵御外部冲击时变得十分脆弱。比如，生产资源价格的突发性上涨、贸易摩擦的升级、美国经济的衰退、外国直接投资的转移、出口商品交易条件的恶化、甚至汇率制度过快的向市场机制过渡等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通缩压力。尽管我们处在世界产业链中的最终环节——加工组装、成品出口，理论上讲，汇率的波动可以因为进出口同时的存在而互相抵消其风险，但是事实上，进口和出口的结算往往不在同一个时间点上，而汇率制度又是以一揽子的方式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不能排除进口时汇率贬值、出口时汇率增值的最坏状况，即汇率风险还是会影响加工贸易型企业的出口。
另外，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因为外需突发性的下滑，过快的产能增加也会使我国企业的交易条件变得越来越糟糕。企业为了减少产品的库存，会不得不竞相压价出口，结果，因这种恶性的价格竞争行为，单位产品的销售价格的降低所引起的收入的下滑(收入效应)会大大超过因薄利多销所带来的收入增加(价格效应)。最近，企业业绩亏损状况在加剧和就业人员实际收入水平下滑的事实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3.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误导市场的价格信号
如果对外经济依存度居高不下，如果国际收支双顺差所造成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增无减的话，那么由此产生的过剩的流动性就会干扰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健康发展。首先，在资本市场还没脱胎换骨地发生改变，以及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及其制度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因为出于对自己未来的“保险”需求，再加上金融投资渠道的匮乏以及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过剩的流动性就会积压在银行内部或在体外灰色金融体系中循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会降低银行业的绩效，从而影响到目前以银行主导的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其次，体内的过剩的流动性因为无法通过利率杠杆来平衡负债的增加，这就进一步使得银行不得不寻找高收益高风险的项目；另一方面，体外资金虽然可以用利率浮动手段来平衡自己的负债头寸，但因为缺乏风险管理的专业化能力而很容易去寻找搭便车的投资机会，尤其在不成熟的金融市场国家中常常会因此而出现资本市场虚假的繁荣现象。中国近期出现的房地产泡沫问题就是很好的一例(图10)。第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虽然会拉动关联行业的发展，但是，也会向这些相关的商品市场发出错误的价格信号，从而造成过多的资源集中在钢材、水泥等建材资料的生产上面。一句话，只要对外依存的经济结构不改变，过剩的流动性所带来的房地产泡沫将可能成为结构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紧缩政策只能暂时性地缓和房地产市场和关联的建材市场的供求失衡压力，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外，长久地去抑制房地产的泡沫，不仅代价很大(公开市场操作规模的提高所带来的利率支付负担加重等)，而且会丧失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更令人担心的是：一旦房地产泡沫崩溃，国家就会陷于因某些行业资源过分集中——投资过剩所造成的通货紧缩的结局。
图10 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率
三、摆脱困境的选择
之所以直到今天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这种双重身份之间的冲突才变得越来越明显，首先是因为世界经济的产业链格局与全球资源及收入的分配模式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变得越来越不匹配，从而造成基于市场机制的国际经济合作关系的维持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中国受到外部冲击的程度和频率也由此变得越来越大。其次是因为计划经济给中国留下来的金融发展的负担比我们想像的更多也更大，尤其是当我们的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时，就越来越开始意识到，我们以前制定的从局部向全局扩张的金融改革战略，在今天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会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制约，贸易大国的发展战略因为处于金融小国的现状而使其代价也变得越来越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引入全方位配套改革措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变得十分重要。简单地讲，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战略：一是开放金融体系使其与贸易大国相匹配的做法；二是改变贸易大国的发展战略使其与金融小国的现状相匹配；三是优化贸易大国的进出口结构，同时进行国内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同时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使其达到一个和谐的新的发展水平。从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观点出发，第三种方案虽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的资源配置方案，但是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而言，则是最为可行的。
因为根据第一种方案，即坚持贸易大国的发展战略，需要我们现在就要有一个开放的金融体系④。这意味着和经常项目一样，资本项目的管制也要大大地放开，以此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压力。但是，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金融体系作为保障就开放资本项目是十分冒险的举措。因为在没有充分发展多元和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和缺乏市场充分的流动性的情况下，难免会造成某些行业资源过度集中，进而产生泡沫经济、国内产业的空洞化、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就需要我们的金融体系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分担机制。否则，勉强地营造金融大国的做法难以避免重蹈东亚金融危机的厄运。
当然，第二种方案，即刻意强调以内需代替外需、内资“挤出”外资的做法也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今天我国消费者的内需因为受到制度上的影响而显得十分疲软，就业压力也有增无减，政府目前的财政盈余状况和组织机构也不足以具备管理大型的投资项目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在没有改变中国经济结构和制度体系的情况下贸然地加快汇率的市场机制改革肯定是弊大于利。最典型的教训是日本广场协议后的经济萧条和为此付出的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的惨重代价。总之，为了避免资本市场的泡沫和实体经济萧条的双重打击在中国重演，我们不能牺牲贸易来迁就金融改革滞后的现状。
因此，选择第三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就是要求我们根据今天中国还是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和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计划经济大国管理的落后模式这一不可忽视约束条件，在维持汇率相对稳定和资本项目上的自由兑换还可以受到部分“保护”的环境中，从中央到地方应该抓紧时间，一方面，要迅速导入协调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加快产业结构的布局或转化的步伐，提高国际竞争力(没有必要牺牲我们优势的制造业，也没有必要各个地方都搞制造业)，这包括战略性的进口附加价值高的机械设备、生产流水线等，通过学习性的模仿以促进中国产业的升级，而不是一味地扩张外资垄断的加工贸易，同时，要加快政府支付转移的效率(税制体系要合理而又不能孕育懒人)，提高农村城市化建设的质量(贫富差距的缩小需要重新配置有限的资源，但违背市场规律的做法又会滋生烂尾工程)，强化社会福利体系和相关制度的整体设计和运作机制(让所有的人能够通过没有顾及的消费去实现自己向往的生活水平)，从而建立起一个基于比较优势布局的相对优化的产业结构和贫富差距较小的和谐社会；另一方面，同时要尽快彻底解决计划经济留下来的金融包袱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包括国有银行的民营化、全社会金融资源的有机整合(单纯的合并不等于做强)、有利于民营企业(尤其是有工作经验的海归人员)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援体系的建设、金融监管体系的协调和效率强化以及投融资环境的净化(建立保护投资者的法规体系是恢复消费者对市场信心的重要环节)等。尤其要特别注意的是，金融体系的职能主要是面向“未来”的资源配置，不确定性非常大，因此，金融改革就要强调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体系、资本市场和其他中介机构所提供的一切金融服务)去努力发挥“价格发现、流动性保障、风险分担、信息生产、公司治理和金融创新”这六大基本功能(孙立坚等，2004)。虽然刻意去强化某一基本功能的发挥都会对其他功能的正常发挥产生抑制作用，但是，处理好这六大功能的相互协调关系是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的、健全的金融体系的关键，否则，金融改革就会得不偿失，就会拖贸易发展的后腿。
注释：
①这里T是指政府的财政收入
②如果价格调整的货币政策手段能够充分利用，在目前贸易双顺差的情况下，汇率水平的调整的确能够有效地抑制货币流动性的过速增长。但在目前失衡的经济结构中价格调整的弊端可能更大。
③M2一般指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
④有笔者认为，在坚持贸易大国的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开放金融体系的战略比汇率、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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