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科学社一项颁奖的追踪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社论文,对中论文,国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中国科学社1930～1940年间颁发的“高（君韦）女士纪念奖金”，是由中国民间科学社团依靠个人捐赠基金，通过《科学》杂志宣传、组织、评选和传播大学生及青年教师优秀科学成果，取得良好成效的范例。本文收集当时材料，并追踪获奖者日后的发展情况，及其对科学事业的突出贡献，论证这种奖励形式在今天仍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1 缘起
中国科学社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团体（1915～1960），也是本世纪中国科学界设置奖金最多最早的学会之一。在该社成立15周年作一回顾时，被列为奖金第一项的是“高女士纪念奖金”。“系社友高君珊女士捐赠，用以纪念伊亡妹，本社社友高君韦女士之奖金，为现款一百元，金奖章一枚。每年征文一次，其题目范围限于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及地学五科，每年轮流择定一种。应征者以现在国内大学及专科学校内学习纯粹科学及应用科学者为限”。[（1）]那时该社还有另外两项奖金，一为考古学奖金，自1930年起每年颁发一次，由北平社友捐赠，金额也是一百元；二为范太夫人奖金，由范源濂、范旭东捐款纪念其母，“限于资助本社生物研究所之研究员，每年五百元。”因此，这两项奖给的范围比前者面狭。
高君韦逝世时，《科学》杂志曾有介绍。她是福建长乐人，高梦旦的次女，幼时入上海爱国女学，又在民立女子中学和圣玛利亚书院卒业，入沪江大学，学习二年，1924年秋转入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食物化学，两年半内连获学士、硕士学位，1927年3月返国任教，“成绩斐然，荣誉交至”。1927年8月应燕京大学聘，不久患病，1928年1月26日逝世。她在求学时就“稍事译述，所著已出版者有《希腊小史》、《当代化学之进步》、《盲聋女子克勒氏自传》等文。若天假之年，对于科学之造就必有未可限量者，乃竟早逝世，惜哉！”[（2）]
确实，象她那样文理兼长的女硕士，在当时中国真寥若晨星。她的《当代化学之进步》起因于1926年夏季，她参加哥仑比亚大学化学系暑假新设的该项专题讲座。该校聘请了26位化学名家，以100美元／小时的酬金，共计讲了29个专题，历时6个星期，主讲人有美国化学会会长诺里斯（James F.Norris）、荷兰化学家德拜（P.Debye，后获诺贝尔奖）等。高君韦记录整理，“聊述一二，以飨国人”，并注明该文未完，“待续”。[（3）]
高女士的父亲高凤谦（1869～1936），号梦旦，1893年任浙江大学堂总教习，后任留学日本十人监督。他思想敏锐，学问精博，“淡于荣利”，“以教读自给”。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看中，邀他参加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部长，升编译所所长、出版部部长，是《辞源》的主要编撰者之一。高女士的姐姐高君珊，留学美国，担任过中国科学社北美分会的联络人。可见高君韦出身书香门第，为传播科学而具备着学贯中西的良好条件。
1928年高君珊“捐赠本社银一千一百元”，“并指明此款为著作奖金之基金”。对此，中国科学社特制订“高女士纪念奖金征文办法”，1929年连续在《科学》杂志上刊登。要求“应征者就征文所定学科，著作论文一篇，字数应在三千以上一万以下，撰文材料务求充实、新颖、真确；文字务求明显、条畅、通俗。凡抄袭、翻译与曾在别处发表之文字，俱不得当选”。该社“并组织征文委员会，主持征文及审查文稿事宜”，“委员会收齐文稿后，即请专家评定甲乙，及决定当选之人”，“征文当选之论文即在本社所刊行之《科学》杂志内发表”。“凡征文虽未当选，而其文字在本社认为有价值者，亦得在《科学》内发表，并酌给酬金”。[（4）]考虑得很周到。
2 情况
第1届（1929年度）“论文题目限于化学，应征者共计八人，业由征文委员会王季梁（按：王进，中国科学社理事会会长，《科学》编辑部主任）、曹梁厦、宋梧生等，将各论文详为评定……以北平燕京大学学生刘席珍女士所著《海参之分析》当选。……其他如东北大学学生吴诗铭君《宇宙三元论》、协和大学学生方先之君《化学对于今日医学之进步》及浙江大学工学院学生陈毓麟君《芡菱鞣革》三篇，亦均充实新颖，为极有价值之著作。惟奖金只限一名，故另由本社给予酬金，并择期在本刊内发表，以示嘉奖。”[（5）]该年基金利息104.5元，实际奖金190.97元（因包括金质奖章），由该社补足。
《海参之分析》发表时以显著地位标注“高女士纪念奖金征文首选”，并介绍作者刘席珍是“江苏南京人，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第一年”。[（6）]还刊登了她的小照。她与高君韦同校、有共同的研究学科（食物化学），又同是女性，她的获奖具有多方面的纪念意义。该文“引论”称“相传海参在补品上之位置几与燕窝等，执是之故，海参之分析，实为重要。然艾德夫博士（W.H.Adolph）曾略事分析海参，然于其灰之成分，尚无仔细之研究，是以此篇之作，或可补艾博士之不足欤？”然后介绍“试验之手续”，各种方法。她的结论是：海参：“一、含蛋白精及矿物甚多，故可称为补品。二、Na，Cl在海参内……其百分算（比）皆甚高。原因，生于盐水中……。三、汤多是胶性，盖因含胶体甚夥也。四、艾德夫与予之结果之比较……。”她举出了两组不同的数据。最后肯定海参为营养品。
第2届（1930年度）“首选论文”是《原子结构之蠡测》，作者戴晨，“江苏吴县人，苏州东吴大学第四年”。编者加上按语：“本文曾经审查员吴有训先生略加修改。吴先生意谓戴君此文述汤姆孙原子理论太详，于人工原子分解（artificial disintegration）及同性异量原子（isotopes）诸部太略，且卜安（Bohr）的理论及斯通脑（stoner）等的电子分配表亦未列入，似嫌不合，但为保存原文真面目起见，未便代为加入云。”[（7）]
作者的“绪论”提到，关于原子结构，“各种新发现逐渐多”，“本篇搜罗诸家之说，述其大概”。“结论”也指出，“原子之结构，究未能实地观察。前论种种，尚多臆度之言也……故名我篇为蠡测云”。确实，当时中国高等学校对于原子结构的实验简直难以进行，要他提出个人创见也是不现实的。
1931年度应征求生物学论文，但因各种原因未能评审，故1932年空缺。
第3届（1933年度）征求地学论文，《“广州三角洲”问题》获得首选。作者陈国达，“广东新会人，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地质系第三年”。该文分为“一、引言。二、概说。三、‘广州三角洲’之地质。四、‘广州三角洲’之造成。五、‘广州三角洲’地形之分析。六、‘广州三角洲’名称之否定。七、珠江口无三角洲之原因。八、结论”。全文指出这个地区“有三分之一面积为时代古远之各种岩石所成之山岳”，“冲积平原实乃一极薄之冲积层积于红色岩似平原低部之上而已”，“实非一三角洲”。“其原因为海底沉降过速，沉降物不能显露于水面。”[（8）]这是作者的新发现。
第4届（1934年度）征文首选是《双曲线之特性》，作者李森林，“湖南桂阳人，现年二十三岁，国立武汉大学数学系三年级学生。”他的“绪言”申明，“兹所谓特性，乃双曲线于一般圆锥曲线公共性质外所具有之性质。”[（9）]文章一共找到了39条性质，一一加以证明。当年担任评委的姜立夫教授很感兴趣，因为有些性质是他都不知道的。
这一届还有严冰人的《数字颠倒之一概性》虽未获奖，也被选登。
第5届（1935年度）征文首选是《重氢与重水》，作者华国桢，“江苏无锡人，现年二十二岁，国立浙江大学化学系四年级学生。”[（10）]他在“引言”中指出，“近几年来……同位体（按：同位素）化学是进展得最急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尤莱氏（Urey）的发现重氢，正可以比哥仑布的发现新大陆，因为他替化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正待着我们去添植和扩充哩！”全文包括“氢同位体之发现与制取”，“重水之制造”，“重水之性质”，“重氢在理论化学上的重要——原子转换”，“结论”几部分，他最后预计，“今后重氢原子的研究，自然偏重于理论化学上撞击弹丸、原子转变这一部分。重水的研究，自然偏重于大规模的制造法以及性质的应用这一方面”。这篇文章与戴晨的文章类似，属于综述性质，全文引用文献57处，约20余种，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科学》杂志编辑部在上海租界中坚持出版，但广大社员多已转入大后方，征文和评奖一时中断。直到1939年，《科学》上重新出现征文信息，作者对象扩展到青年助教，决定下年评审数学科论文，推出熊庆来、姜立夫、江泽涵为评审委员。
1940年7月份，1939年度的征文揭晓，“结果由闵嗣鹤君之《相合式解数之渐近公式及应用此理以讨论奇异级数》与王宪钟君之《线丛群下之微分几何学》二篇论文当选，平分奖金。又龙季和君之《迷向坐标及其应用》一篇内容亦佳，改由本志发表，并致稿酬。”
闵嗣鹤是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助教，这时为陈省身讲授的黎曼几何担任辅导，并参加华罗庚领导的数论讨论班。这篇论文已涉及当时解析数论的核心，得到了完整的均值估计，进而对“相合式”（同余方程）的解数推得渐近公式，比著名的莫德尔（L.J.Mordell）估计所能推得的任何渐近公式都好，而且在多项式华林（Waring）问题上还有重要应用。[（11）]
王宪钟是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三年级学生，他的论文在“引言”中指出“几何学之目的为讨论图形在一变换群下之不变的性质”，“绵续单群”可分为“投影群（Projective Group）”、“广义正交群”（Generalized Orthogonal Group）”、“线丛群（Simplectic Group）”，前二群下的微分几何学“巍然成为专科”，“唯线丛群下之微分几何学，着手较难，据作者所知仅有Noth于Leipziger Berichte（1904）P.19之一短文论及之。本文目的在创立线丛群下之曲线论与曲面论，以期弥补此缺陷。文中所采用之方法与符号都根据于年来Cartan所发表之论文。”[（12）]这是王宪钟参加陈省身领导的微分几何学讨论班的成果，已能直接引用当代著名数学家嘉当（H.Cartan，1904～）的近期工作了，填补了国际数学界的一个空缺。
龙季和那时也是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助教。
1940年底，《科学》杂志介绍“本社科学奖金。何育杰物理学奖金2名，高君韦化学纪念奖金1名，梁绍桐生物学纪念奖金3名，爱迪生物理学纪念奖金2名，北平社友地质学及考古学奖金2名。各给国币一百元，附本社奖状一纸。”[（13）]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中国科学社仍在顽强奋斗，继续鼓励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可惜，这届高女士纪念奖（化学奖）未能评出，因为当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科学》杂志已无法在上海出版，辗转迁徙，拖延了时间。后来更因通货恶性膨胀，钞票严重贬值，基金已不起作用，便没有再征文了。
3 追踪
历届高女士纪念奖的获得者，其基本情况：
刘席珍（1905～ ），1929年本科毕业，1931年获硕士学位，长期从事生物化学教学与研究，著有《生物化学》、《红薯的营养价值》等，是中国药科大学药学院教授。[（14）]她在致笔者信中回忆，当年她还在《Chemical Analysis》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她的不少工作都与分析食物的营养成份有关，这与早年的研究基础是分不开的。
陈国达（1912～ ），1930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1931年完成《广东新会县地质之研究》，获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矿产研究奖金，1934年毕业论文《广东之红色岩系》再获北平研究院奖金。并申请到洛克菲勒文化基金会奖学金，被选送北平研究院当研究生。他的“三角洲”问题蕴蓄引发的红色岩层、海岸沉降观念，地壳升沉交替、动定转化递进认识，给出了后来创立“地洼学说”（大地构造的第三大学说）的基础，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5）]现为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中科院长沙大地研究所荣誉所长。
李森林（1910～1995）在1932年考入武汉大学，在汤璪真、刘正经等教授的启发下，擅长几何学，当年已连续在《中等算学月刊》等处发表文章，以后在微分几何学、常微分方程和泛函微分方程的定性和稳定性研究方面，取得一些国内外领先的成果，这与他的几何学功底是颇有关系的。[（16）]长期任湖南大学教授，已故。
闵嗣鹤（1913～1973），江西奉新县人，读大学时已在《数学季刊》、《师大月刊》上发表几篇习作。1941～1944年间与华罗庚合写几篇论文。1945年10月以庚款留英，1947年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参加魏尔（C.H.H.Weyl）的讨论班，1948年回国。陈省身为《闵嗣鹤论文选集》题词：“嗣鹤在解析数论的工作，是中国数学的光荣。”陈景润的（1+2）论文，就是从1963年到1972年不断与闵嗣鹤讨论并由他最后审定的。他还培养了尹文霖、潘承洞、严士健、潘承彪等一批数论名家。[（11）]长期任北京大学教授，已故。
王宪钟（1918～1978）祖籍山东福山，长于天津。在南开中学时写过非欧几何的自学心得，在校刊发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在西南联大转入数学系，1941年毕业，在陈省身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1945年考取庚款留学，1948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博士学位，1949年去美国任教。他的成就“主要有纤维丛、李群和齐性空间方面的研究等”，例如“王序列（Wang—sequence）”，“两点空间”的分类，“可解流形”的创始工作，古典微分几何方面的工作等，都蜚声国际数学界，[（17）]“线丛群”问题就属于后者。王宪钟曾在美国多所著名大学任教授，曾当选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士，已故。
至于戴晨和华国桢，笔者经多方打听，迄今没有查到他们的下落。
4 分析
兹将历届情况及后来的发展列表如下：
不难看出，凡知道下落的获奖者，后来都成了大器。这说明“高女士纪念奖”因其多学科性、鼓励性、基础性、权威性、公正性、竞争性，在当时备受年青学子青睐，吸引了众多的参赛者，并从中确实发现了杰出（或比较杰出）的人才，它的执行是很成功的。
它在非常严峻的社会条件下坚持了十一年，反映出其组织工作、宣传工作、财务工作都做得很出色。这得益于中国科学社本身组织系统和《科学》杂志编辑部门的密切配合，以及分布在全国各高校的热心社员们的积极支持，有些社员还对参赛者进行了指导，特别是担任评委的权威学者们悉心尽力，对奖掖后进不遗余力。
征文对象划定为大学学生（后扩展到助教），既保证了它的群众性，又提供了它的相对先进性，因为参赛者都已是三、四年级学生或研究生，拥有较扎实的基础知识，平时还进行过一定的研究，甚至发表过论文，可以拿出较高水平的成果。
奖励在物质上较为丰厚，在精神上（如刊登论文，附印小照，广为传播）也有很好的强化作用（使他们坚定地献身科学）、优化作用（使他们力争上游）、表率作用（保持先进，成为同龄人的模范），收效很大。
在旧中国落后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反动政府不关心科学，而由民间社团担当了这样的任务，以捐赠基金、组织评奖等方式，保住了中国科学事业的新生力量的一线生机，难能可贵，功德无量。这种鼓励大学世界参加全国性科学竞赛的活动，我们现在仍开展不够，应当从“高女士纪念奖”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示和借鉴，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更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