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增长方式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长方式论文,曲线论文,环境论文,库兹涅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04)06-0045-07
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问题
环境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但是从收入角度研究这一关系则相对较晚。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首次系统地研究了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状况之间的关系，并在1993年发表了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的关系的论文。1993年Panayotou进一步证实了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状况之间倒U型曲线的关系，并借用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研究所得到的倒U型曲线关系来描述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这一种关系。自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s,EKC)提出来以后，人们分别从理论和实证检验两方面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环境质量与人均GDP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的结论：环境质量在经济发展初期处于较好的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开始恶化，当经济达到某一水平、人均GDP高过某一程度时，又会出现转折——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关系进入正相关阶段，即环境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和谐－矛盾－和谐”关系。直观地看，环境质量同经济增长呈倒U型曲线的关系，是同整个现代化进程的产业结构变化以及不同增长的阶段对要素使用的集中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增长越处于粗放增长的工业化初期阶段，对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就越多；科学技术作为重要的增长要素之一，一方面使人类能够应用更有效的手段大规模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不断开拓新的产业活动和消费领域，导致人类对生态系统更全面的掠夺；另一方面也使人类有可能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耗费，加快对稀缺资源的替代和清洁生产技术的引进。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投入要素与资源利用率在市场竞争机制下的变化将推动收入－环境关系变化，因此，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在生态环境质量的整体变化中，有比较明确的轨迹可寻。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的纵向发展上，而且还表现在现阶段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上。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和发现对于我们认识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是十分有用的。EKC对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意义何在？有学者认为，如果EKC确实存在，或者在到达一定的转折点后，人均收入或财富的增长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那么对环境破坏问题的解决还需依靠经济增长本身，这实际上意味着促进经济增长应成为首要政策目标，而不是环境保护政策优先或者环境与增长并重的政策。显然，这与可持续发展有很大的距离。事实上，值得人们关注的不在于它对发展重点的含义，而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逻辑含义和隐含的发展模式。首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事情在变好以前，可能不得不经历一个更糟糕的过程，这一逻辑含义在环境质量将随着人均收入增长而逐步改善的过程分析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其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的基本关系是明确的，许多重要的污染如二氧化硫、烟尘变化与增长阶段的关系的验证，既证实了EKC曲线所揭示的基本关系的存在，又将其暗含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内容作为一般模式而表现出来。在什么阶段环境污染会下降呢？按照全球监督系统的数据为基础的一项研究表明，明显的污染在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的门槛时开始下降，大多数其他污染在人均收入达到8000美元左右开始下降[1](P226)，如此高的收入标准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相距甚远。任何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达到高收入之前容忍环境一直恶化下去，这就存在一个通过人类经济行为转换尽可能降低倒U型曲线的峰值问题。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试图揭示的是收入与环境的一般关系，但是具体到一个经济体而言，曲线的变化趋势却有很大的差异，各国倒U型曲线的峰值取决于该经济体的基本发展模式，或增长方式。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曾经分析过不同的发展模式对资源的利用方式与效率的差异性[1](P225)，他发现，体制的选择、进而是增长方式对能源的利用和由此产生的环境外部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则认为，环境恶化是“由于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不当所造成的，可以通过选择恰当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2]，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关于增长极限和环境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已经充分表明，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经济增长不可能在零污染的情况下实现，但是，不同的经济体能以多快的速度越过EKC的峰值，从增长与改善环境质量的两难区间进入到协调发展的区间，则取决于经济体对增长方式的选择。
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变化路径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揭示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两难”正相关关系，二是“双赢”负相关关系。在EKC中，“两难”区间和“双赢”区间有一个极值点(M)。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由较低增加到较高时，污染指数增加，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处于“两难”区间；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污染指数下降，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处于“双赢”区间。
（一）“两难”区间
在“两难”区间内，人类的活动不可能“双赢”，在一定期间内，人们不得不以牺牲环境质量换取经济效益，或以经济效益为代价改善环境。“两难”区间就是EKC的左半部分，如图1所示：
图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半部分
1.OA段
严格地说OA段并不属于EKC，因为这表示的是人类工业化前或初期的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这一段期间上人类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很小，污染物的排放远小于环境容量，环境的自净能力能够解决人类对环境的负效应。若这一段是属于EKC的一部分，那么环境曲线就不是倒“U”型而是“钟”型（注：若分析时间扩大到整个人类经济发展过程，那么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确实应该表现为“钟”型的曲线。因为“钟”型一方面说明工业化前或初期的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说明人类的发展也可以充分应用环境的容量。）。
2.AB段
在“两难”区间AM段内，曲线斜率大于“0”，因此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为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带来更多的环境污染。定义B点的斜率等于“1”，称此点为转折点，那么在EKC上AB段的斜率大于“1”，而BM段的斜率小于“1”。
AB段上的斜率大于“1”说明环境污染的增量大于经济增量，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完全依赖于环境。在AT段中污染物排放量没有超出环境容量，因此环境问题并不是很突出。当过了T点后就开始出现环境问题，并且T点后TB曲线段斜率仍大于“1”，环境恶化的趋势还在加剧。因此，在TB段中环境损失量极有可能大于经济增量，人类处于一个得不偿失的阶段。
3.BM段
BM段斜率是由“1”逐渐变小，曲线BM在环境容量EC之上，说明环境污染的增量小于经济增量，表明的是人类在经历了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之后，开始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环境质量仍在不断恶化，因为污染物排放量不仅远超过环境容量，而且还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只是增量逐渐减少。
B点的理想位置是在EKC与EC+ADP（环境容量与人们处理污染能力之和）的交点处。因为，只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与人类处污能力之和，就存在环境损失，人类不得不用生产活动所得到的经济总收入来弥补环境损失。
（二）“双赢”区间
在“双赢”区间内，人类的活动可以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获得经济利润，即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双赢”区间就是EKC的右半部分，如图2曲线L0所示。
图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右半部分
在“双赢”区间内，曲线斜率小于“0”，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关系，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得到不断改善。当经济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时，环境与经济之间应当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在“两赢”区间内，污染物的排放量与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曲线有可能表现为图2中的曲线L0和曲线L1。曲线L0和L1的不同之处在于曲线L1充分运用环境的自净能力，减少环境保护投资。而曲线L0所表示的是在污染物排放量下降到环境容量与人类处污能力之和以下后，仍在不断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减少环境需求。T'点之后的经济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了。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EKC的形状决定于B点和M点在横轴上的距离和M点的高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EKC有不同的形状。在人们较为理性地借鉴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前提下，一般地有：未越过M点国家的B点和M点在横轴上的距离应短于已经越过M点国家的，M点也应低于已经越过M点国家的。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即使不能完全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也可以尽可能的缩短B点和M点在横轴上的距离和降低M点的高度。
是否经济发展与环境是不可兼容的，答案是否定的，否则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前景暗淡的世界。为改变以环境代价换增长的局面，必须反思过去的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事实上，在KEC曲线下，仍然存在着各种增长模式与环境的关系。我们将这些关系的组合抽象为以下三种形态。
图3 增长模式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图3把三条EKC曲线放到一个坐标系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不同的经济－环境关系。EKC1是—条比较理想的曲线，这条曲线弯曲幅度最小，到达极点的横轴距离OA最短。具有这种形状的EKC曲线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最小，在人均GDP不是很高的时候就从经济—环境的两难区间进入到了协调发展的区间。要实现这样的增长－环境关系，必须在发展过程中注意环境保护，使环境损失的程度最低。由于在人均GDP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就达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一种很难实现的理想状态，很少有国家能达到这样的状态。EKC2是居中的一条，在人均GDP相对低的B点就达到EKC极点。对应的增长方式是选择一种效率型的工业化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尽管增长与环境破坏并存，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绩效好，有能力逐步增加投入来改善环境质量，在人均GDP相对低的时候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很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属于这种类型。EKC3是最不理想的情况，环境恶化的速度很快，在人均GDP很高的时候才达到峰值点。一般而言，以粗放增长方式追求高的增长速度必然要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在这种模式下，环境恶化是不断积累的，而经济能力又有限，最终只有达到很高的人均GDP才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那么我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态如何呢？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持续了2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然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却存在着众多的争议，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所付出的环境代价。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指出我国自然资本的年退化率每年为0.1%，1980～1996年间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增长率为86.7%，1995年，以空气中总悬浮物浓度测算的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15个在中国。[3]此外，很多类似研究也指出了我国环境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可见我国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是毋庸置疑的。根据我国近22年的GDP有关数据与人口数据，以及到2002年为止的污染物排放量数据得到的总污染水平指标利用二次方程对我国的EKC进行拟合，我们得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中国仍然处于倒U型曲线“两难”区间，即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我们的环境污染在上升，环境质量在迅速下降。
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类似图3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3的类型，经济增长和环境恶化的速度都比较快。O到A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我国实际的曲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越来越陡的态势，表明我国取得同样的人均GDP增长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比过去要大。从1985年到现在，我国都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两难区间，如果从建国后经济开始起步算起，我国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处于这个区间。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增长方式的基本特点就是以要素（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的高投入来增加产出，尽管要素利用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但并不构成我国GDP增长的主要源泉，因此资源的高消耗对环境的破坏成为必然。根据摩根士丹利国际投资公司的一份报告，英国创造1000美元的总产值耗油0.4桶；日本紧随其后，为0.42桶；并列第三的是德国和法国，为0.47桶；美国为0.59桶，而中国是欧美国家的十倍。[4]依靠资源投入的高增长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大量的污染，这就是我国为何长期处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两难区间的直接原因。
图4 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985～2027年的情况）
三、增长方式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面对我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许多人都会心存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国在经济规模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工业化程度仍然较低的时候曲线就明显向上加速倾斜？笔者认为，理解这一问题必须对我国增长方式的特殊性和形成的历史有所认识。
我国粗放的增长方式源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建国以后，为了缓解我国工业化起步以及工业化推进过程中一直面临的资本短缺的制约，我国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定发展模式，这一特定发展模式对我国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功不可没，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和负面效应：(1)为了满足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安排，人为地把整个人口分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这些制度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使得工业化的推进没有能够相应同步调整就业结构与城乡人口结构。于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依然突出，并形成城乡分割的局面。(2)由于工业化进程中形成了资本不断地向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倾斜明显偏向，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同时，工业资本的边际劳动力吸收能力不断下降，在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距，人口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长期停滞不前。(3)在原始积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依靠低工资、低环境标准和加快自然资源开发对策。于是，我国农业中创造的剩余流向工业或城市，而与农业剩余相对应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相对停滞，仍然与有限的耕地资源结合在一起；资本与自然资源向工业部门集中，但大量的人口仍沉淀在乡村；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时农村的产业结构变迁缺乏资本作为推动力。总之，在国家工业化模式下，我国人口膨胀、资源与环境的关系难以达到良性循环状态。同时，我国的资源资本化与产业的非生态化与这一特定的模式结合，也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
所谓的资源资本化，是指在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解决资本积累问题，在经济发展初期不得不把大量的自然资源进入到资本形成过程，通过经济的货币化促进资源从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并进入到可交换的市场。笔者认为，资源资本化在我国建国以后一直是重要的资本积累方式。由于自然资源价值评价体系自身的缺陷（如没有影子价格或社会生态成本等概念），以及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全民所有产权性质，决定了自然资源资本化不需要通过价值交换进行所有权转移；而且，资源资本化与二元化的积累方式相比，更多体现的是国家与沉默的自然界的关系。这些因素使得资源资本化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具有更大的隐蔽性，长期没有像工农两大部门不等价交换等积累途径一样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资源资本化的以下两个特征，与我国自然资源的耗费直接相关，进而对自然资源禀赋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自然资源的价格决定主要考虑的是自然资源的开发成本，市场机制对资源产品价格的决定基本不起作用，加上自然资源在国有情况下所有权的虚置，资源产品的稀缺性和自然价值无法通过社会化、市场化的评估体系体现出来。(2)由于资源的真实价值被低估，滥用货币价值相对低的资源产品就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最为典型的就是用初级资源产品生产资源产品，用初级的资源产品替代人工制造品，完全不顾及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对社会生态的影响。把大量的木材用于煤矿矿井的原煤开采就是典型的例子，其生态价值的损失大于煤炭的货币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资源资本化作为一种弥补资本不足的重要积累途径，产生以上两方面的特征应当说是题中之意。一些西方的资源经济学家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耗费时，往往偏重于资源开发管理方面的原因，对由于发展的紧迫性和资本短缺的制约的内在矛盾导致的资源资本化对资源损耗的深刻影响，反而分析不多（注：例如Why Government Waste Natural Resources一书的作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源浪费的原因主要在于资源政策不当、管理不善、官僚体制等原因。）。
产业非生态化就是指生态价值与产业活动的经济价值呈现出反方向变动、甚至使生态货币价值损失大于产业活动创造的货币增加值的情况（注：生态经济学家R.Costanza等人对各生态系统价值的货币化评估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以及其后我国生态学家对我国各生态系统的货币价值评估，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不同地区的生态价值的损失进行评估。），其典型就是污染生产而不是清洁生产，污染及对生态破坏超出了生态环境自身的净化和恢复极限。具体而言，产业的非生态化机制如下：(1)由于产业活动导致生态系统发生根本性改变，原有的生态价值消失或者减小，产业活动创造的价值不足以、或者不可能抵消生态价值的损失。例如，把湖水抽干种植水稻，变湖泊为耕地。(2)产业活动产生环境污染，为控制污染，不得不对环境治理进行持续投入，进一步导致产业活动创造的净收益减少。(3)产业活动不仅使原有的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不复存在，而且对周围环境、或者其他的产业发展与人类活动产生了严重的外部不经济现象，对其他产业的发展造成机会损失。例如，湖泊的污染使环湖旅游业衰败。如果生态价值的减少、治理污染的成本与机会损失的总额大于产业活动创造的价值，产业的非生态化必然对整个生态环境产生负面作用。我国的产业非生态化造成的环境损失十分明显。在农业方面，如果对生态产生负面影响的农业活动超过了具有生态价值的农业，同样会对生态造成破坏。除了农业非生态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外，工业排放污染对我国生态环境也产生了直接的破坏作用。污染一方面反映出工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工业增长方式的特点。一般讲，工业越是大进大出，越粗放，污染物排放强度越高，竞争力就越低。
以上由增长方式导致的我国生态环境的变化，不仅刻画在我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走势上，而且也表明，增长方式的选择，对我国生态环境产生本质性、基础性的影响，对我国生态环境恶化所起的作用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增长方式与我国特定的产业结构结合在一起，强化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人口工业化过程的实现，使我国农村人地关系紧张长期难以缓解，从而对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构成长期的基本制约。资源资本化为国家工业化输送的大量原料的同时形成总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但在粗放开采的条件下，资源资本化必然对我国生态环境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产业的非生态化导致环境污染，同样与我国的生态环境恶化直接相关。我国如太湖、巢湖、滇池等湖泊的生态价值损失，充分说明了传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非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但毋庸置疑，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尤其在GDP的生成制度得不到本质改造之前，各地不计资源环境成本的GDP竞赛，对生态环境的负面作用可想而知。
四、结束语
那么，我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会如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会自动越过峰值，我国在多长时间内处于两难区间，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它取决于环境需求与环境供给之间的失衡程度以及恢复到相对平衡的机制。环境需求是什么？是指为达到减少经营成本、降低生活成本或节约生产成本的目的，从环境质量中获得较多的满足或效用。既然有环境需求的存在，那么环境供给也就存在。环境供给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环境容量和环保产业两者来提供。环境需求是一直存在的，由于环境的公共产品性质，对环境的需求往往会变得无限，环境供给对环境需求的硬约束只是当需求大于环境容量之后才被人们所认识。增加环境供给或减少环境需求的因素，都会影响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走势，影响越过峰值的所需要的时间。毫无疑问，我们需要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型来减少环境的需求，增加环境的供给；具体而言，不从根本上改变增长方式，广大农民以生态换生存的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难以根本缓解，资源的浪费与生态破坏就难以得到遏制。既然环境恶化是由人类的经济活动造成的，那么也只能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生态环境困境的产生与加剧，将迫使我们实实在在地回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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