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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反危机政策实质就是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在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出台后，2010年中国就碰到的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经济有过热倾向及物价水平不断走高等问题，实际上都与需求管理的传统政策手段运用有相当关系。任何一个经济体，只要一段时期内总需求扩张速度过快时，总供给层面会出现跟进速度不协调问题，并首先在国民经济的短板方面表现出来，中国多年以来的经验是每当总需求增长加速时，能源交通会首先成为瓶颈，在本轮经济刺激计划推出后它具体表现为2010年电力供应紧张煤炭价格特别是电煤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铁路运力不足等方面，而房价和菜价的大幅上涨则与能源交通这些国民经济扩张期的历来短板有相当差别。
多年的房价和物价都是有涨有跌。即使是近两三年始终居高不下的房价本身也没有泡沫一直涨大的内在规律，尽管近年来遏制房地产泡沫的新政出台了两次，在这种背景下，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仍表现出和中央政府顽抗的博弈决心，但中央政府手中仍有政策“子弹”，例如杀伤力极强的房产税和旨在改善供给的一些有效政策，这些待动用的政策“子弹”一旦发射，我相信，全国一二线城市的房价都会出现应声回落现象。
物价在中国多年的主推因素都是菜价。2010年菜价明显大幅上涨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大量城郊并入城市，使得全国数以百计千计的原来以蔬菜为主要产品的供应基地变成高楼林立的城市，加之每年又有一千多万农民涌入城市谋求就业，所以，生产基地种菜的人少了吃菜的人却一味增多，一二线城市距蔬菜生产基地越来越远，加之燃油涨价、公路乱收费乱罚款等因素人为阻滞了蔬菜与需求城市之间的供应通道，流通成本不断加大，这些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蔬菜及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长期推动因素。2010年中国各地自然灾害偏多，韩国日本等国蔬菜需求激增，这些可视为蔬菜价上涨的短期推动因素。
面对这两类因素，我们应当以平和的心态去研究解决办法。对长期因素应采取一些制度的对策，对短期因素则应采取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来解决。解决通胀的目的是让老百姓满意。而老百姓又分为城乡两类。农产品涨价，城市者百姓怨声载道而农民则拍手称快；物价下跌，城市老百姓笑逐颜开，而农民则会叫苦不迭。所以在农产品在蔬菜价格上涨问题的应对上不宜采取简单的只考虑一方利益不考虑另一方利益的政策措施。我个人认为，对农产品的价格的上涨应抱容忍态度，这样才能在中国这种小户自耕农制度下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然，中国2010年年初也出现了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但农民获得利益太少（只有10%左右）大部分利益被流通领域的从业者包括投机者拿走的问题。这种不正常局面必须校正。
如果农产品大幅涨价、涨价的大部分好处又被农民兄弟获得，这应当是好事。我们不是口口声声地说城市反哺农村吗？用市场机制来反哺比我们喊一千个口号更有力。那么，怎样确保农产品涨价大部分利益能为农民获取？我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建农贸市场让农民变成自己产品的直销者，如果农产品运输都走绿色通道，农民在农贸市场免收摊位费，全国务大城市在建立了数量足够多的农贸市场后，大中城市的菜价用不上半年就会大幅下跌。我自己有过体验性调查：我附近的四海桥农贸市场里面的青菜价格比憨邻福超市内的菜价大都便宜50%以上，比易初莲花等大型超市的价格便宜得就更多。所以菜价农副产品价格这类在中国CPI中贡献度极大的商品价格控制，措施极为简单：只要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大城市每个城市再建200个左右农贸市场，让农民成为直销主力，CPI的遏制问题根本不困难。通过扩大农民直销比重刺激供给，供给大幅增加拉低价格，到最后城市老百姓也会很满意。政府在控制物价时首先让农民得到实惠，然后在蔬菜等农产品供给增长价格回落后，城市老百姓又会迂回地得到好处。
2011年，决策层预期通胀控制目标为4%，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这是一个中低水平的通胀率。资料显示，2010年巴西通胀率约为5.9%，俄罗斯约为8.8%，印度为8.58%，越南为11.75%，这四个经济增长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胀率均明显高于中国。所以，一方面我们要采取措施应对国内的通胀威胁，另一方面又要有开阔的视野和明智的政策思路，并避免两个极端倾向：一是避免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在农产品价格控制方面，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价格、扰乱市场的行为当然要坚决打击，但不能对蔬菜和某些农产品设定价格管制线，价格一旦管死就不能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终会影响供给；二是通胀一抬头就出现“人人深刻”现象，在一些所谓专家学者误导下大众将通胀的原因不恰当地归咎于央行货币超发，最后给正常的货币政策制定和调节造成不适当的压力。
公众舆论压力下，中国目前的确存在政策不当选择倾向，这个可能的政策偏向就是由2009年的极端宽松转向2011年的过度紧缩，尽管我们的货币政策已被冠名为“稳健”，但在实际操作中极有可能出现信贷指标管理过严、紧缩性政策工具运用过度及相应的监管过度等现象。
与各路人士口口相传的所谓流动性过剩、流动性泛滥的看法不同，据我观察，现在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资金在央行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率措施出台后已相当紧张。在2009年时，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大体维持在3.2%的水平上，但到2010年下半年，许多商业银行自行控制的超额准备金率已低至1.5%左右，也就是说央行再用惯用的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数量型工具实施紧缩政策已有触发商业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现在，同业市场一年期利率已达5.7%左右，这表明商业银行体系整体资金已经吃紧。
我十分赞赏央行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对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实施宏观调控必须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有保有压有松有紧区别对待的差异性货币政策，例如，在以通胀为主要敌人时，对商业银行支持农产品特别是有利于增加农副产品供给的相关行业的贷款就应当在指标考核时给出一个扣减系数，中央银行和银监工作人员只要吃得辛苦，我们的着眼于供给调整而不是简单无差别的一味宏观紧缩政策就一定能获得成功。
至于说通胀的外部输入问题，我想这倒不足为虑。由于中国经济业已融入全球化，国际的通胀压力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避免的，我们的政策工具篮子中还有一件一直舍不得动用的法宝——汇率，只要大胆运用这个工具，允许人民币明显升值，外部输入型通胀的负面影响就会大部分被抵消。
主编：王松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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