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能长期促进中国就业增长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服务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4)08-0127-11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到7.7%的历史较低水平，但就业形势并没有恶化，反而出现了向好的局面，全年新增城镇就业1310万，比年初设定的900万目标超出了近46%。可以说，低增长与高就业并行，是近两年经济运行区别于以往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就业吸纳器和稳定器的作用。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26.2万亿元，同比增长8.3%，GDP占比达到46.1%。不论是绝对量、增速，还是占比，第三产业均超过了第二产业，这在近年来是罕见的。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为就业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服务业产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能创造出约70万个就业岗位。①那么，未来中国能否凭借服务业的长期发展来彻底缓解就业压力呢？这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因为对它的回答会涉及未来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未来就不必再依赖于高增长来实现就业目标，政府可以将更多的调控资源用于稳定物价方面，进而实现“低增长、低通胀、高就业”的良好格局。相反，如果服务业缺乏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就仍然需要通过刺激经济的高增长来维持就业目标，稳定物价等目标仍可能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正因为如此，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从两个维度回答了上述问题：首先，我们利用鲍莫尔-富克斯假说检验了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和就业增长机制。结果发现，我国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这意味着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服务业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特别是生产服务业更为明显。一直以来，人们怀疑服务业的就业增长是源于其滞后的生产率特征，因此也担心一旦服务业升级，就业增长也会停滞。我们发现，这个问题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对消费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来说，就业增长确实与效率滞后性呈正相关的关系，效率升级会对就业造成损害；但对生产服务业来讲，就业增长与生产率特征没有明显关系，这些行业的升级并不会导致“效率吞噬就业”的问题。其次，我们又进一步通过就业弹性比对方法深化了对服务业就业功能的认识，结果分析，总体上，服务业的长期就业弹性要远高于工业部门，其中消费服务业达到其2倍左右，生产服务业也接近1.5倍左右，公共服务业则介于二者之间。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工业部门来说，服务业就业具有更强的粘性，从产出波动到就业波动需要更长的传导时滞，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重心向服务业转移，不仅国民经济的就业吸纳功能会强化，就业稳定性也能得到提高。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只有当经济脱离安全区间时，政府才会对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其底限就是就业目标。本文通过论证服务业的保就业功能，证明了中国经济能够长期运行于安全区间，进而支持了“合理区间”的调控思维。同时，我们还澄清了生产服务业的升级必然会弱化其就业功能的错误观点，为倡导生产服务业的转型和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针对前述问题，我们将分两个部分来梳理文献：一是关于服务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二是服务业带动就业的内在机理。先看第一类文献。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重心将渐次从农业部门向工业、服务业部门转移，特别是在工业化推进到一定阶段时，服务业比重的不断上升是一个必然规律(江小涓、李辉，2004)。这种必然性肇始于它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作为国民经济“黏合剂”，服务业对于提升经济整体的运行效率和竞争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生产服务业，作为一种高级投入要素，能使工业部门获得更为专业的中间服务，对其效率提升产生带动作用(江静等，2007)。 然而，一直以来中国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与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不相称，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潜在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出来。通过横向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普遍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5)。目前，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阶段，②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却远落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的平均比重为55.9%，而中国目前只有46.1%。不仅如此，中国服务业还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即以传统的消费服务业为主，而新兴的生产服务业占比太低(程大中，2008)。发达国家生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一般达到40%以上，而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15%左右徘徊。 关于服务业带动就业的机制，最有影响力的当属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他们认为服务业就业增长主要源于其劳动生产率的滞后性(Baumol，1967；富克斯，1987)。克拉克的三次产业理论也提出，制造业生产率高但需求增长落后，服务业则正好相反，其生产率低但是需求增长快，因此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劳动力必然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Clark，1957)。在中国就有不少学者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进行了检验，而且多数是倾向于接受这一假说的。但是在这些研究中，很多都是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来进行分析，样本容量受到很大的限制。比如，在程大中(2004)的一项实证分析中样本期只有22年，模型自由度明显不足，检验的科学性也难以保证。 另一些学者则从要素投入的角度阐释了服务业的就业增长机制，例如，中国社科院课题组(2009)发现，服务业投资增长及基础设施改善，对服务业就业增长具有明显的作用。这一分析的局限性在于只考虑服务业自身的就业效应，而实践中服务业带动就业增长未必通过服务业自身来实现的，还会通过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来间接实现(郑吉昌等，2007)。可以说，后一种观点是换了一个角度来强调服务业作为社会生产中间投入品的基本属性，更贴近于现代经济社会的现实，但如何证明这种隐性就业机制的存在？这些文献并没有加以系统的检验。 过去人们倾向于将服务业视作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而忽视了服务业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而在今天服务业内部分化的情况下，这恰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服务业发展乃至就业的增长既可能是其他外因作用的结果(如制度变迁)，也可能是服务业内部结构转换的结果(顾乃华，2010)。 服务业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内部还有多个分行业，我们既要识别出服务业的总体就业功能，还要区别出各类服务业的就业功能差异，也唯有此，才能为相应的服务业发展政策提供依据。Gershuny和Miles(1983)的研究表明，带动服务业就业增长的最主要力量是生产服务业而不是消费服务业。因为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工业生产对中间服务的需求呈现长期增长态势且不断加速，而居民对最终服务的需求更为平缓，相对比例下降。另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格鲁伯和沃克，1993)。应该讲，这一派的观点与发达国家的现实基本吻合，但它并不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服务业比较落后，它还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相反，零售、餐饮、住宿等传统的消费服务业的就业效应可能更为突出。 那么，为了更好地促进就业，中国究竟应重点发展哪些门类的服务业呢？有学者认为，中国应重点发展生产服务业(张月友，2012)，但生产服务业的就业吸纳功能比较弱(丁守海，2009)，过度强调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会削弱服务业的就业容量。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强调，中国应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这既有必要也是可行的(魏作磊，2006)。还有一些学者则完全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问题，提出应重点发展那些能够克服“成本病”的服务业来带动就业，特别是那些能够实现标准化的服务业(李建华、孙珠蚌，2012)。应该讲，中国劳动力构成复杂，要解决不同群体的就业问题，需要发展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非此即彼的观点可能会有失偏颇。 总体来说，国内外学者对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就业增长机制以及未来的结构演进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人们普遍重视对服务业就业结果的分析，而缺乏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来揭示服务业促进就业的内在驱动机制，相应地，也无从回答这种机制是否具有长效性的问题。(2)人们普遍从数量的角度来研究服务业的就业效应，而较少从质量角度来进行考察。与其他部门所带动的就业相比，服务业就业具有哪些不同的特征？不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服务业的就业功能。(3)从促进就业的角度看，未来服务业究竟应该朝哪个方向演进？对这个问题，人们只是从规范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而缺乏实证材料的佐证。见仁见智的结论未免会顾此失彼，政策价值受到削弱。 鉴于此，本文余下部分将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三、理论分析框架 我们将借鉴Baumol(1967)的模型来进行分析。假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即生产率进步部门和滞后部门，前者通常以工业部门为代表，用下标1表示；后者以服务业部门为代表，用下标2表示。Baumol(1967)假设滞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绝对停滞，即增长率
为零。但这过于绝对，因为停滞部门与进步部门是比较而言的，实践中其劳动生产率可能会以一个较慢的速度增长，但很少会绝对不变，因此我们并不限定
绝对为零，只假设它比进步部门的增长率
低。假设除劳动要素外，其他要素的作用是固定的。令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产出分别具有如下的形式：
上式中，
为常数项，ζ为服务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γ为服务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W为工资，则个体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为：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对两部门来说，分别为：
，二者相除可得：
上式为后续实证分析奠定了基本框架，左边代表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增长率，右边由三个部分组成，它们决定了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的三个可能来源，即随机扰动因素ε、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滞后于工业部门的程度
-
。后两项是检验的核心，从其系数情况可以判断出四项内容，它们能大致勾勒出服务业的发展前景与就业增长机制。 这四项检验内容是：(1)如果
的系数显著为正，即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对服务业就业发挥了正向作用，则说明，从整体上讲服务业的生产型特征明显，因为相对于消费服务业来说，生产服务业与工业劳动生产率是紧密挂钩的。否则，说明服务业的生产型特征不突出。(2)如果
-
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服务业生产率的滞后特征对其就业增长发挥了正向作用；否则，说明服务业就业增长并非源于生产率的滞后性。这是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核心内容。(3)如果
的系数显著，则说明需求收入弹性是显著不同于1的，从(9)式的系数情况看，需求收入弹性应该等于1加上该系数：如果它大于1，则说明需求收入弹性是富有弹性的，即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服务业需求会以一个更快的速度递增，服务业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反之亦然。(4)如果
-
的系数显著，则说明需求价格弹性是显著不同于1的，从(9)式的系数情况看，它应该等于该项的系数减去1，如果其绝对值较小，则说明服务业需求对价格反应不灵敏，这时，容易产生服务业产品的高价格；反之，如果需求价格弹性较高，则服务业只能依托低价格来谋求竞争优势。 四、服务业发展趋势及就业增长机制的检验结果 我们将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来展开分析，其中，截面单元为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鉴于西藏、青海的特殊性，将其从样本中剔除，这样，共有29个截面样本。基于以下两点考虑，我们将选择2003-2011年为样本期：(1)自2003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供给条件开始发生变化，企业改变要素投入结构可能会出现变化。(2)考虑到就业统计口径的统一。在2003年之前，《中国统计年鉴》都会公布各省分行业的就业总数，但此后没有再公布这一数据，取而代之的是分行业城镇单位职工人数及个私单位就业人数。样本期选择2003年之后可以避免统计口径不一致所带来的影响。职工概念是相对于个私就业人员的，通过二者相加，可得到各行业就业人数的近似值。 在实证分析时，除了要分析服务业整体情况，还要对服务业进行分类比较。而服务业分类有多种分法，比如，按Browing和Singleman(1975)的四分法，服务业可分为生产服务业、消费服务业、流通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后人对这一方法的最主要批评在于流通服务业有很大一部分是为生产服务的，特别是在今天分工日益精细化的情况下，流通运输作为一个独立行业，已日益成为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中间投入部分，所以人们又将流通业合并到生产服务业中，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三分法，即生产服务业、消费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格鲁伯和沃克，1993)。当然，这些方法并不能严格界定某一服务业到底是生产型的、消费型的还是公共服务型的。以流通运输业为例，它既为工业生产服务也为居民最终消费服务，并不能严格排他。为解决这一问题，Goodman和Steadman(2002)又提出了一种混合分类法，即利用投入产出表将服务业中间需求高于60%的部门界定为生产服务业，低于40%的部门界定为消费服务业，介于二者之间的界定为混合服务业。这一方法的主要缺陷是临界值标准的选择具有太强的主观性，缺乏客观的依据。 鉴于此，我们将不采取严格的计算分类的方法，而是参照目前通行的做法，按ISIC第三版的行业标准，结合中国的经验实践，对服务业做如下分类。
对于服务业整体，我们用第三产业来代替，并按表1的标准，区分生产服务业、消费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分别进行分析。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用增加值除以就业人数得出，其中增加值折实为以2003年为基期的可比水平。各服务业行业的就业份额用其就业总数除以它与工业就业的总数得到。各服务业就业总数用其所包括的各行业的数据加总即可得到。基于(9)式的检验结果如下。
依据前述的推导原理，再结合上表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计算出各类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具体如下表所示。
由表3可见，从总体上讲，中国服务业需求收入弹性为1.089，这与富克斯估计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服务业收入弹性为1.12的结果基本接近。按Summers等(1985)的估计结果，20世纪70年代34个国家的服务业收入弹性的浮动范围是0.912～1.458，上述结果也大致在这个范围内。不论如何，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说明人们对服务业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收入增长速度，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其中生产服务业的弹性最大，为1.16，消费服务业次之，为1.108，这也验证了前面关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服务业将进入发展快通道的判断。特别地，随着工业化进入高加工度化阶段、工业结构升级以及分工的细化，中间服务的需求会快速递增，这将为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至于消费服务业的发展，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服务业消费代表一种更高层次的消费，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符合恩格尔定律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揭示的消费的基本演进规律。 关于需求价格弹性，表3显示，中国服务业整体是缺乏弹性的，只有-0.69，这大致可以验证，低的价格弹性能够为低效率的服务业提供生存的土壤，特别是公共服务业最为明显。对于生产服务业来说，价格弹性低的原因可能在于工业客户更关心服务质量而不是价格水平。公共服务业的低价格弹性则可能源于其公共产品的属性，既然个人不必为其付费，抑或即便由政府付费，但缺乏自然人属性的产权主体来关心成本—收益的计量，价格就不会是一个重要的权衡因素。消费服务业则不同，付费主体是个人或家庭，人们对价格的敏感性要更大一些，价格弹性会更高，从表3可以看出，达到-0.885。这决定了消费服务业的竞争将主要是围绕低成本、低价格来展开的，实践中，它们所从事的大多是低端服务业，也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场所。 现在回到表2。对于全体服务业来说，
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从整体上讲，工业效率提升与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服务业并非以生产服务业为主的特征。生产服务业
的系数显著为正，为0.16，说明工业生产率增长能显著带动生产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其内在的机理是很清晰的：工业生产率要增长，就必须依托诸多的中间生产服务的投入来支撑，比如信息网络的构建，而中间生产服务投入的增加会刺激这些行业的就业增长。消费服务业、公共服务业
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工业生产率增长不能明显地带动它们的就业份额增长，毕竟，它们与工业生产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由于中国服务业仍以消费服务业、公共服务业为主，生产服务业的占比较低，所以，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服务业就业份额变动轨迹脱离工业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服务业落后的一个典型特征。 现在来看
-
项的系数，表2显示，对全体服务业而言，该系数显著为正，为0.31，说明从整体上讲服务业效率的滞后程度越大，就业份额增长越快，这与鲍莫尔-富克斯的预测基本吻合。对生产服务业来说，
-
项的系数不显著，说明生产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并非源于生产率的滞后性。究其原因，生产服务业是致力于提高工业部门生产效率的，除交通运输等少数几个行业外，多数行业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本身就具有较高的生产率特征，相对于工业部门来说，其生产率滞后性应该是不明显的，甚至是反超的。因此不应构成就业份额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对消费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来说则不同，消费服务业的多数行业属于传统行业，生产率滞后特征较为明显；而公共服务业的供给主体是政府等公共部门，制度因素、委托代理问题等往往会引发低效率。所以，这两类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增长完全有可能源于生产率的滞后特征。表2显示，消费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
-
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就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生产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增长不是源于效率滞后性，那么可以断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促进生产服务业升级，不会带来“效率吞噬就业”问题。相反，它还可以创造更大比例的高质量就业岗位，为解决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高端劳动力的就业做出贡献。 五、基于就业弹性的进一步验证 上述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检验可以证明，未来服务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以及国民经济的就业结构有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但它还不足以证明服务业的发展是否一定会比工业部门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通过估算并比较各部门的就业弹性来做进一步的考察。 所谓的就业弹性是指，产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带动多少个百分点的就业。目前较为常用的计算方法是点弹性或弧弹性方法，它是用考察期内(连续两年或若干年之间)就业变化的百分比除以产值变化的百分比。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但也有很大的缺陷：(1)由于它计算的是每一年的就业弹性，而各年之间的弹性可能会相差很大，这使人们对就业弹性的大小很难做出稳妥的判断。(2)这种方法计算的只是当年就业的变化，但我们知道，从产值变化到就业变化可能需要一个传导的过程，当期产量减少并不一定会立即引起当期就业的减少。传统计算方法考虑的只是对当期就业的影响，滞后影响可能会被忽略掉。 为了克服上述缺陷，我们将借鉴丁守海(2009)提出的一种方法，利用回归方程来进行估算。这一方法的主要特点在于考虑到就业的滞后调整特征。我们知道，当一个企业的产量发生变化时，最优的劳动投入量也会变化，这既可以通过调整雇佣人数(泛化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调整每个人的劳动时间(深化方式)来实现，前者会影响到雇佣量，后者则不会。如果企业必须通过泛化方式来调整劳动投入，也不是能一步到位的，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比如劳动管制法规对企业裁员的提前申报规定)，从实际雇佣量到最优雇佣量的调整往往是分期进行的，对此，人们通常用Koyck形式的滞后过程来描述它。多数研究表明，雇佣量的滞后调整一般在两年内就可以完成(Pehkonen，2000)，因此，在就业方程中可以引入滞后两期的变量。 基于上述思想，我们可构建如下的就业方程：
被解释变量lnE为各部门(或分行业)就业人数的对数，lnQ为各部门(或分行业)增加值的对数，其系数
表示当期产出变化的百分比导致当期就业变化的百分比，即短期就业弹性。
和
为就业的滞后一期与两期变量，它们代表以前的就业量会影响到当前的就业量，这是一种滞后的就业调整力量。所以，这两个变量前的系数越大，说明就业调整的滞后性越强。考虑到即期效应和滞后效应的综合作用，长期的就业弹性应该是：
。 z为控制变量，主要有三类：一是该部门(或分行业)平均工资的对数lnw。工资不仅会影响劳动供给，作为成本，它也会影响劳动需求。从年鉴中可以获取各省分行业职工工资的平均数，尽管这不能反映个私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但在均衡条件下个私就业人员工资应该会与职工工资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换言之，全体人员的平均工资应该是职工工资乘以某个稳定的系数，因此用职工工资来代替行业工资水平，应该不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对于工业部门工资来说，由于制造业的就业份额达70%以上，就用制造业工资来代替之。二是时间变量t及其平方，引入这两个指标主要用来反映非线性的技术变化趋势，而技术因素会影响到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三是地区哑元变量
和
，如果某个省居于中部地区，则
取1，
取0；如果居于东部地区，则相反；如居于西部地区，则均取0。我们知道，我国东中西地区的制度环境不同，资源配置机制也不同。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中西部地区的行政干预力量可能更强，这也会对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产生外生的影响，引入这两个哑元变量主要是为了控制住这种影响。 同样，出于样本容量问题的考虑，模型(10)也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其中，截面单元和时间序列与模型(9)相同。我们将分工业、服务业分别对(10)式进行估算，同时在服务业内部比较消费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的情况。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对于上述的各面板数据模型，我们先分别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然后再利用Hausman指标进行选择。以工业部门的就业方程为例，其Hausman值为19.38，它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两个模型的估测结果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为保证估测结果的一致性，应接受固定效应模型的估测结果。与此类似，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也均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但对消费服务业来说，Hausman值为-0.503，即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它也不能拒绝两个模型的估测结果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为保证估测结果的有效性，我们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的估测结果。 由表4可见，在工业部门的就业方程中，lnQ的系数为0.113，依前述原理，这代表了短期就业弹性，只反映即期影响。
的系数为0.289，
的系数则不显著，这说明滞后一年的就业量会影响今年的就业量，但滞后两年的不会。据此，我们可以计算出包括滞后影响的长期就业弹性：0.113/(1-0.289)=0.159。类似地，根据表4的结果，我们可以分别计算出服务业、消费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的短期就业弹性和长期就业弹性，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不管是短期就业弹性还是长期就业弹性，服务业都要明显高于工业部门，工业部门的短期就业弹性和长期弹性分别为0.113和0.159，服务业则达到0.171和0.272。而在服务业内部，消费服务业的就业弹性最大，短期就业弹性和长期就业弹性分别为0.18和0.315；生产服务业分别为0.16和0.239；公共服务业的短期就业弹性不是很大，为0.149，但长期就业弹性高，达到0.286，仅次于消费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的这一差异与其就业调整速度慢有很大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下面还将做进一步的讨论。 简言之，如果将产值波动的滞后影响全部考虑进去，消费服务业的就业弹性大约是工业部门的2倍左右；生产服务业稍低一些，但也能达到1.5倍左右；公共服务业则介于1.5～2倍之间。在未来的时间里，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步向服务业转移，那么，国民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必然提高，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服务业发展除了能大幅带动就业外，还能减缓产出的波动对于就业的冲击，这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对于这一作用，我们可以用就业调整速度来测度。在前文中我们已测算出各行业滞后一期与两期的就业变量的系数，即
和
，它们代表前期就业量对当期就业的影响，也就是就业的滞后效应，因此，各部门的就业调整速度可以用1-
-
来表示。 如表6所示，工业部门的就业调整速度为0.711，这意味着产出变动导致的就业量变动有71.1%能在当年完成，且滞后调整只有一年。而服务业的就业调整速度为0.629，就是说，服务业产出波动导致的就业变动只有62.9%能在当年完成，且就业调整的滞后效应一直会延续到第二年，这说明服务业的就业粘性较强，其产出波动传导到就业上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 而在服务业内部，三大服务业的就业调整速度也存在较大差异。消费服务业的就业调整速度低于服务业整体，为0.572，且第二年的调整效应仍然显著；生产服务业的就业调整速度高达0.67，滞后调整只延续一年；公共服务业的调整速度最慢，只有0.521，且滞后影响会延续到第二年。 对于工业和服务业就业调整速度的差异，可以用资本构成来解释。工业部门对固定资本的依赖性较强，而固定资本的专用性又比较强，一旦产量削减，设备很难用作其他用途，设备闲置会立刻释放出劳动力，因此，从产出到就业的传导速度快。与此相反，服务业对于固定资本的依赖性较低，主要投入要素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调整比较灵活，当产出下降时有更大的调整空间，因此，从产出到就业的传导较慢。至于服务业内部三大服务业的就业调整速度的差异，也是容易理解的。生产服务业是为工业部门提供中间服务的，其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较强，一旦该类服务的需求减少，转换人力资本的用途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因此产出波动对就业的传导会更快。而消费服务业的劳动力多以体力劳动者为主，对这类劳动者进行简单培训来转变其用途的成本比较小，因此，在这类服务业在产出波动后未必就急于调整雇员规模。公共服务业的就业调整速度最慢，这可能与制度因素有关。公共服务业多属于公有产权性质，特别是国有性质的公共服务业部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机制带有较强的行政特色，产出波动对就业的传导过程可能会被人为地放缓，尽管这可能会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稳定就业的作用。 六、结论性评语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就业压力一直很大，这倒逼国民经济必须维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但近两年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那就是，虽然经济增速在回调，就业形势却依然保持向好的局面，其中服务业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未来中国能否凭借服务业的发展来长期促进就业增长呢？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可行性。我们首先基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检验了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就业增长趋势，又进一步利用就业弹性方法比较了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主要结论如下： 1.基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检验证明，中国服务业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这意味着服务业需求的增长速度将超过收入增长，服务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一直以来，中国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随着中国进入转型的加速期，服务业发展与升级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向高加工度化阶段推进，生产服务业的需求日益旺盛；另一方面，随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对消费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 2.基于就业弹性的分析表明，服务业发展将带动就业的大发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相对于工业部门来说，中国服务业的就业弹性处于较高水平，如果考虑到滞后影响，消费服务业的就业弹性是工业部门的2倍左右，生产服务业也能达到1.5倍，公共服务业则介于二者之间。经济发展重心向服务业转移能更大幅度地刺激就业。其次，相对于工业部门来说，服务业产出波动对就业的传导速度更慢，时滞更长，就业粘性更大，这能有效地缓解经济起落对就业的冲击，维护就业的稳定性。可以说，服务业既能充当国民经济的就业海绵，也能充当稳定就业的减震器。 3.未来服务业发展仍需保持新兴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并进的格局，不宜过早偏废传统服务业。中国目前的新增就业压力主要源于四个群体，即农民工、大学毕业生、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和退伍军人，其中，前两个群体占据了绝对数量，是重中之重。由于素质和技能限制，农民工就业主要靠以消费服务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来解决，大学生就业则主要靠依托生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来解决。但基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检验证明，传统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确实源于生产率的滞后特征，因此对这些行业来说，在一定时间内，至少在农民工等低端劳动力的素质没有得到大面积提升之前，仍有必要保持其目前的生产率特征，而不必急于进行改造或效率升级。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生产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与生产率特征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对这些行业来说，可以大胆地进行产业升级，而不必担心“效率吞噬就业”的问题，它们能从增量角度优化就业结构。 ①资料来源：“中国上半年新增就业725万，就业形势稳定”，汇通网，2013年7月16日。 ②李克强：“中国人均GDP6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新华网柏林，2013年5月29日。
标签：需求弹性论文; 生产效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