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身份退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15年7月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5)11-0091-27 建构主义的核心研究纲领是国际规范与身份认同，而身份进化与身份退化则是身份研究的一体两面。身份退化是指行为体对特定身份从习得到抛弃的过程和状态。但是囿于既有研究中浓厚的“进化偏好”以及相应的议程主导，学界的研究主要围绕角色身份的进化与集体身份的习得展开，而对反向的身份演化选择性失明，倾向性地忽略了非西方的历史和实践。例如，朝贡体系作为古代东亚地区的核心互动模式，其瓦解就伴随着体系成员角色身份的退化及其对集体身份的抛弃。因此，本文试图回答身份为何会退化以及如何退化。在结构安排上，首先是对相关的既有研究进行简要回顾，其次提出一个理解国际关系中身份退化的分析框架，然后运用这一框架来考察李氏朝鲜在朝贡体系中的身份退化，最后是结论和研究展望。 一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身份与退化 任何社会行为都是在某种身份基础上的互动关系。身份的概念有两层释义：一是指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①二是指人在社会或法律上的地位、资格。②前者从存在意义的角度来理解身份，认为身份是使一个行为体成为它自己而不是其他行为体的独特、本质而且稳定的东西。后者则从社会地位的角度来理解身份，将社会地位定义为人们在一个群体中由特定社会关系所确定的位置，它决定着权利和义务，决定着相互关系的性质和程度。③存在与地位描述了身份的静态特征，而角色则体现了身份的动态特征。④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方式。⑤角色给予身份以意义，身份通过角色来实现。⑥因此，身份的能动性就体现在角色扮演上，体现为身份的角色化。⑦由此，我们梳理出一条理解身份概念的逻辑链条，即：“存在+地位→身份→角色→行为”。 (一)国际关系中的身份研究 国际关系中的身份研究主要有两条脉络：一支将身份当做原因变量，分析身份的类型与作用；另一支把身份当做结果因素，分析身份嬗变的动力与机制。 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的身份影响偏好，偏好界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⑧由此形成了以“身份→偏好→利益→行为”来理解和解释社会行为的逻辑链条。因此，要分析给定身份的功能和作用，就必须以对身份的分类为前提，探讨在此基础上行为体的实践预期和互动关系。 在目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划分⑨为代表，身份类型主要分为：(1)类属身份，即以国家所具有的相同社会内容为划分，其又分为先赋和自致两种子类型。前者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并在一定政治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相应社会行动，如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后者受政权类型、国家形式、发展水平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如以对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而划分的现状、游离、革命三类国家。⑩(2)角色身份(role identity)，即以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或关系性质为划分，如大国—小国、中心—边缘国家、霍布斯—洛克—康德文化下敌人—对手—朋友角色关系等。(3)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11)即以组织与议题的成员资格为划分，如某个国际组织的参与成员或某项国际议题的倡议者(12)等。此外，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还存在固有身份与关系身份、(13)内核性身份与附着性身份、(14)利益攸关方与伙伴关系(15)等分类。需要指出的是，角色身份只是身份类型的其中一种，(16)角色身份不等于集体身份，角色身份的转化并不必然带来集体身份的相应演进，(17)而角色身份也不等于作为身份能动性表现的角色扮演(role playing)，它们分别体现了身份的静态性和动态性。 身份不仅具有分类功能，还有行事作用，即身份会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这主要通过间接地影响行为体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直接地提供行为体行为应当遵守的适当性逻辑而表现出来。(18)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身份影响或预设了不同的行为选择，而不同的社会行为也反映着相应的身份期待。具体来看，身份的功能和作用就表现在角色扮演上，主要包括四个步骤：(1)角色期望，即社会对处于特定地位的行为体规定的一套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2)角色领悟，即行为体对于自己充当角色的理解；(3)角色实践，即行为体在实际行为中的表现；(4)角色发展，即行为体在实践角色的过程中发展角色的内涵与外延，创造新的角色规范。(19)也有学者指出，角色更多地代表了国家形象(national image)而不是身份。(20)对此，笔者认为，这恰恰反映了角色扮演在“现实我(reality ego)”和“理想我(ideal ego)”之间进行身份呈现产生的张力。 区别于将身份作为原因变量，国际关系中身份研究的另一条脉络则将身份当作结果因素，从而分析特定身份的形成和演变。亚历山大·温特就提出了身份形成的两种逻辑：竞争主导的自然选择以及以模仿和社会习得为主要机制的文化选择。(21)对于身份形成，建构主义认为这是符号互动的作用和结果。符号互动论将社会互动解释为个体或团体传达意义于他人的一个符号相互作用的过程。(22)吸收了这一观点，建构主义认为身份是在与他者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和维持的，(23)因此身份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他者“不可预知的反应和回应”。所以，身份就具有明显的“社会脆弱性”，在这一点上，承认对于身份构成其存在的本体论条件。(24)在此基础上，亚历山大·温特区分了两种承认形式，即“薄的(thin)承认”与“厚的(thick)承认”。(25) 对于身份嬗变，建构主义认为这是自我归类与社会认同的作用和结果。自我归类论认为，人天生有种分类的需要，倾向于将自己划分到某一群体中，与他人区别开来，并用这种群体中的成员资格来建构身份，从而获得自尊、提高认知安全感、满足归属感和个性发展的需要。(26)社会认同论认为个体归属的社会类别是个体自我概念的重要部分和确立依据。(27)当个体认同某一群体时，就会产生归属感，习得一种集体身份，从而产生明显的行为倾向。区别于这种类别化思维，关系化思维认为人本能的归属需要不仅借由社会互动的群际分类来满足，还可通过交往过程中的亲疏远近来实现。(28)因此，关系化与类别化都是集体身份形成与演变的重要机制。沿着这一思路，区别于类别化的实体视角，秦亚青通过引入关系化的过程视角来分析两种社会身份的共存共生，讨论二者通过互补融合的共同变化(co-evolution)完成既有身份的转化而形成一个新的合体。(29) 同时，身份的形成和作用也具有情境性，行为体可以同时复合多重身份。相互矛盾的自我描述之所以可以共存，是因为人们主观上并不是全面地体验自我概念，人们体验到的是具体的自我形象。自我形象取决于“背景”，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情境会使“显著的”自我形象成为当下的自我认同。(30)这个形象的显著性即为身份凸显度(identity salience)，即在不同的情境中，身份被激活从而对行为产生影响的可能性。(31)谢尔登·斯特赖克(Sheldon Stryker)和理查德·塞普(Richard Serpe)指出，某种身份的凸显程度是由一个人对某一角色的承诺程度决定的。他们区分了互动承诺和情感承诺，并认为情感性感受与工具性权衡是影响行为体身份与行为关系的两个重要干预因素。(32)也有学者指出，由于多重身份复合和场景渗透作用，那些未凸显的身份也会对行为体造成身份干扰，以致产生使与凸显身份相关联的行为失去原有量度或偏离原有向度的行为偏失。(33)基于此，笔者认为身份退化不是指不同场景下凸显身份的变化，而是指同一情境下特定身份的反向演化。 (二)国际关系中的退化研究 自然与人类社会都处在不断的演化进程之中，演化指的是一种客观适应性的变化过程和状态。而演化又存在着进化(progression)和退化(regression)两个进路，它们是对这种变化的主观性质判断，分别指称着不同的演化方向。在本文中，笔者将退化理解和界定为从习得到抛弃的社会互动过程和结果。在国际关系中有很多退化相关的历史和实践，在此基础上也产生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具体而言，国际关系中的退化研究分为四个主要议题。 第一，退化理论与机制。国际关系中的乐观主义者强调冲突向合作进化的可能性，悲观主义者则看到了合作向冲突退化的经常性和普遍性。(34)在从合作到冲突的体系演化的研究中，董青岭从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和合作政治的社会建构入手，分别分析了现实建构主义的进化冲突论和自由建构主义的进化合作论。(35)黄旻华(Min-Hua Huang)认为，不同的物质权力结构与观念结构相结合，不仅可以决定国际权力斗争的具体方式，还可以决定国际政治文化的可逆转的不同演进方向。(36)赵广成具体地提出了国际关系的退化机制，即从“身份吻合度→有效支持度→时间维度的持续化”的演化过程，分别对应“身份冲突引起行为体间政治冲突→国际关系暂时退化→国际关系持续退化”的演化路线。(37) 第二，去社会化过程与状态。去社会化(或称再社会化)，是指个体全面放弃原已习得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重新确立新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在国际关系中，就表现为对既有价值观念的拒斥与背离，(38)甚至是确立一套新的认知替代物(cognitive alternatives)，对应到国际关系中的身份退化实践，就主要表现为：其一，去宗主化与在地化，如殖民地寻求独立自主身份的民族解放运动(39)以及新独立国家确立自身新身份认同的在地化政策等，(40)从而抛弃既有的集体身份。其二，革命主义的国际理念。革命性国家对国际社会采取负向认同，对国际社会持负面态度，(41)如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对外奉行革命主义的外交政策，(42)而导致对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现状性国家身份的抛弃。 第三，联盟的崩溃与瓦解。联盟无疑是国际关系中一种典型的集体身份，而联盟瓦解则是这种身份退化的表现。联盟瓦解是指联盟作为一种集体合作安排被终止，包括盟约到期、预期目标达成等自然结束以及被特意取消和废止的人为结束。对于联盟瓦解的原因，布雷特·阿什利·利兹(Brett Ashley Leeds)等提出了同盟价值、国家特性和同盟属性等三个解释变量，进行了实证的统计检验。(43)刘丰等对抛弃联盟是机会主义行为的说法表示质疑，进而提出联盟瓦解的机制：行为体在联盟维持条件和背景条件的互动变化下，通过权衡联盟价值与抛弃成本而做出联盟维持或瓦解的行为选择。(44)宋伟等则从战略利益、实力关系与国内秩序兼容性入手，分析这三个因素与联盟的维持和瓦解之间的关系。(45)左希迎认为，对于非对称联盟中实力较弱的一方，终止联盟的决定是其在获得安全保护的可信度与自身承受成本之间权衡的理性回应。(46)这些研究表明，基于物质的实力与基于观念的认同都是联盟身份的重要组成因素，而基于成本—收益的利弊权衡是同盟身份选择与抛弃的重要行为动力。 第四，规范退化与死亡。规范是行为共同体持有的对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47)区别于建构主义研究中对规范传播与扩散的“好规范偏见”，赖德·麦基翁(Ryder Mckeown)在“规范生命周期”(48)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规范死亡序列”理论来研究规范的衰落，具体包括破坏性挑战、反向普及和规范死亡三个阶段。他认为，与“规范倡导者”相对，规范衰亡过程的关键是存在“规范破坏者”。(49)贺刚认为，违反规范的行为体主要采取的是重新框定解释规范和将目标污名化的策略，以解决道德困境。(50)谢婷婷则认为，其主要是通过“语言框定”、“权威联盟”和“替代选择”的行为体策略，来实现国际规范在国内传播的去合法性。(51)冷鸿基认为，这种破坏性挑战主要来自争夺制度主导权的恶性竞争，导致在效率理性作用下原有制度基础的崩溃。(52)陈拯认为，这一反向普及过程的机制主要是由于基础性制度破坏导致社会关联纽带断裂，导致具体协调性制度的失效以及共同体意识与道德共识的消退。(53)规范的普及和衰落对应着相应身份从习得向抛弃的演变进程，而规范反向普及的机制和策略对理解同为观念因素反向演变的身份退化也具有借鉴意义。 综上，身份的稳定性体现在它通过“存在与地位”共同锚定行为体的主体坐标，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行为体的社会能动；而身份的变化性则体现为身份的社会演化，即作为进化方向的身份习得与作为退化方向的身份抛弃。身份的这两个属性分别指称着行为体的历时状态和即时状态，离开前者，身份便无的放矢；缺失后者，身份也就失去了变化动力。在目前的国际关系的身份研究中，一部分通过对身份的划分来分析其功能，关注身份的静态性；另一部分则探究特定身份的形成和演变，考察其动力和机制，研究身份的动态性。同时，在国际关系的退化研究中，退化问题在现实中的实际存在已被广泛关注，在理论上的机制和路径也得到广泛讨论，并体现在相关议题领域的研究进展。但是，将身份演变与社会退化相结合的有关研究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基于此，本文试图提出一个理解国际关系中身份退化的分析框架。 二 国际关系中身份退化的分析框架 为了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身份退化，本文沿着“类型→路径→状态”的思路，试图提出一个相应的分析框架。为此，首先需要对身份进行类型学的划分，接着讨论每种身份各自的习得过程和退化路径，最后讨论它们最终的退化结果和状态。 (一)身份类型 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人类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为了更具适应性和更好地满足生存的需要，逐渐发展出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热认知”与“冷认知”，分别对应两种不同的认知系统—情感与理性。(54)观念是固化的情感，情感是流动的观念。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行为体身份进行“冷—热”的类型划分，分别对应权力关系和观念关系。权力关系遵守的是自然法则，是一般的和普遍的。而观念关系遵守的则是社会法则，它是需要言说和证明的，是地方的和特殊的。 国际关系学界普遍认可“权力是让别人做他本不会做的事”(55)这一经典定义。因此，只要存在权力关系，就存在行为体之间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相互作用。(56)权力关系在这一意义上具有跨时间、跨情境的一致性，所以对物质性资源的占有和运用就属于冷认知的范畴。当然，这并不是说对权力关系的认知是情感和观念无涉的，但至少是情感和观念无碍的。虽然它们可以促使行为体采取行动去维持或变革社会关系，但它们本身却不能实现这种结果，因此并不会对权力关系产生结构性影响和方向性改变。虽然物质力量相对于观念力量具有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57)但这并不等于其也能相应获得在认识论上的优先性。事实上，观念因素同样深刻作用并影响着人类行为和社会互动。(58) 人的存在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这就意味着人不仅有在物质世界对物质生活的需要，还会产生在精神世界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当这种精神满足日益发展和成熟的时候，传统的社会关系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就产生了新的维度——观念关系。(59)观念是指行为体对社会世界的看法，它可以作为对社会事实进行判断的价值依据和参考标准。观念的产生和作用是情感卷入的，对观念关系的认知和处理属于热认知的范畴。首先，个体越是在某种观念关系中获得稳定的情感体验，越是倾向于接受和坚持这一观念。(60)其次，个体的这种情感体验越是积极的，对于这一观念越是给予正面的情感评价，对于相应的标的物越是进行“道德优化”，反之则是情感上的负面评价、态度上的偏见以及行为上的歧视和污名化。(61)因此，观念关系天然地存在正面和负面两个维度。当然，这不是否定观念结构的连续性，而是强调相较于权力关系，观念关系的建立更加依赖于社会情境，也更具时间维度上的变化性。由于国家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具有相对更高的稳定性，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体系性观念结构，较之产生于纷繁复杂的人际互动之上的观念结构更加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但比起权力结构原生性的稳定，观念结构的稳定性是派生的，是需要通过言说去证明和被接受的。 既然权力关系与观念关系是社会互动中的元关系，那么根据关系身份(relational identity)的假定，关系确定身份，关系网络界定个体身份，(62)可以将行为体的身份类型划分为权力型身份与观念型身份两种元身份。前文谈到，身份产生于社会关系中所确定的地位或社会结构中所确定的位置。因此身份类型划分的标准就可以是身份产生所依赖的关系和结构基础。对于观念型身份来说，它根植于社会互动的观念关系与观念结构之中，产生相应地对观念关系的角色期待和行为预期；对于权力型身份来说，(63)它也对应地基于物质力量对比，产生相应地对权力关系的角色期待和行为预期。 理论上，分类的标准是不可穷尽的。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可能分类都能成为行为体的身份基础，也并非所有身份都具有持久意义。这就涉及一个具体身份的重要性和接受性。身份的重要性取决于社会环境，而身份的接受性则取决于划分标准能否获得承认和认同。(64)在时间维度下，二者又共同决定身份的持久性。上文关于“权力—观念”关系的讨论为这一身份类型的划分提供了重要性依据。同时，这样的划分在学界也有一定的接受度。广义上的权力不仅包括物质权力，还包括观念权力。史蒂文·卢卡斯(Steven Lucas)“三维权力观”中的“看不见的力量”、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象征性权力、约瑟夫·奈(Joseph S.Nye)的软权力概念等都认为塑造行为体观念和思维的力量也是一种权力。因此基于学界普遍接受的以“物质—观念”为基础的“硬—软”划分，也就可以对应地进行身份的“硬—软”分类，即权力型身份与观念型身份。当然，这两种类型身份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存在“硬身份的软化”和“软身份的硬化”，即：物质关系的观念转化与观念关系的物质转化。(65)但是，这种影响并不会改变本文所采取的对身份类型的基本划分，因而不妨碍我们对它们分别进行退化路径的考察。 (二)身份退化的路径 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在社会互动基础上的社会交换。既然是交换行为，就存在两种基本的交换结果——报酬和代价。(66)正如霸权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通常兼具公益性与公害性一样，(67)社会交换也会实现不同价值。价值是指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程度，主要分为作为有益结果的肯定性价值和作为有害结果的否定性价值。(68)在此意义上，社会交换也就具有明显的奖惩性质，而这种损益关系在国际关系中被形象地称为“胡萝卜加大棒”。 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提出构成社会交换行为学基础的6个基本命题：(1)成功命题：是指在行为体的所有行为中，某种特定的行为越是能够给行为体以酬赏，行为体越有可能再去重复这样的行为。这其中包括了特定行为、酬赏结果和重复行为三个阶段。(2)刺激命题：是指若某特定刺激使行为体获得酬赏，那么新刺激越是与原先刺激相似的，越有可能使行为体采取与原先相同或相似的行为。(3)价值命题：是指行为结果对其越有价值，行为体越有可能采取这种行为。(4)剥夺—满足命题：是指行为体最近越是获得某种特定酬赏，这种酬赏的边际效益越小。(5)攻击—赞同命题：是指如果行为体没有得到预期内的酬赏或受到意料外的惩罚时，会气愤而做出侵犯行为，并认为这种行为结果对其更有价值；反之，如果行为体得到超出预期的酬赏或未遭受预料之中的惩罚，行为体会满意并做出赞许行为，并认为这种行为结果对其更有价值。(6)理性命题：是指行为体的行为选择是基于价值×概率的最优组合。(69)概括来说，就是在社会关系中，人们都是趋利避害的，(70)同时也存在价值的边际收益递减、心理预期作用和概率函数的作用。因此，行为体身份嬗变的心理动力是在概率判断基础上对损益得失的利弊权衡。 笔者借鉴陈琦的学习过程模型，(71)提出身份习得的分析框架来探讨身份的社会学习过程。如图1所示，行为体的身份由其自身的结构地位和社会存在共同决定。对于某一特定身份，行为体主要通过其社会认知结构进行身份学习，表现在正反两个方向。 第一，正向习得。如图中实线箭头标示的路径，行为体通过对身份的规范进行领悟，并获得相应的身份期待和行为预期，在此基础上得出符合身份的社会认知并进一步作用于社会行为，在对自身社会认知结构的肯定性反馈中完成认知闭合和协调，从而完成对这一身份的正向习得。
图1 身份习得的分析框架 注：实线表示正向习得，虚线表示与之相反的反向习得。 第二，反向习得。如图中虚线箭头标示的路径，行为体在对身份规范的认知过程中，由于物质结构或观念结构的变化，行为体不接受既有的身份期待，从而产生意义障碍，导致不符合这一身份的社会认知。由此，就产生了两个路径上的演变：一种路径是，这种社会认知得到外力的纠偏作用，从而重新进入正向习得序列；另一种路径是，这种认知持续作用，并导致不符合这一身份的社会行为。这一过程对个体自身的社会认知结构产生否定性反馈，并反作用于自身身份的构成体系，动摇既有的身份选择，导致身份退化。 因此，在国际关系的身份退化中，得失损益权衡构成了身份嬗变的心理动力，而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的变化则是身份嬗变的条件动力。即在趋利避害的前提假定下：(1)由于权力的绝对或相对衰落，导致权力作用式微，行为体的权力型身份开始退化。(2)由于观念吸引力的绝对或相对走弱，导致观念作用式微，行为体的观念型身份开始退化。这构成了身份退化的两条基本路径。 (三)身份退化的状态 不同类型的身份由于不同的退化路径，其退化的结果也不尽相同。笔者认为主要存在身份死亡与身份休眠两种身份退化状态。 死亡(death)是相对于生命体存活的概念，指维持一个生物存续的所有生物学功能的永久终止(cessation)。(72)对应到社会意义的分析中，身份死亡是指身份在存在意义上的终结，被彻底抛弃，并去除在相应行为上的表征。 休眠(dormancy)是与复苏(resuscitation)相对的一个概念，指的是较低频度和烈度的生命活动。笔者将身份休眠理解为身份在某种外部环境恶化的条件下逐渐中止作用、暂时停滞、濒临终止但却内隐，同时还可激活的一种观念的社会生命活动。正如动植物的休眠一样，虽然动物不再活动，植物停止生长，但生物体内的生命运动仍在进行，并未衰竭。(73) 笔者认为，权力型身份与观念型身份的退化分别对应身份死亡和身份休眠的结果状态。对此，笔者的解释是：物质与意识的消失路径和结果是不同的，物质通过能量陨灭和元素重组而消亡，而意识则是退隐到潜意识层面。对应到权力—观念的关系上，一旦权力型身份的物质基础消失，行为体就会对这一身份进行变革，包括去对象化的身份革除和再对象化的身份革新。而当观念型身份的观念基础消失后，一方面，由于观念的惯性和稳定性，(74)行为体不会立即抛弃观念身份；另一方面，由于观念因素会以传统、惯习、恒例等形式嵌入社会结构中，因此观念型身份的退化就表现为作用层次的回落。对于个体来说，是从外显行为内隐为心理意识；对于国家来说，则是从体系互动层面滑落到单元行为层面。 因此，在国际关系中，无论是物质结构还是观念结构的变化，都会导致在利弊权衡后，行为体在体系互动层面退化既有身份。但是，权力型身份是通过身份变革的路径，在单元层面也没有既有身份的作用和影响，退化状态是身份死亡；而观念型身份则通过身份内隐的路径，在单元层面仍有既有身份的活动和行为，退化状态是身份休眠。 综上，笔者首先将身份类型划分为权力型与观念型两种；其次，通过讨论身份的社会习得，发现身份嬗变在关系式微和损益权衡基础上也分别对应变革和内隐两条不同的退化路径；再次，身份退化也存在两种不同状态，即死亡状态和休眠状态，由此搭建了一个理解国际关系中身份退化的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为了对这一分析框架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笔者结合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75)试图通过对李氏朝鲜在东亚国际体系中身份退化的分析来进行逻辑验证。
图2 国际关系中身份退化的分析框架 虽然在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和实践中存在着丰富的身份退化案例，如日本的“脱亚入欧”、法国退出北约等，但是诸如朝贡体系瓦解的体系性身份整体退化的案例并不多见，因此笔者选取了李氏朝鲜对华关系中的身份退化作为研究对象。毋庸置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主权国家的概念、定义和地位基础上的。那么，并不符合严格界定的主权国家间关系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具有国际关系研究的合法性就成为一个值得而且必须回答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许多重要的核心概念是在特定的地方性知识基础上得以定义、解释或暗喻地生成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映射(mapping)的意义关系。(76)因此，我们不必也不能将某一区域的地方性知识产生的特定概念作为唯一标准去削足适履式地考察本区域的历史，甚至否思自身的社会实践。例如，契约性国际法与多边主义也就伴随了我们150多年，并且表现出与其前身明显不同的制度变异。同理，无论是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还是当今公认的全球政治转型(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都是历史的偶然。(77)因此，笔者认为主权国家不是国际体系唯一的单元形态。在这一意义上，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应该是跨越国界的人类关系的总和，是行为体之间有意识互动的结果。至于对“国”字的理解，则存在着主权国家、酋长国、宗主国、帝国等多种国家形态和行为体的存在形式。(78)所以，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期非欧地区的国际关系就有其自身的研究合法性，虽然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主权国家间的关系，但也是作为某一特定国际体系内的单元而进行“国际”互动的。因此，它的研究价值也相应地体现在抽象意义上体系—单元层面的互动关系。接下来，笔者就将运用国际关系身份退化的分析框架，对李氏朝鲜在对华关系中的观念型身份和权力型身份的退化进行回顾和梳理。 三 观念型身份退化与明清鼎革时期的中朝关系 中朝毗邻而居山水相连，因此双边关系在对方的对外关系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特别是李氏朝鲜由于其在1637年至1876年除与中国外，不与任何国家交往而得名“隐士王国”。(79)由此可见对华关系在其对外关系中的比重和分量。李氏朝鲜在东亚国际体系中的观念型身份主要是指其作为中国的藩属，认同并仿效中华文化，以“小中华”的身份自居，并扮演一个“慕华者”的角色而在体系层面与东亚各国进行观念互动，即向中国进行文化学习并反馈，同时也向其他地区和国家传播中华文化，这构成其基本的观念文化心态。 李氏朝鲜观念型身份的演变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太祖李成桂开国为标志，李氏朝鲜确立了这一观念身份；第二阶段，以明神宗援朝抗倭为标志，李氏朝鲜不断深化这一观念身份；第三阶段，以光海君在明朝与后金间摇摆反复为标志，这一观念身份出现了身份危机，并最终在清鲜签订《南汉山城规则》后完成退化，进入身份休眠状态；第四阶段，随着清朝重塑正朔的努力，李氏朝鲜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观念身份进行激活，并在与清的观念互动中实现了替代性满足。 (一)李氏朝鲜观念型身份的嬗变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称帝，建立大明王朝。同年，明军北伐攻占元大都，蒙元王朝就此覆灭，残存势力逃至漠北，史称北元。由于高丽长期称臣元朝，加之王室间世代通婚，高丽国内亲元派势力庞大。因此，明朝建立后高丽仍在大明与北元间摇摆不定。在高丽王朝时期，李成桂就力主与明修好，反对高丽与北元联手攻辽克明。他认为攻辽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发兵，二不可；举国远征，倭乘其虚，三不可；时方暑雨，弓弩胶解，大军疾疫，四不可。”(80)虽然李成桂此时反对攻辽的原因有国力悬殊、时节不合与提防倭寇的考虑，但在威化岛回军事件后，他逼迫辛禑王退位，逮捕流放崔莹，恢复了亲明政策，表明其在北元与明朝之间的明确倾向。最终，经过恭愍王、辛禑王、辛昌王、恭让王等几任国王频繁更换后，1392年，权臣李成桂废黜王瑶，自己即位，令知密直司事赵胖前赴明廷奏达：“伏乞照验，烦为闻奏，俯从舆意，以安一国之民。”(81)并以“权知高丽国事”的名义上表明朝请封，并以“朝鲜”、“和宁”为选，请更国号。可以说，在明朝尚未主动过问朝鲜半岛这一王权更替，在其权势尚未完全投及之时，李成桂主动奉表归正，即使有慑于天朝国威的考虑，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其所代表的李朝王权对以明廷为代表的中华帝国的归慕之心。李朝将诚心事华作为其国本，可见这一观念身份在朝鲜最初的确立。虽然李朝自太祖始就将慕华观念身份确立下来，但是明廷对此回应冷淡。明太祖传谕：“尔恭愍王死，称其有子，请立之。后来又说不是。又以王瑶为王孙正派，请立之，今又去了。再三差人来，大概要自做王。我不问，教他自做。自要抚绥百姓，相通来往。”(82)明朝虽然允许两国互相来往，但迟迟不肯正式承认李成桂继位的合法性，也未颁发诰命、印信。身份习得是一个主体间互动关系，需要特定身份与其反向身份(counter-identity)的持续稳定互动。(83)因此这一观念身份一直没有得到积极承认，直至靖难之役才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明朝内战期间，朱允炆和朱棣无论是在战需(如战马)还是合法性承认上，都需要争取朝鲜方面的支持，因此李朝左右逢源，得到了双方的频频示好。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六月，惠帝下诏曰：“咨尔朝鲜权知国事李芳远，袭父兄之传，镇绥兹土，来效职贡，率礼克诚。以未受封，祈请勤至。兹庸命尔为朝鲜国王，锡以金印，长兹东土。”(84)成祖朱棣继位后，也承袭了这一做法。由此，明鲜两朝正式确认和承认了对方政权的合法性，标志着李朝对华观念身份的正式习得。明鲜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了持续稳定的观念互动，并经历了明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等11位皇帝以及李朝太宗、世宗、文宗、端宗、世祖、睿宗、成宗、燕山君、中宗、仁宗、明宗、宣祖等12位国王的稳步发展。明景帝年间，倪谦使朝，与李朝文臣郑麟趾等吟咏切磋，开创了两国“诗赋外交”的传统。自此，凡明使赴朝，李朝都将双方唱和诗文汇辑刊行，定名为《皇华集》，直至明末共计23集。(85)以文学交流为代表的双方文化交流的密切和加深，表明彼此在不断强化相互的观念关系，促进了观念身份的积极互动。而李朝对华观念身份的完全内化，主要是通过明神宗壬辰年间明朝援朝抗倭完成的。1599年，历时7年的御倭战争以明鲜联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朝鲜得以保全。这对李朝的观念身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朝鲜以“藩邦再造”来歌颂明字小之恩，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06年)，宣祖李昖就向明使表示：“小邦蒙天朝拯济之恩，至今保存，皇恩罔极。”(86) 虽然明鲜在强征民女、边界勘定等事件中不乏龃龉，间接导致二者观念关系的波动，但李朝对华观念型身份危机并非内生于二者互动，而是外生于东北亚日益崛起的女真势力。基于李朝在东北亚地缘格局的枢纽位置以及在明朝宗藩体系的核心地位，女真/后金将争取李朝的臣服作为倾覆明朝、入主中原的突破口，因此试图采用权力强制的手段割裂明鲜的观念身份互动。这一过程自光海君始，李朝对华观念身份开始动摇。虽然经过仁祖返正，但由于后金/清强大的军事威胁，在《南汉城山规则》签订后，清强迫李朝中断与明的观念互动，以近乎“全控”手段扼制李朝对华的关系。(87)因此，李朝对华观念型身份进入休眠状态，体系层面的观念身份退化，而进入单元层面，表现为在其国内前期的北伐主张以及后期的尊周思明活动。 (二)李氏朝鲜观念型身份的退化 身份危机是指构成行为体自我身份的内在动力或外在因素发生偏离、动摇或缺失。明清鼎革是李氏朝鲜慕华观念身份危机的肇始。日本将这一政权更迭称为“华夷变态”，(88)可见这一王朝更替对中华正统的颠覆性冲击，而这对李朝观念型身份的决定性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明代双方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女真处于被动和被支配地位。(89)在其互动关系中，不仅是权力维度的“支配—服从”关系，更是观念维度的“传播—接收”关系，即李朝以“小中华”的身份对被视为蛮化夷狄的女真进行礼义教化。因此，女真一跃与李朝以兄弟之国相称，是后者所难以承认和接受的，遑论君臣关系。 光海君因为其与明廷在合法继位问题上的芥蒂而“通虏”。一方面，这并不代表李朝政权主流的选择，这在其后的仁祖返正中表露无遗。在用以废黜光海君的《大妃教》中，文臣们谴责他道：“我国服事天朝二百余载，义即君臣，恩犹父子。壬辰再造之恩，万世不可忘也。先王临御四十年，至诚事大，平生未尝背西而坐。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另一方面，这也标志着李朝身份危机的隐忧。仁祖返正虽然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因为女真崛起、光海君通虏导致的李朝慕华观念型身份危机，使得其重新回到虔心事明、慕华以诚的稳定身份状态中，但是由于后金不断发展壮大、明朝又日薄西山，其身份危机日益深化，而在后金的步步紧逼要求其弃明投金与坚持慕华观念身份之间日益两难。 与任何社会互动中的放弃行为一样，观念型身份的放弃也是将这一附着性存在予以剥离。但是观念剥离与物质切除的一个本质性区别在于，这种“放弃”是在体系层面的，而非单元层面的。观念身份与权力身份在退化过程中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其是内隐的，而非彻底死亡的。以个人为例，虽然观念型身份的放弃会去除其在个体外显行为中的作用，但是却内隐至大脑的潜意识之中，并以这样的形式继续存在。这一逻辑也同样适用于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其外显维度对应体系层面，内隐维度则对应单元层面。 在丙子之役后，后金携战胜之威要求李朝与其约为兄弟之邦，断绝与明的宗藩关系，但李朝认为这是“此则君臣天地，大义截然，有以国毙，不敢从也”，坚持主张这是“大义所系，断不可许”。因此双方在使用“天启”还是“天聪”年号上的正朔之争以及在刑牲盟誓上的仪式之争都反映了李朝对后金动摇其慕华观念型身份的反抗，即使最终无奈地有所妥协，与后金结为兄弟之国，但至少在观念层面表明了自己对这一身份坚持的态度和意志。在丁卯之役后，随着仁祖困守南汉山城举日维艰，尹集、吴达济、洪翼汉等斥和三臣不屈而死，李朝慕华派招致打压，面对国运危矣的局面，无奈之下只好“奉清正朔，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印册”，开始剥离慕华的附着性观念身份。但直至松锦之战前，李朝还通过洪承畴与独步等人潜通明朝。直至洪承畴降清后，将此事和盘托出，李朝与明朝才真正断绝一切往来。(90)至此，李氏朝鲜慕华的观念型身份在体系层面退化，而内隐至单位层面，表现为其北伐论和尊周思明的国家内部行为。 在李氏朝鲜慕华的观念身份退化后，其身份在体系层面表现为休眠状态，内隐到单元层面。李朝内部对亡明仍然进行着思悼活动，设立了御苑的大报坛、华阳洞的万东庙、朝宗川的大统庙，被称为“崇明三义”，以回报“皇明三恩”，即：太祖赐国号的“大造之恩”、神宗援朝抗倭的“再造之恩”、崇祯帝内忧外患时尚出兵思救的“拯救之恩”。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在本国的土地上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在邻国几百年间却一直被虔诚地崇祀，这在世界史上是罕见和独特的现象，(91)而这恰恰就是观念型身份休眠的作用和结果。 (三)李氏朝鲜观念型身份的激活 身份休眠作为一种身份退化状态，具有一定程度上可还原的激活性，即一旦相似的外部条件复现，这种身份就会被激活，从内隐层面表现到外显行为中。 清朝在入关后，一方面革服异制，对传统的生活元素进行改造；另一方面，也积极学习汉人的典制礼仪，极力寻求“重塑正朔”，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对内，主张满汉一家，弱化异族意识，强化王朝更迭色彩；对外，怀柔藩属，优待招徕。明朝初年，其在强征童女、火者，屡索海青等贡物等事情上让李朝不胜其扰，而派往的使者不是“或贪或暴，恣行无礼”的宦官，就是六七品的行人、给事中一类的中小官吏，而对于李朝极为重视的在《明会典》中更正李成桂宗系之误，直至其提出两百年后的万历年间才予更正。清朝对李朝的态度则判若霄壤，不仅岁贡日益缩减，还施恩特赐，派往的使臣也是三品以上的满洲大员。(92)对比之下，一方面，即使如此李朝仍不忘皇明，表明其观念身份的确内隐，并未死亡；另一方面，其也逐渐承认和接受清廷的德化王道外交，某种程度上激活了其观念身份，以实现替代性满足。以特赐为例，(93)其由康熙始创，以示对朝鲜的隆崇、嘉许或恩遇。1703年，康熙帝特赐“藩封世守，柔远恪恭”八个字给肃宗。这在中朝关系史上实属首例，李朝表示：“海隅偏邦，未尝见皇帝笔迹，今于使华之临，蒙此特赐之酌，仍及谢手笔之意。”(94)雍正年间，特赐朝王《周易折衷》、《朱子全书》、《康熙字典》、《性理精义》等多部书典以及各式物件、赏银等。乾隆特赐御书“式表东藩”、“东藩绳美”以及各式方物无数。嘉庆特赐朝鲜“礼教绥藩”的匾额，道光也特赐“缵服扬休”的匾额给朝鲜。 对于清帝这种重塑正朔的行为，李朝也逐渐予以积极回应。英宗时期，左议政宋寅明就认为：“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时，但国俗之简易稍主，似更出他胡，荡尽其礼乐文物，然后始生真人矣。”(95)这种态度比起李朝历代对待女真人的态度都表现出明显的软化，清鲜体系层面的观念互动也日益频繁、密切，虽然仍有不少偏见和歧异，但李朝对华关系中的观念身份在双方的交往中一定程度上被激活了。 四 权力型身份退化与清朝末期的中朝关系 历史上，即便是在中国大陆分裂时期，朝鲜半岛也未能形成一个能与之分庭抗礼的区域霸权。可以说，在传统的东亚国际体系中，朝鲜半岛的政权历来与大陆政权结成的都是权力维度的受控关系。因此，一旦大陆形成一个稳定的新政权就会主动寻求对半岛的权力投射，同时半岛政权也会主动选择或被迫依附某个大陆政权，这是古代东北亚国际关系颠扑不破的权力政治铁律。 李氏朝鲜的王朝史也概莫能外。李朝在东亚国际体系的权力型身份直至其王朝覆灭都一直存在，只是在对华关系中出现了这一身份的嬗变。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李朝开国伊始就确立了对明事大的国策，后代国王谨遵不违。第二阶段，光海君时期开始奉行对明朝和后金的两端外交，对华事大身份开始动摇，随着后金/清的崛起，李朝事大的对象也随着中原王朝的更替而转变。虽然由事明转向事清，但是在体系层面李朝还是在对华关系中执行事大政策。在这一转折时期，其完成了权力型身份的调适。第三阶段，随着日本的崛起和东亚体系外大国的涉入，李朝谋求独立倾向日益滋生，与此同时，王朝内部对于事大对象也各执其词。最终清鲜都通过日本间接抛弃彼此之间的权力型身份关系，李朝建立大韩帝国并最终被日本殖民。 (一)李氏朝鲜的权力型身份 区别于观念型身份，权力型身份的习得和抛弃是一个更为直接的过程，其并不需要过多的认知投入和情绪卷入，而表现为一个单纯的信息获取和思维判断的行为选择，在大国和小国的关系中尤其如此。如果说高丽王朝因为与北元政权的联系纽带而一时在明朝与北元间摇摆不定的话，(96)那么李氏朝鲜则完全不存在这方面的两难。李朝完全接受明政权的宗主地位，这表现在权力关系上的事大和观念关系上的慕华。因此，李朝与明朝权力身份的确立、互动和习得比较迅速。由于明朝在东亚国际体系中决定性的主导地位，这一身份的内化也未存在根本障碍，因此可以说李朝建立伊始就确立了对明事大的关系，确立了对华关系中的权力型身份。 李成桂认清了明朝与北元之间日益悬殊的国势，而决心亲明，不敢忤逆。即使其以“权知朝鲜国事”的身份请封未获恩准，也不曾背身投元。在观念身份尚未内化之时，李朝能全心事明，很大程度上是权力关系的必然结果。在权力关系中，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尽受所遭。成祖时期，对于明廷索要童女、火者以及特殊贡物的要求，李朝疲于应付，对于明使恃势骚扰更是苦不堪言，但是慑于明朝国威，担心使臣“妄诉朝廷”，最终还是屈从忍辱，“优待以遣”。(97)可见这一时期，虽然李朝情感上并不愿接受这一权力关系中的被动角色，但出于理性也无可奈何，为了避免开罪上国，只能从之顺之。 (二)李氏朝鲜权力型身份的嬗变 李氏朝鲜对华关系中的权力型身份在明清鼎革时期经历了一次转折和调适，这主要是因为中原王朝内部的政权更迭。在女真部族崛起发展成为后金政权，继而称帝立国的过程中，逐渐衰落的明朝难挽颓势，其政权命运尚摇摇欲坠，遑论外保李朝。萨尔浒之战告捷后，后金为避免进军中原的后顾之忧，于1627年发动对朝战争，大贝勒阿敏率3万大军南下，直取义州、定州、安州、平壤、中和、平山等城。朝鲜自称无兵之国，军队都是农民兵，缺乏职业训练，根本无法与后金成建制的军队相抗衡。强力之下，只能服从，李朝在后金的武力胁迫下与其结为“兄弟之盟”，原来李朝居高临下、屠戮绞杀女真人(98)的权力身份开始动摇。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清，皇太极挥师入朝，大获全胜，俘获了王妃、王子等人，退守南汉山城的仁祖李倧只能出城投降，史称丁丑下城。《南汉城山规则》的签订，正式标志着女真/后金/清与李氏朝鲜之间权力身份的反转。因此，在女真人几次有计划的阶段性攻势下，李朝与后金/清的关系历经字小、交邻与事大，(99)双方也从某种程度上的“宗藩之国”过渡到兄弟之国，最后演变为君臣之国。随着清军入关一统中原，李朝对华权力身份也是实现了从“事明”到“事清”的转折和调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权力悬殊，李朝并没有过多的抵抗空间和选择余地，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一既定的权力对比和身份关系。但是这种身份转换只是由于相互关系中一个主体内部的变化而导致，并不影响和改变主体间关系的性质，不构成权力身份的根本变化。 19世纪中后期，清朝衰落、日本崛起与西方势力的渗透成为影响朝鲜半岛发展的三大主要因素。第一，清朝国势的衰颓使得其对朝鲜的影响式微，主要表现在消极意义上控制的减弱以及积极意义上优抚的减少。第二，日本的崛起使得其寻求以朝鲜为跳板进入东北，进而控制东亚大陆。随着其权势的增长和投射，日本日益拓展其在李氏王朝的影响，并逐渐实现了对朝鲜的吞并和殖民。第三，西方列强争相进入朝鲜半岛，也使得东亚体系的参与因素日益复杂和多元，李朝也可以周旋于列国之间，而不必在清日间“骑墙”，因此试图通过大国平衡术以求实现小国自保的均势政治。以上三个方面共同作用于李朝对华的权力关系，使得最终在19世纪末期，李朝结束对清事大的权力身份，而这种身份的退化结果是身份死亡，即一方面，李朝彻底独立，建立大韩帝国；另一方面，日本也取代了清朝的地位，重新与李朝确立了新的权力身份关系。 (三)李氏朝鲜权力型身份的退化 权力关系的变化可能是双方权力地位倒置，也可能是第三方因素介入后的取代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权力关系的投射取决于权力的资源和运用，因此权力型身份危机的产生也受这两个因素的复合作用，即综合国力或问题领域权力的提升以及高明的外交谋略与高超的外交手段。东亚国际体系的近代化和朝贡体系的瓦解是李氏朝鲜对华权力型身份危机的宏观历史背景。在这一过程中，体系内主导权出现由清朝转向日本的变化过程；同时，英、法、德、美、俄等体系外国家也积极介入东亚地区事务，各方势力共同作用于东亚国际格局。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李朝决定“开国通商”，并相继与外国签署了《朝美条约》(1882年5月)、《朝英条约》(1882年6月)、《朝德条约》(1882年7月)。这些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朝鲜由传统的“事大交邻”的外交体制开始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100)1885年至1886年还相继发生了两次朝俄密约事件，俄国也开始涉足朝鲜事务。随着日、俄、英、美等势力相继渗透朝鲜半岛，李朝内部对外主张的声音更加多元，内容也有不一，清朝对其影响大不如前，朝鲜也因内外两方面的变化而日益滋生离心倾向。当时李朝国内的开化党分为三派。亲华派由金允植、鱼允中等一批与清廷关系密切的老成持重者组成，主张以中国洋务派为榜样，提出“东道西器”论，施行渐进式变革，支持王权。亲日派以金玉均、洪应植等“两班”(101)青年子弟为代表，提出以明治维新为榜样，主张激进变革。亲俄派以韩圭稷、李祖渊、赵定熙为代表，提出引强邻以自卫，主张大国平衡的均势外交。(102)因此，这一变化了的多元化权力格局日益冲击着李朝对华的权力型身份。李朝日益难以仰仗对清事大而保全自身，国内各派对外也有倾附，同时也萌生独立倾向，其既有权力型身份遭受严重危机。 从清政府对朝关系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礼法体系与条约体系并行，清政府的外交呈现出两种外交原则并存的“双轨制”运行状态，分别对应礼部和总理衙门。(103)条约体系使得东亚不再是按自己的模式运行的孤立封闭的世界，而是在一个世界性的国际体系中被边缘化了。(104)随着清朝权力投射的式微，李氏朝鲜开始日益滋生独立倾向。在传统的宗藩关系，或称朝贡体系中，藩属国虽然对宗主国事大，但是其对各项国内事务仍享有较高的自主权，处于自主但不独立的状态。(105)随着西方近代思潮的渗透和条约体系确立，促使朝鲜进行整个社会建制的“革命”，平等、主权等字眼越来越促使其在独立与自主之间进行逻辑嫁接。在李朝近代化过程中，就表现为在内政中谋求独立建国，在外交中意图脱离清廷因素，实现自主。(106)但是，即使割裂了与清宗藩的传统事大关系而独立建国，李朝仍然难以在东亚国际体系中扮演一个完全独立的国际角色，遑论主导。1875年9月，日本在朝鲜半岛制造了“江华岛事件”，双方签订了《江华条约》(即《朝日修好条规》)、《朝日修好条规附录》、《朝日贸易规则》等一系列“条约”。这是日本第一次对中朝宗藩关系进行的冲击，动摇了朝鲜对外关系中的“交邻体制”。通过条约中声称的“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与日本国保有平等权利”，日本试图以朝鲜为切入点，来瓦解中国的宗藩体系。一方面，日本积极介入朝鲜事务；另一方面，在朝鲜国内培养亲日的青年开化派。1882年8月壬午兵变后，日朝签订《仁川条约》(即《济物浦条约》)和《修好条规续约》，日本首次获得在朝驻兵权。1884年12月甲申兵变后，日朝签订了《天津条约》，日本获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对朝鲜的军事权力，朝鲜近乎“两属”。(107)1894年7月，日本在朝发动政变；同年8月，日朝签订攻守同盟。1895年1月，朝鲜颁布《洪范十四条》，宣布“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宣告“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至此，朝鲜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国结束宗藩关系的藩属国，这意味着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亚宗藩体系、东亚古代国际体系的终结。(108)最终日俄战争一举奠定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权力地位，李朝也相应地确立了对日的权力身份，并最终被日本吞并和殖民。 身份死亡是指行为体的社会身份完全消除且并未退隐至单元层次，虽然随着权力情境的复现可以重新确立，但却不是从单元层次的激活。权力型身份的退化结果就是身份死亡，这是因为权力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强制关系，其内化程度和稳定程度在所有身份中都是最低的，也是最依赖体系情境的。(109)一旦主导方权力状态式微，权力关系便会出现动摇。而随着主导方权力的衰落，受控方会本能地终结这一权力关系，其相应的权力身份也将彻底被抛弃，而处于死亡状态。在清朝国势衰颓，对朝权力投射式微，在安全和经济上难以发挥权力作用时，由于观念因素的黏合作用不再显著，因此李朝便更加积极地谋求脱清独立，即使在此过程中略有反复，也是基于清朝的良性权力的惯性作用，一旦这种作用不再或被替代，李朝便习得新的权力身份，并革除旧的权力身份，即将原有的权力身份退化至死亡状态。1895年11月15日，李朝改用公元纪年，改变了国家的尊号和年号。虽然历经1896年2月至1897年3月的俄馆播迁，直至1897年10月12日，高宗李熙才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但是，自1895年起，朝鲜就进入了以大韩帝国为主体的“独立”国家时期。直到1910年日韩合并，李氏朝鲜才被正式纳入日本的殖民体系，不再以一个王朝政权的形式存在，而彻底退出了东亚国际体系和世界历史舞台。 五 结论 本文通过提出一个国际关系中身份退化的分析框架来理解国际关系中身份退化的两种类型、路径和状态，并结合李氏朝鲜在朝贡体系中的身份嬗变，进行了案例上的佐证，目的在于实现一定的理论价值。 在行动逻辑的知识性原因基础上产生的实践理论认为，理论应从局部的经验和实践中产生，在历史和文化中得以建构。不同文化中的行为体会有不同的实践导向、不同的行动。(110)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者基于欧洲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从冲突走向和平、从纷争走向合作的历史轨迹，提出了在无政府状态下集体身份形成的因果理论。(111)但其所建构的从敌人到朋友的“进化建构主义”，选择性地回避了相反的演化可能和路径机制。正如温特所言，国家间集体身份的形成是以文化为背景的，因此，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基于欧洲历史文化的“身份进化”理论并不能解释东亚历史文化背景下“身份退化”的经验事实，而这恰恰也否证了身份进化的不可逆，从而祛魅对建构主义的“进化迷信”，打破“进化研究”对建构主义的议程垄断，而促进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 在案例部分，本文比较了李氏朝鲜在朝贡体系中两种身份的嬗变。李氏朝鲜对华文化倾慕、仿效学习的观念型身份由于明清王朝更迭而式微，加之观念层面传统因素与国内合法性在利弊权衡的复合作用，李氏朝鲜将这一观念型身份退化为休眠状态，表现为其前期的北伐大义论和中后期的尊周思明。与此同时，随着清朝重塑正朔的努力以及积极推行王道外交，这一身份逐渐被激活。至于李氏朝鲜对华政治臣服、朝贡事大的权力型身份，由于在东亚近代化过程中，清朝衰落、日本崛起、西方列强环伺导致中国对朝鲜的权力作用式微，加之政治与经济损益权衡的复合作用，李氏朝鲜将这一权力型身份退化为死亡状态，朝贡体系最终崩溃和彻底瓦解并出现东亚的殖民化进程。因此，对李氏朝鲜在朝贡体系集体身份退化的分析，基本印证了本文分析框架的核心假设和主要内容。但是，如何将这一分析框架运用到解释从朋友到敌人的角色身份退化以及针对现实问题的具体分析，还需展开进一步的理论和应用研究。 身份退化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研究议题，除了基本的分析框架外，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拓展的研究议程，如记忆与遗忘。身份不仅是一个即时状态，更是一个历时过程。因此，时间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时间对认知的显著影响表现在记忆与遗忘两个方面。记忆是行为体保证自身认知连续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重要认知资源。集体记忆是一套由一个社会群体共有的对过去的表述法。(112)共同记忆的具体化和清晰化表述支撑着特定人群的身份认同。(113)如何表述和认识过去，对当下和未来具有重要的观念暗示和行为指导作用。记忆与传统代表了两个相互分离却又互为补充的建构过去的过程，记忆能假设传统的属性，而传统能发挥记忆空间的功能。(114)因此，对身份退化的研究也需要关注记忆的共有构建与代际传递。另一方面，遗忘也是一种特殊的记忆。遗忘作为一种选择性记忆“修正”了对过去的“思维叙事”，这对于身份退化来说，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 本文曾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十届博士生论坛上宣读，感谢张睿壮、庞中英、郭树勇等师长给予的宝贵评价。感谢陈岳、赵广成、左希迎、王淑珍、曾向红、王广涛等师友先后对本文提出的批评意见。同时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页。 ②贺玉高：《霍米·巴巴的杂交性身份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赵志裕等从现代性的角度对身份的概念进行解读，他们认为古代身份是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资历，而现代身份则更多的是一种成员资格。参见赵志裕、温静、谭俭邦：《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第202页。 ③孙立平主编：《社会学导论》，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 ④Ralph Linton,The Study of Man,New York:Appleton-Century,1936,p.114. ⑤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 ⑥David M.McCourt,"Role-Playing and Identity Affi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Britain's Reinvasion of the Falklands,1982,"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7,No.4,2011,pp.1559-1621. ⑦角色化又称游戏化，是指行为者有能力依照情境决定进入或移出特定身份。参见石之瑜：《社会科学知识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⑧Kuniko Ashizawa,"When Identity Matters:State Identity,Regional Institution-Building,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0,No.3,2008,pp.571-599; Jeffrey T.Checkel,"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4,2005，p.810.有学者就指出动机(motivation)是联结特定身份和特定行为之间逻辑的核心要素，参见Rawi Abdelal,ed.,Measuring Identity: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3-4。而利益是指一个行为者对于结果的偏好，我们时常把一个行动者的即期利益称作他的动机，参见唐世平：《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7页。有学者还认识到“行为反映利益，利益实现身份”的反向逻辑，参见理查德·内德·勒博著，陈锴译：《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445页。也有学者强调了话语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章；姜鹏：《角色认知与话语建构：美国选择性干预的政治逻辑》，载《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4期，第24-29页。 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20-228页；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3期，第128-130页。 ⑩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5页。 (11)对于集体身份，温特与霍纳特有不同的理解和标准。温特认为，行为体只有当自我与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时才形成集体身份。具体而言，他提出三个集体身份形成的因果机制：结构情境、系统进程和战略实践。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页；Alexander Wendt,"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2,1994,pp.388-391。而霍纳特认为，特定共同体的集体身份是个人身份或个人自我感(relation-to-self)的最高等价物。参见Axel Honneth,"Recognition Between States:On the Moral Substr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 Thomas Lindermann and Erik Ringnar,eds.,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Boulder:Paradigm,2011,p.27；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3期，第128页。 (12)王存刚：《议题联盟：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式》，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11日。 (13)固有身份的建构外生于游戏，与既定的社会结构有关；关系身份则由社会结构中的关系确定，由游戏本身建构。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14)内核性身份是使国家成为国家，独立于国际体系的内在身份；附着性身份是内生于国际体系中的，由国际社会赋予的身份。方长平：《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15)利益攸关方身份主要考虑个体利益，强调博弈意义上的双赢结果；伙伴关系身份则强调的是相互关系的协调和整体氛围的营造。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14-16页。 (16)学界对于角色身份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产生了不少角色理论的研究成果，如比较有代表性的霍尔斯蒂的国家角色概念、沃尔克的“交易—角色模式”等。Kalevi J.Holsti,"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y Quarterly,Vol.14,No.3,1970,pp.233-309; Stephen G.Walker,ed.,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庞珣：《国际角色的定义和变化——一种动态分析框架的建立》，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133-143页。 (17)季玲：《重新思考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的概念与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75-92页。 (18)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第143页。 (19)彭华民、杨心恒主编：《社会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5-86页。 (20)石之瑜认为，身份是内在的，以重塑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为目标，而形象是外在的，以在确定关系中联系自我与他者为目标。参见Chi-yu Shih,"Assigning Role Characteristics to China:The Role State Versus the Ego Stat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8,No.1,2012,pp.71-72。 (21)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2-327页。 (22)林崇德等主编：《心理学大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6页。 (23)郭树勇就认为身份不是社会行为体在单位层次上单纯的自我设定，而很多情况下是社会互动与社会承认的结果。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4)曾向红、辛万翔：《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否必然？——承认理论视角下的一种考察》，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第76页。 (25)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Teleology and the Logic of Anarch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9,No.4,2003,p.512. (26)董莉、李庆安、林崇德：《心理学视野中的文化认同》，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70页。 (27)Henry Taifel,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Michael A.Hogg,Deborah J.Terry and Katherine M.White,"A Tale of Two Theories:A Critical Comparison of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Vol.58,No.4,1995,pp.255-269. (28)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载《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第22页；杨宜音：《关系化还是类别化：中国人“我们”概念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探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52页；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63页。 (29)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106页。 (30)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著，高明华译：《社会认同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31)Michael A.Hogg,Deborah J.Terry and Katherine M.White,"A Tale of Two Theories:A Critical Comparison of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257. (32)Sheldon Stryker and Richard T.Serpe,Commitment,Identity Salience,and Role Behavior:Personality,Roles,and Social Behavior,New York:Springer,1982,pp.199-218；季玲：《重新思考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的概念与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82页。 (33)李敏：《身份干扰与行为偏失——日本对外援助的政治考量》，载秦亚青主编：《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国际关系研究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350-360页。 (34)赵广成：《从合作到冲突：国际关系的退化机制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页。 (35)董青岭：《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一种研究纲领的内部分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2期，第44-53页；董青岭：《复合建构主义——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 (36)Min-Hua Huang,"Constructive Realism:An Integrated IR Theory of Idea,Strategy and Structure," paper prepares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Chicago,April 3-6,2003，转引自董青岭：《现实建构主义理论述评》，载《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1期，第146-148页。 (37)赵广成：《从合作到冲突：国际关系的退化机制分析》，第3章。 (38)苗红娜：《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载《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0期，第17页。 (39)肖宏宇：《西非区域意识、民族主义与独立运动》，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1期，第17-21页。 (40)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93-154页。 (41)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页。 (42)田文林：《伊朗革命主义外交——理解第三世界的一种路径》，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1期，第7-11页。 (43)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Terminating Alliances: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9,No.4,2007,pp.1125-1129. (44)刘丰、董柞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11页。 (45)宋伟、宋卓如：《联盟的维持与瓦解：理论分析与案例检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139-143页。 (46)左希迎：《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第13页。 (47)玛莎·费丽莫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48)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887-917. (49)Ryder Mckeown,"Norm Regress:U.S.Revisionism and the Slow Death of the Torture Nor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1,2009,pp.5-25；赵广成：《从合作到冲突：国际关系的退化机制分析》，第48-52页。 (50)贺刚：《国际规范的违反策略——基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载《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6期，第109-124页。 (51)谢婷婷：《行为体策略与规范传播——以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为例》，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99-117页。 (52)冷鸿基：《制度内恶性竞争与春秋时期国际合作规范退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115-133页。 (53)陈拯：《春秋华夏秩序瓦解与国际社会退化机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41-64页。 (54)王淑珍：《不确定条件下个体选择行为研究——基于神经经济学视角》，西安：西北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3-55页。关于情感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有很多相关研究，例如聂文娟：《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研究》，载《国际论坛》，2011年第1期，第45-51页；Jonathan Mercer,"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Vol.9,No.3,2006,pp.288-303。 (55)Robert Dahl,"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 Science,Vol.2,No.3,1957,pp.202-203. (56)不管权力的来源是什么，其本质都是一种不对称的控制。权力的结构变量意义正是有权力的人通过提供或不提供资源对他人进行的控制。韦庆旺、俞国良：《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述评》，载《心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6期，第1336页。 (57)唐世平对物质主义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进行了证明。唐世平：《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0年第1期，第87页。 (58)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学者也都注意到并且重视观念的存在和作用。秦亚青主编：《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7页。 (59)赵汀阳：《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载乐黛云、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第18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60)季玲：《东亚共同体与东亚集体身份兴起的情感动力》，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78-81页。 (61)聂文娟：《群体情感与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93页。 (62)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第64页。 (63)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权力是指狭义上以物质因素为基础的权力，它产生于物质力量的不均衡分配。 (64)阿马蒂亚·森著，李风华等译：《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3页。 (65)高尚涛：《国际关系的权力与规范》，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6章。关于物质关系的观念转化，例如掌权者可以通过追随霸权国而获得国内社会的支持，同时由于国内各阶层习惯于对霸权国依附的外交姿态而产生对掌权者形成制约的观众成本，影响着其政权合法性。参见杨原：《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37页。关于观念关系的物质转化，例如当一项知识被确认为能够创造社会价值，进而令知识生产者获得某种竞争优势时，模仿者就会纷纷出现。参见刘世强：《知识扩散、国家学习与国际权势的根本性变迁》，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5期，第106页。 (66)报酬(reward)，也称奖赏，是指能够满足有机体某种需要的交换结果；代价(punishment)，也称惩罚，是指从事某种行为所失去的报酬或受到的惩罚。乐国安：《社会心理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67)冯维江、余洁雅：《论霸权的权力根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11页。 (68)乐国安：《社会心理学》，第78页。 (69)George Casper Homans,Social Behavior:Its Elementary Forms,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61,pp.15-47. (70)研究表明，神经系统有这样一条规则，即任何一个有奖励的尝试行为都应该重复，而任何一个试验行为若无任何结果，或带来的是更糟的惩罚，就不应再做出这种行为。这一研究成果为趋利避害的社会行为提供了神经科学的支撑和解释。理查德·道金斯著，李虎、徐双悦译：《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进化的证据》，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页。 (71)陈琦：《认知结构理论与教育》，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第78页。 (72)西蒙·布莱克波恩：《牛津哲学词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73)不可否认，无论是权力还是观念，它们都具有情境框架的可激活性，即一旦情境条件具备，经过一定时间的社会互动就能确定相应的社会关系。但是身份休眠状态并不等于身份的可激活性。身份休眠是指去情境化后的认知的连续性和行为惯性，而身份激活则是指情境还原后的身份可逆性。 (74)亚历山大·温特将内化程度分为强制、算计和信仰三个等级，并认为共有观念越是得以内化，就越会起作用，它所建构的结构也就会越厚重。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51-252页。巴里·布赞认为这三种内化模式都存在于任何社会结构，关键是各种内化模式之间的排列组合及各自所占的比重。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London:Cambridge Press,2006,pp.106-108。 (75)具体来说，笔者试图通过过程追踪来实现案例“饱和(saturation)”，即对于某一个问题有全面的了解。参见Mario L.Small,"How Many Cases Do I Need? On Science and the Logic of Case Selection in Field Based Research," Ethnography,Vol.10,No.1,2009,pp.24-27。 (76)赵汀阳：《认同与文化自身认同》，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第18页。如郑永年认为主权平等概念、均势原则、海洋优先的发展倾向就是取决于欧洲的地缘政治。郑永年：《边疆、地缘政治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13-14页。 (77)Chris Reus-Smit,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Yongjin Zhang and Barry Buzan,"The Tributary System as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Issue 1,2012,p.4. (78)阎学通：《恩格斯的国家理论与今天的国家形态》，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1期，第34-38页。 (79)狄百瑞著，何兆武、何冰译：《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2页。 (80)吴晗编：《李氏朝鲜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太祖康献大王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6页。本文所涉李朝实录皆引自此版本。 (81)《朝鲜太祖康献大王实录》，第110页。 (82)《朝鲜太祖康献大王实录》，第112页。 (83)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22页。 (84)《朝鲜太宗恭定大王实录一》，第158页。 (85)王小甫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71页。 (86)《朝鲜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二十二》，第2818页。 (87)休·戴森·沃克(Hugh Dyson Walker)就以1636年清鲜签订《南汉城山规则》为时间节点，将中国与李氏朝鲜的关系划分为忠心臣服期(The Period of Exemplary Conformity,1392-1636年)与被迫臣服期(The Period of Coerced Conformity,1636-1895年)。参见Hugh Dyson Walker,The Yi-Ming Rapprochement:Sino-Korean Foreign Relations,1392-1592,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Ph.D.dissertation,1971。 (88)“华夷变态”的提法最早始于明清王朝交代后，林家一门受幕府之托开始编纂被称之为“风说”的情报集子一册，命名为《华夷变态》，计2465件，辑为86册。周颂伦认为，华夷变态作为一种文化判断，主要有三种形态：第一，恪守华夷之辨，期待秩序归位。第二，担忧入寇来袭，搜集相关情报。第三，强调华夷易位，建立自身华夷秩序。周颂伦：《华夷变态三形态》，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6页。 (89)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4页。 (90)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第75页。 (91)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第2页。 (92)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第269-270页。 (93)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93-95页。 (94)《朝鲜肃宗实录二》，第4209页。 (95)《李朝英宗实录一》，第4494页。 (96)张献忠：《试论高丽辛禑对明朝和北元的“骑墙”外交》，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87-93页。 (97)王小甫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第270页。 (98)1594年，李朝郑见龙“密发六镇兵马，以降倭为先锋，猝袭巢穴。胡人占山为壘，终日拒战。降倭负牌先登，官军继之，城遂陷，尽歼胡人老少，死者七八百口”，史称“永建堡惨案”。《李朝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八》，第1991页。 (99)李朝的对外关系分为三个层面：第一，藩臣敬奉宗主的事大；第二，与地位相当的国家进行交往的交邻；第三，以自己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小中华外交秩序”或“亚朝贡体系”的字小。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第129页。 (100)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第169页。 (101)两班(
)是指古代高丽和朝鲜的贵族阶级。 (102)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第202-204、225-226页。 (103)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第128页。 (104)杨军、王秋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105)张勇进和巴里·布赞认为，虽然从文化和文明角度界定的同心圆社会等级制结构确立了朝贡体系有序主权不平等(ordered sovereign inequality)的组织原则，但是中国治下的和平的实际和潜在参与者都仍是主权实体(sovereign entities)，即使它们之间都主观接受或默认这种等级地位排序的制度时，其在各自内“外”事务的处理上也保持着自主性(autonomy)和独立性(independence)。参见Yongjin Zhang and Barry Buzan,“The Tributary System as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15。 (106)具体的历史追溯和梳理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如冈本隆司著，黄荣光译：《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权赫秀：《东亚世界的裂变与近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107)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第220页。 (108)杨军、王秋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第115页。 (109)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63-265页。 (110)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197页。 (111)贺刚：《身份进化与欧洲化进程——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两国入盟进程比较研究》，载《欧洲研究》，2015年第1期，第99-115页。 (112)艾尔萨·阿布·阿西：《集体记忆与对过去的管理：战后黎巴嫩内战记忆的倡议者》，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2年第1期，第60页。 (113)米歇尔·鲍桑：《传统与记忆：以一个埃及犹太人组织为例》，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2年第4期，第81页。 (114)米歇尔·鲍桑：《传统与记忆：以一个埃及犹太人组织为例》，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2年第4期，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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