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自然观到环境哲学——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现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观论文,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和特点、人类工业文明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现代文明发展与人类自然观念更新等，就成为人们思考和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并且正在形成一门专门以自然环境价值及其与人类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环境哲学。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作为对工业革命和科技崛起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性思考，不仅较为深刻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指出了人类既要认知改变自然又要自觉适应自然的唯物辩证自然观，而且提出了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研究问题与方法，构成从传统自然观向现代环境哲学的过渡。
一、人与自然系统共存的有条件性
人与自然系统的形成，是人与自然发生关系也是人类一切能动性活动展开的必备的前提，而人类生命在地球这个星体上的历史存在，则是地球及其周围空间为主体的自然界有序运动的客观结果。这种人类存在必然性的信念尽管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在基本点上是没有疑问的。在古希腊罗马人看来，自然与人一样，都是有着灵魂和肢体的有机体。因而，人类的产生存在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在中世纪，人类肉体与灵魂的结合，只是由于有无处不及的万能上帝。人类生存中的高于其它物种的地方在于，他们能够通过某些中介得到上帝的教诲。在近代，上帝的死亡，使人类拥有了征服改造自然满足生理精神需要的大量天赋权利。人权不再是赐予的，而是生来就有的。自然仅仅成为人类通过认识和实践加以摆布的奴隶。近代科学也证明了，从大气云团到宇宙岛，从地球形成到生物物种出现，从低等生命到人类存在，是一个由漫长时间完成的延续链条，而人类处在了最后的也是最高级的终端。也就是说，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类存在的必然性取得了理性认识支持下的无可怀疑形式。自然观念发展为人与自然共生是必然的，自然就好象是为人类而存在的。
恩格斯对辩证自然观的研究，也首先是吸收了人类历史发展特别是近代社会以来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成果。他认为从人类学的立场看，自然世界向人类社会的生成是必然的，是自然发生的。在他看来，一方面要坚信自然界的自己运动演化，不承认任何外在的非自然力量的存在。如果说在古代，人类还不得不把自然界运动和秩序的源泉归于“神力”、“理念”、“上帝”等非自然的力量，因而，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只能或多或少是唯心主义的；那么，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可以使我们描绘出自然界向人类生成的历史图画。它不再是猜测基础上的幻想，而是科学认识基础上的叙述。另一方面要相信自然向人类生成的必然性，不能因局部和暂时的障碍改变这一根本信念。物质运动形式的相互转化，低级运动形式向高级运动形式的发展，决定了自然界必然由简单的机械力作用发展到人类生命存在，这是人类理性认知必然得出的正确结论。至于多少个地球这样的星体，经历过多少次转化的过程，才会有现实的人类生命存在并不重要。因此，人类身上自然确实赋予了更多的权利，其中包括对自然存在发展的认知和主动干预。这些权利虽然在其它一些生物物种上也一定程度的存在，但只有人类才能更广泛深刻地拥有和实现它。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恩格斯同样看到了人类生存的有条件性和暂时性。在他看来，就无限时间内的宇宙演化而言，自然界向人类的发展生成是无条件的必然的。但对于其中一个特殊的循环过程来说，人类存在于地球星体之上却是有偶然性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巧合和太空中自然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地球有规律的自转和公转，地球周围均匀的大气保护层，地球表面种类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水土资源和矿产资源，这一切构成了人类生命存在必须的生存空间和条件。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与自然由于是在很不对等的条件下发展的，人类根本不会意识到自然环境系统的限制意义，但已经造成了许多地区自然环境的彻底破坏。近代社会以来，工业文明的经济成功，又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存环境条件的失衡状态，而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环境破坏实际上前所未有地加重了。因此，人类与自然关系上的超越，不仅要表现在生理需要的满足方式上，而且要表现在人们对待自然界的活动方式上，即采取社会性的协调与联合。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更为长久地延续作为生物种类的存在，并在最终有限的存在时空中创造出无限的奇迹，显示出了人类精神力量的真正伟大。
不仅如此，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事实上也涉及了现代环境哲学意义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自然界本身发展过程中的无序性。自然界整体运动变化中体现出来的有序性，并不都是通过各个部分不同运动形式的规则性结合实现的，而大多是自发调节自我调整基础上的平衡状态。如大气与水的转化，除了一般意义上冷热气流转化形成的雨雪降水外，还有冰雹、暴风雨等破坏性极端的方式。后者是大自然系统中无序性的表现，但却也是自然界水气转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人与自然系统只是自然界整体中无数子系统中的一个，任何一个系统的平衡有序往往是以其他系统的失衡无序为前提的。这既是大系统自我整合的结果，也与子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结合密切相关。自然界在几十亿年的演化过程中，越来越有利于人与自然系统的生成存在，这是客观事实。但是，自然界绝不只是为人类而设计的，它始终存在导致人与自然系统平衡无序化的现象，如不同时期的气候剧变、大陆架的分离重组、火山喷发、地震等自然灾变。人类在认识实践过程中，改善了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局部条件，但往往是以破坏作为自身生存条件的自然环境为代价的，而且大都影响了自然界其它子系统的平衡有序。这样，人与自然系统的平衡有序也最终受到影响。因而，人类活动不仅要在加强人与自然这一子系统的有序化时维持其它子系统的平衡有序，而且要努力克服人与自然系统强化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自然界整体无序化的加剧。
二是人类个体存在的暂时性。人类作为特殊的生物物种，或者叫社会生物体，由于是自然存在，也就有着许多自然的限制，特别是存在时间上的限制。人类寿命尽管比一般哺乳动物的寿命要长一些，但仍是十分有限的。目前，发达国家人均寿命也只不过70多岁，百岁老人仍属少数。科学家正在研究人类寿命的极限问题，其中有些人还努力去实现人类长生不老的梦想。无论如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个体的寿命即使翻番到一百四、五十岁，相对于自然历史也还是很短暂的。个体一生中创造性的时间就更少得可怜。因而，任何伟大的人物，面对滔滔长流的江河和巍然屹立的高山，也要发出无限的叹惜。人类生命存在的创造性质，根本上在于类的延续。个体的力量往往是无数个体力量的凝集，个体力量只有在不断延续的类存在中才能获得永生。同样，某一社会群体的存在，也是暂时的，只有在前后相续的类种延续中才能找到它的位置。人类文明的近万年历史中，曾出现了多少辉煌的区域文明和杰出个体，但它们都无可避免地成了历史。古人只能在后代的文明社会中得到永生，后人则在古代的历史遗迹中增强了力量。人类之所以强大，那就因为它拥有历史和未来。因而，人与自然系统的平衡发展，首先是由于人类个体与群体的不断更新。对每一历史时代的人类群体来说，它们认识改变自然事物的能力和方式，都是有着时代的局限的。它们不能希求人与自然系统稳定平衡状态的最后确立，而只能成为过去与未来的中介。人们既不能无视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与自然的相对平衡，也不能盲目地加入人与自然系统中并不存在的要素。因为，人与自然系统对人类的最终价值意义而言，不只在于一时量与质的扩张而是时间上的延续。
人与自然系统的形成和延续，取决于自然界整体相对有序化倾向的时间持续，也与人类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相关。人类存在所依赖的自然环境的有条件性和人类存在的暂时性有着内在的关系。人类的未来既决定于自然，也决定于自己，但人类自身的活动性质与特点显然有着紧迫的时代意义。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性
人与自然系统的形成发展，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植物与自然形成的系统关系，就在于它有着特殊的中介。人类通过这些中介去实现满足群体和个体物质文化需要的对象性活动，其中劳动生产工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人化自然思想的基本观点之一。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改变认识自然物质的能力很不相同，人与自然关系也就呈现为不同的历史面貌。随着工业生产方式和近代科学的兴起，在资本主义最早发生的地区，就开始了人类对自然界前所未有规模上的认识与改造。借助于大机器和科学，人类在征服改造自然界上取得了极大成功，从根本上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并把无数长期与世隔绝的民族并入一个统一的世界中来。马克思认为，以机器和科学为中介的工业文明的进步意义在于，它第一次使世界各民族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扩张而成为政治文化上都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第一次在先进民族中间看到了人类可以摆脱经济贫困精神贫乏的状态，实现人类个体自由地创造性发展的未来希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都高度评价了近代科学和机器大生产的历史作用。他们对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本质和中介作用的科学揭示，是对文明时代以来人与自然关系本质的准确阐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发展具有指导价值。在任何一个社会，人类都必须认识自然，进行自然物质变换，而且只能是为着人类自身的利益和目的。这一趋势是人类本性和不断扩展的需要决定的，是不可逆转的。
本世纪中叶开始的新一次科技革命，仍直接表现为人类科学知识和技术工具的迅速更新发展。科学知识的种类学科迅速增加，学科分化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同门类整合交叉的趋势，人类科学知识总量的增长大大加快；科学研究本身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科学家工程师等已成为一支庞大的社会力量，他们之间相互合作而且与国家政府都有密切关系；科学成果已不再是专门的自然认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周期大大缩短，有些工业如原子能、无线电、宇宙航空、生物工程直接就是实验室的产物；科学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交叉联合，已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这不仅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科学和机器工业生产作用的评价，也充分说明了现代文明的主流仍是人类借助于现代化手段实现的对自然物的加工与改造。离开了这个基点谈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会看到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深刻性，也不会找到解决人类面临的众多难题的方法。人们为了满足他们已经形成发展了的需要，就只有借助工具中介制造相应的物品。而要克服旧的生产方式造成的不利后果，人们最容易接受的自然是换另一种生产方式。这其中的中介主要仍然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基础上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国力竞争，将是下一世纪人类各民族一切活动的中心，科技革命也将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而，对人类活动中介合理性的重视仍是改进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手段。
从另一方面说，人类当前对现代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反思，正在根本上改变人们对自然环境和自身活动的认识。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必要前提，人与自然系统是自然界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就自然界本身的运动变化而言，它有着自发调节平衡而实现的存在秩序和发展规律，人类只是这些无数生物链条中的一环。人类在此间没有更多的权利，也没有更多的义务。但就人与自然系统而言，人类是自然界有序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它由于特殊的需要种类和活动中介，总是力图建立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平衡系统。因此，人类现代实践活动中的科学技术和工具中介，不仅要符合人类自身的基本需要的要求，而且要受到人类多层次利益需要的检验。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在未来社会条件下至少要受到三方面的价值审视。
一是生存价值的审视。人类生命的最基本需要，就是能在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过程中延续生存，并逐渐有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条件。而人类的生存，除了稳定的气候条件，还要有洁净的食物饮水，充足的动植物种类和矿产、耕地等。任何科技手段和生产工艺，无论怎样能创造经济财富或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只要能从根本上破坏着人类生存的环境条件，就是无益的。这里的人类利益不是个别群体或某一历史群体的利益，而是人类种族延续发展的根本利益。汉斯·乔纳斯就提出，应当使未来延续下去，这里地球上一切生物的终极价值公理，可称之为未来延续公理。“任何行动的后果都不要破坏人类未来的生活”，“不要破坏地球上人性永远延续下去的各种条件。”（《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8年第10期）
二是伦理价值的审视。在人类与自然系统的关系中，人类是所有价值的主体，也是道德价值的主体，人类对自然环境、动植物的保护也就是对自己的保护。在这方面，人类道德意识主要表现为两点，首先，人类是自然界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只有适应保护自然生态的发展，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这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自我保护，是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与尊重。其次，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延续的环境条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是对人类生存价值的侵害，是对后代主体价值的侵害，因而是不道德的。这也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基本观点，在西方以汉斯·乔纳斯、J.帕斯莫尔等人为代表。还有人认为，在自然界这个统一的整体中，各种动植物有同样的存在权利，人类只能与之共生，不能破坏物种集团和生物共同体，应当尊重一切生物的生态地位，与对象保持正义和平等。这就是生物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基本主张，在西方以P.W.泰洛等人为代表。
三是审美价值的审视。自然秩序及其结构不仅是人类认识改变自然物的对象，也是人类美感的重要的来源。蓝色的天空、碧绿的海水、五彩的花木、丰富的生物，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劳动创造了美，只有在理解为劳动培养了人类审美能力时才是正确的。劳动过程后确实大都伴随着产生了显现人类本质力量的美的事物，但往往是以对自然事物结构形式的破坏为前提的。矿产开采、食品加工、楼房建筑，产生了对森林覆盖、草原植被、动植物种类的毁灭性影响。不仅如此，作为劳动伴随物的废物废气又返回到自然，严重污染了自然环境，自然美的破坏同样离不开人的劳动。因此，科技革命的实质，绝不仅是追求经济上的效率，也在于建立一个适合于人的自然环境。这种适合一方面表现为维护旧有的生态循环，创造新的生态循环，消除生态损害，保护自然资源，改进居住环境，提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表现为保障并再现生态体系的再生与平衡，重视作为审美倾向基础的自然美。
人与自然关系的实现，离不开认知的和实践的中介。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的作用，在现代条件下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在日趋加强。这是科技革命实质的基本方面。与此同时，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新识，正在使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在伦理和审美等方面受到时代的纠正，从而符合人类持续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目标。而后者也成为环境哲学着重研讨的内容。我们在此问题上更明确看到环境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承继关系。
三、人类存在活动的社会性
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是通过人类各种形式的对象性活动完成的。人类对象性活动除了文化知识和实践工具的中介性特点，还有社会性的特征。人类超越于动物，一方面在于它是借助于生产工具对自然物改造来满足自身需要的。这使人类基本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有了充分保证，并且又使这些需要得到日益丰富发展。另一方面，人类生命存在活动的形式既是个体性的，又是社会性的，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任何个体都是类存在的一部分，它有着人类共同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对象性活动方式，个体权利与能力也是类群权利与能力的具体表现。个体对自身生理文化需要的满足过程中，又在不断发展着属于个人的同时也是类的物质精神需要，成为人类历史进步中的一环。
看到个体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人类的现实存在都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个体，人类社会的进步最终要体现为个体成员物质文化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丰富性，个体个性的多样化和自我能力的完善，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基本标志之一。但是，人类存在及其活动的本质只能是社会性的。人类从生物物种上就是喜欢群居的动物，总是结成一个群体与外界环境中的自然物作斗争。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与传递，都充分反映人类对象性活动中的社会性特点。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人类不仅形成了对自然世界的理性认知，改进了生产生活中的物质工具，而且结成了系统的社会群体，从而与动物界完全区别开来。在社会条件下，个体物质文化需要种类与满足方式，不只是个人的选择，而是受到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民族传统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个体认识创造能力等主体潜力的发挥，不只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要取决于社会需要的程度和可能提供的条件。也就是说，个体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自为”的，而是“自在”的。这就是个体存在及其活动在文明时代以来社会条件下的基本特点，更是私有制和剥削社会条件下大多数个体成员的突出特点。因而，在人类自身的漫长历史发展中，人类存在及其活动是完全社会性的。
马克思恩格斯正确指出了人类在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中活动的本质特点。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只能借助于人类对象性活动来实现，其中劳动实践和科学技术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人类的物质需要及其满足是它们一切历史活动的基本前提，也是任何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人类要存在发展，就必须首先满足人们的自然生理需要，并由此产生新的丰富了的需要。这就要进行人与自然间物质变换的对象性劳动，任何时代的人类都不例外。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必然要结成一定的专业分工和层次分别关系以及不同门类之间的协作联合，在生产劳动之外则要进行劳动成果的流通、交换和分配。这就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形成。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不同社会制度，根本上都是人类对象性劳动实践能力和方式的结果。劳动能力的低下，决定了广大社会成员只能陷入绝对的贫困状态，个体自然生存的权利也就无法得到保证。劳动方式分散独立的特点，使广大社会成员的劳动处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个体自然需要及其他精神文化需要也就得不到丰富。一个社会只有极少部分人能享受时代物质文化成果，而且带有极大的浪费奢侈性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从技术能力和组织方式上都为人类个体的全面解放创造了条件。因而，资本主义制度是文明时代以来在人与自然关系充分展现方面最有活力的社会组织方式，但这只是指它的经济生产组织方面。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却依然是对个体权利能力的剥夺和压抑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对象性劳动实践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组织方式难以长久存在下去，而要代之以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自我管理组织和对劳动成果的自己占有公正分配，劳动者在有限的必须工作时间之内和之外发展个体的能力与需要。他们将这样一个新型的社会形态叫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才既是社会的人，又是个体的人。
除了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批判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工业生产条件下人们对象性活动的社会性还有另外一个内在缺陷，那就是他们也多次提到的人类群体力量对自然系统的破坏。在工业生产为支柱的社会条件下，人们追求的是全社会经济利益，即对自然物质的大规模改造，社会个体和群体的能力就体现为对自然事物的认识和改变程度。生产工艺成了人们加工改变资源材料的属人工具，自然科学则只是人们向技术工艺转化的技术理性。总之，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呈现为对立的态势，人类由于有了科学技术的帮助，就在人与自然系统中成了主导性的因素。漫长时期中人类在自然界中的适应求生，变成了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式宣战。工业革命的开展与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崭新的广泛的文明。人类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自豪于自己力量的伟大。这不是个体的力量，而是类的力量创造了一切。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人类付出的代价与成功一样巨大。自然界中的所有存在几乎都成了人类经济活动和物质获取的资源与原料，矿产、林木、动植物都不例外。自然系统的物质循环和生态平衡，是人类持续存在的空间和条件。它不是为一代人几代人准备的，而是整个人类长期延续的前提。社会的力量加速了工业文明的成功，也同样加剧了自然环境的退化破坏。在人类社会生产与活动真正具有全人类和整个地球规模的时候，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延续也成了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尽管工业化程度并不相同，却共同生活于一个狭小的“地球村”中，也就处在了相同的环境中，有着一样的未来。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当然仍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治理环境破坏、保护生态循环、改进生产工艺，都有利于建造一个局部平衡的小环境。目前，许多工业发达国家和工业化不充分的国家，都已经开始自然环境的保护，有的还取得了很好效果。但是，自然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全球性，首先要求各民族突破民族利益的狭隘限制，形成一种在根本利益问题上的类意识。这种类意识的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类各民族在资源利用与保护、产品开发与工艺设备、自然环境建设等方面团结协作。在这方面，世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将是人类全球范围内的真正合作，各民族之间只有能力财力上的差别，不会有目标上的根本分歧。二是人类各民族要共同面对各种人为的和自然的生态灾难。世界气候异常、大气和水污染、土地盐碱化沙漠化、动植物种类迅速灭绝，这不是一个民族的痛苦，而是全人类的不幸。这不是哪一个民族种下的苦果，也不会有某些人来独享，而是全人类生存的共同危机。只是少数地区成功的工业化，却把人类都带进一种日陷其深的困境。这虽然有点不合理，但人类存在的社会性已使世界各民族处在同甘共苦的境况中。人类当然可以寄希望于自己的理智和沉思，尽快找到通向未来的坦途。但是，在迫切的现实问题上，人类除了合作，别无出路。
人类在任何时候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意识到，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类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海明威采用的英国诗人约翰·东的那段话作为自己小说的题词，就充分表明了这位杰出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全人类生死相依状况的深层把握。“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中刷掉岸边的一块岩石，欧洲就少了一点；同样地，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同整个人类是统一的。所以什么时候也不要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是从19世纪中叶那个历史时代的历史事实出发的。一方面，他们自然观的实质内容是阐述人与自然关系的对象性本质及其合理的社会形式。从这个意义上，唯物辩证的自然观是十分深刻的；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和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都有独到之处，共同组成对时代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阐释。他们对人与自然系统有条件性暂时性的看法，对人与自然关系中介性社会性的认识，不仅有着普遍性的意义，而且对环境哲学研究的开展有启迪作用。另一方面，现时代人与自然关系从主题到方法都处在一个根本变革的新时期。人类对自然环境和自身的认识，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变化。人类自然观念的更新，将成为文明主导方向转折的前奏。因而，环境哲学代表的是人类一种崭新的自然价值意识和文明意识。我们对此要有清楚的认识。
标签：自然观论文; 恩格斯论文; 生物科学论文; 生态破坏论文; 地球环境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